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前明月光”新解質(zhì)疑
—與周同科先生商榷
沈偉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摘要】周同科先生《“床前明月光”本義與“床”—“牀”通假字說》一文對“床前明月光”中的“床”提出新解，認為這里的“床”是指建筑物臺基、檐廊，并否定“牀”與“床”的正俗異體關(guān)系，認為“床”是原有本義（臺基、底座義）的獨立字體。然而，經(jīng)過對周文所持觀點及論據(jù)分別從字形演變、日韓語材料、詩文文義三個方面進行考察后發(fā)現(xiàn)其結(jié)論并不可信?！般y床”不能當“井臺”講，表臺基義的“床”字是不獨立存在的，“床”就是“牀”的俗字。
【關(guān)鍵詞】床前明月光；銀床；五丈床；石床
對李白《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的“床”的討論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發(fā)軔以來，直至今日仍未達成共識。這已成為訓詁學研究的一個經(jīng)典案例，包括傳統(tǒng)語言文字、古典文學文獻、考古文物等諸多領(lǐng)域的專家學者紛紛發(fā)表意見，不少中小學教師、社會人士也參與其中。粗略統(tǒng)計，僅見諸于學術(shù)刊物的文章就有近五十篇。[1]可謂規(guī)模大，持續(xù)時間長，影響廣泛。主要的觀點大致可以歸納為“臥具說”、“胡床說”、“井欄說”、“坐臥具多功能說”等，各說內(nèi)部也略有差異。校量諸說,仍當以“坐臥具多功能說”最為可信。然而，近年來仍不斷有立論新穎卻論證乏力，違背基本事實的“新解”問世，例如周同科先生2013年發(fā)表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上的《“床前明月光”本義與“床”—“牀”通假字說》一文（下簡稱“周文”）。周文認為：
“唐人謂井欄為銀床”之“銀床”，當為“限牆”之誤。根據(jù)字形、字理分析，“牀”、“床”并非異體字，而是通假字，二者各有本義。“床”的本義是建筑底座、臺基，這個本義被完整地保留在日、韓書面語訓讀中?！鹅o夜思》“床前明月光”之“床”本義應(yīng)該是“檐廊”，當年李白望月思鄉(xiāng)，不在臥床，不在幾、凳，亦不在井旁，而是佇立在異鄉(xiāng)的檐廊。（摘錄自周文“摘要”）
現(xiàn)針對周文觀點及論據(jù)，擬從字形、日韓語材料、詩文文義三個方面提出商榷意見。
一
周文認為“牀”與“床”不可能是訛變或異構(gòu)所產(chǎn)生的異體字，從形體結(jié)構(gòu)上難以解釋后起的俗字“床”的來源，因而認為“牀”與“床”只能理解為通假關(guān)系，即兩者是音同而各有本義的。在其看來，“床”字的本義應(yīng)是建筑物下高出地面的臺基，它“必須”擁有一個更早的正體字形
。這個字形從廣、牀聲，自然能與“牀”建立起通假上的字音聯(lián)系，也清晰指示了其本義與房屋構(gòu)造有關(guān)。而我們今天看到的字形“床”，則是
省去其聲符“牀”中“爿”形的結(jié)果。這個假設(shè)既解決了俗體“床”的來源問題，又能為其“床前明月光”的新解提供有力的支持。但是，俗體“床”字的產(chǎn)生真的無法用“床”的字形演變來解釋嗎？
“床”作為“牀”的俗體，屢見于字書，其來源之前并未引起特別重視。周文能從習焉不察之處發(fā)疑，是值得肯定的。從古文字字形來，“爿”象床形，是“床”的初文，后加義符“木”而專成“牀”字，同時“爿”兼表音，如牆、狀、戕等字皆從“爿”得聲。而“床”從“廣”從“木”，有觀點理解為后造的會意字，與“牀”是屬于造字方法不同而產(chǎn)生的異體字。如《字源》：“‘牀’本是形聲字，俗書改‘爿’為‘廣（音yǎn）’，寫作‘床’，成為從廣從木的會意字?！?a href="#_edn2" name="_ednref2" title="">[2]又如《漢字字源》：“現(xiàn)在的‘床’字是后起的習用字，由‘廣’和‘木’構(gòu)成。‘廣’字有房子的含義，整個字的意思是房內(nèi)的大件木制品，由此也能形成床鋪的含義?！?a href="#_edn3" name="_ednref3" title="">[3]令人信服的字形分析必須能夠適用于現(xiàn)存所有的相關(guān)字形，否則便存在疏漏。對于 “床”的部分異體字形，會意造字的說法遇到了困難。請看以下幾個字形：
