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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銘諸器及相關(guān)問題探討

（首發(fā)）

孫明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甲骨卜辭及銅器銘文中出現(xiàn)的“”、“”、“”、“”，應(yīng)釋為賈，是文獻失載的一個商代古國，傳世及出土的帶“”字銘文的商代青銅器為賈國之器。賈國主要活動在現(xiàn)在豫北、豫東、豫東南地區(qū)，與商王室關(guān)系密切，賈國首領(lǐng)擁有一定規(guī)模的軍隊，服從商王朝的指揮，并多次參與商王朝對周邊方國部落的軍事行動。

關(guān)鍵詞：賈國  青銅器  商代

“”（亦作“”、“”、“”）是文獻失載的一個商代古國，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中皆有記載。由于甲骨金文中的“”字數(shù)量相對較少且分散，加之學(xué)術(shù)界對“”字的釋讀存在爭議，以致有關(guān)“”國的銅器和歷史一直沒有被學(xué)術(shù)界所認識。上世紀七十年代山西聞喜上郭村子己父匜的出土，極大地促進了學(xué)術(shù)界對西周賈國的認識，有關(guān)學(xué)者已結(jié)合相關(guān)資料對西周時期的“”國及“”國銅器進行探討[1]。但商代“”國及“”國銅器尚缺乏系統(tǒng)的整理與研究，許多問題仍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本文擬在現(xiàn)有成果基礎(chǔ)之上，對傳世和近年出土的商代“”國銅器綜合分析，同時結(jié)合傳世文獻與甲骨卜辭，對其史跡、地望等問題加以探索，以求教于學(xué)界同仁。

一、“”銘釋讀

“”字從貝、從寧，有“”、“”、“”、“”四種字形，不同學(xué)者或釋為“貯”，或釋為“賈”，至今仍存爭議。

釋“貯”之說由來已久。自清代既有學(xué)者提出，其后郭沫若、楊樹達、于省吾、唐蘭、胡厚宣、王心怡、劉桓等多數(shù)學(xué)者雖然均贊同此說，但是在具體詞義解釋上卻不盡一致。王國維認為，“貯”、“予”古同部字，“貯廿家”猶云“錫廿家”也，“貯用宮御”猶云“錫用宮御也”[2]。楊樹達認為，格伯簋中的“疑讀為賈，即今價值之價，謂其價三十田也”[3]，而兮甲盤中的應(yīng)釋為貯，為貯積之意[4]。唐蘭認為，貯與租音近通用，并指出郭沫若提出的說貯者租也賦也，沈子簋、頌鼎、格伯簋、毛公鼎、兮甲盤均從其例的觀點是對的，但格伯簋與衛(wèi)簋的貯是租田，頌鼎與兮甲盤等是都市、關(guān)卡的租賦，而王國維跋頌壺把貯字讀為予則是錯的[5]。林甘泉認為，貯字可以釋為租，又可釋為價，并不抵牾[6]。戚桂宴認為，貯字讀寧聲，寧是中空可貯物的形象，《說文》寧部“寧，辨積物也，象形”，《玉篇》有?字，讀匽聲，匽是藏匿的意思，《說文》匚部：“匽，匿也”，寧、匽意近，貯、?也當(dāng)意近，《玉篇》：“?，物相當(dāng)也“，貯字也當(dāng)有此訓(xùn)[7]。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釋文》將甲骨卜辭中出現(xiàn)的“”、“”、“”均釋為貯[8]。王心怡《商周圖形文字編》中將銅器銘文中出體的“”釋為貯[9]。劉桓認為，上古貯字造字本意就是賈，事實上也主要是作為賈字用，貯藏之意反而是引申義，很少使用，至春秋戰(zhàn)國，貯字才分化出賈字，而將貯的商賈的本義轉(zhuǎn)移到賈字上，貯、賈二字分工，貯只用作貯積之義[10]。

