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記》“所由使”考
（首發(fā)）
陸平
（南京市金陵中學）
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繇使也。
以上句子出自張溥（1602-1641）的《五人墓碑記》，其早期版本見于崇禎年間輯刻的《七錄齋初集》（卷六墓志）、《頌天臚筆》（卷二十二附紀）及《媚幽閣文娛二集》（卷五碑記）。[1]明人作文多以“繇”為“由”，清代《古文析義》《蘇州府志》等收錄此文時改作“由”。 [2]人教版教材即承此版本系統(tǒng)。[3]黃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七）收錄該文，“私人”下有“毛一鷺”，而無“周”字。[4]此版本為蘇教版教材所取。[5]
現(xiàn)在一般將整句譯為：
當時以大中丞的官銜擔任吳郡巡撫的，是魏忠賢的私黨，周公的被逮捕就是由他指使的。（周先慎譯）[6]
這是把“周公之逮所由使也”理解為獨立的判斷句，“之”字取消獨立性后的“周公之逮”充當句子的主語，“所”字結構充當謂語。對于“所由使”，章漢光、呂復興、李旻等解釋為“所+介+動”結構的動詞性詞組，譯為“由他指使的事情”或“是由他主使的”。 [7]這類翻譯，在“由”和“使”之間補充了代詞“他”，違背了他們總結的介詞賓語規(guī)律。李旻說“這個介詞后面可能補出賓語并且跟這個“所+介+動”所表示的名詞性意義屬于同一概念范疇”，但 “他”（毛一鷺）顯然不同于“所由使”所表示的事情。呂復興說“這類結構中介詞的賓語與動詞的賓語往往是指同一對象”，[8]而“他”（毛一鷺）顯然與動詞“使”（主使）涉及的周公被逮一事不一致。
為清楚說明這一點，我們舉兩個有“所+介+動”結構的典型句子。
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孟子·離婁》）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桃花源記》)
這里“與”和“從”后面所能補充的賓語“人”和“地方”，都與修飾“者”的“所與飲食”和“問”的賓語“所從來”屬于同一概念范疇。雖然“人”與“飲食”的關系較復雜，但“地方”與動詞“來”涉及的內容完全一致。而對“所由使”的上述翻譯，難以與這兩句對應。
從律注文獻看“所由”和“所由使”的含義
我們認為，這里的“所由”是古代法律術語。如唐律《吏律·職制》所附“御幸舟船有誤”條：
諸御幸舟船，誤不牢固者，工匠絞（工匠各以所由為首）。
《唐律疏義》曰：“注云‘各以所由為首’，明造作之人，皆以當時所由人為首?！?/span> [9]
明律承襲這一律條的是“乘輿服御物”：
若御幸舟船誤不堅固者，工匠杖一百，若不整頓修飾及在船篙棹之屬缺少者，杖六十，并罪坐所由。（《大明律》卷十二《禮律二·儀制》）[10]
《大清律例》沿襲明律，于“罪坐所由”下加小字注解“經手造作之人并主守之人”（卷十七《禮律·儀制·乘輿服御物》）。[11]
可知“所由”表示主要責任人?！白镒伞保R禮遜將其英譯為“the crimes is charged on the person with whom the action originated”（這項罪應該由導致它發(fā)生的人承擔），[12]今有學者注釋為“只罪主犯，不及他人”， [13]均可參考。
明代非法律文本也用“所由”表示罪魁禍首：
陳霆（約1477-1500）《兩山墨談》：“譬之父兄與人爭?，而子弟同事者從旁殺其人，按獄之法，罪坐所由，則子弟固從，而父兄則首禍者也?！保ň硎模? [14]
陳有年（1531-1598）《四乞罷疏》：“夫事固有主，罪坐所由，今日之罪，當自臣始。”（《陳恭介公文集》卷五）[15]
前引“乘輿服御物”律令里，罪責承擔者為相關舟船的負責人。但在參與者眾多的復雜案件中，就需要進一步明確各級人員的責任。我們來看《大明律》卷十四《兵律二·軍政》的“縱軍擄掠”條：
凡守邊將帥，非奉調遣，私自使令軍人于外境擄掠人口財物者，杖一百，罷職充軍；所部聽使軍官及總旗，遞減一等。并罪坐所由。小旗軍人不坐。[16]
從律令行文層次看，這里的“罪坐所由”，既指發(fā)出擄掠命令的守邊將帥，又包括直接受命于將帥的軍官及總旗。初刻于天順五年（1461）的張楷（1398-1460）《律條疏議》曰：
守御邊境之將帥，非奉總兵官調遣，私自使令軍人于外境擄掠人口財物者，將帥杖一百，罷職充軍。所部下聽使令而差遣軍人之官及總旗遞減一等。遞減者，軍官減將帥一等，杖九十，總旗減軍官一等，杖八十。并罪坐所由者，假如守邊衛(wèi)分有指揮五員，千戶所有千戶二員，各百戶所有百戶、總旗數(shù)多，必有主意承受差遣者，事發(fā)則坐其罪，故曰所由。（卷十四）[17]