東漢《許卒史安國祠堂碑》[4] 
《碑別字新編》引《寶梁經(jīng)》
《碑別字新編》引北齊《齊王憐妻趙氏墓志》
敦煌卷子S.2073《廬山遠公話》 [5]
從以上字形不難看出，“床”字的產(chǎn)生，并不是簡單地將“牀”中的“爿”換成“廣”，事實上這中間經(jīng)歷了一個類似從“疒”的發(fā)展階段。當“床”被收入字書，其作為“牀”字標準俗字及日常通用字的地位得到確立之后，上述字形才逐漸被舍棄。
孤立觀察字形，通假說似乎能夠成立，從“疒”的字形可以解釋為中“爿”和“廣”的合書而導致的訛誤形變。但若將從“爿”諸字的字形演變過程作一個整體的考察，則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問題。如牆、莊（莊）二字的部分異體字形：
《漢孟郁修堯廟碑》
東漢《史晨后碑》
《武梁祠堂畫像》 
《祝長嚴欣碑》 
《郭究碑》
《孫叔敖碑》 [6]
上述二字都曾出現(xiàn)過疑似從“疒”的異體字形，這與“床”字的情況極其類似。當面對某一類字形同時產(chǎn)生如此規(guī)律一致的演變時，恐怕周文的解釋就值得懷疑了。依其思路，是否牆字也曾有過從“廣”從“牆”的異體，巧合的是，牆也恰與房屋、建筑相關(guān)。但莊字又作何解呢，總不能也給其加個義符“廣”吧？顯然，為了說解的合理而憑空構(gòu)擬出一個從未見的字形來，這樣的做法是危險的，缺乏足夠的證據(jù)支撐。事實上，周在行文中已經(jīng)意識到“牀”與“莊”在字形變化中的某些相似點，遺憾的是，并未就此展開更深入的思考。
“床”字不從“廣”，“廣”形是“疒”形的簡省，而“疒”與“爿”的相訛混現(xiàn)像是常見的，[7]乃至于在《廣韻》中“疒”字除有尼戹切一讀以外，還有與“牀”字在同一小韻的“士莊切”的讀法。訛混的根源在于，“疒”字本身就包含有“爿”形?！墩f文》對“疒”字的說解為：“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弊巫?span>
（甲3078）、
（乙738）。[8]諸字形皆象人形臥于床，人形之中或有若干點形，象汗滴或血滴，皆是表人有疾病之義。之后人形與爿形逐漸合并簡省，共享豎畫，始成《說文》之篆體。[9]
（疒）與
（爿）本已十分接近，僅有一短橫之別，容易與字體中其它的筆畫相混而發(fā)生形變。更何況
（爿）存在有如下的寫法：
（壯字，望山楚簡一·一七六）。[10]
“爿”形的豎筆在日常書寫中往往會出現(xiàn)延長彎曲的現(xiàn)象，這樣與“疒”字便更難區(qū)分?！豆盼淖肿V系疏證》中收錄了
（莊）字的三個字形，[11]又收錄了
（蘠）字，[12]本應(yīng)從爿的字形明顯與疒訛混，多出了一短橫。又如“?”字，《說文》：“寐而有覺也。從宀從疒，夢聲?！濒缅a圭先生認為“‘?’字所從的‘疒’本應(yīng)作‘爿’，《說文》篆形有誤?！?a href="#_edn13" name="_ednref13" title="">[13]又如
字，張亞初先生分析：“《說文》無此字。商代卜辭從爿、從口。東周銘文從爿、從言?？谂?、言旁相通。在古文字中，爿旁演變?yōu)轲?，所?span>即后世之???！?a href="#_edn14" name="_ednref14" title="">[14]類似的例子并不鮮見，學者們也早已措意，可以說，文字學家在“爿”與“疒”的關(guān)系問題上，是達成共識的。
概而言之，“床”就是由“牀”字經(jīng)過與“疒”的訛混干擾演變而來的，這是純粹的字形訛變的過程，不涉及所謂讀音上的通假，自然也就沒有假設(shè)中與“牀”音同而本義有別的那個
字的存在?！盃棥薄ⅰ按病倍种詴鹫`解，根源還是在于它們之間的形變關(guān)系較為復雜迂曲，非一望可知，需要通過客觀細致的搜集分析方能窺見其內(nèi)在規(guī)律。
二
日韓兩國在歷史上受中華文明影響之深毋庸贅言,在語言文字方面尤是如此。近年來，日韓語材料對于古漢語研究的重要作用日益得到學者們的重視，這自然是可喜的進步。然而，對任何材料的引用都必須建立在充分鑒別和準確理解的基礎(chǔ)之上，尤其是缺乏天然語感的非母語材料。周文所舉日韓訓讀的論據(jù)，事實上就并不牢靠。
