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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見成皋令鼎銘及相關(guān)問題
（首發(fā)）
有虞同
旅順博物館收藏一件“十四年成
令”銅鼎。[1]據(jù)描述，“蓋器相合呈扁球體，蓋上有三個圓形環(huán)，可卻置，附立雙耳，稍外撇，三蹄足。器蓋外側(cè)有陰刻銘文‘王后左相室’。口沿下陰刻銘文‘十四年成皋令趙容造公鼒容斗’?！保ǖ?SPAN lang=EN-US>52頁）原書只有銅鼎照片而未專門附列蓋、器銘文拓片。從照片來看，器銘可勉強(qiáng)辨認(rèn)而蓋銘干脆就見不到。
此前已經(jīng)著錄的刻有“王后左相（引按，“相”字暫從流行釋法）室”文字的鼎一共有三件，即《集成》[1]4·2097、2360號的兩件（據(jù)“銘文說明”，前者為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藏契齋拓本，后者也是考古所藏拓，不同之處在于后者的器身另有刻銘8字）與《新收》[2]第631號收錄的一件“□昜”鼎（陜西清澗縣出土，銘文14字刻于器身口沿）。另外，《新收》第807號收錄一件刻有“王大后右相室”的鼎（陜西澄城縣出土），器身與耳、蓋的銘文內(nèi)容相同；《新收》第320號收錄一件“大子左相室”鼎（洛陽出土，銘文刻于鼎身口沿）；洛陽大學(xué)文物館收藏一件“王大后·大子左相室”鼎。[2]旅順博物館收藏的這件鼎，由于器銘與上引各鼎不同，應(yīng)是第四件“王后左相室”鼎，未被《集成》等書收錄的“十四年成皋令”等內(nèi)容也屬于首次發(fā)表。
照片上的器銘雖不能全部辨認(rèn)出來，但原書的釋文肯定有誤，比如所謂“鼒”字應(yīng)釋為“
（鼎）”，而“公”、“斗” 等筆畫不清，所釋應(yīng)存疑。從格式及內(nèi)容來看，口沿的這處銘文應(yīng)屬三晉文字，而其中的“造”字從貝、攴、告聲，又是典型的韓國文字用法。[3]因此，這件銅鼎的國別應(yīng)為韓國。整理者將鼎銘的“ 成”釋讀為“成皋”（第52頁），雖未明說鼎的國別，卻與成皋為韓地的情況正相符合。已知的幾件“王后相室”鼎均為燕國刻銘，估計這件鼎的“王后左相室”等文字也不會例外。如果這個推測符合實(shí)際，就說明這件鼎原為韓國制造，后因某種緣由轉(zhuǎn)用于燕國。從形制來看，該鼎屬于戰(zhàn)國中晚期三晉地區(qū)比較流行的樣式。由于自韓昭侯至桓惠王時期的韓國君主在位時間都超過十四年，因此鑄造該鼎的具體王世待定。
“成皋”或作“城皋”，見于《戰(zhàn)國策》等書，在戰(zhàn)國時期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內(nèi)為韓國領(lǐng)土。《韓策一》“三晉已破智氏”章云：“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guī)謂韓王曰： ‘分地必取成皋?！ぁぁぁぁぁぶ另n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史記·韓世家》：“（桓惠王）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钡卦诮窈幽蠝铌柺形鞅薄?A title="" href="#_edn4" name=_ednref4>[4]元代吳師道等人以為策文的“成皋”就是見于《左傳 ·莊公二十一年》的“虎牢”（也叫“制”）。從戰(zhàn)國韓文字中既有“
（制）”（鄭州出土，《陶匯》[3]6·147——148）、“
司工”（《璽匯》[4]第2 227號）、“
戈”（《新收》第1728號，刻銘），也有 “成皋”（上引鼎銘）的情況看，當(dāng)時成皋、制地似為二地。類似的情況還可舉出“命瓜（令狐）”（銅壺，《集成》 15·9719）與“奇氏（猗氏）”（方足小布，《貨系》[5]第1723號；“陭氏”銅戈，《新收》第1705號）、“修武”（《璽匯》0302號）與“寧”（《集成》16·9997“二十七年寧皿”）等，據(jù)《水經(jīng)·涑水注》引闞骃曰“令狐即猗氏也”、《史記正義》引《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于寧，故曰修武”，它們似是一地二名，但又都出現(xiàn)于同一國別的文字中，具體原因暫不宜強(qiáng)解。
戰(zhàn)國文字資料中首次出現(xiàn)的“成皋”地名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具體地說，從地名用字習(xí)慣方面為檢討舊說提供了依據(jù)。下面試作說明。
