《趙正書》與西漢前期的秦末記憶
高中正
南京師范大學
摘 要：有關(guān)秦末的歷史記載，過去多依賴《史記》相關(guān)紀傳。利用新披露的北大漢簡《趙正書》，結(jié)合相近時代文獻中的零散材料，可呈現(xiàn)西漢前期人對秦末史事敘述的多樣性。本文第一部分通過分析當時人對二世繼位問題的不同表述，認為《趙正書》《過秦論》等的秦二世合法繼位觀念，應承襲自秦二世元年詔書一類，秦時胡亥為合法嗣位的官方話語至西漢早期仍有影響。第二部分對《趙正書》中的甘泉置進行考證，結(jié)合《史記》所記始皇出行路線，認為甘泉置即設置于咸陽附近的甘泉宮之置。最后對秦亡的部分細節(jié)進行考察，不同文獻對秦“外無敵”的一致表述以及章邯與秦廷的微妙關(guān)系等的記載，都豐富了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認知。
關(guān)鍵詞：《趙正書》；《史記》；秦末；西漢前期；記憶
秦末漢初的歷史事件，素來為人矚目。由于史料的匱乏，以往對這一時段歷史的認知，主要基于《史記》的相關(guān)記錄。2009年入藏北京大學的西漢竹書《趙正書》[1]，以秦始皇、李斯、胡亥、子嬰的言論為中心，講述了嬴政最后一次出游至秦亡的部分歷史細節(jié)，包括始皇帝之死、二世受遺詔繼位、誅殺李斯等事件。其中子嬰進諫及李斯獄中抗辯，跟《史記》有不少相似之處。而秦始皇出行的路線以及二世繼位事件的表述，則和后者有一定差異。對于兩書相關(guān)記述的異同，學者已有不少研究[2]。但對同時期其他文獻中的零星記載，似乎少有人注意。此類史料，往往會因新出證據(jù)的支持而得以凸顯價值。如果我們以《趙正書》與《史記》的異同比較為背景，將同時期相關(guān)零散材料一并納入視野，或能對西漢前期有關(guān)秦末的記憶獲取更為豐富的認知。
一、《史記》以外關(guān)于二世繼位合法性的記述
依照我們長久以來從《史記》習得的觀念，胡亥是由趙高和李斯詐為遺詔，扶持上位。因此，《趙正書》中有關(guān)李斯等建議胡亥繼位，始皇允諾的不同敘述，就成了讀者最為關(guān)心的內(nèi)容。巧的是，2013年，在《趙正書》全文尚未公布時，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9號井出土了一枚木牘，內(nèi)容是秦二世繼位元年十月發(fā)布天下的文告，其中明確記載了胡亥“奉遺詔”：
天下失始皇帝，皆悼（？）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事及書[3]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以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故罪，今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少徭賦擾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4]
由于文告的頒發(fā)者為秦二世，學者難免懷疑這是他出于“某種動機而歪曲歷史甚或偽造歷史”[1]。同樣，也有人根據(jù)始皇“惡言死”故不會給扶蘇遺詔“與喪會咸陽而葬”、“趙高無法亦不必矯詔”等原因，懷疑《史記》的可信度，認為“始皇帝在死前已立胡亥為繼承人”[2]。
平心而論，對于始皇帝遺詔的真相，持論的雙方，多是從情理上進行的推斷。在西漢早期就已有不同傳聞的情況下，今人想要還原事情的真相，無疑更有難度。胡亥是否為始皇屬意的繼位者，可能會是個長久的迷。
眾所周知，與其他正史相比，《史記》除了利用先代史書、官方記錄等較為可靠史料，還采納了不少“放失舊聞”及諸子百家語。對于始皇帝遺詔一事，正如宮崎市定所言，《史記》中李斯和趙高的密謀、趙高勸胡亥奪位的計策是“秘中之秘”，不容他人知曉，當事人更不會事后外泄。因此，《史記》中的相關(guān)記載，“無疑是來自后人的創(chuàng)作”。[5]
