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與西周榮氏家族相關(guān)四器年代及史實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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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先闖
西周榮氏家族于傳世典籍記載稀少，可知者惟周初榮伯與晚期榮夷公寥寥二三人而已。所幸銅器銘文與榮氏有關(guān)的材料倒是十分豐富，以金文資料入手展開對其家族發(fā)展歷程的論述，尚不至于毫無依憑。曾于2005年入藏北京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的榮仲方鼎（《新收》1567）吸引了不少學者的眼光，而銘文中“榮仲”及“子”的身份以及與西周榮氏的關(guān)系，亦多見學者著文討論[1]。但最近又有學者發(fā)文提出多條理由，力證此器為偽造之物[2]。其間是非對錯，筆者不予在此小文再作說明。吳鎮(zhèn)烽先生近年編著而成的多卷本《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及《續(xù)編》又收集了四件與西周榮氏相關(guān)的器物，多未見詳細討論。筆者擬對此四件器物的時代及相關(guān)史實略作考證，以備學者查驗參考。分析未妥當處，尚祈諸方家通人批評指正。
一 古鼎、古盉、古盨蓋三器時代小考
在2012年出版的35卷本《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以下簡稱《銘圖》）中，吳鎮(zhèn)烽先生于私人收藏處得見三件器物，即古鼎（《銘圖》2453）、古盉（《銘圖》14798）及古盨蓋（《銘圖》5673），當與西周榮氏家族相關(guān)。由于這三器器主均為同一人“古”，而銘辭基本一致。故以古鼎器銘為例，移錄銘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庚寅，王在康宮，各（格）于大（太）室。榮白（伯）入右古，即立。王乎（呼）入（內(nèi)）史尹冊令（命）古。王曰:“古，令（命）女（汝）乍（作）
（服）。”易（錫）女（汝）金車、旂、
（巿?）、幽黃（衡）。古
（敢）對
（揚）天子不（丕）顯休，用乍（作）朕考簋。古其萬年子孫永寶用。（《銘圖》2453）
三器銘文基本一致。只是有兩點需要特別留意：其一，三器銘中均出現(xiàn)“榮伯入右古”一句，可是除古鼎“右”字寫法正確外，另外兩器銘中的“右”字，器銘均鑄為“左”字，成了“榮伯入左古”。這不合常例。
（古鼎銘之“右”）
（古盨蓋銘之“左”）
（古盉銘之“左”）
從圖像上來看，三器中“左”“右”二字之金文字形，二字上方像手狀的部分，古鼎銘中像手持部位位于右側(cè)，而下部為一閉合之“口”，與金文“右”之寫法一致。而另兩器上部手持之狀位于左側(cè)而下部并未封口，與“左”之寫法近似。我們知道，在西周冊命典禮中，作為引導受命者接受賞賜或職事的“右者”，一般都在右邊，若是“入左”便無從解釋了。如陳漢平先生所論，“古代以右者為尊，為高，為上，西周王室冊命禮儀中之擯者多為受命者之上級上官，故于冊命時擯導受命者入門，并立于其右?！?a href="#_edn3" name="_ednref3" title="">[3]所以我認為，另二器器銘中“左”字或當是“右”之形近訛誤。這種情形在銅器鑄造過程中偶有所犯，比如在南季鼎（《集成》2781）中，就有學者認為“左右”二字出現(xiàn)類似訛誤。這在一定程度上或也體現(xiàn)出當時青銅鑄造工藝并不十分成熟，三器鑄造使用范式不一，抑或鑄造作坊有別。
其二，與之前著錄討論的榮氏家族銅器相比，此三器銘文中“榮”之寫法也比較特殊。根據(jù)之前習見的榮氏家族器物，筆者試總結(jié)“榮”之幾種金文形體：
（1.榮子盉）
（2.榮子旅鬲）
（3.榮子戈）
（4.榮仲爵）
（5.榮伯鬲）
（6.衛(wèi)簋）
（7.弭伯師耤簋）
（8.康鼎）
以上有關(guān)“榮”之八種金文形體，在有關(guān)榮氏器物中均可得見，大致可分為四類：
①上方帶有四小點，下部帶有一“口”，以榮子盉為例，榮子旅鬲形體與之類似，只是上方小點不甚清晰。
②上方?jīng)]有四點，下部也不帶“口”，以榮子戈、弭伯師藉簋為例，只是下部兩筆交叉的部分有別；
③上方帶有六點，下部沒有“口”，以榮仲爵為例，不過十分少見。
④上方帶有四點，下部不帶“口”，以衛(wèi)簋、康鼎為例，不過下部兩筆交叉部分也有差別。這種寫法于榮氏器銘中最為常見。
和上述幾種寫法相比，古鼎這三器中“榮”之寫法又有所不同，大致寫作
，沒有任何飾筆，幾與上述②類近似。其實倒更像是榮仲爵不帶六點的上部分，與弭伯師耤簋下部合并而成的形體之一種。如是，那么就算又發(fā)現(xiàn)了金文“榮”字的另一種新寫法。
