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與《多方》體例研究
張懷通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多方》是周公代替成王向“四國多方”、“殷侯尹民”；“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發(fā)布的一篇誥命。與《大誥》、《酒誥》等周初誥命全篇只有開頭一個“王若曰”不同的是，《多方》的體例是文本的前后有兩個“王若曰”。
“王若曰”即王如是說，是史官記錄王命時所作標記性文字，意思是說下面所記內(nèi)容都是實錄[1]。既然如此，《多方》作為“一篇”誥命，文本前后卻有兩個“王若曰”，為什么？對此古今學者作出了大約三種解釋：一、“王若曰”就是“王曰”。代表學者是曾運乾[2]、董作賓[3]。二、《多方》原本只有第一個“王若曰”領起的前半部分，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后半部分是由《多士》的后半部分附益而來[4]。三、“（周公）有一些講話可能較長，或講話對象有兩位，那么史官就得分為兩組，于是每組史官在所作記錄之前都標記了‘王若曰’”[5]。
第一種解釋沒有將兩個“王若曰”看作一個體例，實際上是將問題取消了。第二種解釋對篇章結(jié)構(gòu)改動較大，主觀臆斷的色彩太濃。第三種解釋只是看到了誥命對象不同這一種可能性，沒有注意到還存在時間、地點不同的可能性，因此對于《多方》體例形成原因的認識，仍然未達一間。為此，本節(jié)對《多方》中兩個“王若曰”體例形成的原因，在學者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新的探討[6]。
《多方》誥命正文之前有一段類似序言的文字，作“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交待《多方》的發(fā)布緣起，包括作者、時間、地點、事件四個要素。其中的宗周，古今多數(shù)學者認為是鎬京[7]，即現(xiàn)在的陜西省西安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后半部分中，在講到對服從天命者實行的政策時，周公特地強調(diào)“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其中“自時洛邑”，意思是自是洛邑，在這個洛邑。這是很多學者共同的理解[8]。劉起釪先生將其翻譯為：“你們在洛邑這地方住下來，長期用力于田畝”[9]。既然將洛邑稱為“這地方”，那么周公的講話就一定是在洛邑。如此一來，《多方》的發(fā)布地點就有了兩個，一個是宗周，一個是洛邑。
“一篇”誥命在兩個地點發(fā)布，顯然是一個矛盾。為此，蔡沈不惜曲解宗周的含義，竟然說“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10]，意思是成周洛邑也可以叫宗周。對于宋儒這樣做的目的，劉起釪先生明確指出，“顯然是為了想解決在宗周發(fā)布這一誥辭，而所誥的對象是遷洛邑的殷民這一矛盾”[11]。然而面對這個矛盾，劉起釪先生自己也無可奈何，他說：“他們既主要居住在洛邑，是不是把他們各族（即多方）的首領人物叫到宗周鎬京一道來聽誥誡呢，還是如宋儒所說的周公到洛邑來講這篇誥辭，還待進一步論定，現(xiàn)在似乎只好同意宋儒所說的，來把問題講通。然而把他們的首領人物叫到宗周鎬京來聽誥誡不是沒可能的。”[12]這句話表露了博學善斷的老先生的顧此失彼、無所適從的窘迫心態(tài)。
其實，宗周與洛邑的矛盾不是不可以調(diào)和，只要實事求是地承認誥命是在兩地——宗周與洛邑——發(fā)布就可以了。但前提必須是，破除《多方》是“一篇”誥命的思維定勢。
《多方》第一個“王若曰”領起的前半部分，一上來就明言誥命對象——“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所謂四國多方，是“指四國境內(nèi)的各族首領及四方境內(nèi)的稱為方的各族首領”[13]。如果不拘泥于四國四方的具體含義，那么方國首領的解釋還是可取的。所謂殷侯尹民，是“指《大盂鼎》銘文中的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也即《酒誥》中的內(nèi)外服”[14]。在此后的前半部分誥文中，又一連出現(xiàn)了三個“爾多方”。由此可見，多方是主要誥命對象，這也是本篇誥命標題為《多方》的原因。
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后半部分，一上來也明言誥命對象——“誥告爾多方”。在此后的誥文中，又一連出現(xiàn)了六個“爾多方”，一個“爾多國”。楊樹達先生說：“四國多方，乃古人復疊語”[15]。那么這些多方或多國應是承接上半部分而來，表明兩個部分在誥命對象上的前后相同的方面。
除了多方與多國之外，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后半部分還有一個誥命對象——“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緊接著在下面的誥文中又出現(xiàn)了一個“多士”[16]，這個多士應是對上面兩個多士的總括。
所謂“殷多士”，孔穎達疏云：“當謂遷于成周頑民之眾士”[17]。其身份與地位，大約與《多士》中的“商王士”相當，或許就是同一批人，或許二者有交叉?！妒婪酚涊d“癸丑，（武王）薦殷俘王士百人”，又記載“武王乃廢于紂矢[大]惡[亞]臣人百人”，其中“王士”與“大亞臣”相對而言，身份與地位都較低一些[18]，應是商王朝的一般政事人員[19]。由此可見“殷多士”，與第一個“王若曰”的誥命對象“殷侯尹民”不是同一批人。所謂“有方多士”，與“殷多士”一起接受誥命，身份與地位應該和“殷多士”大致相當，因此應是各個方國的一般政事人員。