釋“賈”的觀點出現(xiàn)較晚。李學(xué)勤、彭裕商、嚴志斌等學(xué)者均持此說。李學(xué)勤認為，山西聞喜曾出土賈子匜，與荀侯匜同出一地，荀、賈位置密邇，均為晉武公所滅，則賈子匜銘文中的字作為國名，釋賈無疑[11]。彭裕商認同李學(xué)勤觀點并認為，“貯”字歷來所訓(xùn)均為積貯、收藏等義，無交易之訓(xùn)，賈字出現(xiàn)早于貯字，戰(zhàn)國文字未見貯字而有賈字，其字形與西周金文接近，其間可看出一定的承襲關(guān)系，西周金文中的字應(yīng)釋為賈，賈字在西周金文中作為動詞為交易、交換之意，如三年衛(wèi)盉、五祀衛(wèi)鼎、格伯簋、魯方彝、兮甲盤等，作為名字乃指與商賈有關(guān)的賈正、賈師，如頌鼎、膳夫鼎，以及作為諸侯國名賈國，如賈子匜[12]。嚴志斌亦將商代銅器銘文中的“”釋為賈[13]。

商代銅器銘文中的“”，除“”觥（殷周06646）外[14]，其余17件均為單字出現(xiàn)。甲骨卜辭中的“”字主要有“”、“”、“”三種字形，作為人名、國名（或族名、地名）多次出現(xiàn)，如“令從侯告”（釋文20060），“貞乎共”（釋文00777正），“其乎取美”（釋文28089）[15]。筆者認為，商代甲骨金文中的“”、“”、“”以及西周金文中的“”，應(yīng)是賈字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寫法。誠如邵鴻所言，該字本作貝在寧中之形，后來貝逐漸由寧內(nèi)下降，才有了一類的形體，到西周金文中，除族徽文字外已無例外地均是寧上貝下之形[16]。據(jù)此可知，傳世及出土的帶“”字銘文的商代青銅器應(yīng)為商代賈國（或賈族）之器。

圖1  “賈”字[17]

1.《甲骨文合集》00777  2.《甲骨文合集》01090  3.《甲骨文合集》28089  4.兮甲盤  5.頌鼎  6、7.見于《包山楚簡文字編》  8、9.見于《戰(zhàn)國古文字典》

二、“”銘諸器考析

“”字的識別和定讞，為我們綜合整理傳世和出土的“”國銅器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統(tǒng)計，目前已公開發(fā)表的帶“”銘文的商代青銅器有18件，出土地點明確的4件，僅10余件器形可見。

殷墟西北崗M1004曾出土了一批銅胄及戈、矛等武器，其中的兩件銅胄上鑄有“”字陰文銘文（殷周11885）[18]。這批銅胄出土于M1004南墓道北段戈、矛叢下的夯土中，盔上發(fā)現(xiàn)的銘文和符號共16種47個，除“”字外，還有“合”、“鼎”、“正”、“五”等[19]。鄒衡、楊錫璋等學(xué)者將該墓年代定為殷墟三期[20]，“”銘銅胄的鑄造和使用年代應(yīng)不晚于此。

圖2  殷墟西北岡M1004出土“”銘銅胄

1980年，河南羅山天湖商周墓地出土兩件[21]。其中一件銅爵（M15:3）長流尖尾，菌狀柱，深腹圜底，“T”型三棱錐狀足外撇，牛首鋬，腹部以云雷紋為地，上飾獸面紋和扉棱，流、尾下飾蕉葉紋，柱帽飾渦紋，鋬下腹壁鑄“”字銘文，高17.6厘米。另一件銅戈（M11:25）寬援，直內(nèi)，有雙翅，下有一欄，內(nèi)中部有一小方穿，援上有兩小方穿，有中脊線，翅上飾三角紋，援上飾獸面紋，內(nèi)上有“”字銘文，通長22.1厘米。

