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差徐戈考
董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內(nèi)容提要〗本文考證了珍秦齋藏越王差徐戈銘文,認為戈銘記載了越王初無余遷都姑蘇之事,可以補正《竹書紀年》的有關記載。又系統(tǒng)介紹了差徐戈的形制、紋飾和工藝方面的特點,認為差徐戈代表了越國銅器鑄造、裝飾工藝發(fā)展的一個高度。
〖關鍵詞〗越王戈、姑蘇、《竹書紀年》、紋飾、鑄造、戰(zhàn)國、銘文
珍秦齋收藏的越王差徐戈是近年發(fā)現(xiàn)最重要的一件越國文物(圖一)。此戈不獨制作精美,紋飾奢華,并且鑄有34字銘文。這里先來談銘文的釋讀。

圖一
一、銘文通讀
戈胡兩面各鑄兩行銘文,讀序從左至右,兩面連讀(圖二)。根據(jù)我的理解,可釋寫為:

圖二
戉(越)邦之先王未得居乍(胥 -蘇)金(陰),
就(由)差
(徐)之為王,司(始)得
居乍(胥-蘇)金(陰)。差
(徐)以鑄其元
甬(用)戈,以攸(修)□
(邊)土。
首先來說明一下釋文中“未”、“乍 ”、“司”、“攸”這幾個字的考釋。
戈銘“未”字形前所未見,可以跟一般的“未”字以及1989年河南淅川縣和尚嶺2號楚墓出土的
子受編鐘銘文中“昧爽”之“昧”字聲旁相比較:[1]
1
——2
——3![]()
1、利簋(《集成》04131);2、
子受編鐘;3、差徐戈
在古文字形體中,若有兩重向上的對稱斜筆“
”,在演變時常常會把下一重斜筆改造為“口”形,或者把“口”形反改造為斜筆,例如:
1
——2
;3
——4![]()
——5![]()
1、姜林母
簋(《集成》03571)[2];2、伯多父
盨(04419);3、頌簋(04338);4、頌簋,(04335);5、秦公镈(00267)
子受編鐘“昧”字所從“未”旁也經(jīng)歷了上述演變,然后又在“口”形中趁隙加短橫。由于“昧爽”是個見于古書(《書·牧誓》、《武成》、《禮記·內(nèi)則》、《荀子·哀公》等篇)和銅器銘文(小盂鼎,《集成》02839;免簋,《集成》4240)的時分名稱,由字形演變的解釋加之以文例的限制,可確證
子受編鐘銘文的這個字形是“ 昧”字的一種特殊寫法。
同理,差徐戈銘文的“未”字是
子受編鐘“昧”字偏旁“未” 形中間短橫拉長的寫法。但戈銘“未”缺少上半部分的中豎,這可能是當時所習慣的一種簡省寫法。
在銘文中兩見的“乍”字形只有兩筆,跟古文字中“乍”的一種簡省寫法相近:
1
2
3
4
5
6![]()
1、2,差徐戈;3、4,攻吳王夫差劍079、086“乍”字,見《吳越文字匯編》136頁365號“乍”字下;5、6、“怍”、“詐”,見曾侯乙方鑒缶(《集成》10000)
春秋晚期吳越文字的“乍”可以寫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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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形,從“乍”字的簡化軌跡來看,差徐戈此字可釋為“乍”。
銘文中“司”、“攸”二字原皆作反書。按戈銘開始的那一面銘文多是正字,反面銘文多做反字。
1
——
2
——
解釋了字形的問題,根據(jù)我的斷句,銘文大意還是比較容易了解的。銘文是說:越邦之先王不曾(未嘗)居“乍金”這個地方,由“差徐”為王之世,開始能居于“乍金”,“差徐”因此鑄造了這件元用戈,以修邊疆。銘文“未得居”與“司(始)得居”互相照應,“司”應讀為“始”(請參看《古字通假會典》392-394頁“治與祠”、“詒與嗣”、“怡與嗣”、“臺與嗣”等條下),[3]可見“未”、“司”二字釋讀均不誤。“得”是個語氣助詞,詞義比較虛,或可譯為今語“能”。戈銘“就”古書常訓為“至”、“到”、“逮至”,其后都要求處所地點之類的詞作賓語,與差徐戈銘文有所不合?!熬汀笨勺x為“由”,《呂氏春秋·下賢》“就就乎其不肯(肯)自是”高誘注:“就就,讀如由與之由” 。[4] “由……始……”是古漢語常見的結構:
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左傳》莊公二十一年)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禮記·郊特牲》)
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新序卷四·雜事第四》“梁有大夫宋就者”章)
“差徐之為王”句的“之”是個結構助詞,其作用是使主謂結構成為一個名詞性詞組,[5]做介詞“就(由)”的介詞賓語,介詞結構“就差徐之為王”,充當“(差徐)司(始)得居乍金”的時間狀語成分。古漢語中以“之為”結構做時間狀語的句子很多,例如《左傳》昭公七年先敘前事“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毕挛挠种v到“及即位……”等后來的事,可與戈銘“差徐之為王”相比較。
