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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镈的器主和時代
方建軍
天津音樂學(xué)院
2006年，甘肅禮縣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遺址考古發(fā)掘取得重要收獲，在距1994年清理的M2中字型大墓僅20余米，發(fā)現(xiàn)一處未被盜擾的祭祀遺跡——“樂器坑”，出有秦子镈3件，編鐘8件，編磬10件，銅虎3件（附于镈），以及鐘、镈鉤和鐘、磬架殘跡等[1]。最近，王輝先生將秦子镈的銘文公諸于世[2]，為有關(guān)研究提供了條件。
2008年春，我?guī)ьI(lǐng)研究生房堃和侯川同學(xué)，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和禮縣博物館，考察禮縣大堡子山和圓頂山兩處遺址出土的秦國樂器，承當(dāng)?shù)乜脊艑W(xué)者白堅、賈建威和王剛等先生熱情幫助，我們對出土樂器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觀察和測音。本文僅對秦子镈的器主和時代試加討論，不妥之處，懇予指正。
3件秦子镈的形制和紋飾相同，大小有別（圖版8、9）。镈的體制為橢方形，兩欒中部外鼓。舞中央有一圓孔，體兩側(cè)和中部有四個對稱的棱脊，由連體而透空的蟠龍組成。舞飾變形夔紋，體飾夔龍紋，體上、下各有一組雙弦紋，中間夾以陰線三角云紋和菱形短枚，組成兩條圍帶。鼓部素面。最大的一件镈，鼓部略靠右側(cè)有銘文六行，自右至左豎排，共28字（含重文2），依原行款寫下：
秦子作寶和
鐘，以其三镈，
厥音
（雍）。秦
子畯（峻）
（命）在位，
眉壽萬年無
疆。
“秦子作寶和鐘”，表明器主即秦子?！?/SPAN>秦”字省臼，但字的下半有三“禾”，而不是常見的雙“禾”，是其特色。镈的自名多稱“鐘”，如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一件秦公镈，傳出禮縣大堡子山，鼓部銘文為“秦公作鑄囗囗鐘”[3]。又如陜西寶雞太公廟出土的秦武公镈，其自名為“和鐘”[4]。
“以其三镈”，“以其”即“及其”。“三镈”即指出土的3件編镈，這是迄今所見自名為镈的最早一例[5]。以上下文意揆之，首句的“寶和鐘”，似指同出的8件編鐘。這句話的意思是：秦子作了一套編鐘及3件編镈。
“厥音雍雍”，秦武公镈銘文作“霝音雍雍”，都是形容編镈聲音的優(yōu)美動聽?！坝骸鼻耙蛔郑瑢W(xué)者對其右旁聲符頗有歧義[6]，今從郭沫若[7]和饒宗頤[8]先生釋為“央”。
“秦子峻命在位”，“峻命”意為接受王命?！熬谖弧?，也見于秦武公镈銘文，表明秦子此時已是在位的秦國國君。
“眉壽萬年無疆”，金文習(xí)用祈福語。秦武公镈銘文為“大壽萬年……眉壽無疆”。
同組另兩件镈無銘文，當(dāng)系省略做法。與秦子镈同出的其它樂器，雖然也無銘文，但同屬秦子所作似乎不成問題。
秦子镈的形制和紋飾，最適合與秦武公镈比較。二者的組合均為3件，中、側(cè)四個棱脊皆由連體的蟠龍組成，形制和紋飾基本相同。秦子镈伴出的S形镈鉤，形制也同于秦武公镈鉤，惟秦子镈附有三個銅虎，其用途尚待研究。秦子镈的銘文，與秦武公镈同為5字一行，字體風(fēng)格與秦武公镈十分相似。因此，從整體看來，秦子镈的時代當(dāng)與秦武公镈比較接近。上海博物館所藏秦公镈，日本美秀（MIHO）博物館收藏一件傳出大堡子山的無銘文镈[9]，均屬秦子镈一類的型式，它們的年代應(yīng)是不相上下的。
秦子镈的形制紋飾，還可與陜西關(guān)中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西周晚期編镈加以比較。如清代出土于陜西扶風(fēng)任家村的克镈[10]，1985年陜西眉縣楊家村與逨鐘同出的3件編镈[11]，與秦子镈一樣，都是器形既大且重，體呈橢方形，只是秦子镈的兩欒更加外鼓，擴(kuò)大了共鳴腔的腹部?？碎D和楊家村镈同樣有四個棱脊，克镈的棱脊為連體龍形，楊家村镈的棱脊為爬虎形，以克镈棱脊更近于秦子镈。周秦編镈形制、紋飾和組合的相同或相近，表明秦國編镈當(dāng)承自周制。
這種具四個棱脊的編镈，并非秦地所獨有，春秋時期中原地區(qū)也有所見，如2002年河南葉縣舊縣春秋晚期前段許靈公（公元前591—547年在位）墓（M4）出土有編镈4件[12]，皆為四個棱脊，無篆間和枚，但內(nèi)壁結(jié)構(gòu)發(fā)生變化，口內(nèi)有磨銼調(diào)音痕跡，組合也由原來的3件而增至4件。許靈公墓內(nèi)，同出有無棱脊但具有篆間和枚的編镈4件，看來，在春秋晚期之時，有棱脊的镈仍然在使用，后來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北宋時得于今陜西的秦公镈[13]，在原有四棱脊镈的基礎(chǔ)上，形制發(fā)生了一些改變，主要是出現(xiàn)了篆間和三橫排乳釘狀短枚，顯示出時代較晚的形制特點，惟四個棱脊依然如故。這件秦公镈銘文的“十有二公”，歷來即有爭論，據(jù)陳昭容先生統(tǒng)計，作器者有秦德公、成公、穆公、共公、桓公、景公和哀公七說[14]。今從許靈公墓镈的時代看，宋代著錄的這件秦公镈，其年代不能估計過早，應(yīng)晚于目前所知的秦子镈和秦武公镈，而應(yīng)與許靈公镈的時代大體相當(dāng)，這恐怕只有秦景公之時（公元前576—公元前536年在位）比較合適。