《史記》中的“創(chuàng)作類”敘述，還有很多。秦末戰(zhàn)亂頻仍，官方史料的散失在所難免。因此，這一時期《史記》的記載跟其他文獻抵牾，也很正常不過。在此僅舉李斯之死一例?！妒酚洝繁緜饔浂昶咴吕钏公@罪，秦二世下令將其腰斬于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zhí)，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而和《史記》時代接近的《鹽鐵論·貧富》則說他“及其囚于囹圄，車裂于云陽之市，亦愿負薪入東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眱蓵鴮λ沟奶幩婪绞?、地點及臨終語的記錄，都有不同，可見當時已有不同的傳聞。
《趙正書》跟《史記》間的一些記述差異也與之類似。兩書都特別提到，始皇帝臨終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僅有少數(shù)核心大臣、近侍的參與，較為隱秘。在始皇帝死后，作為幼子的胡亥，為了穩(wěn)固皇位，防止諸子、群臣的猜疑，無論是否奉承遺詔，秘不發(fā)喪、按原計劃從九原回咸陽，都是最好的處理方式。這種選擇，很可能是導致事件的相關(guān)細節(jié)，在之后不同的記述中發(fā)生齟齬的原因之一。按照《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始皇帝是在平原津得病，而《趙正書》的記述則是在“柏人”。相較之下，更為機密的始皇帝遺命事實，似更不容外泄。在無從得知內(nèi)幕的情形下，秦末到西漢前期，不同群體因利益取向，“制造出”不同的“真相”，也就不讓人感到意外了。
所以，《趙正書》與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詔書，當然不能構(gòu)成秦二世受遺命登基的證據(jù)鏈。二者的關(guān)系，只能有一種解釋：作為胡亥合法繼位的官方表述，秦二世元年詔書經(jīng)過了中央到地方的宣傳。而生活在距秦滅不遠，甚至很可能經(jīng)歷過秦統(tǒng)治的《趙正書》編者，對這類宣傳較為熟悉，由于無法接觸到上層的秘辛，所以在編造《趙正書》這類文獻時，自然地選擇接受文告宣揚的合法繼承說?！囤w正書》簡18說秦二世“又欲起屬車萬乘以撫天下，曰：‘且與天下更始?！迸c元年文告中的“朕將自撫天下”“與黔首更始”文句類似，也可作為這種宣傳在民間接受的明證。
通過分析《史記》有關(guān)“胡亥詐立”的記述，陳侃理認為這一故事的來源，可能是楚人以胡亥“不當立”[6]為理由反秦，漢興后，對漢朝法統(tǒng)有利，為“當時普遍且被官方認可的說法”，司馬氏父子最終采用此說寫進《史記》[3]。應當說，陳先生認為胡亥詐立由“反秦活動的蔓延不斷傳播擴散”、此種說法對“漢朝的法統(tǒng)”有利的意見，都很可注意。不過，西漢中期以前，胡亥“不當立”是否已經(jīng)成為最為普遍的觀念，仍有待考量。對前代滅亡的反思，貫穿了整個西漢時期。當時的儒生、文學，常常以此諷諫立說。相比于“尚刑”[7]的胡亥，“為人仁”且同情儒生[4](P3080)的扶蘇本應更符合他們的選立標準。但無論早于《史記》的《新語》《新書》《淮南子》《春秋繁露》，還是稍晚的《鹽鐵論》等，在或多或少對秦亡的議論中，卻鮮少涉及二世繼位合法性的問題。這可能表明，秦官方的二世奉遺詔繼位的宣傳，在西漢早中期大概還有不少的受眾。[8]
上引陳侃理文曾舉賈誼《過秦論》“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lǐng)而觀其政”一段，認為“看不出”賈誼有“胡亥不當立”的意識。此外，賈誼認為胡亥是始皇欽定嗣子的觀念，在他的《新書·保傅》中更為明顯：
殷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粽咧艹赏跤自隈唏僦?，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
《保傅》曾被《大戴禮記》《漢書·賈誼傳》采錄。丁壽昌曾認為《保傅傳》“乃古書，賈子錄之。猶《管子》之有《弟子職》也”，定縣八角廊漢簡亦有《保傅》一篇[9]。不管其作者為何，從上引文字言及胡亥身死國滅來看，此篇應為漢初文獻或至少被漢人改寫無疑。該篇的核心是討論太子的教育問題。其中以胡亥從趙高習獄法事為反面典型，認為“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并將胡亥與周成王相提并論，可見他也認可胡亥嗣位的合法性?！哆^秦論》說二世“與民更始”，也即二世元年詔書的“與黔首更始”。賈誼關(guān)于胡亥繼位的認知，大概同樣來源此類詔書。