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卜辭“土方”與夏人的相關問題
王寧
棗莊廣播電視臺
摘 要：郭沫若認為殷墟卜辭中的“土方”就是夏民族，為在卜辭中尋找夏人的蹤跡和證明夏代的歷史提供了有力的線索，后來胡厚宣進一步證明了土方就是夏人，而此說多不為學界所認可。實者夏朝之“夏”乃“下”之假借，其國本稱“下土方”，其國人自我簡稱“下”，其國君自號“下后氏”；殷人則簡稱之為“土方”，實亦“下土方”之簡稱；周人亦稱之為“下”而寫作“夏”，周人得天下之后亦用以自號，故卜辭中的“土方”乃夏朝滅亡后的夏人方國可無疑義。夏亡后夏人逃到西北的晉地立國，仍用其舊國名不改，殷周之際稱山西晉地為“夏虛”，即源于此。
關鍵詞：下土方；夏人；土方；卜辭
夏代是傳說的古史中的朝代，歷來的史書一致認為商是滅了夏得了天下，周是滅了商得的天下，這個從先秦的文獻記載看，似乎沒什么異辭。但到了20~40年代，“疑古”的風潮大興，一些學者提出了“夏朝周人杜撰說”，影響巨大；而持不同意見者則提出了相反的觀點和證據，這里面貢獻最大的就是郭沫若先生。
一
在否定夏代及夏史的諸多學者中，首先是陳夢家先生在《商代的神話與巫術》一文里，提出“虞夏商為一系說”，他認為“虞夏商三系實本于一種傳說”、“夏世即商世”，認為史書中記載的夏代世系是根據商代的世系分化演變出來的；[1]此后楊寬先生寫了《說夏》一文，他在文中認為“夏史為周人輾轉演變而成”，[2]是徹底否定夏代及夏史的存在；顧頡剛先生在楊先生文后的案語中也認為“顧甲骨文發(fā)得若干萬片，始終未見有關于夏代之記載，則二先生之疑誠不為無理”，但他同時又說：“惟《周書•召誥》等篇屢稱‘有夏’，或古代確有夏之一族，與周人同居于西土，故周人自稱為夏乎？吾人雖無確據以證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斷言其必無也”，[3]是不太贊成徹底否定夏朝存在的觀點。但是，此觀點對后來的史學研究影響甚大，直到今天還有人持之不易，認為夏代既沒有確切的考古學證據證明其存在，則可以說它不存在。
首先說這是一個很奇特的悖論，因為考古無法證明所有的文獻記載，文獻記載也無法支持所有的考古發(fā)現，沒有文獻支持的考古發(fā)現我們不能說它們不存在，沒有考古支持的文獻記載我們也不能否定它必定是古人偽造，二者并無必然的因果關系。一部《二十四史》，里面能被考古所證明的記載并沒有多少，是否能據此認為其它部分內容均為古人所偽造或不存在？這本來就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問題。同時，目前發(fā)現的年代相當于夏代的古代遺址很多，只是因為夏代尚無文字，不能象殷墟那樣直接證明哪些是屬于夏朝的遺址，但是誰敢保證說里面沒有真正的夏朝遺址？
筆者認為，對于古代文獻中已有的記載，我們須本著“疑罪從有”的原則：不能證明其虛假則可以相信其真實，這個和判案應相反。就夏代而言，若其不曾存在，那么周代那些自承為夏人之后的杞、鄫、褒等姒姓國該作何解釋？近出資料清華簡《厚父》，據趙平安先生研究乃先秦的《尚書》文獻之一，其中的厚父在與周王問答時，亦自承為夏人之后，稱其先王禹、啟、孔甲為“三后”，[4]若是多的周代方國部族自承為夏之后裔，若夏為周人杜撰，此該作何解釋？周人為什么要憑空杜撰出一個夏朝？此于情于理實難通說也。故對于“周代杜撰夏王朝說”，張國碩先生有傳文予以辨析，結論認為：
“‘周代杜撰夏王朝說’是不能成立的。沒有任何確切證據表明周代‘杜撰’出一個夏王朝。周人‘杜撰’夏的推斷不合情理。出土文獻材料表明，周代之前已有夏。無論是‘戰(zhàn)國杜撰說’、‘東周杜撰說’，或是‘西周杜撰說’，都與歷史事實不符。”[5]
竊以為言之成理。其次是，卜辭中并非沒有夏人的蹤跡可循，這一點，郭沫若先生的貢獻是最大的。在這場否定夏朝的熱潮中，他仍然比較清醒，并不否認夏代的存在，只是認為它屬于“傳說時代”，說：