嘉靖間的律注類著作有有類似的表達。如應槚（1494-1554）《大明律釋義》曰：“蓋邊衛(wèi)有指揮、千戶、百戶、總旗，必有主意聽使者，則坐其罪，不濫及也?！保ň硎模?/span>[18]王肯堂(1549-1613)《律例箋釋》曰：“官旗之罪，并止坐其所由，即主意聽使之人?！保ň硎模?/span>[19]
關于“主意”，可以參考《大明律》卷十八《刑律一》的“盜賊窩主”條：
竊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為首論；若不行又不分贓者，為從論，以臨時主意上盜者為首。[20]
從這一律文能看出“主意”不同于“造意”。“造意”是在“行”（實施）前首倡其意，而“主意”是“臨時”（實施的過程中）主持其意。這就明確了“所部聽使軍官及總旗”需要“罪坐所由”，是要懲處其中的“主意承受差遣者”或曰“主意聽使者”，即聽命于上級而在實施中的主要負責人。至于將其表達為“所由使”，我們可以參考萬歷間半官方性質的《大明律集解附例》的纂注部分：
罪坐所由，指所由聽使之人，俱發(fā)邊遠充軍。
又云：
所部軍官及總旗受將帥之命而使令軍人出境擄掠者，遞減一等，軍官減將帥一等，杖九十，總旗減軍官一等，杖八十，并罪坐所由主意聽使之人，其所使之小旗軍人俱不坐罪。（卷十四）[21]
此注把“并罪坐所由”和“主意聽使”連為了一句。另外，嘉靖間雷夢麟《讀律瑣言》云：“罪并坐所由聽使之人。其余不曾聽從使令之人，雖系部下，不相及也?！?/span>[22]其闡釋“罪坐所由”的角度雖與《大明律集解附例》不同，但亦將“所由聽使”連用。這些都已很接近《五人墓碑記》的“所由使”了。
清代“縱軍擄掠”律文承襲明律，對“罪坐所由”的解釋也經歷了類似的變化。順治四年頒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在律文“罪坐所由”下添入小注“使令之人”，注云“并坐使令之人”（卷十四兵律），雍正三年修訂、五年刊布的《大清律集解》加按語云：“并坐所由使令之人” （《大清律例根原》卷四十五）[23]。
我們認為《五人墓碑記》中的“所由使”可以參考上述律條進行解釋?！笆埂币鉃?/span>派遣、支使，與“人皆得以隸使之”的“使”同義。[24]“所由”表示首要，“所由使”意為直接接受差遣的人。這樣理解，“所由使”結構的名詞性意義與介詞“由”和動詞“使”的賓語就是一致的，符合“所+介+動”結構的表意特點。“所由使”與“周公之逮”不構成判斷關系，而是中心語和修飾語的關系，兩者結合為名詞性詞組，與前一句話的“為魏之私人”并列，作“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的謂語。
整句可譯為：
當時以大中丞的官銜擔任吳地巡撫的，是魏忠賢的私黨，也是受命（于魏忠賢）主持抓捕周順昌的人。
從史傳文獻看“被逮”與“逮”的區(qū)別
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逮”與文中的兩處“被逮”（“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急于義而死焉者也?！薄坝瑾q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保┯幸恍﹨^(qū)別。
在現(xiàn)存唐以前文獻中未見“被逮”。唐代文獻使用“被逮”，見于《周書》卷二十二《楊寬傳》（亦見《北史》卷四十一）：
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魏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之于宅，遇赦得免。[25]
這里的“被逮捕”不同于現(xiàn)代漢語詞“被捕”，而近于“被通緝”“被追捕”。
下令逮捕和被捕獲往往同時發(fā)生，所以宋元時期已有不少表示捕獲的“被逮”，但仍有僅表示下令逮捕的：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十八“仁宗景祐三年五月”：丙申，御崇政殿錄系囚，帝又廣其恩，流已下罪皆得釋，因詔有司自今罪覺被逮，逮未至者，同見系原減之；逃亡軍士免剌面。[26]
《金史》卷九十二《盧孝儉傳》：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官帑，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fā)其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丘，自縊死。[27]