值得注意的是，漢昭帝五年曾下詔稱己“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jīng)》《論語》《尚書》，未云有明”[5](P223)，吳恂曾據(jù)《后漢書·張皓傳》“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認為《保傅傳》是“教太子禮儀之書，自當童而習之”[6](P32)。由此也可見《保傅》在漢皇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既然此篇不以胡亥為詐立繼位，那么從小承習《保傅》的漢室天子，對二世繼位的認知及態(tài)度，也就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總之，《趙正書》不同于《史記》的二世繼位表述，本質(zhì)上反映的應當是秦末官方話語在西漢初期的遺留。西漢早期去秦不遠，秦時對二世奉遺詔繼位的宣傳，到了漢初，應該仍有相當?shù)挠绊懥Γ蚨蔀椴簧偃说墓餐洃?。如果不是秦二世元年詔書以及《趙正書》的發(fā)現(xiàn)，今天的我們，想必很難注意到這一點。
二、記憶與想象之間——“白泉之置”小考
事語類文獻的書寫，固然難免加工與想象，但在表述上常常也無法脫離作者的歷史認知?！囤w正書》的編者，就在基于始皇出行的歷史事實加以虛構(gòu)，從而構(gòu)造出一幅充滿記憶與想象的出行路線。據(jù)《趙正書》所述，為了變氣改命，始皇帝最后一次出游天下。在返程途中，于柏人（今河北邢臺隆堯縣附近）患上重病。因自知命數(shù)將盡，于是隱瞞群臣，密令盡快抵達“白泉之置”。然而病情的進一步加深，始皇帝終于無法前行，所以在臨死前與李斯進行了一段對話，決定立隨行的胡亥繼位。
始皇帝死前想要抵達的“白泉之置”在哪里？值得我們注意。首先要交待的是，所謂“白泉”，實際是整理者的誤釋。陳劍先生已改釋為“甘泉”，通過一些學者的證據(jù)補充，結(jié)論已不可移易[10]。部分對《趙正書》進行研究的學者，對陳說未加措意，甚或?qū)Α鞍兹奔右躁U發(fā)，是不妥當?shù)摹?/p>
而注意到陳說的學者，或懷疑“甘泉之置”，是《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甘泉”侯國所在，即今天的河北滄州景城。當然，考慮到馬孟龍已指出“甘泉”侯國是“景”侯國的訛誤，持論者也承認“滄州說”僅是“猜測”。
所謂“甘泉侯”，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已懷疑有誤。馬先生的結(jié)論當可信。[7](P397)除卻咸陽附近的甘泉山、甘泉宮以外，目前還沒有發(fā)現(xiàn)以“甘泉”為名之地。陳劍先生通過對《趙正書》“其亟日夜揄，趣至甘泉之置”的分析，認為甘泉“必定距柏人甚遠”，而“需日夜兼程”才能趕到。我認為此說值得重視，“甘泉”應該就是距離柏人、沙丘迢遠，而靠近秦都咸陽的甘泉宮。
與上一次出游（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從上郡返回咸陽不同。這次的路程更為遙遠。按照計劃，嬴政將一路行至云夢澤，望祭虞舜，接著沿長江而下，到達錢塘，再至會稽祭祀大禹，往北經(jīng)過今天的蘇州，從句容渡海，沿海岸向北到達山東瑯邪，到榮成縣成山，接著繼續(xù)沿海往西。轉(zhuǎn)至今天的河北、山西一帶，抵達帝國的北方邊郡——九原郡，最終返回。
《蒙恬列傳》記載，為了這次出行，始皇命令蒙恬修筑直道：“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sup>[4](P3097)其中“甘泉”，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指出即是甘泉宮。由此可以知道，沿直道從九原返回甘泉宮，是始皇帝計劃中的最后一段路線。據(jù)辛德勇的研究，這條直道，在秦始皇返程途中已經(jīng)可以通行[8]。所以在嬴政死后，李斯、趙高等人才可以秘不發(fā)喪，仍按照原線路“從井陘抵九原”沿直道返回[11]。因此，這條直道的端點——甘泉，就成了從九原到咸陽的必經(jīng)之路?！案嗜谩敝械摹爸谩保且环N郵驛機構(gòu)，可供往來人員休息、更換馬匹。