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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實施書同文字的年月新考──

從里耶秦簡所記廿六年及其用字特徵考證

（首發(fā)）

陳正賢

中興大學中文系

摘要

本文以《里耶秦簡（壹）》、《里耶秦簡（貳）》裏記寫“廿六年”的木牘為核心，考察其用字在不同的時間點所產(chǎn)生的變化，以判斷秦始皇實施書同文字的年月。茲將筆者於本文主要考證摘錄如下：（一）於秦始皇的廿六年二月的之前的文獻，依然呈現(xiàn)秦統(tǒng)一前的用字特徵。（二）秦始皇實施書同文字日期至遲為廿六年五月，最早則為廿六年三月。（三）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的年月與書同文字實施的日期是不同時間，兩者不宜畫上等號。（四）里耶秦簡的抄寫時間橫跨實施書同文字的前後，不宜逕則將其歸類於書同文字後的文獻。

一、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

《里耶秦簡（貳）》有一片編號9--1114（正面）記有“□六年十一月甲申朔”的木牘（圖一），整理者將它釋為秦始皇的“卅六年”。[1]陳偉先生以為整理者所釋不確，理由是《里耶秦簡》中另有卅六年丙戌為朔日的紀年，並且《里耶秦簡（貳）》編號9-1874（正）的木牘又有明確記寫著“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所以“□六年十一月甲申朔”不可能是“卅六年”，而是“廿六年”。[2]陳偉先生的改釋是十分正確的。

《里耶秦簡（貳）》編號9---1114木牘正面與背面的文字，陳偉先生改釋後，其《校釋（第二卷）》釋文云：

【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戊子，鄢將奔命尉沮敢告貳春卿（鄉(xiāng)） 主：移計I二牒，署公叚（假）于牒。食皆盡戊子，可受??續(xù)食。病有瘳，遣從□。II敢告主。十一月己丑，貳春卿（鄉(xiāng)）後敢言之：寫上，謁令倉以從吏（事）。敢言III之。/尚手。IV9-?1114

十一月壬辰，遷陵守丞戎告?zhèn)}：以律令從吏（事）。/丞手。I

即走筭行。II9-1114（背）[3]

這片記寫著“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戊子”的木牘之用字值得注意，如表示｛鄉(xiāng)｝皆以“卿”字，表示｛事｝皆用“吏”字，這樣的用字很明顯是秦統(tǒng)一前的用字特徵。更巧合的是，於編號9-1411（圖二）一樣也記寫著“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的木牘，其用字也有統(tǒng)一之前的特徵，請見以下《校釋（第二卷）》的釋文：

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戊子，貳春卿（鄉(xiāng)）後敢言之：丞相言：“得巍（魏）城邑民I降歸義者，有故臣妾為拾虜，以鼠（予）之 。”令書已到。敢言之。II9-1411□辰，佐臧以來。/韋半?！≮c手。9-1411（背）[4]

 編號9-1411木牘的用字，除了表示｛鄉(xiāng)｝一樣是用“卿”字，另外表示“給予”之{予}則是用“鼠”字，而當“老百姓”講的{民}這裡不稱之“黔首”，逕則使用“民”字。筆者統(tǒng)計了《里耶秦簡（壹）》與《里耶秦簡（貳）》“黔首”與“民”的使用情況，發(fā)現(xiàn)“黔首”共出現(xiàn)35例，但是“民”僅僅於此一例。至於用“鼠”字表示“給予”之{予}，據(jù)田煒先生的統(tǒng)計，明確是秦統(tǒng)一實施書同文字後的秦出土文獻中連一個例子都找不到，田煒先生認為這樣的用字具有斷代的意義。[5]田煒先生的論證有數(shù)據(jù)的支持，目前看來是可信。於是筆者再考察里耶秦簡內(nèi)部表示“給予”之{予}的用字情況，除了《里耶秦簡（貳）》編號9-1411的木牘，已經(jīng)找不到以“鼠”字表示{予}的用字之例。編號9-1411木牘的用字和編號9--1114的木牘一樣都很不尋常，兩者所呈現(xiàn)出來的用字特徵，讓我們懷疑秦始皇“廿六年十一月”之時，書同文字政策尚未實施。

