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本《資治通鑒》?？痹?/span>[1]
（首發(fā)）
周典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摘要] 中華本《資治通鑒》是目前海內(nèi)外影響較廣的版本。筆者利用宋元版本與中華本比勘，就若干問題略加考辨，供讀者參考。
[關(guān)鍵詞] 資治通鑒；?？?；解釋
中華書局1956年出版的《資治通鑒》（下稱“中華本”）[2]，是目前海內(nèi)外影響較廣的版本。自出版至今，幾經(jīng)印刷，印數(shù)已愈17萬，成為《通鑒》的首選讀本。之所以如此受歡迎，原因有：（1）該本采用清代著名學者胡克家（1756—1816）校讎的元刊胡注本為底本。問世于嘉慶二十一年（1816）的胡刻本，不僅在當時較易購得，更重要的是糾正了宋元本存在的明顯訛誤。（2）點校者不但對文本重新分段編排、施以新式標點，而且還仔細甄選核對了章鈺、張敦仁、張瑛等人的研究成果。
中華本代表了當時最高的學術(shù)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但囿于時代的局限，也有些許的遺憾。前賢時哲做了許多糾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下述方面：有針對中華本的標點問題提出商榷性意見的，如呂叔湘先生從語言文字學的視角寫有《<資治通鑒>標點斠例》一文（見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呂叔湘自選集》），論說多被中華本再版時采納；又有對版本異文加以系統(tǒng)考索的，如吳金華先生充分利用《通鑒》“三國部分”與《三國志》加以比勘，《三國志校詁》、《三國志叢考》諸書即是從語言、文獻等多個角度考察兩書異文的成果，為《通鑒》的整理研究提供了更高的學術(shù)平臺；又有對紀年問題進行考辯的，如吳玉貴先生《資治通鑒疑年錄》（中國科學社會出版社，1995年），匯集相關(guān)文獻系統(tǒng)考察，解說詳盡，頗多精彩；再有對地理問題加以梳理的，如華林甫先生《<通鑒>胡注地理失誤舉例》（收入《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4期），從“《通鑒》原文已誤而隨誤例”、“政區(qū)沿革年代誤例”等11個方面進行辨析，材料翔實，結(jié)論多可參考。等等。這些成果的面世，無疑對《通鑒》的整理修訂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加之近年宋元版本的影印出版，又為研究者從事文本的校勘工作提供了更加優(yōu)越的條件。
筆者既在前賢已有成果的基礎(chǔ)上，選取“三國部分”的內(nèi)容（卷58至卷81），利用前人不易得見或未曾見過的宋元珍本與中華本互勘，得出異文700余條，其中有一些訛、脫、衍、倒的情況。這些情況，過去的章鈺等人早已留意，但或苦于卷帙浩繁，少作判斷。其實，對于這部分異文進行辨析，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它一方面有助于《通鑒》文本的復(fù)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三國志》諸書的董理。于是，筆者試就這類異文加以考索，并進行排比歸類，簡單概括為兩種類型：一是中華本沿襲底本的訛誤；一是中華本排版印刷的錯謬。限于篇幅，我們就從上述角度各選一部分內(nèi)容向大家請教。
一 中華本承底本之誤
目前，較易利用的《通鑒》版本有宋紹興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下稱“紹興本”）、元魏天祐刻本（下稱“元本”）[3]、元刊胡注本、四部叢刊初編本（下稱“乙十一行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紹興本刻于宋高宗紹興二年至三年（1132—1133），半頁十二行二十四字，與章鈺的“十二行本”出自同一版本系統(tǒng)，但章氏所據(jù)是殘本而且正缺“三國部分”；元本刻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289—1290），為半頁十一行十九字，正文外，間有小注，或為注音，或為釋義，較之成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的胡三省注文相當簡略，章氏所校版本中沒有提及此本；元刊胡注本，刻于元至治二年（1322）左右[4]，正文半頁十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shù)同，該本亦有部分訛誤隱而不顯；“乙十一行本”為半頁二十一字，雖然章氏從中采擷較多，但仍遺漏一些重要異文。