《后漢書·西域傳》說“列郵置于要害之路”[9](P2932)，在直道的端點甘泉宮附近設“置”，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元封元年，漢武帝的出行，同樣是從秦時的九原郡一帶沿直道返程，并將甘泉作為終點。[12]秦皇、漢武回程線路的相似，跟直道的便捷有直接關(guān)系。公元前177年，在平定匈奴右賢王入侵河南地后，漢文帝亦從“甘泉之高奴”[13]。司馬遷在行至北方，從直道返回后，曾感嘆“固輕百姓力矣”[4](P3100)。作為生活在西漢早期的《趙正書》編纂者，對直道的便利及始皇帝的歸程路線應相當熟悉。根據(jù)前后文意，不難得知作者的思路：嬴政發(fā)現(xiàn)自己命不久矣，于是下令封鎖消息，避免群臣知曉，命令從北方由直道盡速抵達甘泉宮，從而進入咸陽，頒布立嗣詔書，防止群臣生變。這在之后始皇帝“病即大甚”不能前行時，和李斯的一番對話可以看出：
吾霸王之壽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勝大臣之紛爭，爭侵主。吾聞之：牛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爭，齊民苦。吾哀矜[14]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議所立。（簡6-8）
這段對話中，嬴政表達了對諸子孤弱、大臣可能紛爭侵主的擔憂。由此可以揣摩《趙正書》編者的意圖：在還可勉強前行的此前，行事隱秘、生性多疑的始皇帝，必然急切希望親自返回，以期穩(wěn)定局面。所以在第一次對話中，嬴政命令李斯等“亟日夜揄，趣至甘泉之置，毋須后者。其謹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沿直道直抵甘泉，道路寬廣平易，且耗時短，無疑是最佳之選。只是在力不能及的無奈下，才不得不再次倉促召見李斯等人，坦陳對大臣生變的擔心，并討論繼承人問題。而斯等人回答：“今道遠而詔期窘，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后?！保ê?span>15
）“道遠而詔期窘”，顯是針對秦王急于返程而言。李斯等人準確把握了始皇的心理，因而得到準允。所以，《趙正書》中的“甘泉之置”，最為合理的解釋，必然是距離咸陽頗近的甘泉宮之置。甘泉宮是直道從九原郡南下的終點。同樣是上引辛德勇文，已經(jīng)提到作為戰(zhàn)略要地的甘泉宮，至咸陽早已“建成一條高質(zhì)量的通道”。尋繹《趙正書》的理路，始皇帝只要抵達了“甘泉之置”，實際上也就無限接近權(quán)力中心咸陽。另外，辛文還提到，甘泉是“可以與黃帝等天神溝通并追隨其升仙的地方”，秦始皇興工建造甘泉前殿，并修筑連通甘泉宮與都城咸陽的道路，是“為他的靈魂尋求去路和歸宿”?！囤w正書》的編者，想必對此也有所了解。對于始皇帝而言，這次的出行本就跟“變氣易命”有關(guān)，在現(xiàn)世的壽命無法延續(xù)的情況下，回歸甘泉，以求靈魂的永生，恐怕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三、西漢前期秦亡局勢的不同記載
上文說過，對秦亡原因的反思，貫穿了整個西漢王朝。秦亡后成書的《趙正書》，是以西漢早期視角看待這一事件的寶貴資料。結(jié)合相近時段文獻，勾稽當時人對秦亡的觀察，對探討秦亡前期的局勢也不無裨益。
《趙正書》記載，當二世下令誅殺李斯時，子嬰進諫：
夫變俗而易法令，誅群忠臣，而立無節(jié)行之人，使以法從其約，而行不義于天下臣，臣恐其有后咎。大臣外謀而百姓內(nèi)怨。今將軍章邯兵居外，卒士勞苦，委輸不給。外毋敵而內(nèi)有爭臣之志，故曰危。（簡45-48）
曾經(jīng)橫掃六國的秦，為何在十幾年后的反秦起義中覆亡？這恐怕是很多人曾思考的問題。引文中的“使以法從其約”“外毋敵而內(nèi)有爭臣之志”，應予以重視。類似的表述也見于《鹽鐵論·徭役》：
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余力……及二世弒死望夷，子嬰系頸降楚……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nèi)自縱恣也。