接下來，筆者再對這三器的年代稍作分析。三器中，古盨蓋之器形未見著錄，形制紋飾不知。其余二器，吳先生于《銘圖》中對其形制紋飾等均有所描述。關(guān)于古鼎，“鼎體呈橢方形，直口方唇，頸部內(nèi)束，淺腹微鼓，四條半圓形柱足，短邊頸部兩側(cè)設(shè)有一對扭索狀附耳，長邊頸腹間設(shè)有一對獸首半環(huán)耳，獸角螺旋形上聳，下有鉤狀垂珥。頸部飾云雷紋襯底的歧身夔龍紋，四足上部飾獸面紋。”[4]而古盉則“侈口長頸，扁腹，三條柱形足。肩上有一長管流，另一側(cè)設(shè)置牛首鋬，蓋面隆起，上有圓雕鳥形鈕，蓋與鋬各有一個半環(huán)形鈕，以立人形鏈條相連，立人戴圓形高冠，著長袍。蓋面和器頸各飾夔龍紋帶?！?a href="#_edn5" name="_ednref5" title="">[5]大約因《銘圖》的金文資料工具書的性質(zhì)，對于它們的時代，吳先生并未做詳細分析，只約略定在西周中期前段。從形制紋飾上考量，古鼎這種橢方形四足鼎，在王世民等劃定西周銅器圖譜中找不到完全對應者，只可大致劃定為Ⅰ型方鼎，與2、3式鼎外形較為接近。誠如學者所論，“西周時期的方鼎盛行于早期，中期以后漸少，晚期幾乎不見?！?a href="#_edn6" name="_ednref6" title="">[6]而古盉形制，大致可歸入Ⅰ型1式罐形盉，是西周早中期流行的樣式[7]。三器中盨的形制出現(xiàn)時間最晚，大致可以成為約束三器鑄造時代的條件之一。據(jù)學者研究，青銅盨的出現(xiàn)時代較晚，當不早于共王時代[8]。更有學者認為最早的盨出現(xiàn)在懿王世[9]。綜合三器的形制來看，三器的時代當不晚于西周中期前半段。
再從銘辭形式與內(nèi)容來看。器銘主要記載的是某年正月庚寅這一天，周王在康宮大室，由榮伯擔任儐右引介“古”接受冊命，并賞賜給古金車、幽黃等物品，古盛揚天恩，做了紀念其死去父親的寶簋，并希望其子孫能永遠寶用。其中“命汝作服”一句，于金文中十分少見，這里“服”或當理解為“職事”，《爾雅·釋詁》曰：“服，事也”。猶如金文中常見的“更（賡）某服”即相當于繼承某個人的職位或職事一樣。銘文未詳記“古”接受何種職務(wù)，不知是何緣故。但從周王“命汝作服”之后的賞賜物品來看，受命者“古”的地位當不低。王治國博士曾就冊命金文中命服賜品的等級做過一定研究，得出結(jié)論：“從現(xiàn)有材料來看，在冊命賞賜中，凡有賜金車情況出現(xiàn)的，被賜者的身份通常比較尊貴，其級別顯然在大夫以上?！?a href="#_edn10" name="_ednref10" title="">[10]曾于近年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簋（《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3期）記載了共王二十四年九月庚寅這天冊命?“更乃祖服，作冢司馬”的冊命之事[11]，其后賞賜給?的物品包括“赤巿、幽黃、金車、金勒、旂”，與周王賞賜給古的物件幾乎一樣，由此也可看出“古”在這次冊命禮中接受的新職位也不會低，約略相當于“冢司馬”的高級官吏。
器銘中所涉及的人物，右者“榮伯”于金文多見，內(nèi)史尹為代宣王命之史官，都難以固定某一特定之人；而受命者“古”雖然于他器中也能見到，如古鼎（《集成》1978）、古簋（《集成》3607），但實難證實是否為同一人。唯一還可為時代提供些許有用信息的，主要在于冊命儀式的完整規(guī)范性。陳夢家先生曾指出，右者與史官代宣王命的制度，只有到共王時才具體見于銘文[12]。陳漢平先生于冊命類銘文的規(guī)律性做過總結(jié)，從時間地點、冊命禮儀、冊命內(nèi)容、受命禮儀及作器銘辭等五個方面來分析冊命銘文的標準書寫范例，指出完整體現(xiàn)這五個因素的冊命銘文出現(xiàn)在共王世[13]。從古鼎等三器的銘文形式來看，無疑已具備了上述五個方面的全部內(nèi)容，是一篇較為標準成熟的冊命銘文。張懋鎔先生曾指出，冊命金文大概在共王末年開始程式化[14]。韓巍亦認為西周冊命銘文從萌芽到完全程式化，也經(jīng)歷了相當長的時間……大約相當于穆王末年到懿王初年[15]。
此三器的冊命右者均是“榮伯”。榮伯任冊命右者的銅器，以往討論者，最早始見于衛(wèi)簋（《集成》4209—4212），此器大多數(shù)學者主張定在共王世。另外裘衛(wèi)盉（《集成》9456）、永盂（《集成》10322）等銘辭中記載作為王朝重要執(zhí)政大臣之一而處理田貨交換或土地交割等事宜的“榮伯”，時代也不出共懿之世?？梢娮鳛橥醭瘓?zhí)政大臣并擔任其他官員冊命典禮儐右的“榮伯”，共王世是其較早出現(xiàn)的時代。由此看來，古鼎等三器的作器時代定在共王世或當是合理的選擇。并且筆者認為，結(jié)合器形、紋飾等方面的信息，古鼎等三器所反映的“榮伯”生存年代有可能是這幾件共懿世器物中最早的。換言之，這三器中的“榮伯”有可能為穆共時代人，無論是器物形制、紋飾上的早期特征，還是銘文鑄刻工藝的不成熟（出現(xiàn)錯字），抑或銘辭內(nèi)容、形式雖近標準但仍有缺憾（不載具體職事），這種種跡象或顯示三器鑄造時代的過渡性質(zhì)，是西周早中期分野的一種體現(xiàn)。綜上，筆者暫擬將這三器時代定在共王世。