“床”字在日語中確如周文所言，有音讀和訓讀之分。然而其對音讀和訓讀的理解似乎有所偏差。所謂音讀，即用漢字傳入之際的漢語讀音來發(fā)音，漢字傳入的歷史階段不同，自然讀音也就隨之變化，故而有吳音、漢音、宋音的說法。日語中“床”的音讀不單獨使用，而是與其它漢字組成詞組，如“起床”、“病床”等，與漢語中的詞義是基本吻合的。訓讀則是采用日本固有語言來讀漢字，僅取用漢字的義。值得引起特別注意的是，訓讀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日語固有讀音所代表的準確含義與漢字意義之間并非總能嚴絲合縫。就以“床”字為例，“床”字在日語中有兩種訓讀法：とこ（toko）和ゆか（yuka）。前者一般亦用于合成詞，多表示床鋪、被褥，亦可表示河床，苗床等，這與漢語中的用法也是關(guān)系緊密的，但周文完全忽略了這一事實，徑將后者所表之“地板”義看成了“床”字的唯一訓讀法。其實，表“地板”義的訓讀也與坐臥具有關(guān)，非是所謂保留了古漢語中“床”字的本義。
在日語中，“床”之所以有“地板”義，其根源在于日本特有的建筑式樣和起居習慣。有學者指出，ゆか在早期的日語文獻中有表“床”的用例，其特點是“家中高出一些的地方”，而日本的房屋樣式本就高出地面，加之日本民眾始終保留席地而臥的習慣，對其而言，房屋的地面地板承擔了床的功能。因此，ゆか便引申出了“地板”義。[15]日本建筑學家太田博太郎也談到：“改變席地而坐生活方式的首要原因是為了躲避地面的潮氣，另一個原因則是貴族們?yōu)榱诵舅麄兊耐?。日本室?nèi)木地板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讓人們落座于遠離地面的場所，在這一點上，日本室內(nèi)的木地板與椅子、寢臺具有同等的意義。”[16]事實上，日語中“床”字的這種特殊用法早就為學界所關(guān)注，在中日同形詞研究中是一個典型例子，常被用來說明漢字進入日語后由于受到日本社會文化的影響而產(chǎn)生了新義。[17]
韓語中的情況則又與日語不同，韓語廢除了漢字，失去了字形的紐帶，就無法確切判定漢字“床”在韓語中所對應(yīng)的具體義項。就拿周文所舉《韓漢大辭典》中的例子來說，辭典原文如下：
??1【名】①（韓式房屋的）地板，廳板。②檐廊。[18]
很顯然，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是所謂“牀/床”的釋義，這也不符合韓語的實際情況，因為同在《韓漢大辭典》中另有表臥具床的??，[19]而周文卻對此未加說明。朝鮮半島同日本一樣,也形成了坐臥于地板上的習慣,除了能夠?qū)钩睗褚酝?，更可以在地面與地板層之間加熱取暖，即所謂“溫突”，與東北地區(qū)的“炕”類似。與“溫突”共同構(gòu)成朝鮮半島住居特色的是較高的木板鋪地，房屋的大廳及門前（檐廊）均可鋪設(shè)，以供活動或出入，這就是周文所舉的??，也稱“抹樓”。[20]值得注意的是“溫突”起源于半島北方民宅，后地域上向南方擴散，階級上則逐漸被上層貴族所采用。這一變化大致發(fā)生在李朝王朝時期，即中國元明之后，而在此之前，貴族是睡床的。宋徐兢所撰《高麗圖經(jīng)》記錄徐氏入高麗后的見聞，其中“臥榻條”云：“臥榻之前，更施矮榻……殊不覺有夷風?！庇帧拔南瘲l”云：“文席，精粗不等；精巧者施于床榻，粗者用以籍地?！?a href="#_edn21" name="_ednref21" title="">[21]同是高麗王朝成書的《三國史記》是朝鮮現(xiàn)存最早的史書，以漢文編纂，其中就記載了新羅時期等級制度（即骨品制）在房屋建筑方面的表現(xiàn)，真骨（僅次于王族“圣骨”的大貴族）“床不飾玳瑁、沉香”，六頭品（又次一級的貴族）“床不得飾玳瑁、紫檀、沉香、黃楊”。[22]毫無疑問，在“溫突”還遠未在上層階級中流行的新羅時期（基本對應(yīng)于唐朝），此“床”是臥具，與地板無涉。周文可能受到了“床有地板義”這一先入為主的判斷影響，加之對日語材料的曲解，將韓語中的地板當做了床。所以，日韓訓讀材料作為論據(jù)均是站不住腳的。
三