前一例中，“被逮”有“逮未至”和“見系”兩種結果，可知其僅指通令緝捕。后一例的“孝儉聞被逮”，有人譯為“盧孝儉聽說兒子被捕”，[28]現(xiàn)在看來是有問題的。盧孝儉之子私用的是盧孝儉職內的公款，王公謹?shù)母姘l(fā)肯定是針對盧孝儉，所以不會是“兒子被捕”。這里還是應該譯為“盧孝儉聽說要抓捕他”。
可見，“被逮”用于官方批準的逮捕，類似于今天的“批捕”，不等于當事人已被限制人身自由并受羈押。當事人可能提前得知自己“被逮”，比如《啟禎野乘》卷五《高忠憲傳》：
又明年丙寅三月，忠賢矯旨，被逮。當是時，怯者杜門，勇者結舌，惟華文學時亨實左右公，為歸全計。公先一日謁別道南祠，歸坐后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作字二紙扃篋中，戒無先發(fā)，詰旦以付緹騎。時已夜分，命暫退，未幾，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然，發(fā)所封，乃遺表也。急趨池畔，已赴水死。[29]
“被逮”是指發(fā)布了捉捕高攀龍的命令，在緹騎實施捉捕前，還有一段時間，所以高攀龍才能從容安排后事，赴水而死。
在《明熹宗實錄》卷七〇有應天巡撫毛一鷺、御史徐吉關于開讀之變的第二份奏疏，其中有兩句云：
周順昌之被逮也，主持自有宸斷，勘問自有法司，分宜逮到之日，官旗即行開讀，而不虞其以三日淹也。
方周順昌奉旨被逮，縣官往即就系，當令府縣力促開讀，而官旗不應逗遛，需索訂期十八，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由肇也。
玩其文意，“被逮”不同于“逮到”和“就系”，而是指執(zhí)行逮捕這一行為，在程序上包括抓捕和開讀（宣讀帝王的詔旨）兩個步驟，這體現(xiàn)了“被逮”的官方性。緹騎捕捉周順昌是在十五日，開讀之變發(fā)生于十八日?！段迦四贡洝钒褍烧叨加谩爸芄淮北硎?，把因開讀之變而論罪的五人，說成“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又將原本發(fā)生于十八日的“哭聲震動天地”等情形，接連“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敘述。而“公之逮所由使也”，只用“逮”而不是“被逮”，因為張溥此文僅敘述毛一鷺在抓捕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涉及矯詔發(fā)命等被逮的緣由。
“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反映了張溥對毛一鷺罪行的定性。如果類比前述的《大明律》“縱軍擄掠”條，矯旨捉拿周順昌的魏忠賢相當于“私自使令軍人于外境擄掠人口財物”的守邊將帥，奉命指揮抓捕的毛一鷺相當于“所部聽使軍官及總旗”，而“按劍而前”的緹騎相當于小旗軍人。“使”的被動性，上承“魏之私人”的身份判斷，“所由”的首要性，下啟“吳之民方痛心焉”，明確毛一鷺罪行的同時，又凸顯出魏忠賢為幕后黑手，來為下文“大閹之亂”的一段議論張本?！八墒埂币徽Z，可謂用刀筆之辭而有刀筆之意。
賢士大夫與吾社君子對毛一鷺的不同態(tài)度
由上可知，《五人墓碑記》對毛一鷺的問責，僅限于捉拿周順昌的行動，而不包括誣害周順昌的整個過程。而崇禎年間不少敘述開讀之變的文章，尤其是出自吳縣（周順昌故鄉(xiāng)，開讀之變發(fā)生地）士紳之手的，認為毛一鷺是出于私怨而唆使李實陷害了周順昌。典型的如周茂蘭（周順昌之子）在崇禎元年十二月三日上奏皇帝的《鳴冤疏》：
前此，撫臣毛一鷺多炎涼市態(tài)，臣父微致反唇，一鷺遂從杭州敦請織監(jiān)李實至蘇州，促膝獻計，更有同鄉(xiāng)破甑希進之人，借臣父以媚文煥，殺機既發(fā)，罪罟斯張，而臣父逮矣。[30]
姚希孟（《五人墓碑記》之“孟長姚公”）的《周順昌謚議》和《開讀始末》，文秉（“太史文起文公”文震孟之子）的《先撥志始》，以及吳門布衣金日升《頌天臚筆》輯入的托名“吳市門畸人”的《開讀傳信（蘇州）》，都有類似的說法。
但《五人墓碑記》僅在敘述周公被逮當日情形時才插入對毛一鷺的介紹，這與楊廷樞《全吳紀略》敘事方式非常接近：
天啟六年三月望日，周忠介公以忤珰被逮。緹騎至蘇，勢甚橫，索賄凌轢者百端。樞與王節(jié)、劉明儀等具呈應撫，為忠介公申理。毛一鷺，閹黨也，拒弗納，吳民不勝憤。[31]
楊廷樞為應社骨干，在周順昌被捕后為其募金聲義，即《五人墓碑記》中“吾社之行為士先者”。[32]張溥撰文時，很可能參考了他的見聞。他們都認為毛一鷺是因堅決執(zhí)行魏忠賢的抓捕命令而招致吳民怨恨。