古書凡講君王“居”某地,“居”的后面常是國都名稱。例如《史記·殷本紀》:“湯始居亳,從[6]先王居,作帝誥。”又“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薄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附《秦紀》詳記歷代秦君的居、葬地點,所居地都是所徙都名??梢姡熬印钡囊饬x,有時與“遷”或“徙”相同。
根據(jù)上述分析,“乍金”是越國都之名,“差徐”是越王名。此戈當定名為“越王差徐戈”,銘文記載了越王差徐遷都乍金之事。銘文最后一句“差徐以鑄其元用戈,以修□邊土”是承上文“始居乍金”而言,為了紀念徙都之事,越王差徐鑄造了這件戈,幷用這件戈治理邊疆。意思是永遠保守邦土。
二、差徐與乍金的考訂
我們先來看“差徐”相當于哪一位越王。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在“子王之侯立”下引竹書《紀年》云(此據(jù)各版本校正,非中華書局排印版):
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浕?,吳人立孚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qū)定粵亂,立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qū)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為菼蠋卯。
接下來司馬貞說:
故《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云“ 號曰無顓”。蓋無顓后乃次無強也,則王之侯即初無余之也。[7]
我認為越王“差徐”乃是《紀年》所見名“初無余”的越王。先來說一下各版本《史記索隱》所見這位越王名字的異同。
今中華書局排印本《史記》之《索隱》引古本《紀年》作“無余之”,[8]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引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卷四一頁五一:“《存真》作初無余之,《輯?!纷鳠o余之。宋耿秉本、黃善夫本、元彭寅翁本皆有初字?!蹦纤瘟_泌《路史·后記》十三下羅蘋注引《紀年》作“孚錯枝一年,其大夫寺區(qū)定亂,立初無余?!苯癖尽吨駮o年》同《路史》注。
今據(jù)珍秦齋戈銘越王名“差徐”以校定各版本異同,可知宋耿秉本、黃善夫本、元彭寅翁本《史記》、《路史·后記》等作“初無余”不誤。[9]“徐”、“余”音通自然不必多說。按上古音聲類“ 初”、“差”都屬正齒音初紐,但韻部方面,“初”是魚部字,“差”是歌部字。據(jù)古書及古文字材料所見,“差”聲之字常常與魚部字相通。在《望山楚簡》一書的注釋中,曾比較集中地舉過這方面的例子,總結起來,計有:
1、古書中當“病愈(愈)”講的“瘥”字,在楚簡中常常寫作“
”,從“
”聲,[10]在秦簡《日書》中或?qū)懽鳌磅 保?/SPAN>
2、《國語·魯語上》“宣公夏濫于泗淵”章“且夫山不槎蘗,澤不伐夭”,《玉篇·木部》引此云:“槎,斫也,亦與查同。”“查”本是“樝”字的異體字,本寫作從木、且聲,作左右結構,隸變或作“查”。[11]
3、《玉篇·魚部》又以鲊、
為“鲝”字異體。
4、《文選·西京賦》“柞木剪棘”李善注“柞與槎同。”
5、《禮記·曲禮下》“鹽曰咸鹺”之“鹺”在《說文》作“
(
)”謂“咸也。從鹵、
省聲。河內(nèi)謂之
,沛人言若虘?!?
6、馬王堆1號漢墓遣策 110號“助酒”及169號“沮酒”,皆當讀為《周禮·天官·酒正》“盎齊 ”《釋文》所提到的“白醝酒”。
7、《說文》“
,沛國縣。從邑、虘聲?!?/SPAN>小徐本加“今酇縣”三字,《史記·蕭相國世家》“封為酂侯”《集解》 “其屬沛郡者音嵯?!?A title="" href="#_edn12" name=_ednref12>[12]
除了上述7例,還可以補充1例:
8、西周金文在話語開始時常見的“
”字,楊樹達讀為《書》、《詩》常見的嘆詞“嗟” ,所舉語音證據(jù)為《爾雅·釋詁下》:“嗟、咨,
也”郭注:“今河北人曰‘嗟嘆’。音兔罝。”并釋《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并興”之“徂茲”為“嗟茲”、又以《詩·鄭風·褰裳》“狂童之狂也且”句之“且”為嘆詞“嗟”置于句尾的用法。[13]
由此可見,“差徐”可與“初無余” 古音相對。至于“無”字也是魚部字,應該是次要音節(jié),在急讀時可省略不記。[14]據(jù)《紀年》,“初無余”立十二年被殺,又稱“莽安”。根據(jù)楊寬考訂,越王翳元年至三十六年,當在公元前四一〇至前三七五年;初無余元年至十二年,在公元前三七二至前三六一年。[15]由此看來,差徐戈的年代屬戰(zhàn)國中期早段。
既然可確定“差徐”是初無余,那么戈銘所見越國國都名“乍金”應該是什么地點呢?
