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漢簡上的“紙”字討論
(首發(fā))
金岷彬
內容提要: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居延漢簡補編》里印載的306.10號簡的照片,紅外照片上有清晰明確的“紙”字。本文依據這一新近查到的資料,在居延簡研究先行者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討論了306.10簡所屬的歷史年代,所屬的當時邊政機構,以及該簡的具體作用。認為包括306.10簡在內的一批在A33地灣出土的簡牘,是西漢太初年間至東漢建武年間,肩水侯官任所地的文書,“紙”字簡是邊軍的物資標簽。在蔡倫時代之前把“紙”紀錄在竹簡上,在居延邊塞留下大量西漢的簡牘文書而沒有紙質文書的現象,表明在秦漢時代已經有了原始的造紙技術萌芽,因而有了早期的紙張雛形,也有了“紙”這個字;但是早期的原始紙還不勝任書寫文字的功用,居延簡上的“紙”只是一種邊塞烽燧引火的軍用物資。蔡倫發(fā)明的造紙術,可靠地制造出了能夠寫字的,因此才能向皇帝“奏上”的書寫紙。
提綱:
1,有“紙”字的居延漢簡 306.10原簡照片追蹤
2,對居延簡306.10照片上文字釋讀的討論
3,居延簡306.10的歷史性質討論
4,居延簡306.10的文檔性質討論
5,睡虎地秦簡、居延西漢簡各有一個“紙”字的學術意義
6,向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致謝
正文
1,有“紙”字的居延漢簡 306.10原簡照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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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漢期的木簡里,有一枚記載了如下的內容:
五十一紙 重五斤 306.10
該簡屬額濟納河流域出土的所謂居延漢簡,但是偏偏該簡的照片已經不復存在,是否真的可以解讀為‘紙’字,現在已無從查證。如果該簡的確有‘紙’字,那么它就可以證明:在書寫材料仍然是簡牘的時代,與紙張實物的存在相并行,‘紙’這一名詞確實已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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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筆者第二起讀到蔡倫造紙時代以遠的古文獻里就有“紙”字。
筆者先后查閱了力所能及范圍里的資料。
在《居延漢簡釋文合?!?SPAN lang=EN-US>[2]里,證實了出土編號為306.10的簡上,確實有“五十一紙重五斤”的釋文,但是該書所匯集的幾種 居延漢簡釋文集 版本里,都沒有原簡照片的線索。整理居延簡的各方面學者,對于釋文初稿里就錄有306.10簡文,但又找不到照片一事,都采取了客觀而謹慎的態(tài)度,既不刪除這則釋文,也不對釋文作任何附加處理,只是客觀地把它轉錄進不同的版本里。
后來,在一本漢字工具書《簡牘帛書字典》[3]里,除了見到在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里已經有了“筆”字(在漢代西北邊陲地區(qū)的寫法——[ 艸 ÷ 聿 ] (草字頭的“筆”字)外,驚喜地見到了字典收集的簡帛字樣里,明確剪輯了一個“紙”字的字形,并標注出于居延漢簡(附圖F1)。見到字典里居延簡“紙”字的字形,筆者有兩點基本想法:其一,有具體字形的資料,比只有活字印刷釋文的鉛字資料更形象一些。其二,不知該《字典》是否取自居延簡306.10的字形?如果是,則居延簡306.10還可能有照片傳世;如果不是,則可能五十年代之后新發(fā)現的居延簡(有關學術界稱為 居延新簡)里也有“紙”字。但是,以該字典字形作線索要進一步溯尋有“紙”字的居延漢簡原簡照片的努力,至今還沒有收效。