除此之外，明確記著“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的編號9-1874木牘，我們也發(fā)現(xiàn)有一例以“吏”表示{事}的用字，並且找不出該木牘其它用字有書同文字之後的特徵。這三片記寫著“廿六年十一月”的木牘皆呈現(xiàn)秦統(tǒng)一前的用字，這恐怕不是偶然，因此我們判斷它們應(yīng)是記寫於秦始皇施行書同文字政策之前，也就是說秦始皇的廿六年十一月，尚未實施書同文字的政策。

二、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

黃一農(nóng)先生考察秦王政時期的曆法，認為秦以十月為歲首並非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後才改曆，而是從秦王政時期就行之有年。[6]以里耶秦簡記寫“廿六年十一月”的木牘之用字較符合秦統(tǒng)一前的特徵來看，黃一農(nóng)先生之說甚確。於是我們再順著“廿六年十一月”的線索往下追，發(fā)現(xiàn)里耶秦簡有兩例記寫“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的木牘，分別是編號8-1516（圖三）與編號8-652（圖四）。

 編號8-652的木牘已殘斷，何有祖先生與之和編號8—67綴合，[7]綴合之後的正面與背面《校釋（第一卷）》釋文云：

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辛巳，尉守蜀敢告之：大（太）守令曰：秦人□□□侯中秦吏自捕取，歲上物數(shù)會九月朢（望） 大（太）守府，毋有亦言。問之尉，毋當令者。敢告之。8-67+8-652

辛巳，走利以來。半。 憙  （背）（8-67+8-652）[8]

其中二例“太守”之“太”不以“泰”字而是用“大”字表示，在里耶秦簡除此之外，已找不到“太守”之“太”有以“大”表示的例子。於是筆者再進一步統(tǒng)計《里耶秦簡（壹）》與《里耶秦簡（貳）》“泰”字的使用情況，發(fā)現(xiàn)“泰”字用於官名的比例特別高，請見下表：

表１：里耶秦簡“泰”字的使用情況統(tǒng)計

大西克也先生以為“泰”字是秦在統(tǒng)一之後才造出來的字，因它可能有象徵著大秦以水德統(tǒng)一之意義，所以如“太守”、“大半斗”、“太上皇”……等等這些與國家制度有關(guān)或帶有權(quán)威性的詞彙皆更換為“泰”字。[11]換言之，先秦表示{大}與{太}大多以“大”字來記寫，但秦統(tǒng)一實施書同文字之後，“泰”字就承擔了 “大”的一字多音義的職能。“泰”字是否為秦統(tǒng)一之後才造出來的字，目前筆者不敢冒然斷論，但筆者再試著以明確是秦統(tǒng)一之前的秦系青銅器銘文為考察對象，找出用“太”來表示某官名以及度量單位“大半斗”之“大”的使用情況，請見下表：

表２：秦系青銅器銘文

從上表可以發(fā)現(xiàn)秦統(tǒng)一前的秦系青銅器銘文未見有以“泰”字表示｛太｝或｛大｝的用例，且無一例外皆用“大”字。如果再以睡虎地秦簡“大”一字表多音義的情況來和里耶秦簡對照，兩者之間用字的變化就更顯著了，請見下表：

表３：睡虎地秦簡“大”一字表多音義

透過這樣的統(tǒng)計與對比後，數(shù)據(jù)顯示“泰”字是可以成為書同文字施行前後的斷代標尺。不過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如此論證不是說凡出現(xiàn)“大守”或“大半斗”甚至是“大父”的字詞，就表示一定是統(tǒng)一前用法，例如“即墨大守”的封泥（圖五），[13]它不論從字形或印章格式來看，皆呈現(xiàn)標準的田字格秦印，然照理秦“盡略齊地”後接著就是統(tǒng)一天下，但“即墨大守”此時還是用“大守”，這就讓我們很難說它一定非秦統(tǒng)一後的文物，所以目前所知的證據(jù)只能保守地說“大守”或“大半斗”這類的用字於秦代實施書同文字政策後可能較少見，但未必不會出現(xiàn)。