然而，劉起釪先生卻說：“‘有方多士’及‘殷多士’，即是篇首‘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句中之‘四國多方’與‘殷侯尹民’二者中的多士?！?a href="#_edn20" name="_ednref20" title="">[20]其實，四國多方與殷侯尹民都是首領、諸侯、高級官員，其中哪有一般政事人員的士？況且劉先生自己同時又說“當時‘士’大都是武士”[21]，這就更對不上號了。劉先生的問題主要出在“這兩句話是前后相照應的”誤解之上，而誤解又建立在《多方》是“一篇”誥命的思維定勢之上。
如果我們拋卻成見，客觀地看待“四國多方”、“殷侯尹民”與“有方多士”、“殷多士”的差異，就應該承認《多方》兩個“王若曰”的誥命對象存在著前后不同的方面。
第一個“王若曰”的誥命對象是方國首領、殷商諸侯及高級官員，第二個“王若曰”的誥命對象則是方國首領以及方國與殷商的一般政事人員。既有所同，也有所不同。相同的對象，使得兩次誥命在語勢與內(nèi)容上前后相連，不同的對象，說明兩個“王若曰”原本是兩次誥命。
《多方》第一個“王若曰”領起的前半部分，主要闡述夏、商天命轉(zhuǎn)移的理論。主要觀點有：“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天惟是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成湯）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22]。與《召誥》所載周公的話，“我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也桓抑?，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也桓抑?，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也桓抑?，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a href="#_edn23" name="_ednref23" title="">[23]相互照應，是西周初年政治思想的主旋律。
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后半部分，開始一段承接上文闡述夏、商、周天命轉(zhuǎn)移的理論，然后用四五個段落要求方國首領、方國多士及殷商多士認清周人已經(jīng)膺受天命的事實，自覺服從周人的統(tǒng)治，并且宣布對于接受天命轉(zhuǎn)移者實行繼續(xù)保有田宅、簡選以在王朝任職的政策。是對第一個“王若曰”領起前半部分的政治思想的具體落實。兩個“王若曰”，無論語勢，還是思想，都前后貫通，一脈相承。
兩個“王若曰”雖然思想前后貫通，但由于發(fā)布對象有所不同，因而結(jié)構(gòu)有些區(qū)別。第一個“王若曰”發(fā)布對象是同一批人，所以整個前半部分一氣呵成，中間沒有再出現(xiàn)“多方”、“殷侯”等之類的稱呼詞語。第二個“王若曰”發(fā)布對象既有多方，也有多士，所以每次對象轉(zhuǎn)換，開頭都有“王曰”、“又曰”等標記性文字。這樣的文本形式，與西周早期的大盂鼎、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完全一致，是西周通行的冊命體例。
語勢、思想的前后貫通，說明兩個“王若曰”是為一個問題而發(fā)布。文本形式的區(qū)別，說明兩個“王若曰”發(fā)布于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乃至部分不同的對象。就一個問題反復誥命，是周公在復雜政治形勢下的迫不得已，周公在第二個“王若曰”中多次強調(diào)“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zhàn)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今我曷敢多誥”，“我不惟多誥”等，也印證了《多方》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誥命。
不是一次性完成，卻是為了一個問題而發(fā)布，因此兩次誥命被編輯合成在一起，形成了《多方》文本中前后有兩個“王若曰”的體例。
既然兩個“王若曰”領起的前后部分是兩次誥命，那么它們相距多長的時間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多方》的文本之中。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后半部分中有這樣一句話：“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jiān)五祀。’”[24]對于其中的“監(jiān)”、“五祀”等詞語，學者之間有不同的理解。據(jù)筆者初略統(tǒng)計，有代表性的大約是五家之說。（1）蔡沈的“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jiān)，于今五年矣”[25]。（2）夏僎的“周公攝政凡七年，自三年東方之亂既定，今是成王即政之明年，是五年也”。