《鹽鐵論》的“外無敵國之憂”，即《趙正書》的“外毋敵”。秦帝國此時已經(jīng)橫掃六國，軍事之強，一時無匹。據(jù)賈誼《過秦論》，“秦兼諸侯山東三十余郡，循津關(guān)，據(jù)險塞，繕甲兵而守之”，儼然兵強城固。彼時秦的憂患，主要還是來源自身：一方面，是《趙正書》所言立趙高而“以法從其約”?！尔}鐵論》中頗見對因二世“尚刑”、趙高治獄法而喪國的批評。
另一方面，則是朝內(nèi)李斯與趙高間的權(quán)力之爭，也即《趙正書》的“內(nèi)有爭臣之志”。雙方的對抗，以后者獲勝告終：《趙正書》說“誅群忠臣，而立無節(jié)行之人”，當即是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自殺，蒙恬、李斯等被誅，趙高封立等事件。先秦以降，對國家興亡類似的內(nèi)外之辨還有不少?！秴窃酱呵铩份d勾踐七年，大夫浩力主攻吳，原因是吳國局勢“外有侵境之敵，內(nèi)有爭臣之震”。這與《趙正書》的“外毋敵而內(nèi)有爭臣之志”，句式相近。《吳越春秋》的上文交代，此時吳國已是大夫嚭把持朝政，伍子胥因“力于戰(zhàn)伐，死于諫”，跟秦國二臣相爭的局面正相仿。反觀《趙正書》，以始皇帝口吻說出大臣紛爭、孤弱嗣子，顯系后人的“后見之明”。在西漢前期人看來，除卻施政的苛欲無度，內(nèi)有“爭臣”的動蕩政局，同樣是強秦速亡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15]
權(quán)臣的傾軋，獄法的日益嚴苛，引起當時各階層的恐慌?！独钏沽袀鳌份d“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值得注意的是，《過秦論》評論章邯“因其三軍之眾要市于外，以謀其上”，此事似不見他書，本無著落。《趙正書》子嬰諫言說“大臣外謀而百姓內(nèi)怨，將軍章邯兵居外，卒士勞苦，委輸不給”。兩相參看，不難發(fā)現(xiàn)當時可能有此類記述：章邯軍在鎮(zhèn)壓山東義軍時，以后方保障為由，對秦廷有所施壓。這既可能是時人因章邯背叛行為而進行地杜撰、丑化，也很可能本有其事。
內(nèi)部的離心，也是陳涉軍得以深入的重要因素。二世元年，陳涉、吳廣在大澤鄉(xiāng)起義，作為臨時組建的軍隊，裝備、后勤以及兵員素質(zhì)，本無法與久戰(zhàn)的秦軍相比。但陳涉軍隊一路攻城略地，卻鮮少遇到后者的有力抵抗。以至于“楚師深入，戰(zhàn)于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過秦論》）。劉師培已指出，“戰(zhàn)于鴻門”所說，即陳涉的屬將周文入關(guān)，軍于戲下之事[10](P2)。戲和鴻門都在今天的山西臨潼，距咸陽僅幾十公里。這一事件，在西漢人看來，是秦崩潰的重要節(jié)點。本是“群盜”的叛軍兵臨咸陽，已致朝野震動。據(jù)《李斯列傳》的記述，李斯因此數(shù)諫二世，二人由此生嫌。此后趙高更以周文入關(guān)是斯長子李由“不肯擊”為由，誣稱他有通敵之嫌，導致斯與高交惡。李斯的被戮，使得趙高方的權(quán)勢再也不受鉗制。
《鹽鐵論·結(jié)和》同樣稱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以至于“欲大而亡小”。它直接導致了《過秦論》所說“山東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連環(huán)效應。山東諸義軍，懾于秦軍的強大，在函谷關(guān)失守前，本多處于觀望、蟄伏的狀態(tài)。對此，《過秦論》有直白地描述：“諸侯起于匹夫，以利會……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賈誼認為，函谷關(guān)的攻破，給諸侯以巨大鼓舞：他們意識到，歷代秦王苦心經(jīng)營的關(guān)中，并非金城千里，反秦實為有利可圖之事。所以在《高祖本紀》里，周章軍自戲而還之后，劉邦從駐守豐地轉(zhuǎn)而向外擴張，燕趙齊魏均自立為王，項梁項羽起兵于吳。至此，反秦的大幕才正式拉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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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5.