何有祖先生將記寫“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辛巳”但已殘斷的編號8-652木牘與寫有兩例“大守”編號8—67木牘綴合，以實施書同文字前的用字特徵而言，將兩者連結(jié)的確合理。不過誠如上述所論，只以此來判斷“廿六年十二月”尚未實施書同文字政策還不夠完備，因此筆者再舉同樣記寫著“廿六年十二月”編號8-1516的木牘來補證，其《校釋（第一卷）》釋文云：

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庚申 遷陵守祿敢言之：沮守瘳言：課廿四年畜┙息子得錢殿。沮守周主。為新地吏 令縣論言史（事）·問之，周不在┙遷陵。敢言之·以荊山道丞印行□（正）（8-1516）

丙寅水下三刻 啓陵乘城卒秭歸□里士五（伍）順行□旁  壬手（背）（8-1516）

上所引的釋文有一個關(guān)鍵詞是“新地”。所謂的“新地”係為新佔領(lǐng)的地區(qū)，如睡虎地4號秦墓所出土的6號木牘中寫有“聞新地城多空不實者，且令故民有為不如令者”，這裡的“新地”與編號8-1516的木牘“新地”同?！靶碌亍币辉~於《里耶秦簡》所見僅兩例，另一例是在編號9-1881（圖六），其文例是：

十一月甲寅，魯陽守丞印下尉：以律令從吏（事）。今亟日夜遣，毋出寅I夕。唯毋失期。失期，致嗇夫、吏主者。它盡如遣新地吏令。癰手。II9-1881[14]

“十一月甲寅”雖沒記寫以何時為朔日，不過有一個線索是“以律令從吏（事）”的用字是以“吏”字表示｛事｝，這在里耶秦簡中不常見，因此我們再深入考察《里耶秦簡（壹）》與《里耶秦簡（貳）》裏“以律令從事”與“以律令從吏（事）”的使用情況，請見下表：

表４：里耶秦簡“以律令從事”與“以律令從吏（事）”統(tǒng)計

考察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以律令從吏（事）”共有三例，分別記寫在編號9-1112（背面）木牘、編號9-1114（背面）木牘、編號9-1881。編號9-1114（背面）與編號9-1112（背面）木牘的用字幾乎符合秦始皇實施書同文字之前的特徵（編號9-1114上一節(jié)已考察，編號9-1112於下一節(jié)詳考)，因此筆者判斷編號9-1881木牘所記寫的“十一月甲寅”該年也應(yīng)是尚未實施書同文字之時。至於是秦始皇哪一年的“十一月甲寅”，推算下來與秦始皇的廿五年最吻合。秦始皇廿五年的十一月是以庚寅為朔日，[15]由庚寅推算至甲寅，便是該月的25日，還沒超出十一月的範圍。編號9-1881木牘不論是從用字抑或曆法推算，皆符合秦始皇廿六年之前，且“新地”一詞筆者找遍了《里耶秦簡》，僅編號8-1516記寫著“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庚申”的木牘與之共有。由是再推論編號8-1516的木牘應(yīng)也是尚未實施書同文字之時所記錄，也很是合理。

總結(jié)以上考察《里耶秦簡》記有“廿六年十二月”的木牘後，筆者認為於秦始皇的廿六年十二月，書同文字政策應(yīng)尚未正式實施。

三、廿六年二月癸丑朔

上一節(jié)提到編號9-1112（圖七）記寫著“□六年二月癸丑朔丙子”的木牘，其正面與背面的釋文云：

□六年二月癸丑朔丙子，唐亭叚（假）校長壯敢言之：唐亭I旁有盜可卅人。壯卒少，不足以追。亭不可空。謁II遣【卒】??（索）。敢言之。/二月辛巳（29），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卿（鄉(xiāng)）主，以律III9-1112令從吏（事）。尉下亭鄣，署士吏謹備。貳卿（鄉(xiāng)）上司馬丞。/亭手。/即令I走涂行。II

二月辛巳，不更輿里戌以來。/丞半?！咽?span>III9-1112（背）[16]