鼎銘“成”之“
”從“咎”得聲，自可讀為“ 皋”。上古音“咎”在群母、幽部，“皋”在見母、幽部，[5]二字的聲母同屬牙音且疊韻，讀音很近。古書中有“ 咎”、“皋”及從“咎”、“皋”得聲之字相通假的例證。比如，“皋陶”又作“咎繇”、“咎陶”等。[6]出土文獻(xiàn)中也不乏“咎”、“皋”相通假的例子，比如，李家浩先生考證《璽匯》0049號三晉官印文字中的“咎郎”即《漢書·地理志》西河郡的 “皋狼”等；[7]三晉兵器銘文中的“咎茖”、“上咎茖”，蔡運(yùn)章、劉釗先生定為見于《左傳·閔公二年》的“皋落”。[8]從地理位置上看，這幾方“咎郎”官印的國別屬趙，學(xué)界已無爭議；兩件“皋落戈”，學(xué)者也多以為韓國之物。
從上舉璽印、兵器資料來看，三晉文字中的地名用字 “皋”是以“咎”或從“咎”得聲之字來表示的。三晉文字中還有以“咎”開頭的地名。比如，《貨系》第1715號有“咎奴”方足小布，這個地名還見于山西中陽縣出土的銅壺、[9]《集成》17·11341號“四年咎奴令戈”等銘文之中。
關(guān)于方足小布“咎奴”的地望，清代學(xué)者翁樹培認(rèn)為：“咎即皋字，與高通?！稘h志》有高奴，屬上郡?！?A title="" href="#_edn10" name=_ednref10>[10]黃盛璋也認(rèn)為“古咎、高、皋同音，《史記·集解》說：‘咎音高’，又皋陶古或作咎繇，可證。所以咎奴就是高奴”，并進(jìn)一步認(rèn)為《集成》11341號戈銘的“咎奴”也即“高奴”、該戈國別屬魏。[11]此說得到了相當(dāng)一部分學(xué)者的贊同。[12]清代李佐賢《古泉匯》則認(rèn)為幣文地名與《左傳·成公三年》晉國討伐的 “廧咎如”有關(guān)（元集卷四），[13]少數(shù)當(dāng)代學(xué)者贊同此說。[14]兩種意見之內(nèi)對“咎奴”地望的考定、國別歸屬上意見尚不一致，此不贅引。
也有的學(xué)者不同意方足小布“咎奴”即“高奴”的意見，提出魏國橋形布幣中已有“高女（奴）”[15]一地，在同一國家之內(nèi)地名用字比較統(tǒng)一的情況下，“咎奴”就是高奴的說法比較可疑；從可以確認(rèn)的布幣地名的地望來看，魏國在今陜西境內(nèi)并未鑄造過方足小布，而且 “咎奴”布幣也從未在陜西境內(nèi)出土過。[16]此說似乎一直未得到學(xué)界的回應(yīng)。其實(shí)從地名用字的角度來看，這個懷疑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這需要從“高”、“咎”、“皋”等字在戰(zhàn)國文字中的使用情況說起。
翁樹培、黃盛璋等學(xué)者都認(rèn)為“高”、“咎”、“皋 ”等字古音相近可通，這是沒有疑問的。不過，留意一下它們之間相互通假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典籍中“皋”、“咎”或從之得聲的字相通假的例子很多，而“皋”與“高”、“咎”與“高”相通假的例子很少，《古字通假會典》舉出的分別只有3例、1例（第711、733頁），差別明顯。從古音歸部來看，“高”在宵部，而“皋”、“咎”均在幽部，“高”與“皋 ”或“咎”的通假屬于旁轉(zhuǎn)，明顯不如“皋”與“咎”的疊韻來得直接。事實(shí)上，目前出土文獻(xiàn)中能找到的被認(rèn)為是“咎 ”、“高”直接通假的例證也僅有上引方足小布與兵器中的“咎奴”而已。在三晉兵器、璽印文字、金文中多次出現(xiàn)“咎 ”與“皋”通假、地名“高”字多用為本字[17]的情況下，還把貨幣、兵器中的“咎奴”讀為“高奴”，實(shí)有些固執(zhí)。
“咎奴”如讀為“咎（皋）如”，傳世文獻(xiàn)中無法找到直接對應(yīng)的地名，這大概也是學(xué)界多采用“高奴”說的原因之一。本文認(rèn)為，舊以為“咎如”的可能性不容忽視。“咎 ”字不用破讀，“奴”、“如”均從“女”得聲（上古音“奴”在泥母、魚部，“如”在日母、魚部），自可通假?！熬倘纭本褪恰皬Z咎如”的省稱，類似情況在地名資料里不乏其例。比如，上引“皋落”是“東山皋落”的省稱，《魏世家》的“觀”是“斟灌”的省稱，等等。因此，“咎如”為“廧咎如”之省稱并無不妥。