居延簡306.10載有“紙”字,這對于探索古代中國造紙術的起源,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如果居延簡里只有這一個“紙”字,還只是一個 孤證,學術界有孤證不立的共識。但是筆者認為,有證據,雖然盡管是孤證,總比沒有證據強得多;雖然不能僅僅依據孤證來對問題作結論,但是完全可以對孤證作認識和分析。更況且,在睡虎地秦簡里出現了一個“紙”字,在居延簡里又出現一個“紙”字,從這個角度來說,古簡上有“紙”字可以不再簡單地被看作 孤證了。基于這種認識,筆者在2008-04寫出一篇討論居延漢簡“紙”字的論文《對居延西漢簡里的“紙”字的解讀——關于古代中國造紙發(fā)明史的探討之七》[ 9]。這篇文章雖然從《說文》、從秦簡《日書》等文獻記載的角度,旁證了秦簡“紙”字表明的蔡倫前的(更)古人對紙的使用和敘述;可是作為文章的主題是談論西漢居延古簡里的“紙”字,說在簡上有“紙”字而又未見到“紙”字簡的照片,總是一個很大遺憾。
2009-09-29,筆者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里找到了居延306.10簡的原件照片和紅外線掃描影像照片,照片上確實有一個字形分明的“紙”字?。ǜ綀DF4)那兩張照片印載于臺北出版的《居延漢簡補編》1998年版本里[4]。從《補編》的序言里可以了解到,臺灣的學者們在居延簡出土之后六十多年,對居延簡牘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清理和校核,并采用了當時最先進的紅外線掃描技術對古簡作分析識讀。那次徹底清理和校核的結果,新補充了許多以前的版本里沒有的資料,故起名為《補編》,對探討古代中國造紙術起源至關重要的有“紙”字的306.10簡,就在這本《補編》里。
至此,搜尋有“紙”字的居延古簡字形照片的努力,總算有了一個令人欣喜的結果。但是,筆者仍然帶有一絲遺憾——《補編》載著“紙”字照片出版已有十一年了,而中國大陸的學者們無緣了解,特別是探討造紙術起源的學者們不知道這則至關重要的事;又一次是外國的(日本)學者首先注意到了蔡倫之前的“紙”字文獻。
(附圖 F1)
2,對居延簡306.10照片上文字釋讀的討論
附圖F4里的原簡紅外線儀成像照片很清晰地顯示了“紙”字。
閱讀原簡照片圖像里的文字,可以感受到,從1943年在四川李莊出版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5]第一次刊載的306.10簡文“五十一紙重五斤”開始,以后各個版本所客觀轉錄的釋文都是準確的———原簡的字跡除了第一個字有待討論之外,其余的字跡都十分清楚明確,沒有二釋性的問題。
原簡上第一個字“五”的字形,與第六個字“五”的字形相比較,判讀得有些勉強。因為第一個字形的兩道橫筆畫之間的距離不合比例地靠得很攏,而且兩道橫筆畫的筆道很粗,要在兩道很靠近的粗橫筆畫之間再書寫同樣粗細筆道的隸書字形“五”的兩道斜向交叉筆畫,不符合正常書寫的情況。這種“反?!钡臅鴮?,可以和第六個正常書寫出來的“五”字作比較。更何況,原簡的可見光照片與紅外線照片里,第一個“五”字兩筆橫道之間的筆畫影像都很模糊,這種模糊影像會不會是原簡受污染或者圖像掃描處理過程里的“噪聲信號”形成的干擾。如果把橫筆道之間的模糊影像當作是“噪聲”干擾不是文字筆畫,則第一個字就要解讀為“二”字。那么,在居延簡里有沒有“二十一”這樣的行文措辭?這必須在居延簡里去找肯定的或是否定的證據。為了后續(xù)行文的敘述方便,在沒有討論出結果之前,依然把前面三個字寫作“五十一”。