回到詩文語境中重新審視“床”的含義，是否如周文所說，只有承認表“臺基”的“床”字的存在，才能真正理解“床前明月光”等一系列詩句的意義呢？反之，這些詩句就捍格難通嗎？必須指出的是,周文為了自成其說,不得不對“銀床”、“井床”等詞進行再辨析，因為如果“銀床”、“井床”指井欄的話，那同為井的附屬設(shè)施的井臺就無法也以“床”稱之了。周文認為“銀床”是“限??”二字的形訛：“‘??’實為‘牆’之或體、‘檣’之通假字。‘??’之與‘牀’，字形近似，故而‘??’訛則為‘牀’?！庇?，“‘銀’與‘限’極形似”，故而文獻中舊釋為井欄類義項的其實是“限??”?！跋?span style="font-family: 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顧名思義，即起限制阻隔作用的墻狀設(shè)施，即如井欄之屬。
如此推論實屬武斷。首先，其論證邏輯有誤。其論證過程如下：“而 ‘牆’的異體作 ‘??’，《集韻》：‘檣，或作???！缎?yīng)音義卷三》‘牆者’注：‘牆，又作檣?！?/p>
顯然，周文有預設(shè)結(jié)論之嫌。其給出的《集韻》與玄應(yīng)《一切經(jīng)音義》的論據(jù)明白無誤地指出“??”為“檣”而非“牆”的或體，而“??”“檣”的通假關(guān)系更是無從談起。即便 “牆”“檣”有如《一切經(jīng)音義》中透露出的混用現(xiàn)象，“牆”非生僻字，也有俗用的異體字，完全沒有必要去借用“檣”的異體字“??”，徒生糾葛。
其次，退一步講，姑且承認有“限??”二字同時形誤的可能性，但“限牆”一詞于文獻無徵，它是否真的曾經(jīng)存在，是須存疑的。此外，若按照周文的說法，“限牆”表井欄類義，而“銀床”表井臺義，那么在水井這一方并不太大的空間中，聯(lián)系緊密、同為井的附屬設(shè)施但形制卻迥異的“限牆”和“銀床”發(fā)生訛混的概率有多大呢？即便偶誤，作為再熟悉不過的日常使用器具，難道后人會不察而盲從，以致延誤千年嗎？
周文用“限牆”形誤的假設(shè)來掃清“唐人謂井欄為銀床”這一文獻障礙，[23]那么“銀床”一詞便可安然表示“井臺”義，乃至其最終得出了如下的結(jié)論：“古詩中凡言‘銀床’、‘井床’、‘石床’者，皆指井臺。”此論殊不足辨。
“銀床”一詞指井欄，擁有文獻與實物的雙重證據(jù)支撐，本無疑問。學者們之所以會對“銀床”所指的井欄有不同的理解，是因為對“井欄”的具體形制與功能的誤解。古井的營造，最初采用呈井字四角方形的木框?qū)訉酉喁B，以加固地下井壁，防止崩塌。此后，又逐漸發(fā)展出陶制井圈、條磚井圈，其形狀也可如圓形、五角、六角乃至八角形等，井下之壁圈稱甃。地面井口之上也可置井圈，防止人畜跌落及污穢入井，置于井口的井圈古稱榦（亦即“韓”），可視作地下井圈的向上延伸，因而早期的榦當然也是木制呈井字形，故又可稱井欄。但后來井欄在形制上同樣發(fā)生了變化，呈現(xiàn)多種形狀，以石制為多，兼有陶、鐵、銅等材質(zhì)，其中石井欄往往由整塊巖石雕鑿而成。除了井欄以外，少數(shù)考究的水井還會在外圍四周樹立欄桿，這就是周文所舉蘇味道《詠井》詩“玲瓏映玉檻，澄澈瀉銀床”中的“玉檻”，是對欄桿的美稱。這里的玉檻與井欄實非一物，完全可能同時出現(xiàn)，[24]不能作為排除銀床為井欄的 “鐵證”。
再者，學者們均承認銀床與轆轤之間的緊密關(guān)系，銀床之“床”當指其如床般的承載功能，而承載的對象就是轆轤類的汲水器具。正是出于此種考慮，周文認為井欄的主要功能是圍擋屏障，并不適宜承架轆轤，而井臺則較宜擔此功能。殊不知，在井欄上架轆轤是十分常見的現(xiàn)象。在漢代墓葬中，常出土作為陪葬明器的陶井模型，井欄上多架轆轤，如下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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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國家博物館藏河南燒溝出土陶井[25] 圖二 洛陽新莽時期墓葬出土陶井[26]
圖三 洛陽邙山出土西漢陶井實物[27] 圖四 洛陽邙山出土西漢陶井結(jié)構(gòu)圖
漢后陪葬陶井的風俗漸衰，然而遺存的井欄實物，仍可證實其承載轆轤的功用。如江蘇儀征出土的東晉石井欄“圓形口，沿下凹進一周，有二至四個圓穿”，江蘇句容出土梁代石井欄“束頸，沿頸一周有對稱四穿孔”。[28]這與漢井欄上的孔洞一樣，是用于架設(shè)木質(zhì)井架，以承載轆轤。有必要指出的是，早期的轆轤如上圖所示，類似定滑輪，適宜架于井欄之上，而北宋才開始出現(xiàn)架設(shè)在井欄旁的單曲柄轆轤。[29]從這個角度來說，唐時承載轆轤的，并不是井臺，反而極可能恰是井欄。明周祈所著《名義考》認為“銀床”指轆轤架，亦當是明代時轆轤形制已非宋前舊貌而致誤。[30]