先秦時代,各諸侯國隨領土的擴張伸縮,國都常有遷徙,而舊都在一段時間內(nèi)不廢,從而形成多都制。綜合史料中的記載來看,越在勾踐之前,都會稽山南故越城,[16]勾踐滅吳之前,徙治會稽山陰勾踐小城,滅吳之后,越曾徙都瑯琊,[17]又曾遷于吳。
結合越王差徐(初無余)的年代來看,需要注意越遷于吳的史料。越徙吳的年代,古書有三種記載,互不相同。有關史料除了上引《史記索隱》引《紀年》“ 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之外,還有兩條:
《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勾踐小城,山陰城也?!鴾鐓?,徙治姑胥臺?!?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自勾踐至于親,其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眾皆失,而去瑯琊,徙于吳矣?!?/SPAN>
這里需要解釋《越絕書》“勾踐小城 ”條所記“姑胥臺”與“吳”的關系。
宋范成大《吳郡志》卷十五:“姑蘇山,一名姑胥,一名姑余。連橫山之北,古臺在其上。”《越絕書·越絕外傳吳地傳第三》:“闔閭之時,大霸,筑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庇钟洝扒锒纬侵校合闹喂民阒_,旦食于〈紐〉(組)[18]山,晝游于胥母?!薄秴窃酱呵铩りH閭內(nèi)傳》:“ 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
山,晝游蘇臺。”唐陸廣微《吳地記》:“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佚文,見《吳郡志》、《藝文類聚》卷六二引)從上述記載來看,姑胥山又稱“胥山”,“胥(蘇)”是“姑胥”一詞的中心成分。[19]后來稱姑蘇、蘇州[20],“蘇”、“胥”相通假。史籍記載吳君在闔閭以上都梅里,至吳闔閭始城闔閭城與城外姑蘇臺,以之為都。因為吳國故都姑蘇,所以《越絕外傳記地傳》“勾踐小城”條所記的“而滅吳,徙治姑胥臺”,也就是記越都遷至故吳都姑蘇。
根據(jù)上述文獻背景,我猜想差徐戈所見的越都地名“乍金”當讀為“蘇陰”,指姑蘇山之北的都邑。從古音關系來看,“乍”是崇紐鐸部字,“蘇”、“胥” 是心紐魚部字,聲為齒頭音與正齒音旁紐,韻為魚、鐸二部陰、入對轉(zhuǎn),三字古音皆相近。我們知道,諧“乍”聲之字與 “昔”聲之字常常音近可通(參看《古字通假會典》903-905頁“乍字聲系”下),《史記·晉世家》記載晉獻侯名“籍”,《索隱》引《世本》及譙周《史記》皆作“蘇”,近年發(fā)現(xiàn)的晉侯穌鐘即晉獻侯籍所作。這可以作為“乍”、“蘇”與“胥”相通的旁證?!敖稹迸c “陰”都是侵部字,戰(zhàn)國文字“陰”字常常寫作“
”,從阜、“金”聲,[21]《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六)》的《用曰》篇有一句話是“淦則或淦,昜則或昜”,張光裕先生已經(jīng)指出此句應該讀作“陰則或陰,陽則或陽”。雖然大家對這句話的解釋仍有分歧,但“淦”讀為“陰”是可以肯定的。[22]由此可見,“乍金”之讀為“蘇(胥)陰”,在語音層面上可以成立。
從地理位置上看,姑蘇山南臨太湖,山北即山陰正對今蘇州西的闔閭城即故姑蘇城。所以,差徐戈銘的越都名“乍金”指的是吳故都姑蘇。闔閭城又稱“吳越城”,應該緣于此地曾先后做為吳、越都城。
三、兩點討論
首先說差徐戈銘與《紀年》在徙都時間上的參差。
根據(jù)我們對戈銘的考訂,越王“差徐 ”即初無余徙都“乍金”即蘇陰,這與《紀年》所說越王翳三十三年徙吳不同。
因為差徐戈很清楚地說明“越邦之先王未得居乍金”,那么越王翳之徙于吳,應該是營建姑蘇之都,而并未實際居此治政。所以我們推測歷史事實是這樣的:在越王翳三十三年營建姑蘇之吳都之后,因為“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所以“粵滑”,“滑 ”應該讀為“抇”或“汩”,訓為“亂”,吳人趁機立孚錯枝為君??梢娫酵豸栉茨芫犹K陰之都,是因為營都不久就發(fā)生了諸咎之亂。諸咎作亂的第二年,大夫寺區(qū)平定越國之亂,立初無余即差徐為王。差徐戈銘“就差徐之為王始得居乍金” 是明說作為越都的“蘇陰”,正式開始啟用是在差徐之世。這樣看來,差徐戈的記載與文獻正好可以相接無礙。所以說,越王差徐戈的發(fā)現(xiàn)與考釋,既可以與《紀年》所記相發(fā)明,也可糾正《紀年》記載史實的不嚴密。
至于《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勾踐小城”條稱“而滅吳,徙治姑胥臺?!焙苋菀妆焕斫鉃樵酵豕篡`徙治姑胥臺,《國語·吳語》記載勾踐伐吳,“敗太子友于姑熊夷”之后,又“入其郛,焚其姑蘇”,《史記·越世家》也稱“燒姑蘇臺”。若在勾踐之世焚臺之后又營建徙治,不合情理。所以這最可能是誤記。
又《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記越王親“去瑯琊,徙于吳”,已經(jīng)是越國晚期,這時的越國勢力衰微,又退守于吳,或合于情理。