“照現在由地下發(fā)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學上多得來的知識而論，大抵殷商以前還是石器時代，究竟有沒有文字還是問題，《周書》上的周初的幾篇文章，如《多士》、如《多方》、如《立政》，都以夏、殷相提并論，夏以前的事情全沒說到。就是說到夏、殷上來在詳略上也大有懸殊，夏代知識籠統(tǒng)地說一個大概，商代則進論到它的比較具體的事跡。尤其是《無逸》與《君奭》兩篇，敘殷代的史事，頗為詳細，而于夏代則絕口不提?？梢娤某谥艹鯐r都是傳說時代，而殷朝才是有史時代的?！瓟喽ㄏ拇莻髡f時代，并不是說夏代沒有。有是有的，不過不會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span>[6](P318)
所以他也主張可信的中國歷史應當從商代開始，認為“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真正的起頭”，[7](P19)這是一種尊重事實的謹慎態(tài)度。他最早提出了卜辭中的“土方”即夏民族的觀點，為我們切實解決夏代的問題提供了思路和堅實依據。
二
殷墟卜辭中有國名“土方”，是殷商西北之敵國，在武丁時期侵擾尤烈，故武丁常興師征伐之。但這個方國侵伐商顯然不是從武丁開始的，而應是由來已久，是商人的宿敵。
對于這個方國，郭沫若先生于1929年寫了《土方考》一文作了初步考證，認為土方在殷之西北，其疆域當在包頭附近，亦即《詩》及金文中的朔方、馭方，朔、馭、土古音同部，當即同是一族，蓋玁狁之一部落也。[8]( P77-78)這個時候，郭先生似乎還沒有把土方與夏人結合起來；到了1930年，又寫了《夏禹的問題》一文，這是一篇專門討論夏代歷史的文章，首先是不認為夏朝的虛無，他認為：
“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國當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當得是夏民族，（三）禹當得是夏民族傳說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與古匈奴族當有密切的關系。”[9]( P305)
其次是認為“夏民族被殷人驅逐后，多逃往北方，殆是事實”，[9](P307)同時，他把卜辭中的“土方”與傳世典籍中的“土方”結合起來，認為就是被殷人驅逐后逃往西北的夏民族，他說：
“此外尚有一例，余以為大有可考索之價值者，即《商頌·長發(fā)》‘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二韻。‘禹敷下土方’句甚奇特，‘禹敷下土’可以為句，亦可以為韻，因土與茫乃魚陽對轉?！~敷下方’，可以為句，自亦可以為韻。然二者均不取，而獨用五字為句曰‘禹敷下土方’，此當非單為音節(jié)之故。余意‘土方’當即卜辭所常見之敵國名‘土方’?！瓌t土方之疆域蓋在今山西北部，或包頭附近也。是則土方當即玁狁之一大族。玁狁于《詩》稱朔方，金文《不其簋》又稱馭方。朔、馭、土，古音均在魚部，則所謂土方當即朔方、馭方。知此，則所謂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魚部，夏、土、朔、馭一也。是則‘禹敷下土方’當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國（即后之華夏、禹跡、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渡添灐冯m是春秋宋襄公時正考父所作，然宋人猶保存卜辭中所常見之國名，此毫不足怪?！?/span>[9](P307-309)
郭文發(fā)表后，有程憬先生《夏民族考》一文，與郭的觀點略同，認為：
“我們因知夏民族自為商所擊敗之后，其族一部仍留東方，而一部則已退至西北，……藉其余威，仍不失其為西北的一強梁的部落”、“《商頌》為周時宋人所作，詩中言及有夏，仍然襲用土方舊名，蓋屬自然之事?！?/span>[10]