（3）江聲的“武王命三叔監(jiān)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4）皮錫瑞的“《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wèi)?！ê钚l(wèi)即封康叔之事，監(jiān)當讀如‘王啟監(jiān)’之‘監(jiān)’，指康叔、中旄父言之?！嘉冶O(jiān)五祀’，當從建侯衛(wèi)之年數(shù)起。《多方》之作，蓋在歸政一二年后，距四年建侯衛(wèi)適得五祀”。（5）劉起釪先生的“自滅殷設立三監(jiān)監(jiān)殷民……至以這篇誥辭對殷民講話的五年”[26]。這五家說法，雖然有起訖時間的差異，但都將《多方》看做一篇誥命。如此一來，便產(chǎn)生了《多方》篇次在《雒誥》之后，此時周公已經(jīng)致政，而其開頭卻說“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此時周公正在攝政的矛盾。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學者左右彌縫，例如蔡沈說：“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才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27]再如皮錫瑞說：“商、奄之屬既叛而服，服而再叛”[28]。前者用“商民”這一模糊概念代替多方，后者接著蔡氏之說進行附會，盡顯在強大矛盾夾縫中的不得轉(zhuǎn)團之狀。
其實，這個矛盾是不存在的，但前提必須是按照本節(jié)的理解，將《多方》的兩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看作是兩篇誥命。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發(fā)布于“周公攝政……三年踐奄”[29]以后，第二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發(fā)布于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即《雒誥》原件記錄入檔以后?！耙院蟆钡姆秶炔皇菄澜z合縫，也不是漫無邊際，而是存在著跨年的可能。但無論如何，二者相距是五年，則定無可疑[30]。
相隔五年的兩次誥命的編輯合成，在銜接之處留下了一些痕跡。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對于天命理論的闡述，只有夏商而沒有商周之間天命轉(zhuǎn)移的內(nèi)容；最后一句話是“嗚呼”，在語句上無所歸屬；“嗚呼”前面的一句話“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與前面對于夏商天命轉(zhuǎn)移理論的闡述，在字數(shù)篇幅上很不對稱。第二個“王若曰”開頭對于夏、商、周天命轉(zhuǎn)移理論的闡述，在內(nèi)容層次上有些顛倒、缺略。蔡沈針對其中的“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一句話說：“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a href="#_edn31" name="_ednref31" title="">[31]這些固然不排除是口頭語言所致，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兩個“王若曰”領起部分銜接時處理起來難度較大，對于有些內(nèi)容不得不作一些調(diào)整或刪減[32]。此其一。
其二，在開頭體例上留下了一些痕跡。《多方》的開頭是“周公曰：王若曰”，對此，蔡沈說：“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故發(fā)例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蔡氏的解釋有道理，但在觀念的原因之外，筆者認為，不應忽略編輯合成的原因。
《多方》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作于周公攝政之時，其開頭應該像周公攝政時所作《康誥》一樣是“王若曰”；第二個“王若曰”領起部分作于周公致政之后，其開頭應該像周公致政后所作《君奭》、《立政》一樣是“周公若曰”。但為了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體例，體現(xiàn)周公代王講話的情勢，編者便作了兼顧前后情況的綜合性安排，即“周公曰：王若曰”。同時，將其次序編排在記載周公致政、成王親政典禮的《雒誥》的后面。
能為《多方》由兩次誥命編輯合成提供佐助證明的，是西周晚期的大克鼎。大克鼎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
克曰：穆穆朕文祖師華父，聰
厥心，宇靜于猷，淑哲厥德，肆克恭保厥辟恭王，諫乂王家，惠于萬民，柔遠能邇。……天子明哲，景孝于神，經(jīng)念厥圣保祖師華父，
克王服，出入王命，多賜寶休。丕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疆，保乂周邦，畯尹四方。（《集成》5.2836）
主要內(nèi)容是膳夫克對于文祖師華父及當朝天子的頌揚。第二部分是：
王在宗周，旦，王各穆廟，即位，申季佑膳夫克，入門，立中廷，北向。王呼尹氏冊命膳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汝出入朕命，今余惟申就乃命，賜汝叔巿……敬夙夜，用事，勿廢朕命。（《集成》5.2836）