其次談越君的世系?!肚f子·讓王》、《呂氏春秋·貴生》都說“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23]所謂的“三世”,根據(jù)《紀年》的記載,被殺的三位越君是越王翳(不揚)——諸咎——初無余(莽安),因此,只有在初無余是諸咎之子的情況下,這三位越君才能算作三世。而吳人趁越亂所立的“孚錯枝”是吳人君,不是越人君,不計在內(nèi)。初無余被殺之后的越君是“王之侯”即“王子搜”(又稱“無顓”),“搜”、“侯”字音相通?!妒酚洝ぴ绞兰摇匪疲骸巴豸枳洌油踔盍?。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边@可能是因為僅錄父子相傳的世系,所以跳過了諸咎、初無余這旁出的兩代。由此可見,因王之侯也是越王翳之子,則“王子搜”之名號中的“王子”是身份,王子搜在初無余世正可稱“王子”。
四、形制、紋飾與工藝
珍秦齋藏越王差徐戈出土時斷裂為數(shù)段,斷痕計有:戈援兩處,戈胡兩處、戈內(nèi)中部、后部各1處,內(nèi)下緣小齒突亦斷。所幸每塊都在,后經(jīng)良工修復。今從修復后的情況看,其修復無誤,完全可信。這里先談基本形制(圖三)。

圖三
此戈作長援寬胡式,內(nèi)上無刃。前鋒尖銳,呈長三角形,上下援線呈兩條基本平行的直線,戈援中脊隆起一條從前鋒直抵戈欄的脊線。戈鋒、援上緣、下緣以及戈胡側(cè)均開窄刃,刃線明顯,戈援斷面呈略作四菱形的八邊形。中胡較寬,胡下緣平直無刃而有紋飾,下緣角作直角。戈欄側(cè)設四穿,其中一圓形小穿位于援本處,胡近欄處有三個相距很近的窄長方形穿孔,穿孔制作極為規(guī)整。側(cè)欄、戈內(nèi)厚度僅為戈體之厚的三分之一,由于戈體厚,側(cè)欄以及戈內(nèi)薄,自然在戈體與欄、內(nèi)相交處形成欄線。無上欄齒,但援本處上緣與欄線相接處設一小塊翼狀突起,高出戈援表面。有下欄齒,側(cè)欄下緣角鈍圓。戈內(nèi)略呈長方形,其后緣上角為直角,下角鈍圓,下緣角下設一小斜齒突。戈內(nèi)上設一窄長方形穿孔,規(guī)整一如胡上之三穿。若以戈內(nèi)之寬度為基準,則內(nèi)、胡、援長三者之比略為:3:3:7。
此戈的紋飾繁復,不得不與形制分開介紹。根據(jù)裝飾部位,該戈紋飾可以分為:1、正反兩面,2、側(cè)立面兩個角度來說。
首先是以欄線為界,戈內(nèi)兩面、戈側(cè)欄兩面、戈翼兩面均有紋飾。
戈內(nèi)兩面是主要裝飾部位(圖四),其紋飾可分為三個區(qū)域。

(圖四)
近欄處有一略呈正方形的紋飾帶。其基本構成單位可以理解為一種呈“r”狀的羽紋,[24]尾部內(nèi)卷較甚。兩個相鄰羽紋的方向相反,一個羽基垂直接在另一個羽干中部。這樣兩兩互相聯(lián)結,組成連續(xù)的紋樣。限于該紋飾帶的面積,比較清楚的紋飾僅有一組半至兩組。
這種羽紋是比較典型的東周越式羽紋,其特殊之處在于內(nèi)卷處生長出四、五個尖銳的分支,即馬承源先生所謂的“刀形”或“斧刃形”。[25]同類紋飾,也見于1982年在紹興坡塘發(fā)現(xiàn)銅質(zhì)房屋模型(M306:13)屋頂部位的裝飾(圖五)。[26]2005年,埃斯肯納齊行展覽了一件戰(zhàn)國越式束頸銅鼎,頸部內(nèi)壁紋飾的基本單位也作同類風格(圖六)。[27]這些器物的年代應該彼此接近。


圖五,1 圖五,2


圖六,1 圖六,2
在差徐戈,這種“r”狀羽紋是典型紋樣單位,它的各種省略變化形式(下文所稱“L”及“ S”形羽紋),又是構成差徐戈其它部位紋飾的要素。所以,理解這個部位的“r”狀羽紋形態(tài)及其構成方式,是理解差徐戈全部紋飾的關鍵。
戈內(nèi)穿孔上下各有一塊方形鑲嵌綠松石的紋飾帶。其基本紋飾單位作轉(zhuǎn)折角生硬的“L”形羽紋陰線,兩兩反向垂直相聯(lián)。陰線凹槽內(nèi)嵌有綠松石碎片,至今保存完好,基本上沒有脫落。
戈內(nèi)后緣隨后緣形狀,有一塊細陽線雙鉤的鏤空透雕紋飾帶。這一區(qū)域的最小紋飾單位,也是“L”形羽紋的兩兩勾連。但“L”形陰線是以細陽線雙鉤,與前兩組表現(xiàn)手法不同。
根據(jù)上面的分析,再來看戈翼兩面的浮雕紋飾,就可以明白戈翼上也是細陽線雙鉤的陰線“L”狀單位所構成,只是因為戈翼小且形狀特殊,“L”紋只有1組半,沒能充分展開。
戈側(cè)欄兩面各飾五組陰線“S”狀紋,“S”紋的首、尾皆有分叉,可以理解為兩個基部相連的 “r”狀羽紋。
上述各部位紋飾的單元形態(tài)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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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內(nèi)近欄處陰線紋飾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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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內(nèi)穿孔上下鑲嵌綠松石紋飾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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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內(nèi)后緣透雕紋飾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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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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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cè)欄兩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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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越王差徐戈的奇特之處在于,在鋒刃之外的狹窄側(cè)立面上,也有紋飾(圖七,1、2、3)。