大堡子山M2和M3兩座中字型大墓，出有秦公和秦子器若干，但均因猖狂盜掘而流散各地，給判斷這兩座大墓的主人及其關(guān)系帶來了很大困難。起初人們對大堡子山秦公墓的時代估計過早，后來發(fā)現(xiàn)一些晚出的因素，但仍有秦襄公、文公、靜公、憲公和出子五說。
秦子所作銅器，除學(xué)者已熟知的秦子戈、矛外，在日本美秀博物館還藏有傳出大堡子山的秦子鐘4件[15]，學(xué)者均認(rèn)為與秦子镈同系一人所作。關(guān)于秦子，目前有襄公、靜公和出子三說，秦子究竟是誰，除了文獻(xiàn)記載之外，還應(yīng)參照與秦子镈同出鐘磬的時代特點來加以推求。
與秦子镈同出的編鐘為甬鐘，形制、紋飾和組合均同于西周晚期編鐘，如舞飾卷云紋，篆間飾斜角雙頭獸紋，鼓飾顧夔紋，從第三件起右側(cè)鼓增飾小鳥紋作為第二基音標(biāo)志，鐘內(nèi)壁有數(shù)目不等的隧等，都為西周晚期編鐘所習(xí)見。日本美秀博物館所藏的秦子鐘，形制和紋飾也屬西周晚期舊有。由此可見，秦子所作編鐘與編镈一樣，基本上都是固守西周晚期的傳統(tǒng)，并且至少到秦武公時還是如此。與西周晚期相比，春秋早期的秦國鐘镈，似乎缺少明顯的時代性特點。
但是，如果將目光投向編磬，便會產(chǎn)生一些新的認(rèn)識。與秦子镈同出的編磬，形制與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編磬差異較大，如陜西扶風(fēng)周原召陳乙區(qū)遺址[16]，陜西長安張家坡西周晚期井叔墓[17]，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18]，河南三門峽虢墓[19]，陜西韓城梁帶村芮墓[20]等，所出編磬都是底邊平直或基本平直，而大堡子山編磬的底邊則是明顯的拱弧。這種底邊拱弧的編磬，應(yīng)在春秋早期以后興起，如山東長清仙人臺M6春秋早期晚段邿墓[21]，山西侯馬上馬村M13春秋中晚期晉墓[22]，河南洛陽中州大渠春秋晚期墓葬等[23]，所出編磬的底邊都是拱弧形。
再看大堡子山編磬，它不僅底邊呈拱弧形，而且股、鼓上邊也微有凹弧，已經(jīng)形成股、鼓上角向上翹起的態(tài)勢。與大堡子山編磬最為接近的實例，是陜西鳳翔南指揮秦公一號大墓的出土品，編磬的股、鼓上邊和底邊弧度加大，顯得更為夸張和突出。另外，大堡子山編磬的股、鼓下角大多圓化，不如秦公一號大墓編磬的股、鼓下角角度明顯。據(jù)秦公一號大墓編磬銘文，墓的主人是秦景公，時代已屬春秋晚期之初[24]。這種股、鼓、底三邊皆弧的編磬，目前僅見于秦國，表現(xiàn)出秦國編磬的新發(fā)展，以及顯著的地方風(fēng)格和鮮明的時代特色。由此估計，大堡子山編磬的時代不會很早，但也不能晚至秦景公之時，而應(yīng)在春秋早期晚段。
大堡子山M2尚有5件編磬，出于盜洞之中[25]。我曾對原器做過觀察，從編磬的石色有黑、白兩種看，原來至少應(yīng)有兩套。M2編磬的底邊也為拱弧，股、鼓上邊有微小弧度，但尚未形成股、鼓上角的明顯上翹，時代應(yīng)比“樂器坑”所出編磬要稍早一些。
據(jù)上所述，秦子镈的時代應(yīng)與同出編磬一樣，屬于春秋早期晚段。前面說過，秦子镈與秦武公镈的形制、紋飾和銘文字體均較接近，其時代亦應(yīng)接近。秦武公活動的時期正處于春秋早期晚段，這與本文對編磬時代的判斷是一致的。
從秦的世系看，只有出子（公元前703—公元前697年）距秦武公年代最近，僅早于秦武公6年時間。據(jù)《史記·秦本紀(jì)》記載，“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系為三父等人所“賊殺”。根據(jù)秦子镈及同出編磬的時代，只有出子最為可能是秦子。王輝先生在論述秦子戈、矛時，推斷秦子就是出子[26]。澳門珍秦齋收藏有一件秦子姬簋蓋，李學(xué)勤先生認(rèn)為其銘文的“秦子姬”是秦子與其夫人，秦子乃靜公[27]；董珊先生認(rèn)為“秦子姬”是秦子與其母“魯姬子”，秦子即出子[28]。本文對大堡子山秦子镈時代的推定，可以支持出子說。秦子镈銘文言之的“秦子峻命在位”，秦子姬簋蓋銘文所說的“秦子之光，卲（昭）于囗四方”，與出子的身份是吻合的。
據(jù)《史記·秦本紀(jì)》記載，“寧（憲）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秦始皇本紀(jì)》后所附《秦記》說憲公、出子皆“葬衙”。文獻(xiàn)所謂“西山”或“西垂”，當(dāng)即禮縣大堡子山一帶。梁云先生考證“葬衙”就是大堡子山墓葬區(qū)，這里應(yīng)葬有憲公和出子兩代秦君[29]。楊惠福和侯紅偉先生更明確指出，大堡子山M2的墓主人應(yīng)為出子[30]。無論如何，大堡子山“樂器坑”秦子镈等樂器的發(fā)現(xiàn)，對于判斷M2和M3的時代和墓主人，都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據(jù)。
[2] 王輝：《尋找秦人之前的秦人——以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為中心的考古調(diào)查發(fā)掘記》，《中國文化遺產(chǎn)》 2008年第2期。
[3] 李朝遠(yuǎn)：《上海博物館新藏秦器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2002年第9期。
[4] 盧連成、楊滿倉：《陜西寶雞縣太公廟村發(fā)現(xiàn)秦公鐘、秦公镈》，《文物》1978年第11期。
[5] 方建軍：《兩周銅镈綜論》，《東南文化》1994年第1期。