主要內(nèi)容是王對于膳夫克的冊命與賞賜。從直接或間接記載的王命方面看，第二部分中王對克的賞賜物品中有“叔巿”，可知是冊命禮中的“三命”之禮。第一部分的“出入王命”與同一人所作之器克鐘中的“尃奠王令”[33]，可能有一定的聯(lián)系。如果說克鐘所載是“初命”，那么第一部分就是“再命”。由此可知，第一二兩個部分中的王命分別是時間有所間隔的兩次王命。從外在形式方面看，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的中間空了一行，相距2厘米。此外，第一部分用陽文方格為界限，第二部分中大約三分之一也用陽文方格為界限，而其他三分之二則沒有[34]。從行文方式方面看，第一部分是一篇講話，第二部分是一篇記事兼記言的文件，前者是私人制作，后者則是王朝檔案，性質(zhì)有顯著的區(qū)別。
兩次王命，兩種分界的方式，兩類性質(zhì)的材料，兩個部分各自獨立，但又同時出現(xiàn)在同一篇銘文中，這分明是編輯合成的結(jié)果[35]。
由大克鼎反觀《多方》。《多方》作為誥命，當然是周公的講話。講話的地點一是宗周，一是洛邑；講話的對象既有多方，也有多士；講話的內(nèi)容既前后貫通，又各有側(cè)重。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多方》是由兩個“王若曰”分別領起的兩次誥命編輯合并而成。盡管編輯的過程，合并的方式，與大克鼎或有所不同，但精神實質(zhì)一致[36]。
對于《多方》體例的研究已如上述，現(xiàn)在此基礎上對于《多士》的體例及相關問題作一延伸考察。
在《尚書·周書》中，《多士》與《多方》最為接近。首先是體例，二者都是由兩個“王若曰”組成[37]，而且也是第一個“王若曰”領起的前半部分一氣呵成，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后半部分則是在“王若曰”之后又一連出現(xiàn)了四五個“王曰”或“又曰”。其次是內(nèi)容，都是先闡述天命轉(zhuǎn)移的理論，然后宣布“宅爾邑，繼爾居”的政策。第三是對象，《多士》都是誥命“商王士”，《多方》誥命面對著的除了多方與殷侯之外，還有“多士”?；谶@三點以及上文的論述，筆者判斷，《多士》與《多方》一樣，也是由兩次誥命編輯合并而成，而且兩次誥命的間隔應在五年以上。
陳夢家先生曾根據(jù)《多士》與《多方》的諸多相近之處認為：《多士》原來只有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后半部分，其第一個“王若曰”領起的前半部分是由《多方》的前半部分附益而來[38]?，F(xiàn)在由筆者的判斷看，是不能成立的。
基于《多士》由兩次誥命編輯合成的判斷，可以對長期以來困擾學者的《多士》與《多方》的篇次問題，重新進行解釋。
首先，《多士》第一個“王若曰”領起的前半部分發(fā)布于《多方》第一個“王若曰”之前，這是《多士》在篇次上先于《多方》的原因。證據(jù)有二，一是其序言中的“周公初于新邑洛”一句話。稱成周為“新邑洛”，而《多方》稱為“洛邑”。在成周的名稱從洛師，到新邑，到新邑洛，到洛邑，再到成周的過程中，洛邑顯然比新邑洛要簡練準確得多，正所謂后出轉(zhuǎn)精。這是先于《多方》第二個“王若曰”領起部分。初，開始。于，往。“初于新邑洛”就是首次到達新營建的城邑洛。今本《逸周書·度邑》記載，洛邑的規(guī)劃始于武王；《召誥》記載，周公在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之后，“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那么周公首次到達洛邑應該在此之前，相對于周公在雒邑的其他政治活動，在時間上最靠前。二是周公在講述上帝厭棄夏人的史實時，用了“我聞曰”的詞語，表示信息的來源，但在《多方》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講述類似內(nèi)容時，沒有用同樣的詞語，而是直接說。這表明由于有了上次的講述，夏史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通識，此次再講已毋須說明出處?！渡袝髠鳌氛f，“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39]，因此筆者推測，《多士》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的發(fā)布，應該在“二年克殷”與“三年踐奄”之間。
其次，《多士》第二個“王若曰”領起后半部分的發(fā)布大約在《多方》第二個“王若曰”的前后，證據(jù)主要有三點，一是其中出現(xiàn)了對于《多方》“王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兩句話進行照應的“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的言語；二是周公強調(diào)“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蔡沈說：“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40]初命與申命有一定的間隔。