(附圖 F4)
從文獻[2]里可以了解到,編號為306的一組簡出土于一個考古標號為 A33 ,考古時小地名叫“地灣”的地點。瀏覽居延漢簡的釋文可以經常看到“廿一”、“卅一”、“卌一”的記數方式(個位數不一定是一),而很少看到把當時通行的“廿一”記數記作“二十一”形式。數字為“卌九”以上,記作“五十幾”、“六十幾”……倒是 常用的記數形式。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8]下冊圖版105可以看到編號為EPT48.4的簡照片上有“為吏四歲六月二十八日五月戊午受遣六月壬午積二十三(簡折斷)”的書寫數字方式,但是在眾多的居延漢簡里這種書寫方式不多見。
再來看原簡的字跡。原簡的前三個字組成一組數字,而且筆道很粗;后四個字的筆道細一些字形清晰。該簡的頂端被削成圓弧狀,并且在緊靠端頭處兩側都削出了凹口,似乎為了便于系繩;而且該簡比較短,其下底部平直整端不像是長簡意外遭受外力折斷而致;所載的最后一個文字距離簡的底部之間,留下了很自然的空白,也證明該簡外形并不是長簡的 非正常折斷,而是一支外形完整但長度很短的簡。這種長度僅能容納不到十個字的特短簡,其具體的作用是什么,后文將作較詳細的論述。
3,居延簡306.10的歷史性質討論
寫有“紙”字的居延簡究竟是蔡倫造紙之前的簡牘,還是蔡倫造紙之后的簡牘,對于探討古代中國的造紙術起源問題,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依據文獻資料[2]的載錄,居延漢簡306.10科學考古出土在一個考古發(fā)掘編號A33,現今小地名叫“地灣”的地點。于是,筆者在幾本居延漢簡的資料集里,著重查詢從地灣出土的簡牘所屬的歷史年代,以及地灣的邊塞防務地位。
①居延漢簡的主要整理者勞榦先生,在1943年版本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5]里有《居延漢簡考釋自序》一文,談到了他對居延漢簡所屬歷史年代的判讀:
“…… 記得從前在北平在西北科學考察團作釋文時,曾見到一個地圖,漢簡出土最多的兩個城障是紅城子 Ulan Durbeljin 和破城子 Mu Durbeljin 。在紅城子出土的文書和簿檢大半屬于肩水候官的。在破城子出土的大半屬于卅井候官的?,F在不妨假定這兩個城,一個是肩水候官城,一個是卅井候官城。肩水城大抵屬于張掖肩水都尉,卅井城大抵屬于張掖居延都尉。至于這兩個候官未在兩漢書提到,這是前漢書地理志例不載候官;續(xù)漢志亦沒有,那就是續(xù)漢志的根據是順帝時,此二候官在順帝以前已罷去了。
在這兩城各個的附近所出土的簡牘大抵起自太初(BC106-101,金岷彬注,下同)迄于建武。最晚的到建武六年(AD30)。……”
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59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編》[6]一書,在《編輯后記》里述及:
“居延出土之簡,就其有年號的來說,起自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迄于東漢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故此批簡至少包含了一百三十多年間(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后一世紀初葉)西北的一部分邊役檔案?!?/SPAN>
③李天虹著《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7]一書《前言》里,A33地灣的邊塞防務性質——肩水候官治所:
“1930年,前西北科學考察團瑞典人貝格曼在今內蒙古自治區(qū)額濟納河流域及黑城南卅井塞遺址發(fā)現簡牘11000余枚。其中將近半數的簡牘出土于A8(貝格曼編號,即破城子,甲渠候官所在地),另外A33(地灣,肩水候官所在地)、A35(大灣,肩水都尉府所在地)、A32(金關,肩水候官金關所在地)也出土較多,其次為A10(瓦因托尼,通澤第二亭所在地)、P9(博羅松治,卅井候官所在地)、A21(卅井候官累虜燧所在地)、A22(布肯托尼,卅井候官降虜燧所在地)、A27(查科爾帖,或為廣地候官所在地)和A1(宗間阿瑪,(王+珍右)北候官所在地),其他地點則只有零星發(fā)現。”
④筆者查檢A33地灣出土的簡牘,抄錄幾則有具體年號和涉及肩水候官的簡文,并特別關注與“紙”字簡同組編號306的簡牘。如下[2]:
65.7 ——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
囗囗囗囗囗囗合以從事·第十八
65.10——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簡斷折)
179.4——肩水候官執(zhí)胡燧長公大夫奚路人中勞三歲一月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卌七歲長七尺五寸氐池宜藥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全文一簡一行,金岷彬注)
306.4A,5.9A——神爵元年四月癸未朔乙酉張掖肩水肩水候以私印行
神爵元年四月癸未癸未朔乙酉張掖肩水都君丞卿
306.7——元康四年十一月甲申
306.13——本始六年正月甲子朔(簡折斷)
306.19——肩水候官候史大夫尹囗勞二月廿五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廿三歲長七尺三寸[角+樂]得成漢里 (全文一簡一行,與“紙”字簡在同一《補編》圖版,金岷彬注)
306.20——(上部斷折)月乙卯朔乙亥肩水候丞更得敢言之都尉府謹速移卒
(上部斷折)一遍敢言之 (雙行木簡,與“紙”字簡在同一《補編》圖版,金岷彬注)
上述簡文里的始元七年為漢昭帝年號,對應公元前80年;神爵元年為宣帝年號對應公元前61年;元康四年為漢宣帝年號,對應公元前62年;本始為漢宣帝年號,實際只有四年,“六年”當為邊陲地帶未能及時得知 內地已改元仍舊沿用之誤,“本始六年”推算對應公元前68年。[10]
現在的地灣,是西漢時代的肩水候官任所地,作為當年一個邊塞上較大的關塞據點和邊防系統(tǒng)的一級指揮管理機構,需要處理許多邊防事務,遺留下了大量的邊事簡冊文書。
從上述出土于地灣的漢簡上記留的年號來看,寫有“紙”字的簡也當屬于西漢時期的文物,這是蔡倫之前就有原始紙張在使用的重要證據。
(附圖 F10)
4,居延簡306.10的文檔性質討論
( 附圖 F10 )
筆者在2008-04-22的文章[9]里曾經推測認為,“306·10簡“五十一紙重五斤”,65·14簡“百五十四”,很可能是邊軍倉庫里的標簽或者登記簿?!毖凶x了 306.10簡的照片之后,并且參考了其他學者的著述,現在更傾向于認為,該簡可能就是邊軍的物資標簽。進一步的看法陳述如下:
①原簡的頭部削制為圓弧形,并在兩側削出切口。與居延漢簡圖版里見到的編連簡冊或眾多的散簡外形比較,很少有加工削制頭部的簡支。這表明,作為文書檔案用的簡支沒有必要額外費工去把端頭部削制出圓??;而且若干單簡編連成冊也沒有切出編繩的缺口。更何況,如果要切口為編連的話,那么不可能只在頭部切口而放棄底部。有“紙”字的這支簡長度還顯著地短,滿長度容納不了十個字。于是可以認為,306.10簡不是當作文書記錄用的簡支。