據(jù)《左傳》傳文及杜注，僖公二十三年、成公三年的 “廧咎如”為“赤狄之余”，其地望所在歷來有爭議。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jì)要》卷一“廧咎如”條云：“或曰在山西太原府境，亦赤狄別種。咎讀若皋?！币灿袑W(xué)者認(rèn)為在今河南安陽市西南，《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史稿地圖集》等工具書多采用這一意見。[18]如“咎如”在今太原一帶，上引咎奴壺、“咎奴” 布幣可能是趙物（出土銅壺的中陽縣在戰(zhàn)國時期屬趙地）；如在今安陽市一帶，則屬魏器的可能性很大（據(jù)《趙世家》，安陽屬趙時間極短，且在戰(zhàn)國末期）。不過，咎奴令戈銘文中“冶”字的寫法與十一年咎茖令戈相同、“令”字之前有修飾詞“蓸”，似表明它可能是韓兵。從地名發(fā)生的角度看，“咎奴”既是“廧咎如”的省稱，那么隨著狄族活動區(qū)域的不斷變動，“咎如”的地名自然就會出現(xiàn)在不同的地區(qū)（就像東山皋落氏的遷徙一樣），其具體地望一時難以確定。也許趙、魏、韓三國境內(nèi)都有名為“咎奴”的地名，就象三晉均有安陽、平陽等地名一樣。
參 考 文 獻(xiàn)
[1]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1——18冊），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1984年——1994年。
[2] 《新收》——《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一、二、附錄），鐘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 編著，[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4月。
[3] 《陶匯》——《古陶文匯編》，高明 編著，中華書局1990年。
[4] 《璽匯》——《古璽匯編》，故宮博物院 編、羅福頤 主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
[5] 《貨系》——《中國歷代貨幣大系·1先秦貨幣》，馬飛海 總主編、汪慶正 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1] 旅順博物館 編：《旅順博物館館藏文物選萃·青銅器卷》，第20號，文物出版社2008年9月。
[2] 劉余力、蔡運(yùn)章：《王太后左私室鼎銘考略》，《文物》 2006年第11期，第65頁圖五、66頁圖六。
[3] 裘錫圭：《嗇夫初探》，《云夢秦簡研究》，第243、244頁，中華書局1981年7月。后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郝本性：《新鄭出土戰(zhàn)國銅兵器部分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第 118頁，中華書局1992年。吳振武：《新見十八年冢子韓矰戈研究——兼論戰(zhàn)國“ 冢子”一官的職掌》，陳昭容 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第320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9月。
[4] 譚其驤 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第35——36頁“戰(zhàn)國·韓魏”，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10月。
[5] 唐作藩 編著：《上古音手冊》，第40、6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下引上古音的資料均出自該書。
[6] 高亨 編纂、董治安 整理：《古字通假會典》，第 710、711頁等，齊魯書社1989年7月。
[7] 李家浩：《戰(zhàn)國官印考釋（二篇）》，第346——348頁，《文物研究》第七輯，黃山書社1991年12月。裘錫圭：《<珍秦齋藏印展>釋文》，蕭春源 輯《珍秦齋古印展》附，澳門市政廳，1993年。施謝捷：《古璽匯考》，第96頁，安徽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指導(dǎo)教師：黃德寬教授）， 2006年5月。
[8] 蔡運(yùn)章、楊海欽：《十一年皋落戈及其相關(guān)問題》，《考古》 1991年第5期。李家浩：《十一年皋落戈銘文釋文商榷》，《考古》1993年第8期，第758頁。劉釗：《上皋落戈考釋》，《考古》2005年第6期，第95頁。關(guān)于“上皋落”的地望，學(xué)者間尚有爭議，見：陳隆文《春秋赤狄皋落地望與皋落戈銘文釋讀》，《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7年第2期，第108——114頁。今按，陳文將皋落定位于今山西昔陽縣境內(nèi)，從兩件皋落戈的縣令、冶的名字完全相同來看，二者都是韓器的可能性極大，而昔陽縣在戰(zhàn)國中晚期不屬于韓，陳說恐不可信。