綜上可見，在版本?？狈矫?，學人仍有可為之處。由此，我們重新復(fù)核“乙十一行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通校紹興本并參校元本、元刊胡注本，注意到底本的文字訛誤不見于他本而獨被中華本所沿襲[5]。據(jù)初步調(diào)查，中華本沿襲底本錯謬的類型大致有形近而誤例、承上文而誤例、不明史實而誤例、缺乏古漢語語感而誤例等等。這些錯誤的存在勢必影響讀者的閱讀和理解。出于為了能給讀者提供一個較善的讀本的考慮，我們在版本校勘的基礎(chǔ)上，參考今人研究《三國志》的最新成果，并大量征引文獻資料，特別是《宋本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下稱《宋本元龜》）一類的前人無從得見的珍貴材料，試對中華本沿襲底本的訛誤加以討論，希望能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點參考資料。
（1）疇謂其父老曰：“今眾成都邑，而莫相統(tǒng)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疇乃為約束……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授之業(yè)，班行于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卷六○/頁1947—1948）
“與學校講授之業(yè)”中的“與”，應(yīng)從紹興本作“興”[6]?！度龂尽肪硪灰弧段褐尽ぬ锂爞鳌纷鳌芭d舉學校講授之業(yè)”（341頁），又《后漢紀》（中華書局2002年版，張烈點校）卷二七《孝獻皇帝紀》作“興學校講授之業(yè)”（526頁），皆是“興舉”或“興”與“業(yè)”搭配構(gòu)成動賓結(jié)構(gòu)，可證。此外，《宋本元龜》卷八○六《總錄部·賢德》“田疇”條所引同《魏志》（2982頁）?！芭c”于義雖通，恐非文本原貌。
（2）策年十余歲，已交結(jié)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jié)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卷六一/頁1957）
“道旁大宅”，紹興本、乙十一行本作“道南大宅”。竊以為當從之。
周瑜之所以讓孫策入住南面的大宅，原因是南面采光較之其他方位充足，有利于人體的健康[7]。又如《后漢書》卷九《孝獻帝紀》載興平二年十月“壬寅，幸華陰，露次道南。”（378頁）漢獻帝到華陰時駐扎在道南，也是從采光的角度加以選擇住址的?？少Y參考。
又，從其他文獻記載此事看，《三國志》卷五四《吳志·周瑜傳》作“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1259頁）、《建康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版，張枕石點校，下稱《實錄》）卷一《太祖上》作“推道南大宅舍之”（12頁）、《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2006年6月第7次印刷，下稱《御覽》）卷一八○《居處部·宅》引《吳志》作“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875頁）、卷四○七《人事部·交友》引《吳志》作“瑜推道南宅以舍策”（1882頁）、《宋本元龜》卷三四三《將帥部》“周瑜”條作“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786頁）。以上諸條皆保存了“道南”的原貌，可資佐證。
（3）城陷，生執(zhí)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jù)地瞋目曰：“……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奈何擁眾觀人屠滅！洪惜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之。（卷六一/頁1976）
引文中“洪惜力劣”云云，似當從紹興本、乙十一行本乙正為“惜洪力劣”?！跋А痹谶@里表示“遺憾”義，放在句首，于義為佳，如《三國志》卷九《夏侯玄傳》注引《魏氏春秋》，李豐臨死前對司馬師說“卿父子懷奸，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300頁）句式一律，可以比讀。
“恨”亦有此用法，如中華書局點校本《隋書》卷七一《楊善會傳》記載竇建德生擒楊善會一事，“建德既下信都，復(fù)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zhí)。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已用，于是害之?！保?span>1648
—1649頁）此文例與臧洪被執(zhí)一事雷同,可資參考。此外，臧洪此番言論又見于《三國志》卷七《魏志·臧洪傳》（236頁）、《后漢書》卷五八《臧洪傳》（1891頁）、《御覽》卷四二二《人事部·義下》引《英雄記》（1945頁）、《宋本元龜》卷七六四《總錄部·義烈》“臧洪”條（2722頁），咸作“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后漢紀》卷二八《孝獻皇帝紀》（542頁）作“惜力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皆可佐證。