與這支“紙”字簡形制相似的,在《額濟納漢簡》[11]一書里也能見到編號為2000ES9SF3:23A( 書的圖版227頁),該簡平頭平底,近頂端兩側刻有很深的缺口,正面記文曰:“第九燧膠二【革+廷】重十三兩”,依照此十個字的大小來推測,簡支的滿長度(包括切口部分)可以容納寫十二個字。簡的背面記文曰:“少一錢 少錢”?!澳z二【革+廷】重十三兩”這很明顯表示是一枚物資標簽。(附圖,F11)
②全簡的文字明顯地分為兩種狀態(tài),前面三個字“五十一”的筆畫很粗,而后面四個字“紙五十一”的筆畫較細;前面三個字殘留的墨色較淡,而后面四個字殘留的墨色較濃;顯然,第一組字是先寫上去的,而第二組字是后來寫上的。這或許是該簡在此前曾作為其它物資的標簽使用過,后來改作了標示紙這種物資的標簽,于是保留了原標簽上的次第編號“五十一”,而把原有的物資名稱數量刮去,重新寫上“紙”及其重量。
以上兩點是從簡的外觀來討論“紙”字簡的標簽職能。李天虹博士的專著里,詳細地討論了居延漢簡里的文字內容與職能分類。筆者在李天虹博士關于“兵物”(該書第四章)分析的基礎上,討論簡上面寫的“紙重五斤”的意思。
(附圖 F11)
③筆者在論文[9]里認為,西漢時代邊塞居延使用的紙,不是用來寫字的,而有可能是邊塞烽燧的引火材料。依據之一就是大量的居延西漢文書都是簡牘,沒有發(fā)現有紙質文書的蛛絲馬跡。筆者一個基本的觀點是,蔡倫之前的紙,只是一種紙張的雛形,或者叫做“原始紙”,由于紙洇墨,寫的字筆畫浸糊到一起無法分辨,無法用來寫字;但是可以作其它用途,居延邊塞可能就用紙來作烽燧火的引火材料。
現在,筆者從李天虹博士的書里,找到了類似的、更詳細的論說。
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7]第四章《兵物》共分了十類簿籍,第七節(jié)是守御器簿。書里引錄了地灣出土的126.11簡文——“ ·肩水候官元康四年十月守御器簿”。再有,在A35大灣出土的506.1是一件文字內容很豐富的“守御器簿”木牘。茲從其中選擇與取火、引火有關的記錄加以討論:茹十斤;出火燧二具。李博士指出:“出火燧是取火用具,每與茹連稱,茹的功用當與取火有關。于豪亮認為‘茹’通‘【奴÷糸】’(用除號表示上下結構的庫外字,金岷彬注)?!墩f文》:‘【奴÷糸】’,栔缊也,一曰敝絮?!稘h書·蒯通傳》‘即束缊請火于亡肉家’,顏師古注:‘缊,亂麻?!虼?,茹或是引火用的亂麻或破絮?!?/SPAN>
筆者認為,“出火燧”可能是容易敲擊出火星子的燧石,軍隊里也可能還會用金屬的凹面鏡——陽燧——匯聚太陽光來點火。處在戈壁大漠里的烽燧,要利用烽煙和火光來傳遞情報,就必須要配備出火燧和引火傳火材料。
《說文》對“茹”字的解釋作“飲馬也”。顯然,“守御器簿”里的“茹十斤”是有具體的東西,不好用《說文》對“茹”字的訓釋來解讀;李博士為了貫通解釋守御器的“茹”,所做的一番細致的考證,說明了問題。此外,在臺灣學者1981-05整理出版的《居延漢簡新編》[12] 里,釋讀為“始十斤”,這種釋讀顯然也不適合當作“守御器簿”里的文字內容。
④筆者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歷里,見過手工業(yè)匠人刮制竹茹,就是用一把長而彎曲且兩頭都有把手的利刃,雙手操刀在竹筒表面刮削,刮下來的竹子皮肉呈現為細薄而柔軟的彎曲纖維束,這種刮下來的東西就叫竹茹;可以一層一層地往下刮,并翻動竹筒,直到把整條竹筒幾乎全刮成竹茹??嘀袢闶且晃吨兴?,在中藥店里可以買到這種質輕而蓬松的茹。長江邊上傳統(tǒng)的手工業(yè)建造木船和修理木船,竹茹更是一種少不了的材料——把竹茹摻揉著桐油調和的石灰膏,是嵌填船身木板之間的縫隙孔洞的傳統(tǒng)材料。《玉篇.竹部》釋“筎:竹筎,以塞舟”。竹茹和桐油石灰膏在傳統(tǒng)船舶修造工程里的防滲漏作用,就像今天的管道工程里使用麻絲和鉛油來涂敷在管道接頭處一樣。竹茹在民間傳統(tǒng)造船工程里的應用,筆者曾寫進了自己的文章《從工程技術研究漢字和漢字文化 ·古代中國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里的竹材料·中國獨特的竹文化之一》[13]