三是兩次提到“臣我多遜”，蔡沈說：“吳氏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柏甲叱嘉叶噙d”者，果能之辭也?！?a href="#_edn41" name="_ednref41" title="">[41]后者顯然是對多士改造好之后的肯定，于是才有了“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干有年于茲洛”優(yōu)待政策的具體落實[42]。這項政策與《多方》的“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基本相同，可證二者大約是同時實行。再由“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的政策，在《多士》中是出自多士的要求，而在《多方》中由周公直接宣布看，《多士》第二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的發(fā)布可能稍前于《多方》的第二個“王若曰”。
一些學者據(jù)此認為，《多方》的篇次應該在《多士》之前。陳夢家先生說：“今本《尚書》次第，《多士》在《多方》前，顧炎武《日知錄》卷二‘王來自奄’條，已主《多方》應在《多士》之前，是正確的?！抖喾健纷饔凇駹柋甲叱嘉冶O(jiān)五祀’?！抖喾健吩弧┪逶露『ィ鮼碜匝?，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而《多士》追述其事曰‘昔朕來自奄，予降爾四國民命’，即指《多方》”[43]。劉起釪先生甚至認為應將《多方》篇次更往前提，排在《大誥》之后，《康誥》之前[44]。
另外一些學者仍然堅持《多方》篇次在《多士》之后的傳統(tǒng)看法，但對于二篇所載“王來自奄”、“昔朕來自奄”的先后照應關系，卻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釋。例如楊筠如先生，他說：“疑奄人亦屢叛不服。此篇‘王來自奄’，與《多士》‘昔朕來自奄’，當非一事?！?a href="#_edn45" name="_ednref45" title="">[45]這就將問題至于游移莫測的境地，具體的討論也就無從談起了，顯然不可取。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學者受到了《多士》與《多方》都是“一篇”誥命思維定勢的局限。現(xiàn)在筆者將《多士》還原為編輯合成自兩次誥命的篇章，而且推測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發(fā)布于《多方》第一個“王若曰”之前，第二個“王若曰”發(fā)布于《多方》第二個“王若曰”的前后，而以稍前有較大可能，就可以在肯定影響西周初年政治格局與歷史進程的周公東征踐奄不可能是多次軍事行動的前提下，順暢地解決了《多士》、《多方》在《周書》中現(xiàn)有次序的問題，因而是合理的，是可以成立的。
至于《多士》篇次在《雒誥》之后，《多士》開頭體例的特殊性等問題，形成原因當與《多方》一樣，此處毋須再論了[46]。
最后，談一談《多方》開始類似序言的一段文字，“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其中的宗周，當指鎬京。唐蘭先生說：“凡器銘中稱新邑的，都是成周之名未定時。及定名成周以后，則新邑為周，其東為成周，其西故都為宗周。其后稱周為王城或但稱王。有時只舉成周也包括王城在內(nèi)?！?a href="#_edn47" name="_ednref47" title="">[47]似是宗周的名稱起于成周定名之后，與成周相對而言。
怎樣看待這個后起的名稱？筆者認為，這可能與其所在序言的性質(zhì)有關。序言一般是后世編者所加，與誥命正文不必是同時產(chǎn)生[48]。程浩先生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人已經(jīng)不甚明晰這些‘書’作成的時代與故事背景。這就必須開展‘第二輪整理’，為‘書’篇添加一些故事背景與情節(jié)的描述”，“這次為‘書’篇增加情節(jié)描寫的工作，既可能是出自該篇作成時史官的整理，也可能是后人的行為，但后者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49]。編者對于史實的表述或許可以做到忠實，但對于地名的使用則有較大的選擇余地，不必是本來面目，所以后世語言中地名的多樣性，不能成為我們判斷《多方》各部分形成時代的障礙。
本文原載于《東夷文化論叢》第一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
附記：最近，清華簡《四告》發(fā)布，其《說明》云：“本篇凡五十簡，……根據(jù)內(nèi)容，簡文可分為四組：……四組簡均為告辭，內(nèi)容獨立，可分成四篇。第一篇是周公旦告皋繇?！诙遣莞甘芊?，赴魯前夕，告丕顯帝賓任、明典、司義的告辭。第三篇是周穆王滿為太子時的告辭?！谒钠钦俨@望鴟來集這一異象，對北方尸的告辭。四篇告辭按性質(zhì)類聚，按年代排列，正體現(xiàn)了書類文獻的編排原則。”（黃德寬《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第109頁）對此，趙平安先生說：“《四告》 把四篇本來獨立的告辭集中在一起，統(tǒng)一編號，使不同篇目的文獻匯集成組，這顯示了它的流傳特色：即書類文獻在單篇流傳和以整書流傳之間，還有一種中間狀態(tài)，即以篇組（或組篇）的形式流傳?！保ā肚迦A簡<四告>的文本形態(tài)及其意義》，《文物》2020年第9期）這為本文對于《多方》、《多士》體例的論述，以及筆者的另一篇論文《由《梓材》論書篇的合成體例諸問題》（2018年11月紀念清華簡入藏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收入《清華簡研究》第四輯，2021年待刊）對于《梓材》體例的論述，即各自由兩篇誥命或講話編聯(lián)合成，提供了有力證據(jù)。