這些紋飾從戈胡下緣開始,經(jīng)下欄齒底面,轉(zhuǎn)到側(cè)欄之側(cè)面,折接戈內(nèi)下緣,繞過內(nèi)下緣的齒突,再接戈內(nèi)上緣,一直到戈翼上面;同時,欄線的兩個側(cè)立面上,也同樣都有尾部分枝的“S”狀紋飾。仔細觀察,這些“S”狀紋飾的形態(tài)可細分為好幾種。各部位的“S”狀紋的單位個數(shù)以及形態(tài)統(tǒng)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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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
S紋單位個數(sh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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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胡下緣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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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欄齒底面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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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cè)欄立面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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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內(nèi)下緣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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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內(nèi)后緣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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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內(nèi)上緣 |
4.5× |
|
欄線的兩個側(cè)立面 |
11 |
表二

圖七,1

圖七,2

圖七,3
綜觀所有紋飾,都可以歸納做“L”形構圖單位的互相勾連,但在立面及戈側(cè)欄,受所裝飾部位窄長形狀的限制,變形作“S”狀紋。
眾所周知,古代戈類兵器一般在戈內(nèi)近欄段、側(cè)欄和各個立面不會有什么裝飾。因為戈加裝戈柲以后,這些部分被木柲所遮掩不見,起不到裝飾作用。由此來看,珍秦齋藏差徐戈的主要功能并非實用兵器,而是宗廟禮器,也許它無需安裝戈柲,所以可以從三個維度對它進行鑲嵌綠松石、透雕、陰線雕飾等立體裝飾。
下面來談此戈的鑄造相關工藝。
此戈的援、胡部分打磨精細,看不到范鑄痕跡。但在戈內(nèi)下緣近側(cè)欄處,兩面都可以看到一段打磨未盡的二次澆鑄疊壓痕跡。
大致看來,以戈內(nèi)穿孔前端為界,側(cè)立面的“
”類“S”紋環(huán)繞戈內(nèi)后半段。仔細觀察分界位置的戈內(nèi)正反兩面,也可見一些二次鑄的疊壓痕跡。因此可以判斷,戈內(nèi)的后半段是二次接鑄上去的。
觀察戈的各個穿孔,可見穿孔截面呈開口小、中間大的算珠狀,這種情況反映了泥范鑄造的工藝。
由于差徐戈的紋飾是三維立體的,這在鑄造上的難度很大,其難點不是在脫模上,就是在分范組裝上。如果是脫模,則此戈紋飾部分的原泥范,形成直角的兩個范面上都有紋飾,這無疑會給泥范脫模造成很大困難。如果是把技術難度轉(zhuǎn)移到分為多塊泥范,然后組裝,則對于組裝的精度要求很高。上文說過,戈內(nèi)的后半段是二次接鑄上去的,這對組裝范塊的要求也很高。據(jù)此,我認為此戈紋飾的鑄造仍是采用了分范組裝的鑄造方法,所用范塊數(shù)量應該相當多。
此戈無紋飾的部分,呈基本無銹的極光滑表面,有細密的雪花狀打磨痕跡(圖八)。在戈內(nèi)前后兩段的疊壓部分,可以觀察到部分二次鑄的表層有礦化結晶現(xiàn)象,呈深色翠綠;在戈內(nèi)后段三邊,都有不同程度的礦化,呈淺綠色。這種情況似乎表明,二次鑄的青銅成分與其他部分的銅、鉛、錫配比有所差異。這大概是因為需要鑄出透雕紋飾,因此要求青銅液的流動性更好,鉛、錫含量更高。