二 衍簋時代小議
繼《銘圖》一書之后，《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xù)編》（以下簡稱《銘圖續(xù)》）又于2016年面世。其中《銘圖續(xù)》收集得到的一件與西周榮氏相關(guān)的器物衍簋（編號455），除吳鎮(zhèn)烽先生于此書前言中略有討論外，不見有學者著文探究，但器銘實際深有價值。而筆者觀點又與吳先生有所不同，故不揣簡陋，略陳管見，敬請方家指教。
為便于分析，先迻錄其銘文如下：
隹（唯）三月初吉戊寅，王才（在）宗周，各（格）于大（太）室，榮伯內(nèi)（入）右衍，王命汝曰：“死司王家，易（錫）女（汝）田于盍、于小水?！毖芑祝覍P天子不（丕）顯休，用作朕文考鄭丼（邢）季寶簋，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遣姞眔作。
銘文主要記載的是：在某年三月戊寅這天，周王于宗周大室由榮伯擔任冊命右者，周王冊命衍主司王家事務(wù)，并賞賜其田地之事。衍感念周王厚恩，與其夫人遣姞一起，做了紀念其死去父親鄭邢季的寶簋，并希望子孫后代能永遠享用。
器主之名“衍”，于他器稀見。傳世的一件夫古 衍簋蓋（《集成》3804）以及近年于陜西扶風五郡西村出土的夫古 仲衍鐘（《文物》2007年8期），從器銘來看皆與本文討論的衍簋之器主“衍”非同一人，只是剛好同名而已。
從器銘來看，衍的夫人為“遣姞”，這是西周畿內(nèi)遣氏家族之女，這不僅再次證明遣氏為姞姓國族（遣叔吉父盨器銘已證明遣氏為姞姓），而且與姬姓鄭井氏族人聯(lián)姻，也符合文獻所載“姬姞耦，其生必蕃”的一貫傳統(tǒng)。
（衍簋） （衍簋器銘）
衍簋，據(jù)吳鎮(zhèn)烽先生介紹，為海外某私人收藏家所藏。傳出于山西（據(jù)說同坑出土四件，形制紋飾銘文相同）。通高22.3，口徑18.1，兩耳相距26.8厘米。斂口鼓腹，一對銜環(huán)獸首耳，一環(huán)失落，矮圈足外撇，其下連鑄三條卷鼻象首形小足，蓋面弧形隆起，上有圈足捉手，蓋沿和器口沿飾竊曲紋，蓋面和腹部飾瓦溝紋。[16]吳先生將衍簋年代推至西周中期后段。其實，衍簋的形制紋飾大致可劃入王世民等人所著《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中簋之Ⅳ型3式，為環(huán)耳三足簋，在形制紋飾上和王臣簋（《集成》4286）與散伯簋（《集成》3780）非常相似，而后二者的斷代基本都在中期偏晚，甚至可推至晚期早段[17]。
衍簋的父親被稱作“文考鄭井季”，這似乎揭示出衍為西周畿內(nèi)井氏的分支鄭井氏家族成員[18]。而“榮伯”擔任鄭井氏族人的冊命右者，康鼎即是一例。其銘文云：
唯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康宮，榮伯內(nèi)（入）右康。王命：死司王家，易女（汝）幽黃、鋚革（勒）?？蛋莼?，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乍朕文考釐白（伯）寶奠鼎，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奠井。（《集成》2786）
此器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器銘記述的是某年三月甲戌，周王在康宮由榮伯擔任右者冊命康主管王家之事。而銘末鑄有“鄭井”二字，由大量商周銅器銘末所鑄徽記來看，當為族氏名。如朱鳳瀚先生所言，“作器者康是王臣，官司王家事務(wù)，銘末署‘奠井’，即鄭井康，但此人又稱‘鄭井叔康’，見奠井叔康盨，說明奠井氏有可能是‘奠井叔’氏之省稱，可能是井叔氏分支移居于奠地后所稱?！?a href="#_edn19" name="_ednref19" title="">[19]
衍的父親為“鄭井季”，而康鼎的銘末署“鄭井”，或說明二者即為同一家族成員[20]。而且冊命右者均為“榮伯”，且衍與康均被冊命“司王家”，職官一致，或均為西周宰官。這一切均顯示二者的年代亦相去不遠?？刀Φ哪甏胁簧儆谖宸N斷代意見[21]，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定在厲王世。唐蘭認為：“金文鄭井叔里的鄭井叔康，康鼎銘文最后簽署的氏族名稱‘奠井’以及鄭井叔編鐘，無論從器形或銘文來說，都比較晚，應該列在夷王、厲王時期?！?a href="#_edn22" name="_ednref22" title="">[22]彭裕商亦認為：“康盨通體飾全瓦紋，器形、紋飾與之全同的盨，如虢仲盨、弭叔盨，年代都屬厲王，厲王時翏生盨，除圈足下多四小足外，其余也均同本器，可知這種樣式的盨主要流行于厲世，上限可及夷王晚末。”[23]韓巍也認為康的活動年限主要在厲王世，上限可及夷王末年[24]。