茹的輕質柔軟,易燃性質,很自然作為了一種(火石敲擊出火星)起火時燃火和傳火的理想材料,所以邊關的烽燧要準備這樣一種易燃的傳火材料。
記錄在居延306.10簡上的“紙”,是一種早期的雛型紙,《說文》訓釋“紙”為“絮一苫也”,就是攤開來曬干了的絮物薄片。紙除了具備輕柔易燃的性質之外,還有一個比茹更好的性質,就是外形定型不雜亂,便于運輸和保管存放;還可以卷折起來或搓成為筒棍形狀,引火傳火比亂茹更方便。紙的這種性質,使中國采用紙媒來傳火成為傳統(tǒng)的方法,一直使用到近代現代。
上述的分析討論說明,居延簡306.10本身可能是漢代邊塞守軍使用的一枚物資標簽,簡上面寫的文字“紙”,可能也是邊軍守御器材里的一種物資,是烽燧引火傳火用的材料。出土306.10簡的地點A33地灣,曾是西漢時代的肩水候官任所,所以在候官任所遺址發(fā)現了邊軍守御器簿簡牘,和守御器材的標簽。
5,睡虎地秦簡、居延西漢簡各有一個“紙”字的學術意義
在睡虎地秦簡《日書》No.61竹簡背面第二欄,寫著一個“紙”字,簡文內容為:(煮)“草鞋以紙即止矣”,這是在秦代就有紙的客觀記錄。但是,對于秦簡里的這個字,由于原簡字形不清晰,對“紙”字的轉寫和解讀也有不同的意見。在沒有出現居延漢簡里的“紙”字證據之前,秦簡“紙”字確實只是一個孤證,而且是有不同解讀的孤證。
居延漢簡306.10上面又寫著一個“紙”字,經紅外線掃描技術處理的照片上,字形很清晰,是一個確鑿無疑的“紙”字。
這兩枚寫著“紙”字的古簡,能夠相互映證,不再是孤證了。它們說明在秦代和西漢時代,已經有紙這種東西在社會上使用,于是才創(chuàng)造了一個字來作為這種東西的專用名字。
又于是,在許慎編撰《說文解字》時,收錄了這個社會上流通使用的“紙”字,并且按照許慎所處時代的社會概念來解釋它——紙,絮一苫也。
兩枚古簡上的紙字,都寫在了蔡倫造紙之前,這說明古代中國發(fā)明的造紙術有悠久的技術基礎,蔡倫造紙術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在前人的技術基礎上做出了突破性的創(chuàng)造而產生的。
居延西漢遺址在考古過程里沒有發(fā)現紙張和紙質文書的蛛絲馬跡,只發(fā)現了大量的西漢簡牘,這說明西漢時代的紙生產規(guī)模還很小,而且西漢時代的紙還不能用來寫字。我們的祖先深感用簡牘寫字的笨重,又感到用縑帛寫字的昂貴,一直都在尋找更好的寫字載體。但是,文獻記載和考古出土都只有帛書,而沒有比帛廉價得多的布書。這是因為宋元之前中原地區(qū)沒有種植棉花,布是麻質料的,麻布寫字洇墨筆畫浸糊成一團不成字形,布料不能成書。同樣,用麻纖維渣造出的秦紙和西漢紙,也洇墨無法寫字。那時的紙,只是古代先民治麻以求衣,治麻絮以求暖所剩下的麻絮渣下腳料,攤苫成為的絮渣薄片,只是麻紡織制衣的附庸技術和附帶的產品。
現在再來讀《后漢書·蔡倫傳》更可以感到,是蔡倫在前人的基礎上,發(fā)明了新的造紙技術,采用了新的造紙原料,使紙的性質發(fā)生了質的進步,造出了能可靠地用來寫字的紙,才能把這種可以寫字的紙向皇帝“奏上”,才能得到皇帝贊賞“善其能”。能寫字的蔡倫造紙才得以被社會“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通過蔡倫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和技術推廣,造紙術才從孕育它的治麻(制衣)技術里分離了出來,成為一種專門的材料制造技術和獨立的造紙產業(yè)。能用來寫字寫書的紙,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蔡倫是中國造紙術的集大成者和當之無愧的發(fā)明人!