圖八
以上我們分形制、紋飾、工藝三個方面介紹了這件差徐戈。此戈制作精細,裝飾繁復,是一件罕見的古代工藝精品。古代越國工匠的精湛工藝,在這件器物上可以得到很好的體現(xiàn)。
從目前發(fā)現(xiàn)的楚、越兵器來看,差徐戈是集前一時代工藝之大成的結果。目前可以舉出的例子,有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的一件越王者旨於賜戈(圖九)以及淅川徐家?guī)XM9發(fā)現(xiàn)的兩件楚戈(圖十一)。

圖九


圖十,1 圖十,2
我曾在2007年8月造訪東京國立博物館并仔細觀察過該館藏越王者旨於賜戈(館藏號:三七二六四)。此戈為陳仁濤舊藏。[28]兩行錯金鳥篆銘文作“越王賜旨於者”,“賜”、 “者”二字位置左右互倒。[29]這件者旨於賜戈與差徐戈形制大體相似,都有戈翼以及戈內(nèi)后下緣的小齒突,但者旨於賜戈的此齒端原應有鑲嵌物,已脫落不存。與差徐戈有兩點不同:1、者旨於賜戈脊線上下有血槽;2、戈內(nèi)后緣下角鈍圓處呈弧形下垂,與戈內(nèi)下緣相交處形成折線。在紋飾方面,者旨於賜戈的裝飾部分都在戈內(nèi)穿孔的后半段(圖十,1、2),此段有以雙陰線(單陽線)為框的紋飾帶,其中又以單陽線分隔為兩部分,前部為寬陰線“L”狀勾連羽紋,后段為雙陽線鏤空“L”狀羽紋勾連,分別與差徐戈內(nèi)第一段、第三段紋飾略同。仔細觀察,東京藏者旨於賜戈在立面裝飾的“S”紋,都位于戈內(nèi)后半段,這段也是二次接鑄上去的。[30]
越器銘文所見名“者旨於賜”的越王,林澐先生已經(jīng)論定是越王勾踐的兒子“鼫 與”。[31]河南淅川徐家?guī)X9號墓出土的22件戈中,有兩件窄長援四穿戈(M9:156、 157,205頁)的戈內(nèi)形制與東京藏者旨於賜戈相同,從線圖看,M9:156戈內(nèi)側(cè)面亦有紋飾,唯這兩件戈援無血槽。[32]報告定徐家?guī)X9號墓的年代為春秋晚期,與者旨於賜戈的年代亦相近。上述這些戈都有戈翼,這是在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早期南方吳、越、楚、曾各國高等級戈、戟的流行裝飾。

圖十一
越王鼫與當戰(zhàn)國最早期,據(jù)楊寬考訂為公元前四六三至前四五八年,與初無余(372-361)中間相隔四代四君(不壽、朱句、翳、諸咎),將近100年。東京藏越王者旨於賜戈的工藝已經(jīng)很好,我們將它與差徐戈相比較來看,差徐戈因為后出,更加轉(zhuǎn)精,精湛程度超越了100年前其先君時代制品,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結語
本文從銘文、形制、紋飾、工藝等方面討論了珍秦齋藏越王差徐戈的年代、器主、事件以及工藝成就。結論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越王差徐戈銘文記載了越國徙都“乍金”之事,“差徐”是越王初無余,“乍金”是吳國故都姑蘇。
2、戈銘記載可以發(fā)明并糾正《紀年》等書中有關越王翳三十三年徙吳的記載。同時我認為越王差徐(初無余)是諸咎之子,越王翳之孫,初無余之后的越王王之侯是越王翳的兒子。
3、差徐戈形制規(guī)整,并飾以多種手段的三維立體裝飾,其主要功能是禮器。
4、差徐戈比東京藏越王者旨於賜戈晚100年,兩戈的形制、工藝類似,但差徐戈后出轉(zhuǎn)精,反映了戰(zhàn)國越地工匠鑄造技術的發(fā)展高度。
2008-1-18于長春
原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4期,24-39頁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嶺春秋楚墓的發(fā)掘》,《華夏考古》1992年3期114—115、119—130頁。曹桂岑:《河南淅川和尚嶺、徐家?guī)X楚墓發(fā)掘記》,《文物天地》1992年6期10—12頁。張光裕、曹錦炎:《東周鳥篆文字編》315頁,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10·東周4》圖版九四,圖版說明35頁,文物出版社,199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guī)X楚墓》46— 105頁,大象出版社,2004年。
[2] 拓本不清晰,此據(jù)《金文編》1243號字頭下摹本。
[3] 施謝捷先生告訴我,戰(zhàn)國古璽有格言璽文“慎終如司”、“慎終若司”、“慎司”,“司”字都讀為“始”。
[4] 按:“由與”即“猶豫”?!睹献?·萬章下》“與鄉(xiāng)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SPAN>
[5] 王力:《“之”、“其”構成的名詞性詞組》,《語言研究》1984年第2期,收入《王力語言學論文集》487-497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
[6] 此乃“徙”之誤字,參看注17。