筆者，2020年12月7日
[1]張懷通：《“王若曰”新釋》，《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
[2]曾運乾：《尚書正讀》，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81頁。
[3] 董作賓：《王若曰古義》，《說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1944年。
[4] 陳夢家：《王若曰考》，《尚書通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張懷通：《“王若曰”新釋》，《〈逸周書〉新研》，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6]陳夢家先生說：“（《多方》、《多士》）兩篇之中有兩‘王若曰’，即包含兩個誥命?！钡瑫r又認為，其中一個是真，另一個則是由對方附益而來。見氏著《王若曰考》，《尚書通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陳先生觀點，下文具引，此不贅述。筆者的主張與之有很大不同，下文詳論，請讀者明鑒。
[7]偽孔：《偽孔傳》，《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7頁。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612頁。
李民、王?。骸渡袝g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7頁。
[8]偽孔：《偽孔傳》，《尚書正義》，阮元?？獭妒?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9頁。
孔穎達：《尚書正義》，阮元?？獭妒?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0頁。
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130頁。
[9]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651頁。
[10]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6頁。
[11]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657頁。
[12]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659頁。
[13]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616頁。
[14]李民、王健：《尚書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7頁。
[15]楊樹達：《釋尚書多方》，《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0頁。
[16] 筆者按：《多方》云：“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辈躺蛟疲骸啊喾健僧斪鳌嗍俊??！币娛现稌瘋鳌罚本?，中華書局，2017年，第191-192頁。蔡氏觀點可能不妥當。多士與多方的互相重疊，正好說明第二個“王若曰”領起部分所誥對象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個。
[17]孔穎達：《尚書正義》，阮元?？獭妒?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0頁。
[18]張懷通：《〈世俘〉錯簡續(xù)證》，《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9]葛志毅先生說：“士是貴族社會中基層的執(zhí)事管理者名號?！币娛现吨卣撌恐d起及其社會歷史文化地位》，《譚史齋論稿五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筆者按：葛先生所論是西周時代的士，對于我們認識商周之際的士有參考價值。
[20]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639頁。
[21]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639頁。
[22]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7、188頁。
[23]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61頁。
[24]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91頁。
筆者按：其中的“猷”，應是發(fā)語詞，因此其后緊接“誥”而刪除原來標點的嘆號。
[25]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91頁。
[26] 筆者按：這五家說法，大家可以參見皮錫瑞、劉起釪的綜述。見氏著《古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99頁；《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640頁。