先談這片木牘的紀年。該木牘的“□六”年之“廿”，原整者無釋。筆者以為“□六年”一樣是“廿六年”，因為在《里耶秦簡.壹》編號8-1516的木牘已發(fā)現(xiàn)有“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的紀年，顯然該年的十二月是以癸丑為朔日，於是往下推算，過了六十天正好又是以癸丑為朔日。李忠林先生〈周家臺秦簡曆譜繫年與秦時期曆法〉一文，以秦王政元年為起點而排列至漢高祖四年的朔閏表中，認為秦始皇廿六年的十二月是大癸丑，同年的二月是小癸丑，[17]今以《里耶秦簡》編號9-1112的紀年來對照李忠林先生的朔閏表，李先生的推算甚確。因此廿六年二月以癸丑為朔日亦無疑。

既然確定了是“廿六年二月”，筆者再進一步追究，發(fā)現(xiàn)該木牘正面與背面呈現(xiàn)不同的字跡，正面從“【廿】六年二月癸丑朔丙子”起，至“二月辛巳”迄，皆由“校長壯”或其書佐所書寫的。如何得知？於背面簡的左下角署名“壯手”與正面“二月辛巳”以前的筆跡相同就可確認。[18]至於正面的“二月辛巳”到背面的“亭手”也很明顯與“壯手”的筆跡有落差，無疑該木牘由不同的書手抄寫?！岸卤印本褪窃撛碌?strong>24日，“二月辛巳”則是該月的29日；從“二月丙子”至“二月辛巳”由不同的人抄寫，這反映該公文的送往所記之日是當下抄寫的可能性很大，那麼也意味著所書內(nèi)容應(yīng)可反映“廿六年二月”的用字。

是以筆者依此原則檢視編號9-1112的用字，發(fā)現(xiàn)表示｛鄉(xiāng)｝皆用“卿”字，表示“以律令從事”之“事”用“吏”字，這證明了“廿六年二月辛巳”還呈現(xiàn)秦統(tǒng)一之前的用字特徵。

不過另一方面，筆者又再《里耶秦簡》編號9-1861（圖八）也找到一片正面記寫著“【廿】六年二月癸丑朔庚申”的木牘，請見以下該木牘正面與反面的釋文：

【廿】六年二月癸丑朔庚申，洞庭叚（假）守高謂縣丞：乾雚及菅茅善用?。ㄒ玻?。且燒草矣，以I書到時，令乘城卒及徒隸、居貲贖責（債）勉多取、積之，必各足給縣用復(fù)到乾II草。唯毋乏。它如律令。新武陵布四道，以次傳，別書。書到相報，不報者追之。新III【武陵】□書到，署廄曹。以洞庭發(fā)弩印行事。IV9-1861

五月乙酉，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xiāng)官主：以律令從事。I以次傳書，勿留。/夫手。即走辰行。II

□□□□□□□□□□【報】酉陽曰：書已到。/夫手。即司空史??行。III

五月甲申水下七刻，焦士五（伍）陽□鼠以來。/陽半。　癰手IV9-1861（背）[19]

正面的“【廿】六年二月癸丑朔庚申”字跡與背面“癰手”的字跡吻合，因此“【廿】六年二月癸丑朔庚申”是一位叫“癰”的書佐所抄寫的?！矩ァ苛甓乱怨锍鬄樗啡?，推算下來庚申就是該月的第8日，與上述編號9-1112同樣是廿六年“二月辛巳”的木牘相較之下，編號9-1861的木牘比之更早個20天，但這就產(chǎn)生一個問題，即編號9-1861的用字，其表示“行事”之｛事｝是直接以“事”字，如此便矛盾了！也就是說，同樣是記寫著“廿六年二月”，然晚20天的符合統(tǒng)一前的用字習慣，而早一些時日寫的卻不以“吏”字表示{事}，逕則以“事”字。對於這種現(xiàn)象，又該如何解釋？筆者推敲之後，以為有三種可能：（一）書同文字政策於“廿六年二月”雖已施行，但編號9-1112木牘的書手因一時改不了舊習慣而疏忽，然而較早於20天，也就是編號9-1861木牘叫“癰”的書手卻反映了書同文字的政策。（二）編號9-1861所抄寫之時不是如實反映所記之日。（三）表示｛事｝以“事”字於秦統(tǒng)一前已在使用。