圖3  羅山天湖商墓出土出土“”銘銅器

天湖商墓出土的“”爵（M15:3）與殷墟范家莊M4出土銅爵（M4:8、10）形制相同，腹部所飾饕餮紋略有差異，后者時代為殷墟青銅器第二期晚段[22]?！?span>”銘銅戈（M11:25）的年代可以通過該墓伴出的其它銅器進行推斷。其中伴出的銅觚（M11:4、5）與殷墟小屯村北出土銅觚（M18:8、16）形制、紋飾相似，后者墓葬時代為殷墟文化二期[23]，銅爵（M11:1、2）與殷墟范家莊東北地出土銅爵（M4:8、10）形制、紋飾相似，腹部所飾饕餮紋略有差異，銅觚（M11:4、5）與殷墟范家莊東北地出土銅觚（M4:6、9）形制、紋飾相似，后者銅器時代為殷墟青銅器第二期晚段，墓葬年代為殷墟文化二期偏晚階段[24]，鸮卣（M11:13）與殷墟出土鸮卣（SM539:32）形制相似，紋飾略有不同，此類銅卣僅見于殷墟青銅器第二期偏晚階段[25]。據(jù)此分析，天湖商墓出土的“”銘銅爵、銅戈的年代應(yīng)大致相當(dāng)于殷墟青銅器第二期晚段或稍早。

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shù)館收藏一件“”鼎（商周00225），窄平沿，方唇，立耳，淺腹圜底，下置三條垂尾鷙鳥扁足，腹部飾云雷紋地獸面紋及五道扉棱，內(nèi)壁鑄“”字銘文，高35.5厘米[26]。該鼎器形與臺北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收藏鳳鳥紋扁足鼎，以及北京琉璃河M209出土的鳳鳥紋扁足“揚”鼎相似，其時代大致相當(dāng)于殷墟中、晚期至西周早期[27]。

圖4  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shù)館收藏“”鼎

蘇州市博物館收藏一套六件帶“”銘文銅器，六件銅器同坑出土，銘文相同，包括鼎2、爵2、觚1、壺1件[28]。一件“”鼎（商周00224）形制為直口深腹，窄沿方唇，口沿上有一對立耳，圜底，三柱足，上腹飾簡化獸面紋，內(nèi)壁鑄“”字銘文，口徑13.5、通高16.3厘米。另一件“”鼎（商周00226）形制為直口窄沿，口沿上有一對立耳，深腹圜底，下置三條夔龍形扁足，頸部飾云雷紋組成的獸面紋，內(nèi)壁鑄“”字銘文，口徑11.3、通高13厘米。兩件“”爵（商周06651）形制、大小相同，窄長流，尖尾上翹，卵形腹，菌狀柱帽，牛首形鋬，三棱錐狀足外撇，柱帽飾圓渦紋，腹部飾三道弦紋，鋬下腹壁鑄“”字銘文，通高20.1厘米。“”觚（商周08973）形制為喇叭形口，腹部略鼓，高圈足下折，頸部飾焦葉紋，腹部、圈足飾獸面紋，圈足內(nèi)壁鑄“”字銘文，器高19.9厘米?！?span>”壺（商周11962）器體為橢圓形，直口長頸，頸部左右兩側(cè)置貫耳，鼓腹圈足，頸部、圈足均飾云雷紋組成的獸面紋，口內(nèi)壁鑄“”字銘文，通高23厘米。

圖5  蘇州博物館收藏“”銘銅器

蘇州博物館收藏的柱足“”鼎（商周00224）與殷墟婦好墓銅鼎（M5:775）器形相似，紋飾不同，后者時代為殷墟青銅器第二期[29]。貫耳“”壺（商周11962）與殷墟M238出土銅壺相似，岳洪彬認為，此類銅壺常見于殷墟青銅器第二期晚段，偶見于第三期早段[30]?！?span>”觚（商周08973）與爻觚（殷周6797）形制、紋飾相似，嚴志斌認為此類銅觚流行于殷墟二、三期，也可延至四期[31]。綜合分析，這批銅器的年代應(yīng)大致相當(dāng)于殷墟三期。