（4）操與劉備遇于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蹙著泗水中?！倍?，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qū)，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zhàn)，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卷六二/頁2004）
紹興本、乙十一行本“來”下有“攻”字，文義完備，應(yīng)沾補。時曹軍駐扎在彭城，呂布大軍在下邳，陳宮勸呂布進攻曹操的疲勞之師，呂布認為等曹軍渡泗水時再攻打。“來”指的是曹軍從彭城渡過泗水來到下邳這件事情。補一“攻”字，則交待來到下邳的目的是進攻呂布，下文“布自將屢與操戰(zhàn)”，可作為“攻”字的注腳。又《三國志》卷七《魏志·呂布傳》注引《獻帝春秋》作“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保?span>227頁）《宋本元龜》卷八七七《總錄部·剛》“陳宮”條（3371頁）引同《呂布傳》，可證。
（5）曹操擊劉備，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余，所亡士卒稍稍歸之。（卷六三/頁2024—2025）
紹興本、乙十一行本“去”上有“身”字?！吧怼庇杏H身、親自義，故有“身”字，于義為優(yōu)，當據(jù)補。時劉備被曹操所敗而投奔袁紹，而袁氏亦謀劃結(jié)集力量進攻曹操，親自出迎落荒而逃的劉備更凸顯袁曹兩大軍事集團緊張對峙的情勢。又《三國志》卷三二《蜀志·先主傳》記此事作“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876頁）、《華陽國志》（商務(wù)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1926年版）卷六《劉先主志》作“紹身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御覽》卷一一七《偏霸部·劉備》引《蜀志》作“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567頁）、《宋本元龜》卷一八三《閏位部·勛業(yè)》“蜀先主”條作“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456頁），皆有“身”字，可資參看。此外，胡三省注云“紹遠出迎備，重敬之也”（2025頁），或可為有“身”字的注腳。
（6）豐在中書二歲，帝數(shù)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己，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镮筑殺之。（卷七六/頁2413）
“數(shù)”下似從紹興本、乙十一行本、元本補“獨”字，于義為佳。下文“不知所說”可作為“獨”字的注腳。正是因為沒有第三者知道高貴鄉(xiāng)公與李豐的談話內(nèi)容，司馬師才擔心李豐會威脅自己掌控曹氏政權(quán)，于是詰難李氏并將其殺害。有“獨”字，可將這件事情描述得更為形象生動?！度龂尽肪砭拧段褐尽は暮钚鳌纷⒁段郝浴纷鳌暗郾让开氄倥c語”（301頁），可參證。
（7）王基復(fù)言于師曰：“兵聞拙速，未睹為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強寇，內(nèi)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卷七六/頁2421）
紹興本、乙十一行本、元本“巧”上無“為”字，宜從之。據(jù)《孫子》卷二《作戰(zhàn)篇》載“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薄奥劇迸c“拙速”搭配，“睹”與“巧之久”搭配，皆是動詞與主謂短語構(gòu)成動賓關(guān)系。又《三國志》卷二七《魏志·王基傳》“兵聞拙速，未睹工之久?！?a title="" name="_ednref8" href="#_edn8">[8]（753頁）北宋版《通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影印本）卷一四八《兵典·敘兵》引《孫子》作“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者也?！保?span>417頁）皆為動賓結(jié)構(gòu)，其賓語有主謂短語充當，可證本文的“為”字當屬衍文。
（8）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保ň砥甙?span>/頁2487）