所以，從衍簋形制紋飾所體現(xiàn)的器物較晚期特征，與康鼎器銘相參照的衍的職司以及冊命儐右“榮伯”來看（說不定這二器的“榮伯”就是同一人），二者的年代應該彼此鄰近，如果康鼎可斷在厲王世的話，衍簋的年代大致斷限在稍早一點的夷王世較為適宜。
三 西周中后期的榮氏家族
如果再加上這四件器物的話，西周中后期的“榮伯”擔任冊命儐右的次數(shù)就已相當可觀了。如下表所示：
西周“榮伯”任冊命儐右器物一覽表
|
器名 |
時代 |
被右者職司 |
編號 |
|
古盨蓋 |
共王世 |
命汝作服 |
《銘圖》5673 |
|
古鼎 |
共王世 |
命汝作服 |
《銘圖》2453 |
|
古盉 |
共王世 |
命汝作服 |
《銘圖》14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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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wèi)簋 |
共王世 |
|
《集成》4209—4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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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簋 |
懿王世 |
左右虞大父司易（場）林吳牧 |
《集成》4270—4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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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侯見工鐘 |
孝夷之時 |
|
《集成》107—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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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師嫠簋 |
夷王世 |
更乃且考司輔 |
《集成》4286 |
|
宰獸簋 |
夷王世 |
司康宮王家臣妾仆庸 |
《近出》490 |
|
元年師詢簋 |
夷王世 |
率以乃友干（捍）御王身 |
《集成》4342 |
|
弭伯師耤簋 |
夷厲之際 |
|
《集成》4257 |
|
衍簋 |
夷王世 |
死司王家 |
《銘圖續(xù)》455 |
|
康鼎 |
厲王世 |
死司王家 |
《集成》2786 |
從上表可知，自西周中期的共王世，直到西周晚期的厲王世，榮伯一共出現(xiàn)在朝廷九位大臣的王朝冊命禮中（應侯視工除外，其人只是由榮伯引見接受周王賞賜）。楊寬先生曾指出，銘文中的右者是朝廷的顯貴，位列公和卿的行列，一般比由他們介紹給周王的官員級別要高[25]。李峰曾系統(tǒng)搜集各世族家族長擔任冊命儐右的數(shù)量，指出榮伯任右者的銅器銘文僅次于井氏家族（井伯與井叔）而位居次席[26]。上所舉宰獸簋的右者榮伯已明言其官職為“司徒”，這是主管全國民事經(jīng)濟等事務(wù)的“三有司”高官之一。而裘衛(wèi)盉（《集成》9456）與師永盂（《集成》10322）提及與其他執(zhí)政高官一起署理國務(wù)，處理土地交割或田貨交換等政務(wù)的“榮伯”，在眾多卿士中均位列第二位（分別居于伯邑父與井伯之后），顯見其重要執(zhí)政大臣的地位。而一代應侯“遺王于周”，接受周王接見并賞賜時，亦由榮伯“入內(nèi)”引見，可見其地位當不在外服諸侯之下。