《殷周金文集成》收錄兩件紋飾相似的“”爵（殷周07650、07651），一件“”觚（殷周06646），一件“”罍（殷周09750），一件“”?。ㄒ笾?span>09256，商周13618），一件“”鐃（殷周00375），一件“”鉞（殷周11725）[32]?！?span>”?。ㄒ笾?span>09256，商周13618）為橢圓形腹，口微侈，寬短流，獸首鋬，鼓腹圈足，蓋的前部作龍首形，后部作豎耳獸面，中部有脊，飾夔紋，腹部飾夔紋和龍爪，通體以云雷紋襯底，內(nèi)底鑄“”二字銘文，通高29.3厘米，重3.2公斤[33]。“”鉞（殷周11725，商周18207）弧刃，束腰，長方形內(nèi)，闌側(cè)兩穿，內(nèi)上有一圓孔，兩面飾顧首夔龍紋，內(nèi)上鑄“”字銘文，通長20.5厘米，刃寬12.5厘米[34]。

圖6  《殷周金文集成》收錄“”銘銅器

兩件“”爵（殷周07650、07651）紋飾、銘文與天湖M15出土“”爵相似，時代應(yīng)大致相同?！?span>”銅?。ㄒ笾?span>09256，商周13618）與殷墟婦好墓出土“婦好”圈足?。?span>M5:802）形制、紋飾相似，后者器蓋前端作虎首形，時代為殷墟青銅器第二期[35]。“”鐃（殷周00375）時代，嚴志斌認為當(dāng)屬殷墟青銅器第二期[36]?！?span>”銘鉞（殷周11725，商周18207）與河南新鄉(xiāng)博物館收藏的顧首夔紋鉞、羅山天湖M28出土的獸面紋鉞相似，天湖M28時代大致相當(dāng)于殷墟二期[37]。

三、相關(guān)問題

1.“”之史跡

商代“”之史跡，傳世文獻雖付之闕如，但甲骨卜辭及銅器銘文中卻有跡可循。“”字在殷墟甲骨卜辭中的多次出現(xiàn)，殷墟卜辭中出現(xiàn)的“共師”（釋文00777正）、“師”（釋文28089），殷墟西北岡王陵區(qū)1004號大墓出土的“”銘銅胄（殷周11885），以及“”鉞（殷周11725，商周18207），說明“”至少在一定時期內(nèi)曾受到商王朝的重視，“”族或“”國與商王室關(guān)系密切，“”族或“”國首領(lǐng)擁有一定規(guī)模的軍隊，即“師”，“師”服從商王室的指揮且曾參與商王朝的某些軍事行動。

大量考古資料顯示，早商、中商時期，商文化擴展至長江沿岸，并以安陸曬書臺、黃陂盤龍城等遺址為據(jù)點，長期盤踞于漢水以東，并進至洞庭湖周圍及贛江下游地區(qū)，晚商時期，商文化受到當(dāng)?shù)匚幕艛D而離開長江沿岸退至桐柏山以北，豫南地區(qū)從此成為晚商文化的前沿陣地[38]。出土“”爵、戈的天湖墓地的族屬為商代晚期的息國，息國地處華北大平原的南部邊緣地帶，地理位置特殊，早在武丁時期，就是商朝之重要與國，息族且與商王室通婚，雙方關(guān)系相當(dāng)密切。

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是我國重要的銅礦分布帶，目前經(jīng)考古發(fā)掘證明的商代及其以前已經(jīng)開采的銅礦主要有江西瑞昌銅嶺和湖北大冶銅綠山[39]?！对娊?jīng)·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40]，息國在豫南地區(qū)的興起，很可能與武丁時期商王朝為獲取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銅礦資源，而對附近地區(qū)敵對的方國部落發(fā)動的戰(zhàn)爭有關(guān)，羅山天湖息族墓地出土的“”銘銅爵（M15:3）、銅戈（M11:25），說明“師”很可能曾了參與這些軍事行動。

商代晚期，人方為商王朝之大敵，商王不僅親自出征，還曾派婦好、侯告等前往討伐：

貞：王令婦好從侯告伐人。

貞：王勿令婦好從侯（告伐人）。              《釋文》6480

王叀侯告從征人，六月。                      《釋文》6460正

侯告伐人。                                  《釋文》33039

令從侯告。                                《釋文》20060

據(jù)孫亞冰統(tǒng)計，卜辭中告國只征伐過人方[41]。據(jù)此分析，前引“令從侯告”（《釋文》20060），所從之事不能排除是跟隨告侯參與商王朝對人方征伐的可能性。