如果第一種可能可以成立，那麼就表示這樣疏忽不會是孤例，於是筆者嘗試找出明確有紀年且尚有以“卿”字來表示“鄉(xiāng)”字來驗證。據(jù)陳侃理先生根據(jù)了《里耶秦簡》編號8-461的木方指出：

“卿”、“鄉(xiāng)”初文相同，本為一字，寫法出現(xiàn)分化後，在秦漢簡帛中仍多通用，尤多以“卿”字記錄｛鄉(xiāng)｝。睡虎地秦簡中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如秦始皇二十年（前227 年）《南郡守騰文書》中有三處“鄉(xiāng)俗”，｛鄉(xiāng)｝都寫作“卿”。里耶秦簡中，則幾乎看不到這種情況?！独镆睾啠ㄒ迹窙]有釋出“卿”字，而在139 個｛鄉(xiāng)｝中，僅8-2259號木牘有一字寫作“卿”，其餘除個別筆劃殘缺或模糊無法確定外，字形都作“鄉(xiāng)”。如果睡虎地秦簡和里耶秦簡的這種用字差異不是出於偶然，……………即：記錄公卿之｛卿｝仍像過去一樣使用“卿”字，記錄鄉(xiāng)里之｛鄉(xiāng)｝統(tǒng)一更用“鄉(xiāng)”字。[20]

陳侃理先生對於《里耶秦簡》“卿”字使用的理解，現(xiàn)在自然是要修正的，因為至少我們在《里耶秦簡（貳）》已經(jīng)找到了好幾個以“卿”字表示｛鄉(xiāng)｝的用法。但秦代實施書同文字的政策後，是否還有以“卿”字表示｛鄉(xiāng)｝的用例，這尚有討論的空間。因此，除了上文的論證所找到的以“卿”字表示｛鄉(xiāng)｝的用例外，筆者又在編號9-927找到了一例，請見下揭：

（《里耶秦簡（貳）·9-927》）

這裡的“都鄉(xiāng)”之“鄉(xiāng)”即以“卿”字表示，雖然，我們實在無法判斷該簡是統(tǒng)一前或?qū)嵤淖轴崴鶗鴮懀赃@條線索只能放棄。不過筆者又在編號9-465 （正）發(fā)現(xiàn)一處以“卿”字表示“鄉(xiāng)守”之｛鄉(xiāng)｝的用例，請見下揭：

（《里耶秦簡（貳）. 9-465》）

這片殘斷的木牘記寫著“卿（鄉(xiāng)）守履受司空卬”，整理者將之與《里耶秦簡·貳》編號9-1412 （正）綴合，[21]陳偉先生認同整理者這樣的綴合，以為二片寬度、厚度、茬口、文意皆吻合，並且將編號9-465與編號9-1412的正面斷讀為：“卅一年八月辛巳朔丙申，貳春卿（鄉(xiāng)）守履受司空卬”。[22]如果這樣的綴合是可信的，那也意味著在秦始皇卅一年還有以“卿”字表示｛鄉(xiāng)｝的用例了。

不過筆者仔細琢磨後，覺得這樣的綴合不是很可靠，理由是：（一）我們將編號9-465與編號9-1412的綴合比對，發(fā)現(xiàn)不論是正面或背面字跡皆不同。（二）兩者茬口密合有落差。（三）我們在目前明確可以判斷出是秦代實施書同文字後的秦簡，實在找不到還有以“卿”字表示｛鄉(xiāng)｝的用例。