[6] 陳雙新：《兩周青銅樂器銘辭研究》，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第127—129頁。
[7]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xué)出版社，1957年，第53頁。
[8] 饒宗頤：《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第16頁。
[9] 李朝遠(yuǎn)：《上海博物館新藏秦器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2002年第9期。
[10] 陳邦懷：《克镈簡介》，《文物》1972年第6期。
[11] 劉懷君：《眉縣出土一批窖藏青銅樂器》，《文博》1987年第2期。
[12] 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等：《河南葉縣舊縣四號春秋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9期。
[13] 呂大臨、趙九成：《考古圖·續(xù)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中華書局，1987年，第134—135頁。
[14] 陳昭容：《秦公簋的時代問題》，載康世榮：《秦西垂文化論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
[15] 祝中熹、李永平：《遙望星宿——甘肅考古文化叢書·青銅器》，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彩圖14。
[16] 羅西章：《周原出土的西周石磬》，《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6期。
[17]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等：《張家坡西周墓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18] 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等：《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fā)掘》，《文物》1994年第1期；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等：《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fā)掘》，《文物》1995年第7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fā)掘》，《文物》1994年第8期。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門峽虢國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20]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陜西韓城梁帶村遺址M27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6期。
[21] 山東大學(xué)考古系：《山東長清縣仙人臺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
[22]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侯馬工作站：《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墓葬》，《考古》1963年第5期。
[2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洛陽興修中州大渠工程中發(fā)現(xiàn)珍貴文物》，《文物》1960年第4期。
[24] 方建軍：《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陜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9頁。
[25] 戴春陽：《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關(guān)問題》，《文物》2000年第5期。
[26] 王輝：《關(guān)于秦子戈、矛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6期。
[27] 李學(xué)勤：《論秦子簋蓋及其意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28] 董珊：《秦子姬簋蓋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29] 梁云：《早期秦文化及相關(guān)問題探討》，南開大學(xué)博士后科研工作報告，2005年。
0488秦子镈的器主和時代-
admin 在 2009/9/8 8:47:16 評價道：第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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