除人方外，可能還參與了對望地的征伐：

其乎取美御。

王于使人于美，于之，及伐望王受又又。

取美御事于之，及伐望王受又又。隻用。大吉  吉

王其從望爯冊，光及伐望王弗每，又。大吉        《釋文》28089正

取美御事于之，及伐望王受又。隻用。               《釋文》28090  

危伯美于之，及（伐）望。                         《釋文》28091

上述三條卜辭為同一事件，王在地派遣師到危方，取得危方美的御事以征伐望地。

2.“”之地望

關(guān)于賈國地望，《左傳·桓公九年》載“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載“晉獻公娶于賈”，楊伯峻注曰“賈，姬姓國?！对托兆搿啡?、《馬韻》謂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于此。當(dāng)在今山西省襄汾縣東。顧棟高《大事表》本《通志》，以今陜西省蒲城縣西南之賈城當(dāng)之，恐不確。賈亦為晉所滅，賜狐射姑為邑?！?a title="" name="_ednref42" href="#_edn42">[42]《通志·氏族略二》載：“賈氏，伯爵，康王封叔虞少子公明于此?！瓰闀x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同州有賈城，即其地?；蜓院?xùn)|臨汾有賈鄉(xiāng)是也。為晉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又晉既并賈，謂之賈季，其后則以邑為氏?！?a title="" name="_ednref43" href="#_edn43">[43]譚其驤認為賈國在山西襄汾縣西南，處新絳縣與洪洞縣之間[44]。1974年山西聞喜上郭村M51出土的一件賈子匜，以及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收錄的據(jù)傳出自山西的三件賈伯簋（商周05130、05131、05132）[45]、兩件賈伯壺（商周12417、12418）[46]，說明楊伯峻、譚其驤等學(xué)者以傳世文獻為基礎(chǔ)提出的周代賈國之地望在今山西省襄汾縣附近的觀點是可信的。

商代賈國，傳世文獻付之闕如，對其地望的探索，只能從相關(guān)的考古資料及甲骨卜辭、銅器銘文入手。甲骨卜辭中的“”國，雖然出現(xiàn)次數(shù)相對較少，但其可能尊奉商王之命參加了告侯對人方、危伯對望方的軍事征伐。人方即夷方，活動于今天的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和山東東南部一帶，殷墟卜辭中，告侯只征伐過人方，考慮西周姬姓封國之一的郜國故地在今山東成武縣東南，商代告國地望很可能也在此地[47]。危方的地望由征人方卜辭可知，從攸返至危需要步行三天時間，攸為商王朝侯國，攸地在今河南永城南部和安徽宿州西北一帶，是商王朝向東南擴張的前沿陣地，危方應(yīng)據(jù)此不遠，張亞冰認為，望地可能在今天的河南東部、山東西南部一帶[48]。商代“”銘銅器主要發(fā)現(xiàn)于河南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和信陽羅山天湖息國墓地，安陽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所在，息國是商代晚期商王朝在南方地區(qū)的重要屬國，是商王朝獲取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銅礦資源的戰(zhàn)略要地。

此外，“”字從貝、從寧。殷墟出土的貝，有貨貝、大貝、阿拉伯綬貝三種，貨貝數(shù)量極多，估計在萬枚以上，其余兩種不甚多見[49]。“”字所從之貝與殷墟出土的貨貝形狀相似，從貝、從寧，有貯藏貨貝之形意。據(jù)鑒定，貨貝（Monetaria moneta）分布在我國臺灣、南海以及西亞的阿曼灣、南非的阿果灣等地，可見都是從東南和南方沿海一帶輸入的[50]。

據(jù)此分析，商代晚期的“”國主要活動在現(xiàn)在豫北、豫東、豫東南地區(qū)。商周時期不少邦國部族的政治中心，會由于各種原因發(fā)生遷徙，并非固守一地，賈國的情況可能亦是如此，其確切地望有待今后考古發(fā)現(xiàn)進一步確認。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我所的羅小華博士曾提出寶貴意見，在此表示誠摯謝意！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7年1月3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7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