請先見下揭編號9-465與編號9-1412（正面）綴合後的對比：

（編號9-1412）

（編號9-465）

從對比中很明顯可以觀察出兩片木牘的正面筆跡各不同，並且如果我們再對比背面，一樣存在同樣的問題，請見下揭：

（編號9-1412）

（編號9-465）

上揭綴合後，筆者以為編號9-465背面木牘的“少”字的筆跡，實在無法和編號9-1412背面最後的“九十”對應(yīng)得上。其次茬口密合的問題，綴合後兩片木牘背面的落差更明顯了。由此觀之，這樣的綴合顯然是不穩(wěn)妥的，所以“卅一年八月辛巳朔丙申”恐怕是無法和“卿（鄉(xiāng)）守”產(chǎn)生連結(jié)。既然這樣的綴合不能成立，我們就有依據(jù)下結(jié)論說：以“卿”字表示｛鄉(xiāng)}的用字，至少就里耶秦簡來看，還是具有區(qū)別秦代實施書同文字前後的標尺，因此編號9-1112木牘的書手因一時改不了舊習慣而疏忽的可能也可以排除。

那麼會不會是編號9-1861正面所記寫的“【廿】六年二月癸丑朔庚申”不是如實反映所記之日？筆者覺得這樣的可能性也不高。編號9-1861（正面）“【廿】六年二月癸丑朔庚申”有一個叫“癰”署名於木牘編號9-1861（背面）的左下角，寫著“癰手”二字，筆跡和編號9-1861（正面）一模一樣。但是同樣在編號9-1861（背面）記寫著“五月乙酉”云云是署名“夫手”的筆跡，甚至再和“五月甲申水下七刻，焦士五（伍）陽□鼠以來。/陽半”的筆跡對照，很明顯“癰手”和“夫手”及“陽半”是不同人所寫，請見下揭對比：

（癰手）（陽手）（夫手）

再例如編號9-1861正面記寫著“【廿】六年二月癸丑朔庚申”第三行的最後一個“事”字作，但編號9-1861背面第一行最後一個“事”字作，毫無疑問兩字是不同筆跡。

一片木牘有三種不同的筆跡，這也意味著這片木牘應(yīng)該經(jīng)歷三個不同的時程：一是“廿六年二月庚申”；二是同年的“五月乙酉”；三是同年的“五月甲申”。秦始皇廿六年的五月是以辛巳為朔日，“五月乙酉”就是5月9日，“五月甲申”就是5月4日。從木牘記時日的書寫來看，這片木牘反映所記之日的可能性極大。

既然《里耶秦簡.貳》編號9-1861的正面記寫著“【廿】六年二月癸丑朔庚申”，它可能是書同文字政策尚未實施前所寫，然其表示{事}不以“吏”字卻用“事”字，又該如何解釋這樣的用字現(xiàn)象？其實，兩周金文就有以“事””表示{事}的用字之例，如望簋的“事”寫作《集成. 04272》，簋的“事”寫作；秦系文字的不其簋的“事”亦作《集成.04328》，秦戰(zhàn)國晚期的三年詔事鼎之“事”寫作《集成.2651》，這幾個青銅器銘文“事”字的寫法，中間一筆豎畫直接貫穿下面“又”旁，與“吏”或“史”字的寫法有別。除了青銅器銘文，《睡虎地秦簡》中表示{事}一詞同樣也有2例是這種的寫法，分別是：（睡.甲130背）、 （睡.甲136背）。先秦有了這些“事”的用字例，我們就無法說秦國統(tǒng)一前不會有以“事”表示｛事｝的可能，我們只能說秦國統(tǒng)一前以“吏”字表示｛事｝是常見的用法，只是當時人們似乎不太熱衷以“事”字表示｛事｝而已；不熱衷使用與不會使用是兩種不同概念，是以我們實在無法斷論凡出現(xiàn)以“事”字表示｛事｝的用字必定在秦代書同文字之後。

總結(jié)上述的論證，筆者認為直到“廿六年二月癸丑朔丙子”書同文字的政策應(yīng)該尚未正式實施。

四、秦始皇實施書同文字之年月考證

筆者在上一節(jié)編號9-1861（背面）木牘所引的釋文，已觀察到廿六年的“五月乙酉”是用“鄉(xiāng)”字表示｛鄉(xiāng)｝，至於“以律令從事”則直接以“事”字而不再用“吏”字。因此筆者判斷廿六年的“五月乙酉”以前，秦國已經(jīng)實施了書同文字的政策。再請看編號9-2303木牘（圖九）的釋文：