[10]劉師培.賈子新書斠補[M]，民國寧武南氏校印劉申叔遺書本.
附記：本文蒙陳劍師及楊繼承、王亞龍等先生審閱指正，作者很感謝。
2017年8月24日稿
2017年12月3日二稿
2018年3月16日三稿
本文原載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第171—176頁。
[1]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以下所引《趙正書》簡文，均出自此書，為避免繁瑣，僅在引文末標示簡號。
[2] 如趙化成《北大藏西漢竹書〈趙正書〉簡說》，《文物》，2011年第6期；王子今《論〈趙正書〉言“秦王”“出斿天下”》，《魯東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zhàn)爭》，日本中國史學會編《中國史學》第26輯，2016年10月；工藤卓司《北京大學蔵西漢竹書〈趙正書〉における“秦”敘述》，大阪大學中國學會編《中國研究集刊》第63號，2017年6月。
[3] 【20211103補】當作“著”，見鄔文玲：《秦漢簡牘中兩則簡文的讀法》，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中西書局，2016年，第221頁。參看高中正《北大簡零札三則》，《歷史文獻研究》第45輯，廣陵書社2020年，第63—69頁。
[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陽市文物處《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九號井發(fā)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5期，第40頁。釋文參考了陳偉《〈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通釋》，并有所改動。陳文見《江漢考古》，2017年第1期。
[5] 轉(zhuǎn)引自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zhàn)爭》，第30頁。
[6] 原文為“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見《史記》卷二四《陳涉世家》，中華書局2013年新點校本，第2352頁。
[7] 原文作“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漢）陸賈撰，王利器校注《新語校注》卷一《道基》，中華書局1986年，第29頁。
[8] 司馬相如的《吊二世賦》同樣未見繼位問題的表述。此篇批評了胡亥因持身不謹、信讒不悟而導致亡國滅祀，跟《趙正書》文末稱胡亥是“所謂不聽諫者”立意較為接近，似乎在當時人看來，二世的無道信讒，才是秦亡的主因。見《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第3677頁。
[9] 丁壽昌說見劉寶楠《愈愚錄》卷五“古書篇傳單行”條。參看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shù)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頁。
[10] 見網(wǎng)友“抱小”《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一）》一文后的跟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2015年11月18日。
[11] 見《秦始皇本紀》《六國年表》。《蒙恬列傳》記載直道“道未就”，《李斯列傳》載二世即位后仍“修直道、馳道”，很可能直道并未完全修筑完成，但已可通行。
[12] 《漢書·武帝紀》記載武帝“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
[13] 【20210901補】《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第425頁。
[14] 此字本作“令”，原整理者括注為“憐”，亦可。
[15] 【20190606補】《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安上書，聽聞當時長老人言，“山東之難始興”，實則由秦發(fā)適戍備越引發(fā)。這又可以看作秦亡的另一種“記憶”。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1年11月3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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