前一“之”字，當據(jù)紹興本、乙十一行本、元本刪。此句“萬彧”為主語中心語，“稱”為謂語中心語，賓語成分由判斷句充當。在這一判斷句中，主語應(yīng)為“皓才識明斷”，否則，“才識明斷”與“儔”不相類?！度龂尽肪硭陌恕秴侵尽O皓傳》作“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也”（1162頁）、《實錄》卷四《后主》作“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89頁）、《御覽》卷一一八《偏霸部·孫皓》引《吳志》作“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573頁），所載皆無“之”字，可資佐證。
（9）充與侍中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于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背?、愷等各拜謝。（卷七九/頁2523）
“等”字，宜從紹興本、乙十一行本、元本刪。據(jù)文意可知當時權(quán)臣只賈充、任愷二人，沒有言及第三者。又《晉書》卷四五《任愷傳》載此事作“充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于是朋黨紛然。帝知之，詔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鋹鸶靼葜x而罷。”（1286頁）也只提到此二人權(quán)傾當時。有“等”字于義不合。
（10）（晉武帝咸寧四年）十二月，丁未，朗陵公何曾卒……博士新興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fù)何畏哉！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醜繆公?！钡鄄咧u曰孝。（卷八○/頁2553）
“醜繆公”，當從紹興本、乙十一行本、元本作“繆醜公”。按照《謚法》的內(nèi)容，先詮釋“繆”，后注釋“醜”，謚作“繆醜”正合邏輯。又卷一三七《齊紀三·武帝永明十年》載在為鄭羲定謚之前，曾引用何曾加謚一事，“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4324頁）其文正作“繆醜”，可參看。
司馬光、胡三省對人物謚號為二字的記載，皆據(jù)釋文內(nèi)容前后為序，如卷一三七《齊紀三·武帝永明十年》齊武帝對南陽公鄭羲加謚，“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保?span>4324頁）又如卷七○《魏紀二·文帝黃初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殂于永安，謚曰昭烈?！弊ⅲ骸啊吨u法》：昭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2214頁）又如卷一六九《陳紀三·文帝天嘉六年》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弊ⅲ骸啊吨u法》：布義行剛曰景；有功安民曰烈?！保?span>5254頁）再如卷一九九《唐紀十五·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六月）癸酉……上曰：‘謚者，行之跡，當?shù)闷鋵?，可謚曰貞褊公?！弊ⅲ骸百R琛《謚法》：直道不橈曰貞；儉嗇無德曰褊；心隘政急曰褊?！保?span>6258頁）
此外，《晉書》卷五○《秦秀傳》（1405頁）、《御覽》卷五六二《禮儀部·謚》引干寶《晉紀》（2539頁）、《宋本元龜》卷五九五《掌禮部·謚法》“晉何曾”條（1804頁）皆記何曾的謚號作“繆醜”。
二 中華本排版印刷之誤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中華本中的有些文字記載，竟然不同于底本。于是，我們再檢核宋元本，考察下來的結(jié)論是：這些內(nèi)容，不見于底本在內(nèi)的各版本，而獨見于中華本。經(jīng)過研究，我們認為這些脫字和誤字似由編校中的疏漏所致。可見，中華本除了沿襲底本的訛誤之外，又產(chǎn)生了一些新的紕繆。單獨閱覽中華本，是不容易發(fā)現(xiàn)這些問題的。對這類問題不加以校正，勢必對理解文意造成誤導，故有必要提出，以便于讀者正確理解以及中華本修訂之需。
（11）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甄城，復(fù)往攻陶謙，遂略地至瑯邪、東海，所過殘減。（卷六一/頁1950）
“殘減”不辭，“減”，應(yīng)從底本、紹興本、乙十一行本作“滅”?！皻垳纭敝笟垰?，史書不乏其例，如《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載“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356頁）《漢書》卷三一《項籍傳》“（項羽）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保?span>1811頁）《后漢書》卷六一《黃瓊傳》“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保?span>2038頁）《宋書》卷二四《天文二》載“（咸和）八年七月，石勒死，石虎自立，多所殘滅?！保?span>707頁）此類錯誤，蓋由于手民不解中古漢語的特點，將“滅”誤作形近的“減”。