其觀點實承襲郭說而來。此后對卜辭之“土方”考證最為有力者是胡厚宣先生，他在《甲骨文土方為夏民族考》一文中，肯定了郭沫若先生的觀點，認為卜辭中的土方就是被商人擊敗后西遷之夏民族，“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土方居住在卜辭中所言的“唐土”，認為“唐即唐土，唐地名，在今山西河汾之間，翼城一帶。土即土方之土，猶言夏人，唐土者，意思是居住夏人的唐地”，土方在武丁時即已經被殷人征服，故武丁以后再無土方入侵及征伐土方之事，[11]這些看法無疑是正確的。①對于“夏虛”，陳夢家先生也認為：“據《左傳》昭元大夏、唐是晉唐叔虞的封地，定四稱之為夏虛，《晉世家》說‘唐在河、汾之東’，今安邑一帶?！?span>[12]( P272)
蓋夏人曾居于唐，此地又稱土方，故“唐土”連稱，土方即夏方，從夏滅直到武丁時期被商人征服，夏人在此盤踞已長達400多年，這里有“大夏”和“夏虛”之稱自是在情理之中，但這個“夏虛”是夏亡后的夏虛，并非是夏代時期的夏虛，這一點必須分辨清楚。這里的一個問題是，言“土”通“夏”乃輾轉通假，“土”、“夏”古音雖然同魚部，但是一為舌頭音的透紐，一為牙音的匣紐，“土”是否能直接讀為“夏”還是有疑問的。
三
在傳世典籍中關于“土方”的記載并非只稱“土方”，而是稱“下土方”，如：
《詩·商頌·長發(fā)》：“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编嵐{：“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span>
《楚辭·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蓖踝ⅲ骸把杂硪郧诹ΛI進其功，堯因使省迨下土四方也?！?/span>
《書·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笔柙疲骸暗鬯粗卫硐峦林T侯之事，為各于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tǒng)治之?！?/span>
可見，古書雖所釋略異，但都是把“下土”連言，并非單言“土方”?！跋峦痢北局艽Ｒ娭烧Z，恒見于《詩經》中，如《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小明》“明明上天，照臨下土”、《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云漢》“耗斁下土，寧丁我躬”、《閟宮》“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等等，特別是《小明》將“下土”與“上天”對舉。
“下土”又稱“下地”，如《書·金縢》：“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國語·楚語下》：“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山海經·大荒西經》：“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卭下地，下地是生噎”，《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也是把“下地”與“上天”對舉。
可知“下土”就是指與天相對的地，所謂“下土方”是指下地之國，它似乎與卜辭中的國名“土方”并無關系。可是，如果仔細推求，商人所謂的“土方”，很可能就是“下土方”的簡稱。
楊寬先生在《說夏》一文中認為，夏朝的“夏”實為“下”的通假字，夏朝統(tǒng)治者稱“夏后氏”為下土君主之稱，云：
“‘夏后’即‘下后’，本為下土之神或人王之通名，而下土之神最著者莫如鯀、禹、啟等，于是“夏后”一名乃展轉而為鯀、禹、啟等之專名?！?/span>[2]
又云：