根據(jù)榮伯任冊命右者的器銘所看到的被右者職司在某種層面上凸顯了榮氏與周王保持的親密關(guān)系。從表中可以看出：在同簋中，榮伯所右者“同”，職事為“左右吳（虞）大父司易（場）林吳牧”，和上文言及逑的職事基本相同，只是“同”作為“虞大父”的助手，除了掌管虞林外還有“虞牧”。若依冊命禮中右者與被右者之間的職官統(tǒng)屬言之，榮伯也該是“同”的上司。而宰獸簋的被右者“獸”已任宰職，而其職事則為“司康宮王家、臣妾、仆庸”，是周王的王室總管大臣?？刀Φ钠髦鳌翱怠?，其職事也是“死司王家”，與宰獸近似。朱鳳瀚由此推測，“康被冊命司王家，是為內(nèi)宰，則為其儐右之榮伯與王室關(guān)系之近可知”[27]。衍的職司當與康和宰獸一樣，為西周宰官。輔師嫠簋中周王命師嫠“更乃且考司輔”，銘中出現(xiàn)的“司輔”職官，在學者看來當為樂官。而在器主師嫠有關(guān)的另一器師嫠簋中，擔任右者的卻是“宰琱生”，韓巍由此認為“樂師屬于王之近臣，由宰統(tǒng)轄”[28]。西周“宰”職，是王室大總管，而樂師是供周王宴飲及一些特殊場合擔任音樂演奏的藝人，由“宰”官統(tǒng)屬也合情合理。宮長為先生也曾撰文討論周王朝三大職官系統(tǒng)，認為宰官是周王家臣，職掌宮廷類事務(wù)，而“司鼓鐘”正是宰的屬官[29]。而在元年師詢簋中，周王命師詢“干（捍）御王身”，即保護周王人身安全。師詢承擔保護周王生命安全的重任，這是周王身邊近衛(wèi)之人的責任，師詢也很可能就是周王近衛(wèi)部隊“虎臣”的長官。依此來看，西周時期曾由榮伯所右的衍、宰獸、康、輔師嫠及詢等人，都在王室事務(wù)部門任職，是周王親近的內(nèi)廷官員。也有學者徑稱其為周王家臣。與王室近臣尤其是大總管“宰”官（包括屬官）的聯(lián)系，很可能幫助榮伯在保持與周王的親密關(guān)系方面施加了有益的影響。李峰曾指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尤其是與王室中有影響力的大臣之間的社會關(guān)系及他個人的經(jīng)濟地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像西周這樣一個社會中，家庭之外的社會關(guān)系，尤其是與周王室權(quán)力人物或與周王侍從者的關(guān)系可能是決定一個人職業(yè)前途的重要因素?！?a href="#_edn30" name="_ednref30" title="">[30]
穩(wěn)進綿延至整個西周中期，屢次出現(xiàn)于多位朝廷任命官吏的冊命典禮并且署理國務(wù)的榮氏家族長榮伯，代表了榮氏長期的繁榮昌盛，是畿內(nèi)少有的可與井氏、南宮氏相匹敵的顯赫世族。長期主管經(jīng)濟民事等重要職務(wù)（多位榮伯擔任司徒）且與周王近臣（宰及其屬官）保持友好人際關(guān)系（出任多位宰官的冊命儐右），為榮氏發(fā)展累積了相當雄厚的經(jīng)濟資本和人脈資源。近百年的鋪墊終于至厲王后期以榮夷公為代表一舉登上了最高執(zhí)政大臣的寶座，其家族可謂至此達于頂峰。
不過，這主要是厲王以前的榮氏繁榮面貌。自榮夷公登頂人臣之極成為首席執(zhí)政大臣之后，榮氏的發(fā)展就開始急轉(zhuǎn)直下，走下坡路了。其上臺后主推的“專利”等激進政策徹底激化了貴族乃至國人與最高統(tǒng)治層之間的矛盾，發(fā)生在厲王三十七年的“國人暴動”事件及緊隨其后的流王于彘，不僅證明厲王與首席執(zhí)政的集權(quán)努力不得人心，而且將周王朝推向衰亡的邊緣又增添了“難以承受之重”?！妒酚洝なT侯年表》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新近公布的《清華簡·系年》對于厲王晚年之事亦記載深刻，“至于厲王，大虐于周，卿士、諸正、萬民弗忍于厥心，乃歸厲王于彘?！边@種種記載幾可證實以厲王和榮夷公為首的所謂“改革派”推行的“專利”政策最終歸于失敗。
雖然“專利”政策的實施未得善終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因于時勢造成的結(jié)局，厲王君臣未必應獨任其咎[31]。但此政策畢竟由“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的榮夷公建言獻策并主持推行，終招致大臣、國人反目而諸侯不享的惡果，榮夷公不僅難辭其咎，而且理應負執(zhí)政失當之責[32]。
《逸周書·芮良夫》曾被不少學者考證為真實反映西周厲王世社會實際的文獻[33]。該篇借忠直勸諫的大臣芮良夫之口，痛斥“專利作威”、“逃害要利”、“飾言事王”的社會現(xiàn)實和惡劣影響，其矛頭直指的就是“惟以貪諛為事，不勤德以備難”的“執(zhí)政小子”。結(jié)合《周本記》的記載，說的正是榮夷公[34]。
自此之后，榮氏家族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消失在王朝政治舞臺上，直到宣王末年才出現(xiàn)了主管四方虞林的“榮兌”。不僅不能回到榮氏長期掌握的“司徒”職位上，而且其人恐怕也非榮氏大宗榮伯嫡系[35]。這或許說明，以厲王晚期“國人暴動”事件為分水嶺，榮氏家族史可以一分為二地看待，西周中期可謂榮氏家族的光輝歲月，而晚期場景則暗淡了許多。發(fā)展至春秋時代，畿內(nèi)榮氏后人則只能二三見，實力更顯低落，早已不復當年榮光。至春秋晚期前段便再也難覓蹤影。
（古盨蓋銘）
（古鼎器銘）
（古器銘）
（古鼎）
（古盉）