從文獻角度看，銀床也不能解為井臺。誠然，在許多語境中，“銀床”究竟是指井欄還是井臺是無法確定的，因為其均與井密切相關(guān)，在提到井時，上述義項的出現(xiàn)均有可能。但應(yīng)當注意的是，井臺是平整而卑下的，不同于井欄的直立且有一定高度，這是它們在形制上的顯著區(qū)別，而正是這個區(qū)別，使得少數(shù)語境恰能夠排除“井臺”的可能性：
1. 獨立傍銀床，碧桐風裊裊。（唐·陸龜蒙《井上桐》）
2. 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惜銀床在井頭。（唐·李商隱《富平少侯》）
3. 梧桐楊柳豈知數(shù)，沙步露冷銀床欹。（唐·曾鞏《聽鵲寄家人》）
4. 爾乃玉甃爰起。銀床斯立。（唐·張耀《井賦》）
5. 玉甃護崩，誰識下無禽矣。銀床防墜，不聞中有人焉。（唐·呂令則《義井賦》）
6. 敬刊翠琰。永識銀床。噫嗟后學。揖此余光。（五代·徐鉉《許真人井銘》）
如果“銀床”作井臺講的話，那么顯然“傍”、“欹”、“立”等字便落了空，井臺也不能說是在“井頭”，而“防墜”不正是周文所強調(diào)的井欄的功能嗎？古井欄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其上或有銘文。《許真人井銘》宋拓本現(xiàn)藏上海圖書館，井銘刻于井欄，正是“永識銀床”。[31]上述證據(jù)均無可辯駁地將“銀床”指向井欄，而非井臺。
至于周文認為的“床前明月光”（李白《靜夜思》）、“繞床弄青梅”（李白《長干行》）、“床前磨鏡客”（王維《鄭果州相過》）、“下有五丈床”（李白《洗腳亭》）中的“床”也不是非作“臺基”解詩義方可通達。《長干行》的所繞之床當是臥床，更有證據(jù)表明床可以作為稚兒學步、嬉戲的憑借及場所。[32]《鄭果州相過》“床前磨鏡客”的“床”，有學者也進行過討論，也當認定為家具。[33]在這里要重點討論的是“下有五丈床”的“床”，因為無論是坐臥具、胡床、井欄等說均未安文義，值得進一步思考，現(xiàn)將《洗腳亭》原文摘錄如下：
白道向姑熟，洪亭臨道傍。
前有昔時井，下有五丈床。
樵女洗素足，行人歇金裝。
西望白鷺洲，蘆花似朝霜。
送君此時去，回首淚成行。[34]
全詩大旨淺近明了，詩人于道旁洗腳亭送別友人。“前有昔時井，下有五丈床”所描繪的是亭附近的自然環(huán)境。清人王琦舊注此“床”為井欄。顯然這里可以首先排除家具，包括胡床的可能。似乎井欄說可以成立，因為前有井的提示，往來行人、樵女在井旁休憩、洗足，順理成章。然而細察詩義，井欄說卻有致命缺陷。一是“井”與“床”的位置關(guān)系問題。井欄必環(huán)繞古井，“下”字費解；二是“五丈”的尺寸，唐時尺度一丈約合今三米左右，五丈便是十五米。[35]井欄絕無此高度,且井欄與下文的休憩場景并無關(guān)聯(lián)，似無需提及。李白好作夸張語，是否能理解為詩語的夸張呢？筆者以為亦無此可能?！帮w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是為了極言瀑布之高，此處不需言井欄之高。極言時，其對象本身亦必有不尋常之處。瀑布本已極高聳，方可以三千尺摹狀之，井欄高不過五尺，卻以五丈稱之，人皆知其謬，何得詩語之妙?
井臺說似較井欄說合理：亭前有井，井下部有五丈的井臺。樵女行人在井臺上洗足歇息。可倘若稍加揣摩，卻也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的疑點。首先，依周文對井床的定義（“就是井口周圍用磚石鋪砌而成的高出地面的臺基，其主要功能是保持井口周圍清潔、防止雨污水倒灌?！保?，五丈就面積而言是過大了，很難想象一口道旁昔時之井會鋪砌如此規(guī)模的井臺。其次，更關(guān)鍵之處在于對于詩中的“前”、“下”兩個方位名詞的理解。揣摩詩意，“前”、“下”兩詞當同以洗腳亭為參照，即井在亭前，而床在亭下，如此則床與井無涉。唐詩文中兩個方位詞連用，多選用同一參照：
1.(行路)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唐·杜甫《發(fā)閬中》）