“古籍中‘夏后’得稱‘夏后氏’，而‘有夏’未見作‘有夏氏’者，蓋‘夏后’指人，‘有夏’指國土也?！邢摹摹w‘下土’、‘下國’之省，或為‘下土’二字之合音，‘下’、‘土’古音相同，長言之曰‘下土’，急言之乃成‘夏’?！潞蟆?、所有即為下土?！?/span>[2]
按：楊先生此說可謂道破了兩千多年來關于夏朝之名為“夏”的謎案，足以掃清一切關于夏朝之“夏”的種種誤解和謬說！蓋在三代之時，天下萬國林立，后來由某一勢力強大的方國逐漸征服其它弱小國，逐步走向方國部落聯盟式的國家，夏朝就是這么個方國部落聯合體式的國家，以禹、啟為首的部族征服其它方國，成為這個聯盟的首領，他們自認為是受上帝之命“奄有下土”，故名其國為“下土方”，意為下土之國，從啟開始自稱為“夏后氏”，即“下后氏”，“下后”意為下土諸國之君，而其自身之部族則稱“下”，因為在古代上天可簡稱“上”，下土可簡稱“下”，典籍中每“上”、“下”對文或連文，如《詩·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書·堯典》：“格于上下”，“上”為上天之省，“下”則下地、下土之省。因而后人以“夏”稱該族為聯盟首領時之朝代，也是情理之中的。
由此可以知道，在對待夏人的稱呼上，夏、周與商人是不同的，夏人自稱“夏（下）”，周人本是夏人的附屬方國，夏亡時也隨夏人逃往西北，亦沿用夏人的自稱而稱之為“下”而寫作“夏”，滅商得天下之后也因之自稱曰“夏（下）”或“有夏（下）”；而商人則稱夏人之國為“土方”，曰“夏（下）”、曰“土”實均“下土”之省稱。商人之所以不稱“夏（下）”而稱“土”，可能是為了與夏人的自稱相區(qū)別，這個和周人稱商人為“殷”的情況絕相類似，商人一直自稱曰“商”不曰“殷”，而周人則特稱之為“殷”，其中不僅有區(qū)分之意，恐也含有貶低的意思。那么，我們就可以相信殷墟卜辭中所稱的敵國“土方”就是“下土方”的省稱，也就是夏方，它是夏人被商人從中土驅逐后逃往西北的遺民，“土方”是商人對他們的稱呼，猶商亡后周人稱商為“殷”也?！墩f文》于“酒”下云：“杜康作秫酒”，段注：“又見《巾部》，曰‘少康作箕、帚、秫酒。少康者，杜康也。’按許書事物原始皆用《世本》，此皆出《世本》?！卑严耐跎倏捣Q為“杜康”，“杜”即“土”，“土康”也就是“夏康”，說明先秦時期人們認為“夏（下）”也稱“土”，就象“商”也稱“殷”一樣，“商受”也可稱“殷受”，則“夏康”亦可稱“土（杜）康”也。
郭沫若先生認為土方是玁狁之一大族恐怕也是有問題的，程憬先生即不同意此說，[10]胡厚宣先生也認為“郭氏以土方為玁狁之一部落，不足取信”。[11]土方既為夏人，他們應該也是姒姓國，他們被武丁征服之后，結果及去向不明。朱芳圃先生認為：“余謂卜辭之伐土方，即《紀年》之征豕韋。豕韋為土方之別名，陶唐實土方之本號，《國語》、《左傳》所謂‘唐杜’，《史記·秦紀》所謂‘蕩社’，即并二名連稱之也”，又認為“夏族曾居其地”；[13]陳夢家先生認為土方就是周代的杜國，杜國是祁姓，乃陶唐氏之后。[12](P272)但陶唐氏之后的唐與夏人似乎固非一族一國，這與唐地又稱“大夏”或“夏虛”是相矛盾的。這里面的可能是，在夏代，唐本也是夏的重要屬國，夏人被擊敗后，與唐人共同北徙，唐人于此先做邑而居，不久夏人即遷之此，同居一地，故其地或稱唐，或稱土，或并稱“唐土”，也就是周代的“唐杜”，“土”、“杜”古音同可通。“唐土”亦當即土方，即遷居唐地的土方之謂，猶商人遷于殷而曰“殷商”也。武丁征服土方后，夏人被剔除，只剩下唐部族歸附殷商，仍居于此，地名沿用不改，凡二百余年直到周初成王時，朱芳圃先生說“商之末世，陶唐遺族仍居大夏”，[13]可能是正確的；到了周代，唐被成王所滅而封給叔虞稱“唐叔”，唐杜氏被遷于別處，國稱“蕩社”或“杜”（今山西西安東南的杜陵），清·孫詒讓《籀䯧述林一·唐杜氏考》云：
“竊意杜本唐之別名，若楚之亦言荊也；累言之，楚曰荊楚，故唐亦曰唐杜。是說也，與賈、韋、杜、劉皆不合，而余讀《史記》，則得一塙證焉?！肚乇炯o》云：‘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zhàn)，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鞆V云：‘蕩，音湯。社，一作杜?！妒贰分幎牛w即唐杜也。”[14](P151)