[1] 參見李學勤：《試論新發(fā)現(xiàn)的坂方鼎和榮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王世民等：《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收藏的兩件銅方鼎筆談》，《文物》2005年第10期；王占奎：《新出現(xiàn)榮仲方鼎的年代學意義》，《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2日7版；李朝遠《讀<榮仲方鼎>》，《青銅器學步集》，278—281頁；馮時：《坂方鼎、榮仲方鼎及相關(guān)問題》，《考古》2006年第8期；何景成：《關(guān)于<榮仲方鼎>的一點看法》，《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6期；韓?。骸段髦芙鹞氖雷逖芯俊?，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108頁；陳絜：《淺談榮仲方鼎的定名及其相關(guān)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2期。
[2] 參見王恩田：《榮仲方鼎質(zhì)疑》，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2017年3月27日。該文從族徽、記時、內(nèi)容、字形、書體、器物形制等多方面提出質(zhì)疑，認為這是一篇水平不高的偽作。
[3]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學林出版社，1986年，110頁。
[4] 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95頁。
[5] 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2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27頁。
[6] 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11頁。
[7] 同上，145頁。
[8] 參見張懋镕：《兩周青銅盨研究》，《考古學報》2003年1期，11頁。
[9] 參見劉啟益：《伯見父盨銘與厲王在位年數(shù)》，《文物》1979年11期。
[10] 王治國：《金文所見西周王朝官制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54頁。
[11] 此器曾被一些學者定在穆王世，但筆者更支持韓巍定在共王世的觀點。參見韓?。骸?簋年代及相關(guān)問題》，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6—70頁。
[12] 參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下編“周禮部分·冊命篇”，中華書局，2004年，398—414頁。
[13]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之第三章“冊命儀式”，學林出版社，1986年，101—130頁。
[14] 參見張懋鎔：《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科學出版社，2002年，57頁。
[15] 參見韓巍：《?簋年代及相關(guān)問題》，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62頁。
[16] 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xù)編》（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50頁。
[17] 參見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100頁。
[18] 關(guān)于衍簋器銘體現(xiàn)出西周鄭井氏家族的相關(guān)信息，筆者已另撰有專文，此處不再詳述。
[19]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351頁。
[20] 參見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xù)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7—8頁。