值得注意的是，《五人墓碑記》雖以“中丞匿于溷藩以免”形容吳民之憤怒，又以“呼中丞之名而詈之”形容五人當刑之慷慨，但行文中完全隱去了毛一鷺的姓名。周瘦鵑說：“是殆本古人隱惡之旨”（《蘇州雜札》）。的確，相較姚希孟等蘇州賢士大夫，張溥對于毛一鷺的態(tài)度是較為寬容的。其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與官方所定逆案保持一致。毛一鷺已在天啟七年底離世。[33]次年為崇禎元年，刑部等衙門遵旨會議魏忠賢等之罪，正月二十六日奏中云：“（魏忠賢）又唆蘇杭織造府心腹內監(jiān)李實，捏疏參論都御史高攀龍、巡撫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應升等，飛遣驍悍，激變地方”。當日旨下：“魏忠賢于河間戮尸凌遲”，“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保ā队耒R新譚》卷九《爰書》）[34]因此次議罪未及毛一鷺，周茂蘭在該年十二月初三日上《鳴冤疏》，請求“并將毛一鷺盡法被戮”。[35]十五日圣旨云“毛一鷺媚奸建祠，本當追究，姑念以故，不必再求”。崇禎二年三月，裁定魏忠賢逆案并刊布天下，毛一鷺被定罪“交結近侍又次等”，罪行為“頌美。蘇州同王珙建祠，被逮周順昌激變”。[36]今蘇州山塘街五人墓有《五人墓碑記》碑刻，末署“明崇禎二年孟冬既望立石”?！段迦四贡洝返膶懽鲿r間大致在欽定逆案后，所以對毛一鷺的態(tài)度與官方論斷保持一致。
其二，顧及毛一鷺與自己曾有的交集。毛一鷺曾于庚辛之際（1620-1621）督學三吳，特別賞識婁東諸生、張溥友人沈承。天啟四年（1624）十月沈承卒，張溥和周鐘搜集其詩文準備刊刻。次年毛一鷺以大中丞撫吳，捐資刻成《毛孺初先生評選即山集》六卷。（周鐘《沈君烈遺集序》）今國家圖書館藏清徐時棟跋本，卷首有毛一鷺序，是就其天啟六年（1626）長至（冬至）日手書刊刻的。又有張溥《即山集序》，稱其為“毛師尊”，而此時已是開讀之變發(fā)生之后。而毛一鷺撫吳之初，似即與吳縣的士紳發(fā)生矛盾。龔立本《煙艇永懷》記載：“乙丑（1625）夏，孟長治喪河滸，巡撫毛某雖吊不誠，公面誚之。”（卷二）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離婁下》）東林對于閹黨余孽的相迫過甚，造成逆案中人的報復，雙方水火相攻，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從這一點來看，張溥用“所由使”一句，明其罪而恕其人，是頗具政治智慧的。崇禎十一年（1638）眾多東林后裔、復社名士聯(lián)署發(fā)布討伐魏黨余孽阮大鋮的《留都防亂公揭》，但張溥并未署名。《明史》卷二百七十四《高宏圖傳》里記載了發(fā)生于弘光初年的一件事，傳遞出張溥在黨派間的獨特地位：
一日，閣中語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者，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者，東林拒我耳。”
加入毛一鷺姓名的《五人墓碑記》，僅見于黃宗羲《明文?！?。黃宗羲之父黃尊素為東林黨人，與周順昌同時被逮。黃宗羲與周茂蘭多有交往，讀過周茂蘭鳴冤的血疏貼黃并書寫跋語。周茂蘭對于毛一鷺的仇恨，黃宗羲感同身受，可能在將《五人墓碑記》收錄進《明文海》時，根據(jù)自己所了解的情況添入了毛一鷺的姓名。
[1] [明]張溥《七錄齋集》，北京出版社《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82冊影印明崇禎吳門童潤吾刻本，第525頁；[明]金日升《頌天臚筆》，上海古籍出版社《續(xù)修四庫全書》第439冊影印明崇禎刻本，第670-671頁；[明]鄭元勛《媚幽閣文娛二集》，北京出版社《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72冊影印明崇禎刻本，第458-459頁。
[7] 章漢光《談“所+介+動(動詞性詞組)”的結構及其他》，《玉溪師專學報》1987年第2期，第83-86、96頁。呂復興《也談“所”字結構的分析與翻譯》，《語文學習》 1984年1期，第54-55頁。李旻《論“所+介+動”結構》，《湘潭師范學院·社會科學學報》1987年第1期，第38-46頁。也有學者譯為“周公被逮捕，就是由于他的指使”（陰法魯主編《古文觀止譯注（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909頁），因為完全脫離了判斷句和所字結構，在此不再討論。