[7] 此處所謂“王之侯即初無余之”不正確。王之侯乃是無顓,這里暫存《史記索隱》舊文。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四十五第八頁引徐文鏡《竹書紀年統(tǒng)箋》云無顓即王子搜。又楊寬《戰(zhàn)國史料編年輯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1頁表引洪頤煊說“侯、搜聲近而是一人、則王之侯亦即無顓,而非初無余之”,按洪頤煊著《校本竹書紀年》二卷,盡為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所征引,但從《竹書紀年集證》未檢得洪頤煊此說。
[8] 中華書局本此無“初”字,根據(jù)是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芳啊督癖局駮o年疏證》。按王國維此二書在近代研究《紀年》諸書中影響很大,但其治《紀年》,材料基本根據(jù)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卻說“余懼后世復有陳逢衡輩為是紛紛也”(《疏證序》)。實際上王國維此二書在材料方面疏漏較多,遠不及陳書豐贍有用。
[9] 疑《索隱》引《紀年》本作“明年,大夫寺區(qū)定粵亂,立初=無=余=(初無余。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qū)弟忠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薄爸弊直臼莻€結構助詞,可有可無,但因為“之”字引起斷句錯誤,越王“初無余”的名字就成了“初無余之”。
[10]參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629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
[11] 《太平御覽》卷九六六引《莊子》:“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譬猶樝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適于口。”今本《莊子·天運》“樝”作“柤”。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年)頁94—95考釋[五O],頁104—105補正三。
[13]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卷一“縣妃簋跋”(2頁)、卷二“全盂鼎跋”(41-42頁),中華書局,1997年。
[14] 吳、越銅器人名常作三、四個字,音節(jié)數(shù)比古書記載的人名字數(shù)多??蓞⒖磁宋蛟啤稘h語歷史音韻學》第七章“古代漢語的音節(jié)類型”104—118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章炳麟最早提出“一字重音說”,有些古音學家認為,上古漢語文字和音節(jié)的關系可能不都是一一對應的,一個字可能記錄連續(xù)的幾個音節(jié),幾個連續(xù)音節(jié)也可能分別記為幾個字。這種情況常見于古代南方民族語言與漢字的對音關系上。根據(jù)這種看法,“初無余”的“無”是一個次要音節(jié),所以可弱化并省略,記為“差(初)徐(余)”二字。
[15] 楊寬:《戰(zhàn)國史料編年輯證》7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 《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無餘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歲至勾踐,勾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nèi)外越別封削焉。勾踐伐吳,霸關東,徙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薄妒酚浾x》引《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秦余望山即會稽山。山北即勾踐小城。
[17] 《史記正義·秦始皇本紀》引《吳越春秋》異文:“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瑯琊,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歃血盟?!卑唇窀鞅尽秴窃酱呵铩ぞ溘`伐吳外傳第十》作“從瑯琊,起觀臺?!薄搬恪苯杂炞鳌皬摹?。
[18] 據(jù)四部叢刊本《吳越春秋·闔閭內(nèi)傳》“旦食
山”句徐天祜考注“越絕作組山” 。
[19] 許多證據(jù)表明,“姑”字在記錄古吳、越語的地名、人名時是個次要音節(jié)。樂祖謀點校本《越絕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陳橋驛《序》中指出古吳、越語言相近,曾舉例有“句吳國都姑蘇之‘姑’,與于越語姑蔑之‘姑’”。又例如,目前發(fā)現(xiàn)的5件諸樊本人或和諸樊子弟所作的有銘銅器中,諸樊之名作“姑(
)癹(發(fā))者(諸、
)坂(反、
)”,其中“者反”音就已能夠與“諸樊”相當,“姑”、“者”字均屬次要音節(jié)。潘悟云《漢語歷史音韻學》第七章“古代漢語的音節(jié)類型”115頁曾指出,古文獻中,“姑”、“居”是“詞頭”,例如“姑獲”、“姑榆”、“居暨”等詞,詞頭沒有明確的語義,它們只能與后面的詞組合成一個合成詞,在語音上它們基本是魚部和之部字,看起來很像是次要音節(jié)。參看前注14。
[20]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隋開皇九年平陳,改為蘇州,因姑蘇山為名,山在州西四十里,其上闔閭起臺?!?/SPAN>