[21] 共王說，參見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中華書局，1986年，430頁（后應有所改變）；孝王說，參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中華書局，2004年，180頁，221頁；夷王說，參見王雷生：《也談師同鼎斷代及其相關(guān)問題》，《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2期；厲王說，參見郭沫若：《輔師嫠簋考釋》，《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guān)問題》，《考古學報》1959年第9期；馬承源：《關(guān)于翏生盨和者減鐘的幾點意見》，《考古》1979年第1期；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435頁。另外，懿王說為郭沫若早期持有，后放棄改定夷厲時，參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西周晚期說，參見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41頁。
[22] 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年第1期。
[23]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435頁。
[24] 參見韓?。骸段髦芙鹞氖雷逖芯俊?，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140頁。
[25] 參見楊寬：《西周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后收入氏著：《先秦史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4—73頁。
[26] 參見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吳敏娜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135—136頁。
[28] 韓?。骸段髦芙鹞氖雷逖芯俊罚本┐髮W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113頁。
[29] 參見宮長為：《試論西周王朝三大職官系統(tǒng)之構(gòu)成》，《求是學刊》1998年2期。
[30]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吳敏娜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213、222頁。
[31] 參見許倬云：《西周史》（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313頁。
[32] 近來杜勇重新解讀由榮夷公主推的專利政策，指出：“山林川澤之利本來為各級封君共享，厲王革典變成獨占天地百物之利，而非‘導利而布之上下’。要獨占其利，顯然只有在原來的基礎(chǔ)上加大貢賦的征取，……因而實施專利政策，不僅極大損害了王畿內(nèi)外各級封君的實際利益，也嚴重影響到國人的生計，動搖了西周國家的統(tǒng)治基礎(chǔ)。參見杜勇：《多重文獻所見厲世政治與厲王再評價》，《歷史研究》2017年第1期。
[33] 參見李學勤：《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頁。另外，張懷通從“芮伯若曰”與《尚書》或某些器銘的書寫風格著眼考察，也認為《芮良夫》為西周后期的文獻，并指出盡管語言文字有一些戰(zhàn)國時代的痕跡，但的確是一篇真實地反映了西周社會實際的原始文獻。參見氏著：《＜逸周書＞新研》，中華書局，2013年，第320頁。
[34] 參見張懷通：《＜逸周書＞新研》，中華書局，2013年，第320頁。
[35] 筆者對此曾專門寫過一篇小文，指出榮夷公之后的榮氏大宗很可能在“國人暴動”事件之后出現(xiàn)斷裂，接替其出任榮氏家族長的或當為家族小宗榮叔（即叔趙父爯言及的榮監(jiān)），而宣王世出現(xiàn)的榮兌，不排除就是榮叔的后人。盡管這只是一種可能，但卻有相關(guān)銘文信息顯示此種可能的存在合理性。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7年10月30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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