孫氏的這個看法是對的；朱芳圃亦云：“又按《括地志》言成王滅唐，遷其子孫于杜，謂之杜伯。杜即土之后起字，唐與杜，實一名之別異。唐、杜連稱，猶楚一名荊，累言之曰荊楚也”，[13]看法與孫氏略同，說明唐杜氏被周人遷走之后仍自稱唐杜，只是周人為了與唐叔虞所封的唐相區(qū)別而稱之為“杜”或“蕩杜”。由此而言，無論是土方還是唐方，恐與玁狁均非一族。
玁狁之國，陳夢家先生認為就是允姓戎，[12](P272)王玉哲先生認為就是卜辭中的“
方”，認為“”是從工得聲，與“玁”音近，“所以，我們主張商時的方，就是周時的玁狁，從音韻通轉上是完全可以講得通的”，[15] (P382-383)這個看法很可能是正確的。就卜辭而言，方之危害殷商絲毫不亞于土方，而且在武丁滅土方以后，該方國仍然有侵伐殷商之事，說明此方國當也是夏朝的方國，而且終殷商之世都沒有被殷人征服，到了周代又與周為敵，秦漢時期又與秦漢為敵，稱為“匈奴”，為中原之一大禍患，其勢力之強大非其它方國可比?？赡艽瞬孔逡欢确Q雄北方，許多逃往北方或西北的夏朝方國成為它的附屬，而被后人統(tǒng)稱為玁狁或匈奴也。
四
直到今天，學界大多還不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土方為夏民族說”和“夏人遷徙”說，比如2012年出版的《商代地理與方國》一書，此為介紹殷商時期各方國的最新成果，其中介紹土方時也沒提到與夏民族的關系問題。[16]( P363-365)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仍然是認為夏人的故虛本來就是在山西，這是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影響的結果，實際上，“夷夏東西說”是有很大問題的。僅以周人滅商而言，克其國，據其地，有其民，始得天下。如果夏一直在其山西的故國，并且直到武丁之世夏人還在與商開戰(zhàn)，說明夏一直沒被滅國，僅僅是國君夏桀戰(zhàn)敗逃走了，商人既沒據其地，也沒有其民，那么湯滅夏之事從何說起？既沒滅夏，則商人的天下從何而得？夏桀被商人擊敗之后，為何不北竄反而跨過商人的地盤河南逃向南方江淮流域？主張夏本居山西者如何解釋這些問題？
唯一合理的解釋當如郭沫若先生所言，夏人本據“中國”，他們被商人擊敗之后，夏桀帶領一部分隨從人員南逃到南巢，而夏人的主力和許多其附屬方國北渡河濟逃亡到當時還比較荒遠的北方或西北，這應當是一次大規(guī)模的方國遷徙。其中夏人的主力盤踞在山西翼城一帶的唐地，就是殷墟卜辭中所稱的“土方”。這些夏人及其屬國即周代被稱為戎狄的部族，他們從“中國”向北或西北遷徙后，也帶去了他們故國的國名、地名以及歷史傳說，導致了很多上古地名的西移，同時也有了“（禹）長于西羌，西夷人也”（《帝王世紀》）、“姒戎文禹”（《尚書緯帝命驗》）等說法。周人本來也是夏的屬國之一，《國語·周語上》載祭公謀父說：“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可見周人也承認自己曾是虞和夏的屬國，本也不居于“戎狄之間”，而是在夏朝衰亡時逃去的，“戎狄之間”顯然就是周人曾居住的陜晉等地。這都足證郭沫若先生的夏人遷徙說之正確！所以，在殷墟卜辭中凡殷商北部或西北之敵，絕大部分都是前朝夏的附屬方國部族。
正因為周曾經是夏人的屬國，所以他們在滅商得了天下之后，亦自稱為“夏”或“有夏”、“區(qū)夏”，把分封在中原地區(qū)的姬姓諸國稱為“諸夏”，把四裔之國稱為蠻夷戎狄。也是因為有這個情況，到了戰(zhàn)國時代，人們開始分不清夏朝的“夏”和周代的“夏”，把周代的諸夏所居的地方當成了夏朝的舊居，于是產生諸多夏居河南的說法，比如《逸周書·度邑》中載武王滅商后，想在東方作一個都邑，勘察地形后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有人就據此說伊洛之間曾經是夏朝的故居，這完全是誤解，楊寬先生辨析云：