2.(城東坡)前有長流水，下有小平臺。（唐·白居易《東坡種花二首》）
3.(蜀道)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沖波逆折之回川。（唐·李白《蜀道難》）
4.桑榆日及景，物色盈高岡。(高岡)下有碧流水，上有丹桂香。（唐·喬知之《定情篇》）
5.(亭)前有淺山，屹然如屏。后有卑嶺，繚然如城。（唐·沈顏《題縣令范傳真化洽亭》）
6.(山) 左有精舍,上有寶坊。憑巖架壑，崛起殿堂。（唐·邵真《易州抱陽山定慧寺新造文殊師利菩薩記》）
那此處的“床”究竟是何物？結(jié)合文獻考慮，極有可能是石床。上文提到，周文認為“石床”也是指“井臺”，但卻沒有給出例證。這個認識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漢語大詞典》收有“石床”條目,共立兩個義項:1、供人坐臥的石制用具。2、鐘乳水下滴而成的筍狀凝積物。檢視所舉文獻，“石床”毫無疑問不是“井臺”。更進一步講，供人坐臥的石床當然可以是人為制造的用具，如《南史·宋本紀》：“帝素有熱病……坐臥常須冷物，后有人獻石床，寢之，極以為佳，乃嘆曰：‘木床且費，而況石耶！’即令毀之?！?a href="#_edn36" name="_ednref36" title="">[36]但是，山林間天然形成的平整巖石表面，可以供人坐臥休憩，形制與功能與人造床相類似，則也可以稱“石床”，從這個角度看，《漢語大詞典》的義項略有偏失。如：
1.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床豈為艱。（東晉·謝靈運《還舊園詩》）
2.紉蘭以圍腰，采芝將實腹。石床須臥平，一任閑云觸。（唐·吳融《綿竹山四十韻》）
3.博羅老仙時出洞，千歲石床啼鬼工。（唐·李賀《羅浮山人與葛篇》）
4.石床埋積雪，山路倒枯松。（唐·皇甫曾《送著公歸越》）
5.《山經(jīng)》云：晥山東面有激水，冬夏懸流，狀如瀑布，下有九泉井，有一石床，可容百人。 （《太平御覽》卷四十三）
6.水懸百余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石如床，床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采帖也。 （《水經(jīng)注》卷四十）
7.其石自然成樓臺柱棟，石床石池石田，制皆如人巧。父老云：此室者，仙所以觴百神也，而游獵者每踐籍之?！保ā短藉居钣洝肪硪晃灏藥X南道）
8.《南越記》云縣有石井，甘淡半之，可給闔境不竭，又其南有石室皎潔明朗，中有石人像，中一石床，可坐百余人。（《廣西名勝志》卷四）
由上舉諸例可知，野外自然形成的石床同樣具有坐臥功能，且面積往往較大，乃至竟可容百人，即便將一定的約數(shù)夸張成分考慮在內(nèi)，也足證其有“五丈”的可能性，也更適宜過路行人暫歇。當然，單稱“床”時也必須綜合考慮上下文語境，才能確定是否所指是石床，在《洗腳亭》一詩中，幫助我們作出判斷的限制性條件便是該“床”在野外、有供人歇息的功能、能以“五丈”稱之，這些是排除“床”字其余諸說可能性的有力證據(jù)。詩中不言“石床”而單言“床”，是為了滿足詩歌格律形式的需要。
總而言之，既然“銀床”不能理解為井臺，那么詩文中的“床”也就同理不會有井臺義，表檐廊的“床”亦不存在。況且，若依新解，檐廊、井臺均能稱“床”，則又如何證明《靜夜思》中的“床”一定是檐廊而不是井臺呢？這是其自相矛盾之處。結(jié)合關(guān)于字形演變、日韓訓讀、詩文貫通三個方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相信：表臺基義的“床”字是不存在的，“床”就是“牀”的俗體字。之所以會產(chǎn)生這樣的誤解，實則是因為過度發(fā)揮了“床”字“居于物下以承托”的內(nèi)涵。周文也意識到，這一內(nèi)涵是是事物稱“床”的得名之由，正如其引《中華大字典》：“凡薦居物下者多謂之床，如承齒牙之骨曰牙床，產(chǎn)朱砂之白石曰砂床。”同理，承托人體坐臥的就是家具的床，也包括河床、苗床、機床等。但切不能反過來認為居于物下有承托功能的事物就一定能叫作“床”。井臺和房屋臺基分別在井下及建筑物下起承托作用，但它們卻沒有稱“床”的用法。內(nèi)在理據(jù)的合理可能性不等于符合客觀事實的必然性，中間必須有確鑿可信的文獻證據(jù)以及對相關(guān)文獻的準確解讀，而這兩點恰恰是“床—牀”通假字說成立的最大障礙。
