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簋銘文辨?zhèn)?/span>
首發(fā)
王恩田
今年元宵節(jié)前夕，友人來寒舍看望，并出示網(wǎng)上所傳一件待售的銅簋（圖一）。從器形看應是西周早期的，看不出什么毛病。但銘文不成句讀，錯字連篇，一望可知應是粗通金文，從金文字書中尋章摘字，雜湊成篇的偽作。2月9日上午，友人告知，此器已于春節(jié)前成交。當看到王寧先生的論文中所附的Ⅱ簋銘文彩色照片，乃大驚，這不就是友人出示的那件待售的銅簋嗎？
從王寧先生的論文[1]中獲悉，這件銅簋首見于《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xù)編》，編號0420。并且得知李學勤先生已有專文討論[2]。李先生的論文于近日才有幸得以拜讀。李文說“簋的銘文都是非常特殊，字數(shù)不多而不落陳套”。“陳套”是貶義詞，指銅器銘文的內(nèi)在規(guī)律，如文例、章法布局、字體字形等等。既然簋的銘文“不落陳套”，那么“否定的否定是肯定”，就一定是精品了。這是值得討論的。
現(xiàn)把李先生的銘文隸定按通行字錄下：
子，壬辰彡（肜），Ⅱ咸播王賞，
乍（作）父辛
彝，才（在）十月，
隹（惟）王八士
（聽）用祀彡（肜）。
李先生說“這個‘子’字并非像其他一些銘文一樣是作器者的族氏。在考釋鹿邑太清宮周初大墓青銅器銘文時，我提到過，當時有些器銘中的‘子’是與該器所祀親長（父或母）相應的親稱。在0420簋銘里，這個‘子’就是與下文所說‘父辛’相對應的”。
按：李先生把鹿邑太清宮西周大墓銅器銘文釋為“長子口”，把“長”讀作長幼的“長”，即大兒子[3]。與李說相左，余則釋為“微子口”，認為“微”即《史記?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后，奉其先祀……國于宋”的微子封宋的“微”。鹿邑大墓中與“微子口”銘文共存的“子”字銘文，應是族徽，也是殷人的姓。來源于殷人始祖契，其母簡狄吞玄鳥卵“因孕生契”的感生傳說，“子”與“卵”同物而異名。由此而“賜姓子氏”（《史記?殷本紀》）。鹿邑大墓中有“子”字族徽，證明墓主與殷王相同，都是子姓[4]。此后，又進一步證明，鹿邑大墓銅器銘文中的“子口尋”，即《禮記?檀弓上》中的微子之孫腯[5]。李先生釋鹿邑大墓銅器銘文“微子口”的“微”為“大兒子”的看法顯然是錯的。把Ⅱ簋銘文開頭的“子”釋為與“父辛”相對應的“親稱”，恐怕也有問題。在商周金文中，沒有不加謂語，單獨使用一個“子”字構(gòu)成句型的先例。
李先生說“‘壬辰肜’，是指在壬辰日舉行肜祭。按《爾雅?釋天》載：‘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郭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span>0420
簋銘講‘壬辰肜’，壬辰的前一日是辛卯，可以推想所祭的很可能就是父辛”。按：“壬辰”可以視為表示時間的干支，也可以是人名。例如參加召陵盟會的蔡莊侯，名“蔡甲午”（《左傳?定公四年》），就是以干支為名的。因此，“子壬辰”，不必逗開，可連讀。既可以解“子”為殷人的姓，壬辰為私名。也可解“子”為爵稱，壬辰為私名。如果“子”是族名，“壬辰”是人名，而商代人名、族名、地名三位一體。人名也可以是族名?！白印迸c“壬辰”族顯然可以組成多子族復合族徽。余有專文討論[6]，茲不贅述。這要比李先生的解釋合理些。
再者，“彡”是周祭五種祭祀中的祭名。彡祭的前面或后面都必須加先王或先妣名。如“甲辰彡大甲”（《合集》35534），“王賓大甲彡日”（《合集》35512）?；蚍旁阢懳哪┪?，如“在二月遘祖乙彡，惟王九祀”（《合集》37852）。在甲骨文、金文中彡祭從不單獨使用。簋銘“壬辰彡”一語顯然是臆造的。而“肜”僅見于《商書?高宗肜日》。羅振玉釋彡為《書?高宗肜日》之肜。董作賓釋彡為鼓聲，都是錯的。李先生接受羅說，把彡與肜相混淆是不可取的。唐蘭認為
、彡略有區(qū)別，其實是一個字。孫詒讓釋
為酒，董作賓在《殷歷譜》中逕隸
為酒。都是對的。確切地說，彡是
字省文，而
則是酒的本字[7]。但有時
與彡可以疊用。如“貞：甲申