（12）及祎死，維得行其志，及將數(shù)萬人出石營，圍狄道。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qū)略民人。（卷七六/頁2405—2406）
“及將數(shù)萬人出石營”語義不貫，應(yīng)從底本、紹興本、乙十一行本、元本作“乃將數(shù)萬人出石營”?！澳恕庇小安拧绷x，與“及祎死”前后呼應(yīng)。揆其訛誤之由，或因“乃”、“及”形近而致。又如《宋書》卷一《武帝紀上》載“初分遣步軍，莫不疑怪，及燒賊艦，眾乃悅服?！保?span>22頁）再如同書卷二七《符瑞志上》載“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渫醪粡摹＜凹q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保?span>765頁）又如卷六一《武三王·廬陵孝獻王義真?zhèn)鳌份d“及得（段）宏啟事，（高祖）知義真已免，乃止。”（1635頁）與此句式一律，可資參看。
以上從兩個方面剖析了中華本的版本異文。揆其致誤之由，很大部分是承襲底本的訛誤，這就需要依靠宋元珍本加以?？庇喺灰恍〔糠执蟾攀桥虐嬗∷⒅?，這類問題雖然無關(guān)版本校勘，但考慮到《通鑒》影響較大，今一并指出。
附帶說一下：改編自《三國志》的《通鑒》，在內(nèi)容編寫上會使用一些過渡性的敘述語句，從而保證上下文語氣的連貫。由此造成的他校異文，只是作者寫作技巧的體現(xiàn)，無須判別是非。因此，無論是利用《通鑒》?？薄度龂尽罚€是利用《三國志》?？薄锻ㄨb》，研究者都應(yīng)該對異文作一番甄別的工作，不能一概而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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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M】.元至治二年刻本，1322；清嘉慶二十一年潘陽胡氏刻本，1816；北京：中華書局，1976、1982、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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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尾崎康.復(fù)旦大學圖書館藏宋元版解題【J】.日本慶応義塾大學《斯道文庫論集》【M】，第34輯，2000.
[1]筆者在復(fù)旦大學吳金華先生指導下，有幸參與中華書局“二十四史修訂工程”中的一部分工作，在查核中華本《資治通鑒》時，注意到一些有待校勘的問題?？紤]到對這部分問題加以探討，或許有助于《通鑒》的修訂。于是不揣鄙陋，掇拾成篇，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季忠平老師及其它師友均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借此機會，一并表示感謝。
[2] 我們復(fù)核了《通鑒》的幾次印刷本，如1976年10月上海第4次印刷本、1982年7月山東第5次印刷本、1995年7月湖北第9次印刷本及2005年4月北京第7次印刷本及2005年9月北京第10次印刷本，觀察到上述印刷本存在同樣的問題。為行文方便，我們單列出2005年9月印刷本的情況，其它年次的印刷本不再一一列出。又引文卷數(shù)、頁碼均據(jù)此次印刷本。此外，引用他書文字的卷數(shù)、頁碼，正史部分均據(jù)中華書局點校本，其他的視情況進行處理。
[3] 在調(diào)查的24卷中，元本缺卷58至卷75。
[4] 據(jù)日本學者尾崎康先生《復(fù)旦大學圖書館藏宋元版解題》介紹，該本刻工與元至治二年刻《通志》的刻工一致。據(jù)此推測該本刊刻于元至治二年。另外，筆者所見的元刊胡注本，復(fù)旦大學圖書館著錄稱22卷配以胡克家翻刻本，筆者懷疑所配卷數(shù)為卷55至卷76，并請教于復(fù)旦大學古籍部王亮老師。王老師從版式上推測元刊胡注本所缺蓋為此22卷。
[5] 元刊胡注本與胡克家翻刻本內(nèi)容同，我們單標出“底本”字樣，不再羅列二者。
[6] 文中不列異文的版本，除元本殘缺內(nèi)容無從檢核外，一律視為同中華本。下同。
[7] 可參看楊琳先生《漢語詞匯與華夏文化》第一章第三節(jié)有關(guān)論述。
[8] 吳金華先生從語句對偶的角度排比文獻得出《三國志》“工”下“遲”字為衍文，本文從之。詳見《<三國志校詁>外編》，收入《古文獻研究叢稿》，第218—219頁。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6年4月4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爲201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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