本文原載《中國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
[1] 另有報紙通訊、雜志專欄、個人專著、網(wǎng)絡(luò)發(fā)表等渠道未統(tǒng)計在內(nèi)。
[2]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18頁。
[3] 竇文宇、竇勇：《漢字字源：當代新說文解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頁。
[4] 此碑又稱《嘉祥畫像石題記》，詳見朱錫祿：《山東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漢畫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5]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頁。
[6] 上述字形均見于(清)顧靄吉：《隸辨》卷二，中華書局1986年版。
[7] 有學者將“爿”與“疒”的訛混作為古文字訛混現(xiàn)象典型例證之一，詳參劉釗：《古文字構(gòu)形學》（修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頁、146頁。
[8]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第7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頁。
[9] 詳參董蓮池：《說文部首形義新證》“疒”字條，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01頁。
[10] 程燕：《望山楚簡文字編》，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0頁。
[11]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版，第1912頁。
[12] 同上，第1911頁。
[13]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版，第154頁。
[14] 張亞初：《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證》，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222頁。
[15] 詳參鄭鯤騰：《淺談漢日異義詞“床”》，《福建論壇》（社科教育版）2011年第6期。
[16] [日]太田博太郎著，路秉杰、包慕萍譯：《日本建筑史序說》，同濟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頁。
[17] 例如何寶年：《中日同形詞研究》，東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頁；又如吳侃：《日語詞匯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頁。
[18] 劉沛霖主編：《韓漢大辭典》，商務(wù)印書館2004年版，第497頁。
[19] 同上，第1603頁。
[20] 詳參俞成云：《韓國文化通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頁、第492頁。
[21] 轉(zhuǎn)引自李華東：《朝鮮半島古代建筑文化》，東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頁。
[22] 金富軾等：《三國史記》卷三十三，《雜志》第二“屋舍”條，東方文化書局1971年版，第349頁。
[23] 按周文推測，唐人謂井欄為銀床的說法始自顏師古，且本作唐人謂井欄為限牆。后《古今韻會舉要》等書誤“限牆”為“銀床”。這里周文誤讀了《古今韻會舉要》“榦”字下顏師古的《漢書》注文。稍加查核即可知，“又謂之銀床，皆井欄也”一語并非顏注，乃《舉要》按語。