彡自上甲”（《屯南》2911）。前者為名詞，后者為動詞，意為卜問以酒彡祭上甲是否吉利。此外，甲骨文中的“冊”字也有名詞與動詞疊用的例證。[8]
李先生認為Ⅱ為器主，“也便是肜祭的主持者。‘Ⅱ咸播王賞’為一句。‘咸’，《爾雅?釋詁》云：‘皆也?！钦f器主于肜祀時陳列王賞賜的物品以告神。銘文接著說：‘乍（作）父辛彝’，是鑄作這件簋，作為紀念。從這一點可知，Ⅱ的這次肜祭不比尋常，有著特別值得稱述的意義”。
殷商卜辭中形形色色的祭祀，難以數(shù)計。陳列“告神”的“物品”不外乎牛羊豕牲和羌人之類的戰(zhàn)俘。但絕對沒有“肜祀時陳列王賞賜的物品以告神”的例證。而且在“王賞”的后面必須加補語。如“王賞旨貝廿朋”（《集成》2628）.“王賞姒瓦在寢”（《集成》9098）。簋銘“王賞”后不加補語，不符合“陳套”，是可疑的。
李先生說：“0420簋銘的第三行，即‘惟王八士（聽）用祀肜’這八個字，乍看是不容易理解?！躲戓尅芬蔀槲淖皱e亂，我個人的想法是，簋銘第三行這一句系記事之辭，文字沒有錯亂，也與歷日無關(guān)?！耸俊辉~，見于《論語》的《微子》篇：‘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惟王八士’的‘王’應系當時的周王，最可能是周武王?！犛渺腚馈?，‘聽’的意思是同意、許可，這是說對‘八士’的祭祀，允許施行隆重的肜祭。簋的器主Ⅱ受此榮寵，對‘父辛’實行肜祀，‘父辛’應屬于‘八士’之列?！?/p>
按：《論語?微子》中所說的“周有八士”，并沒說是周文王有“八士”。也沒有說武王有“八士”?！稌?span>?君奭》在談到文王之臣時說：“有若虢叔，有如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等五人。由于虢叔早死，故而《君奭》又說：“武王維茲四人。”這與李先生推斷簋銘“惟王八士”的“王”肯定是武王的說法，是不符的。李學勤先生又說：“近期曾侯與編鐘在湖北隨州發(fā)現(xiàn)，學者論其銘文多指出‘八士’中的‘伯適’確系南宮適?！睂Υ苏f的注解說是“李學勤《正月曾侯與編鐘前半詳解》，《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4期16～20?！逼鋵?，論證“伯適”確系南宮適的“學者”，不是別人，正是在下。我曾考證《君奭》所說的文王、武王之臣南宮適，也就是曾侯與編鐘銘文中的“伯括上庸”。“佐佑文武”中的“伯括上庸”，即《君奭》中文王、武王良臣南宮括。庸通容。名上容，字伯括。與孔門弟子南宮括字子容，系重名。[9]
既然“周有八士”中的“伯適”就是文王、武王的重臣南宮適，但卻不包括文王、武王的其他重臣：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有理由認為“周有八士”中的兩位“伯”、兩位“仲”、兩位“叔”、兩位“季”的人名，是可疑的。此外，“周有八士”中的“伯達、伯適”和“仲突、仲忽”，說明這兩組并不都是兄弟關(guān)系。因為同一個父親，不可能有兩個其字為“伯”的大兒子，也不能有兩個其字為“仲”的二兒子。而古人觀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僖公十年》）。Ⅱ（聽）簋的器主有什么必要對這八位并非同族的“周有八士”“施行隆重的肜祭”？再者，“父辛”是廟號，是共名。商代任何貴族都可以有其父廟號為“辛”者。有什么證據(jù)認為簋銘的“父辛”應屬于“八士”之列？
其實，簋銘末尾的一句話“惟）王八士
（聽）用祀彡”疑點最大?！躲懤m(xù)》疑為文字錯亂。在“備注”中指出：“最后一句似可讀為‘惟王八祀，士
（聽）用彡（肜）。”就是說把“祀”字提前，與“士”字對調(diào)。把“惟王八士”換成“惟王八祀”，的確很通順。但“惟王八祀”后“士聽用彡（肜）”，是什么意思？彡是祭名。士聽這個人用“彡”祭祀誰？甲骨文、金文中從沒有過這樣的文例。
李學勤先生設想將第三行中間的“士聽用”三字抽出，移到第二行上端，這樣，第二行稱為“士聽用作父辛
彝”似更通順，而第三行剩下“惟王八祀肜”，文例同于商末習見的歷日，這件簋銘所見月日，似可理解為王八祀十月壬辰肜日。