[12] 屈文生著：《從詞典出發(fā)：法律術語譯名統(tǒng)一與規(guī)范化的翻譯史研究》附錄《馬禮遜〈五車韻府〉（1819）漢英法律詞語翻譯對照表》，上海出版社，2013年9月，第293頁。
[17] [明]張楷撰：《律條疏議》，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中國律學文獻（第一輯）》影印明嘉靖二十三年黃巖符驗重刊本，第三冊67-68頁。對該書的介紹可參考張伯元《張楷〈律條疏議〉考》（《律注文獻叢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9月，第140-153頁）。
[18] [明]應槚撰：《大明律釋義》，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中國律學文獻（第二輯）》影印明嘉靖二十八年濟南知府李遷校正重刊本，第二冊46-47頁?！独m(xù)修四庫全書》收有上海圖書館所藏嘉靖三十一年重刻本。
[21] [明]鄭繼芳等：《明律集解附例》，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沈家本據(jù)萬歷三十八年本重刻，卷十四第25-26頁。關于此書中“纂注”與之前律注的關系，可以參看張伯元《《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考》（《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第36-40頁，又見何勤華編《律學考》（商務印書館，2004年12月）第385-397頁及張伯元《律注文獻叢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9月）第200-210頁）。
[24] “使”不當譯為“指使”?！墩f文》：“使，伶（令）也。”文言多用“使”表示支使、差使、使喚之意?，F(xiàn)行辭書中“使”字下“主使”“指使”義項所引例證，僅有《五人墓碑記》中這一句。（《漢語大字典》179頁。）
[30] 金日升《頌天臚筆》卷二〇，又見彭定求《忠介遺事》，《借月山房匯抄》本《燼余集》卷四。關于毛一鷺的“炎涼世態(tài)”，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四《門戶雜志》有記述：“當魏大中盛時，順昌未嘗與合。大中逮，過吳門時，向來交好皆星散，撫臣毛一鷺素奉大中，至是不與大中通只字?！?/span>
[32] [明]殷獻臣《周吏部年譜》：“時已擬十八日開讀，……，而緹騎索金頗奢，公曰：‘七尺之軀，今日已委若輩，即不送一文，奈我何？’會楊惠庵（諱大溁）、袁熙甫（諱尚緝）、袁公白（諱征）、公清（諱衡）、楊維斗（諱廷樞）、公干（諱廷楨）共募金義助，以飽緹騎之欲，冀公途中無恙。”《（乾?。┨K州府志》卷五六：“周順昌被逮，緹騎橫索錢，汧與同里楊廷樞斂財經理之?！?/span>
[33] 方韓《琴十三孺初公墓志銘》：“丙寅冬（1626）朝廷擢公南京少司馬，公連章乞身歸，未數(shù)月，以天啟丁卯（162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七。”（清光緒十二年版《重修毛氏宗譜》，轉引自鮑藝敏《“清朝耳目”毛一鷺》）
[36] 見文秉（1609-1669）《先撥志始》所附《欽定逆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續(xù)修四庫全書》第437冊影印清寫刻本，第653頁）。有抄本《先撥志始》作“毛一鷺，逮周順昌激變”（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55冊影印蘇州圖書館藏清初抄本，第574頁）。又有抄本《欽定逆案分款全錄》作“毛一鷺（浙江蕭山人，甲辰科，南直巡撫），附逆，同王珙建祠，被逮周順昌激變蘇州”，其書題下注“此系二年所定，后處分多有更改”（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55冊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明季野史匯編》本，第179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9年8月28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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