[24] 周文總結(jié)了前人對“井欄”的三種理解，分別為“井上木欄”、“井臺上的圍欄”及“轆轤底座”，這里的玉檻就相當于“井臺上的圍欄”，此非為對“井欄”的準確理解。當然，井欄形制多樣，在某些語境下會出現(xiàn)稱欄桿形的井欄為井檻、玉檻的現(xiàn)象，但這不能排除玉檻稱“井四周圍欄”的更大可能性。
[25] 圖一較為完整地展現(xiàn)出水井的整體面貌，特別是包括了地下的井圈部分。
[26] 參見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五女冢新莽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95年第11期。
[27] 圖三、圖四為同一陶井，標號為M26:19，參見盧青峰：《洛陽邙山出土西漢陶井欄及相關(guān)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第4期。該文稱“井欄四角有方孔，與井亭四角方孔對應(yīng)，原有木質(zhì)井架支撐?！?/p>
[28] 參見劉詩中：《中國古代水井形制初探》，《農(nóng)業(yè)考古》1993年第3期。
[29] 詳參史曉雷，張柏春：《我國單曲柄轆轤普遍應(yīng)用的年代考》，《農(nóng)業(yè)考古》2014年第4期。
[30] 事實上，持“轆轤架”說的學者從未詳細闡明轆轤架的具體形制，從現(xiàn)有資料看，轆轤架無論是安置于井欄或井旁地面，起支架作用的多為木質(zhì)材料，與“銀床”之名難合。
[31] 該古井欄實物不存。然句容茅山仍存有相同時代，亦號為“許長史煉丹井”的石井欄兩具。其中之一暫名為“天監(jiān)十六年石井欄”，上有銘文：“此是晉世真人許長史舊井，天監(jiān)十四年開治，十六年安闌?！痹攨⒅偻骸逗?nèi)孤本〈許真人井銘〉》，《書法》2012年第5期，陳世華：《茅山兩天監(jiān)井欄題字》，《書法》2012年第10期。
[32] 參見顏春峰、汪少華：《論“床前明月光”的“床”》，《中國典籍文化》1998年第4期。
[33]參見康曉云：《李白〈靜夜思〉“床”字正義》2008-05-26，國學網(wǎng)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kangxiaoyun_lbjysczzy.htm?？禃栽疲骸痘貧w“安坐”之本義和“底座”之引申義——再論“床”字》2008-07-09，國學網(wǎng)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kangxiaoyun_hgazbyydzysy.htm。汪少華：《〈回歸“安坐”之本義和“底座”之引申義〉商榷》2009-3-12，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721?？滴尼尅按睬澳ョR客”之“床”為“井床”，即“轆轤底座”；汪文則將此處的“床”看作是坐臥家具。
[34] 此詩版本有異文，“姑熟”一作“姑蘇”，“昔時井”一作“吳時井”，均不影響詩義理解。詳參詹瑛：《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1頁。
[35] 唐時有大小尺之分,《唐會要》卷6太府寺條載開元9 年敕格:“諸積秬黍為度量權(quán)衡者,調(diào)鐘律、測暑景、合湯藥及冕服制用之外, 官私悉用大者。”唐大尺具體長度說法不一，但均合今30厘米左右。詳參王冠倬：《從一行測量北極高看唐代的大小尺》，《文物》1964年第6期；胡戟：《唐代度量衡與畝里制度》，《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4期。
[36] （唐）李延壽：《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8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9年8月6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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