□六年五月庚戌，??舍守歐、佐秦出秶粟米四斗一升泰半升

“□六年”原整理者將之釋為“卅六”，[23]周海鋒先生將其改釋為“廿六”，其改釋理由所舉之例甚確。[24]另外編號9-2287的木牘亦有明確記寫“廿六年五月辛巳朔”，五月庚戌則是該月的10日，亦也在該月計日範圍之內(nèi)。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泰半升”的“泰”字也出現(xiàn)了。“廿六年五月”以“鄉(xiāng)”字表示｛鄉(xiāng)｝，以“事”字表示“以律令從事”之{事}，又加上有“泰半升”之“泰”字的出現(xiàn)，這些證據(jù)足以讓我們判斷在秦始皇的“廿六年五月”之前，書同文字的政策已實施。

於是再往“廿六年五月”之前推論，發(fā)現(xiàn)記寫著“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編號8-63的木讀（圖十），其內(nèi)文“吏”與“事”二字使用已分明。趙平安先生是最先觀察出睡虎地秦簡與龍崗秦簡表示｛事｝用字時，“吏”與“事”的使用有此消彼長的現(xiàn)象，因而判斷這種現(xiàn)象與秦統(tǒng)一之後的書同文字政策有關(guān)。[25]後來《里耶秦簡》編號8-641的木牘有“□如故更事”句，[26]驗證了趙平安先生的卓識。雖然如此，現(xiàn)在筆者還是不敢冒然斷論秦國實行書同文字的政策之後，以“吏”字表示｛事｝的用字就找不到，例如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於9號古井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簡牘有“今宗廟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句，陳偉先生將“吏”括讀為“事”，指“宗廟事”意即“秦始皇建廟的事”[27]。陳偉先生這樣括讀似乎也可備一說。

不過畢竟以“吏”字表示｛事｝於書同文字實施後不常見也是事實，所以編號8-63的木讀，“吏”與“事”二字的使用分明，筆者為求慎重，也將其當做是一個佐證之例。也就是說，考察了里耶秦簡從“廿六年十一月”至“廿六年五月”木牘的用字，筆者判斷秦統(tǒng)一天下後，最早可能於“廿六年三月”就實施書同文字政策，而最晚應(yīng)不會超出“廿六年五月”之後。

五、結(jié)語

我們研究秦統(tǒng)一之後的書同文字時，往往將秦國的統(tǒng)一時間與書同文字政策畫上等號，但本文以里耶秦簡裏的紀年及其用字所呈現(xiàn)的特徵為考察，以為兩者應(yīng)當區(qū)別清楚，尤其是研究者在論證秦文字用字習慣上的改變，若不將這層因素也考量進去，必然會得出錯誤的結(jié)論。實際上，秦國統(tǒng)一天下很有可能已在秦始皇廿六年十月之前就已經(jīng)完成，例如編號9-2301木牘（圖十一）寫著“已盡略齊地”，且該木牘又記寫著“廿五年七月”；假設(shè)“廿五年七月”已“盡略齊地”，那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與書同文字政策的實施是不同的時間是合乎邏輯的。特別是本文考察了里耶秦簡裏記有“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廿六年二月癸丑朔”的木牘後，發(fā)現(xiàn)木牘的用字大多符合秦統(tǒng)一之前的特徵，這些文獻所呈現(xiàn)出的例證不會皆出於偶然，所以筆者認為秦國統(tǒng)一天下的時間和書同文字政策之實施不宜畫上等號。

後記：本文是筆者碩士研讀期間第二篇公開發(fā)表的小論。因在臺灣須博士以上方能投學術(shù)期刊及學報，然後又覺得將文章投於研討會發(fā)表，僅討論那幾分鐘似乎沒多大意義，因此大膽將拙作發(fā)表於此與師友同好分享。論文的寫作尚於摸索的階段，其中會有很多不成熟的意見，請見諒。2020 4/13

圖一

圖二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0年4月13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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