[27]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91頁。
[28] 皮錫瑞撰，盛冬鈴、陳抗點校：《古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99頁。
[29] 伏勝撰、鄭玄注、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1頁。
[30] 筆者按：蔡沈在《多方》之“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一句話的下面說：“此章上疑有闕文?！币娛现稌瘋鳌?，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7頁。由此可見，由于間隔較長，文本已經(jīng)有所殘缺。
[31]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9頁。
[32] 筆者按：蔡沈說：“至于此章，先‘嗚呼’而后‘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圣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于周公誥命終篇發(fā)新例二（其一是開頭的“周公曰：王若曰”），著周公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币娛现稌瘋鳌?，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9頁。蔡氏看出了問題，解答有自己的角度，有時代的烙印。筆者認為，編輯合成應該是主要原因。
[33]克鐘，西周晚期，《集成》1.209。
[34]關于大克鼎的相關說明文字，都引自陳夢家先生的描述，見氏著《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59-263頁。
[3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的《前十年為后十年做好準備》、《植樹造林》、《搞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科學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等六篇文獻（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也能為《多方》由兩次誥命編輯合成提供參考證據(jù)。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多數(shù)篇章是談話，具有明顯的口頭語言特征，是當代中國的最高政治思想，因而與《多方》等西周初年周公發(fā)布的政治文誥有很大的可比性（張懷通：《鄧小平與周公旦》，《沮誦微刊》2017年2月20日）。
六篇文獻可以分為四種類型，1、題字批語，《植樹造林》是。2、將兩次談話糅合為一篇文章，《前十年為后十年做好準備》是。3、將多次談話編輯合成一篇文章，每次談話用一、二、三等數(shù)字作標記，以示分別，《搞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科學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是。4、將多次談話編輯合成一篇文章，由于內(nèi)容調(diào)整較大，標記數(shù)字用（一）、（二）、（三）等，以示分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是。其中第三種類型與《多方》的可比性最大。
現(xiàn)在抄錄較有代表性的《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一文的頁下注、文中夾注，來窺見這些文獻由單篇談話到編輯合成一篇文章的過程與方式?！蛾P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題目的頁下注釋是：“這是鄧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的四次談話中有關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內(nèi)容節(jié)錄?！钡谝淮握勗捄竺嬗蚁路降淖⑨屖牵骸耙痪虐肆昃旁氯諘娙毡竟鼽h委員長竹入義勝時的談話。”第二次談話后面右下方的注釋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聽取中央財經(jīng)領導小組匯報時的談話?！钡谌握勗捄竺嬗蚁路降淖⑨屖牵骸耙痪虐肆昃旁露湃諘姴ㄌm統(tǒng)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時的談話?！钡谒拇握勗捄竺嬗蚁路降淖⑨屖牵骸耙痪虐肆晔辉戮湃諘娙毡臼紫嘀性岛霑r的談話?！?/p>
鄧小平主任之所以在三個月內(nèi)四次會見外賓與部下時連續(xù)談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是因為“明年黨的代表大會要有一個藍圖”。 集中一段時間，考慮一個問題，理出一個思路，在多次談話中不斷完善提高，最終形成一套方案、一項政策、一個理論，符合人類的思維規(guī)律。