[9] 黃錫全：《三晉兩周小方足布的國別及有關(guān)問題初論》，《中國錢幣論文集》第三輯，第106、107頁，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年5月。后收入《先秦貨幣研究》，中華書局2001年6月。
[10] 轉(zhuǎn)引自：[清]倪?！豆沤皴X略》卷六，馬飛海、王貴忱主編《中國錢幣文獻(xiàn)叢書》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上冊第775、776頁。
[11] 黃盛璋：《試論三晉兵器的國別和年代及其相關(guān)問題》，《考古學(xué)報》1974年第1期，第31頁。后收入《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齊魯書社1982年6月。
[12] 朱活：《布錢續(xù)探——平首布錢的分類及有關(guān)問題》，《古錢新探》，第62頁，齊魯書社1984年6月?！吨袊X幣大辭典》編纂委員會 編：《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第255頁，中華書局1995年12月。黃錫全：《三晉兩周小方足布的國別及有關(guān)問題初論》，《中國錢幣論文集》第三輯，第106、107頁。王輝 編著：《古文字通假字典》，第 158頁，中華書局2008年2月。
[13] 李佐賢 編：《古泉匯》，馬飛海、王貴忱主編《中國錢幣文獻(xiàn)叢書》第十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月9月，上冊第352頁。
[14] 何琳儀：《<古幣文編>校釋》，《文物研究》第六輯，第216頁，黃山書社1990年10；《三晉方足布匯釋》，《人文雜志》1996年第4期。后收入《古幣叢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安徽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5] 湯余惠：《戰(zhàn)國貨幣新探（五篇）》，吉林省貨幣學(xué)會首屆會議論文油印本，1983年，長春。裘錫圭先生曾釋幣文為“高安”，見《戰(zhàn)國貨幣考（十二篇）》，《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社版1978年第2期。后收入《古文字論集》，第429——453頁，中華書局1992年8月。
[16] 吳良寶：《古幣三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第 335頁，中華書局2002年7月。
[17] 比如，《集成》17·11302的“二十九年高都令戈”、《貨系》1906號“高都”方足小布，《貨系》1431號“高女一釿”橋形布，《古錢大辭典》210號“鄗”方足小布（摹本），《古璽匯編》0070號“高志司寇”，等。只有《貨系》1434號“鄗半釿”橋形布中的“鄗”，裘錫圭先生讀為《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的“郊”地（《戰(zhàn)國貨幣考（十二篇）》）。
[18] 譚其驤 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第22——23頁“春秋·晉秦”。郭沫若 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上冊，第15——16頁“春秋時期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qū)”，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6月第2版。
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2月18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0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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