[21] 《金文編》937頁2317號“陰”字頭下、《古璽文編》340頁“陰”字頭下。
[22] 2007年12月22日,在復旦大學出土資料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的論壇上,網(wǎng)友“一上示三王”指出馬王堆 “物則有形”圖(見陳松長:《馬王堆帛書“物則有形”圖初探》,《文物》2006年第六期)注中的“應于淦,行于□,心之李也。□淦無□,□無不行淦。至而應和,非有入也。蔡解而忘,非有外也。”中的“淦”當讀為“陰陽”的“陰” 。這是很正確的意見。可以參看。
[23] 《淮南子·原道》誤記為:“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之以出,遂不得已?!?/SPAN>
[24] 關于商周時代羽紋的定義,參看蔡慶良:《商至西周銅器與玉器紋飾分期研究》第二章第一節(jié)“羽紋的類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學位論文, 2002年。
[25] 馬承源:《長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銅器的研究》曾指出吳越青銅器紋飾的特點,他說:“線條上刀形和斧刃形的特征,這是最引人注目的吳越青銅器紋飾的條紋?!缎蔚臈l紋,常表現(xiàn)在圖案線條的起首或末尾。而在線條的轉(zhuǎn)角處,常有一塊突出物,因為形狀有點像斧鉞的刃部,稱之為斧鉞形……線條上的這種特征,在中原系統(tǒng)的商周青銅器紋飾上是沒有的,但在土墩墓的青銅器紋飾上卻普遍存在?!痹d《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收入《中國青銅器研究》459-460頁,參看460頁圖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6]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紹興地區(qū)文化局、紹興市文管會:《紹興306號戰(zhàn)國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4年1期10-26頁。圖像見《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1冊(東周5)105號,文物出版社,199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精華》175頁,文物出版社, 1999年。
[27]見埃斯肯納齊行展覽圖錄:《古代中國青銅器與雕塑》第3號展品,2005年,倫敦。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sculpture , P.16-P.17.No,3,Exhibition New York Pacewildenstein,32EAST,57Th St,2005 ESKENAZI,London,20 March-9 April ,2005.
[28]陳仁濤:《金匱論古初集》,香港亞洲石印局1952年版,50頁初五·一一;施謝捷《吳越文字匯編》著錄在434頁124號。
[29]此類現(xiàn)象又見“於越王賜旨者”矛,見《吳越文字匯編》441頁 129號。這是使用活字模翻范誤植所致。有關情況詳見另文。
[30]曾見私人收藏的一件無銘文的越戈,紋飾大體與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越王者旨於賜戈相同,穿孔上、下的紋飾帶有綠松石鑲嵌殘留。
[31]林澐:《越王者旨於賜考》,《考古》1963年8期,收入《林澐學術論文集》190-191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8年。
[3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guī)X楚墓》202—205頁,圖一九四,1、2;圖版二七,1;圖版二六,4,大象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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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比了一下文字,得估匹(曲)金,殆是人名。先王之下,其字不識,但可能有“令”之意。
就佐徐之為王后。作一句讀。
從上述記載來看,姑胥山又稱“胥山”,“胥(蘇)”是“姑胥”一詞的中心成分。[19]后來稱姑蘇、蘇州[20],“蘇”、“胥”相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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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山簡28「疋﹝羽/青﹞」、包山34「疋﹝從水﹞忻」的「疋」與「疋﹝從水﹞」,《戰(zhàn)國簡冊十四種》26頁注24認為「疑可讀為『蘇』」,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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