[36] 筆者按：類似的問題，德國學者史克禮（Christian Schwermann）也有論述，大家可參見史克禮作、魯鑫譯：《西周青銅器銘文的複合作者身份：以天亡簋銘文為例》,That Wonderful Composite Called Author:Authorship East Asian Literatures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Christian Schwermann and Raji C. Steineck，Leide，Boston，Brill：2014.
[37] 筆者按：《多士》有兩個“王若曰”，《書集傳》、《尚書校釋譯論》等本是，但《尚書核詁》等本不是，今采前二者說，請讀者明鑒。
[38]陳夢家：《王若曰考》，《尚書通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筆者按：陳先生在后來著作的《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613-614頁）中，再次對《多方》與《多士》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各自誥命對象、二者先后關系等進行了辨析比較，一方面說“《多方》、《多士》每篇各有兩個誥命，每一誥命之首皆作‘王若曰’”，另一方面又說“《多士》作于《多方》之后，《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即指上述的《多方》中的兩個誥命”。陳先生雖然沒提二者彼此“附益”的問題，但認識仍是由直觀所得，與《王若曰考》相比，并沒有實質(zhì)性進展。
[39] 筆者按：對于伏勝的話應該辯證地看待，首先，克殷、踐奄、營成周等事件，有的著眼于其起始時間而講，有的著眼于完成時間而講，有的著眼于其高潮時間而講，每個事件延續(xù)的時間有長有短，彼此肯定前后有所交叉，因而不可一概而論，更不可一刀切。
[40]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72頁。
[41]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72頁。
[42] 筆者按：蔡沈于《多士》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干止”句下作注云：“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币娛现稌瘋鳌?，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72-173頁。說的正是這個意思。
[43] 陳夢家：《王若曰考》，《尚書通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4]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512、1609頁。
筆者按：杜勇先生對于《多方》、《多士》篇次的看法與陳夢家、劉起釪先生相近。他說：“《多方》作于《多士》前應上接《梓材》，《多士》作于《多方》后可上接《洛誥》，今古文《尚書》把《多士》編次在前《多方》編次在后的做法應該是錯誤的。這種錯誤可能早在先秦即已發(fā)生，以致司馬遷作《史記》也莫辨正誤?！币娛现?span><尚書>周初八誥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85頁。
[45] 楊筠如：《尚書核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54頁。
筆者按：楊先生觀點繼承了宋儒的看法，蔡沈在《多方》篇題之下云：“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并興’，即此事也”。見氏著《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6頁。可見這個問題糾纏于學者之心，既深且久。
[46] 筆者按：《多士》、《多方》與《雒誥》可能有較大關系?！饿谜a》云：“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蔡沉撰、王豐先點?！稌瘋鳌?，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65頁）其中的“百辟”或許包含了多士與多方，這意味著《多士》、《多方》的形成或許有《雒誥》所載成王親政典禮的背景。
[47]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4頁。
[48] 張懷通：《<逸周書>新研》，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32、391頁。
[49] 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zhàn)國竹簡為中心》，申請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147、148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0年12月7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0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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