李先生對簋銘的改動，顯然要比《銘續(xù)》“備注”來得合理?？上?，偽作者不懂得商末的“文例”和“歷日”，才臆造出這類不倫不類、文字錯亂的贗品。但李先生遂即又推翻了上述改動。認為這樣的改動與帝乙、帝辛八祀的周祭祀譜不合。是的，正是由于作偽者沒有讀過《商代周祭制度》之類的著作，恐怕也未必能夠讀懂，才犯有這類低級錯誤。不過，《銘續(xù)》和李先生種種糾錯的設想，恰好證明銘文末尾這八個字應是胡編亂湊的偽作。
還應指出，簋銘“
”字不從“酉”，而從“其”，月字中不加豎畫，而加點。兩個“彡”字的筆畫平而不斜，等等，都是臆造的錯字?！叭沙健倍制搅校谏讨芪淖种袥]有這樣的寫法。銘末“祀彡”二字，是從甲骨文、金文的記時詞語中挪用的。但“祀”字前面不加年數(shù)，而加“用”字，露出了作偽的馬腳?？傊?，Ⅱ簋銘文是一篇水平低劣的偽作。李先生大可不必為之彌縫開脫。
從器物照片看，Ⅱ簋有可能是真器。但未經(jīng)目驗，不敢貿(mào)然定奪。如是真器，則Ⅱ簋應是真器后刻銘文。古人鑄器，意在銘功記賞。但不少銅器都沒有銘文。如近年來發(fā)表的河南商丘出土的西周銅簋，就是沒有銘文的。[10]
銅器作偽的手段之一是利用真器加刻銘文。一旦加刻銘文，即可利市百倍。例如我曾指出吳云《兩罍軒彝器圖釋》和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著錄的鷹首提梁壺（簡稱荷壺）上的銘文是后刻的，其作偽的藍本即《西清古鑒》中的荷尊[11]。此后讀到陳介祺與吳云的通信，才知道荷壺作偽的真正藍本是吳式芬收藏的荷卣（《集成》5339）。而且還可以知道作偽者是蘇州顧湘洲[12]。其偽刻銘文之精彩，足以亂真。與Ⅱ簋拙劣的偽刻銘文相去堪稱天淵之別。
我不是銅器辨?zhèn)螌＜?，只能說是愛好。以上一知半解的“井蛙”之論，容有不當，祈專家不吝教正。
[1] 王寧《新見Ⅱ簋與相關(guān)問題討論》，復旦網(wǎng)2017年2月8日。
[2] 李學勤《新見Ⅱ簋與“周有八士”》，《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1期。
[3] 李學勤《長子、中子和別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6期。
[4]王恩田《鹿邑太清宮西周大墓與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4期。
[5] 王恩田《鹿邑微子墓補證——兼釋相侯與子口尋（腯）》，《中原文物》2006年6期。
[6] 王恩田《多子族復合族徽舉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
[7] 王恩田《周祭卜甲復原與帝辛廿祀祀譜——兼說彡為祀首》，（臺）《中國文字》39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12月。
[8]王恩田《甲骨文中的位祭》，《中國文字》新24期，（臺北）藝文印書館，1998年12月。
[9] 王恩田a、《曾侯與編鐘釋讀訂補》，《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中西書局，2016年；b、《曾侯與編鐘與曾國始封——兼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復原》，《江漢考古》2016年2期。
[10] 劉昭允《河南商丘出土西周銅簋》，《文物》2013年11期。
[11] 王恩田《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年5期（署名：齊文濤）。
[12] 陳介祺《秦前文字之語》251～252頁，齊魯書社，1991年4月。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7年3月3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7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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