之所以叫“蔡侯紙”,就反證出那時除了蔡侯紙之外,還有其它的紙。這也就是許慎在《說文》里能收錄到一個“紙”字的客觀社會條件。
對于蔡倫發(fā)明的造紙術與秦漢時代的初期造紙術之間的關系,筆者一直主張用瓦特發(fā)明蒸汽機與瓦特前的蒸汽機雛形作為評判的例證——在瓦特之前,就有鈕康門的蒸汽機用到了礦井排水方面。盡管鈕康門的蒸汽機只能單行程間息性運行,效率特低能耗特高,不能形成社會生產力。但是,鈕康門的機器不再使用傳統(tǒng)的人力、畜力、風力、水流力,確確實實是使用了水蒸汽作為動力,來實現了礦井排水,這無疑地應該說就是蒸汽機;然而,那只是蒸汽機的雛形。瓦特的蒸汽機能連續(xù)地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能耗,才得以推廣,形成了嶄新的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最終引發(fā)了英國的工業(yè)革命。因此,在世界范圍內公認瓦特是蒸汽機的發(fā)明人和蒸汽機技術的集大成者,是當之無愧的贊譽。
目前中國的一些學者在如何看待科學考古出土的蔡倫前西漢古紙,如何評價蔡倫發(fā)明造紙術的問題上,還在爭執(zhí),沒有共識;筆者希望能用瓦特蒸汽機的例證,在蔡倫發(fā)明造紙術問題上達成共識。
6,向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致謝
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查到了寫有“紙”字的秦簡原簡照片。此前,筆者在西安的各個圖書館和書店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尋找而不得。
筆者又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里找到了臺灣出版的書,印載著寫有“紙”字的西漢簡原簡照片。而臺灣版的文獻性圖書,在中國大陸公共圖書館的普通讀者很少有機會能接觸到。
筆者向兩所大學的圖書館大器度地向所有的普通讀者無條件開放,表示衷心的謝意,這種大器度開放的立意,把圖書資料轉變成了社會的知識資源。并且,也向兩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表示衷心的謝意,是他們的辛勤工作,才使讀者能在書的海洋里方便地尋找到自己要讀的書。
2009-10-14
參考資料目錄
[1] [日]富谷至 著 / 劉恒武 譯 / 黃留珠 校,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05
[2]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 編,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01
[3] 陳建貢、徐敏 編,簡牘帛書字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1991-12
[4] 簡牘整理小組 編,居延漢簡補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編輯、出版、發(fā)行;1998-05
[5] 勞榦,居延漢簡考釋自序。南溪:1943-06石印版本
[6]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07
[7] 李天虹 著,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09
[8]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合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12
[9] 金岷彬,對居延西漢簡里的“紙”字的解讀——關于古代中國造紙發(fā)明史的探討之七。復旦大學古文字中心網文: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406,下載 word版編號 0118
[10] 陳光 編,中國歷代帝王年號手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01
[11] 魏堅 主編,額濟納漢簡。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03
[12] 馬先醒等七人 編,居延漢簡新編,簡牘學會叢書之五。臺北:簡牘學會出版發(fā)行,1981-05
[13] 金岷彬,從工程技術研究漢字和漢字文化 ·古代中國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里的竹材料·中國獨特的竹文化之一。初次發(fā)表在光明網論文發(fā)表中心: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2780,光明網改版后自動轉入筆者的博客:http://blog.gmw.cn/u/3711/archives/2005/6719.html
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10月14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09年10月15日
金岷彬對文章的更正兩則
由于傳輸技術的原因和筆者的失誤,文章貼上網站后,發(fā)現了有兩處遺漏或錯誤,特予更正。并向復旦古文字研究網和讀者致歉。
1,正文開頭遺漏一段話。在第1節(jié)標題之后的正文,應該有一段話:
2008-04筆者閱讀日本學者的書《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1],該書的第10頁,有這樣一段敘述:
(之后才是下一行的橫虛線,兩行橫虛線之間,是引用日本學者書里的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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