“‘其有夏之居’，舊注以為是說原是夏代的國都，這是錯誤的，屈萬里說：‘周人自謂其國曰夏，《尚書》……區(qū)夏、有夏皆謂周也。此有夏亦當指周言。其，將然之詞，言此地將為周之居處（意為京都）也。’這個解釋是正確的。周人自稱‘我有夏’（見《尚書》的《君奭》、《立政》），‘有夏之居’既是‘周居’，所以《史記·周本紀》下文接著就說‘營周居于洛邑而去’?！?span>[17]( P508)
而把這個“有夏”誤解為夏朝的夏從戰(zhàn)國時代就是開始了，《戰(zhàn)國策·魏策一》載吳起說：“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溪之陽，廬睪在其北，洛伊出其南”，這是把成周洛邑地區(qū)的形勢描繪了一番安在了夏桀身上，這顯然就是吳起因為誤解了《度邑》中的話而來的。這樣的誤解從戰(zhàn)國至秦漢頻繁出現，于是到今天一些人就不加辨析地承認夏朝本來是在河南了，這種謬誤實在是不值一辯。
要之，郭沫若先生認為殷墟卜辭中的土方為夏民族之說和夏人遷徙說都是可信的，說明在殷人遺留的文獻資料中絕非沒有夏人的蹤跡，也說明在商代以前還有一個夏代的古傳也是可信的。同時，夏代的地理位置，可能與“夷夏東西說”正相反，夏人的故國當在東土，楊向奎先生就力主“夏民族起自東方，漸徙而西，終亡于河東一帶”[18](P79)、“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實在今山東、河北、河南三省間，而以山東為重點，蓋與東夷交錯相處”[19]( P156)，此后程德祺先生在楊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夏為東夷說”[20]，筆者認為這都是正確的看法，[21]到了夏人居西方之時，已經是夏代滅亡后之事，不可用以討論夏代之歷史也。
注釋：
孫亞冰、林歡在《商代地理與方國》一書中指出四期（武乙、文丁時期）卜辭中又有征伐土方之事（見該書36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然這些卜辭都屬于所謂“歷組卜辭”，該組卜辭的時代至今尚有爭論。裘錫圭先生在《論“歷組卜辭”的時代》一文中指出：“歷組卜辭應該屬于武丁、祖庚時期”（《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118頁），很可能是正確的，則武丁以后殷人實無征伐土方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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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郭沫若學刊》2016年01期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6年9月20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爲2016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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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haiyang1123 在 2016/11/9 16:35:14 評價道：第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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