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史官的“類詩家”功能與《詩經》早期傳述狀態(tài)初探[1]
孫世洋
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周代是一個史官文化極為發(fā)達的時代，與此同時樂官文化也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史、樂兩官文化都與《詩經》有著重要關聯。不過，對于《詩經》作品的采選與保存，史官在能力上或許更具優(yōu)勢。相比于周代史官所具有的文化強勢作用以及實用文獻能力，周代樂官則不僅只是主要起到詩樂技術方面的輔助作用，而且整體呈現出文化上的衰落走勢[2]。因而基本的看法是，《詩經》的傳述與編定，主要由樂人來完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近來發(fā)布的清華簡中，可見以書史形式記載的周代歌詩作品，也進一步提示了這一研究方向，亦即史官對于歌詩等作品的輯錄乃至《詩經》的集成，曾經發(fā)揮著值得重視的直接作用。
一、周代史官“類詩家”功能的含義與獨特表現
本文把周代史官在《詩經》集成與傳習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總稱之為“類詩家”功能。這是參考漢代經學時期中，詩家傳詩模式而提出的概念，用以指稱實際起到“詩家”作用的史官功能。
周代史官的“類詩家”功能含義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周代史官對《詩經》漢代經學家傳承模式的影響，二者之間存在類似特點，以及史官文化在多方面涉及《詩經》；二是周代存在具有史、樂復合功能的獨特史官亦即“瞽史（工史）”，其與《詩經》存在更為密切的關聯。首先來看第一方面。
1、清華簡對周代史官“類詩家”素質的呈現
近一個時期，研究較為關注《詩經》的詩樂、樂官文化背景。而王國維立足漢代《詩經》詩樂傳習分離的事實，已提出過“詩家”有與“樂家”殊途的獨立源流：
“此詩、樂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詩家習其義，出于古師儒。孔子所云言詩、誦詩、學詩者，皆就其義言之，其流為齊、魯、韓、毛四家?！?/SPAN>[3]
其中將漢代詩家的源流上溯至“古師儒”，這還有待討論，但王國維注意到詩家自有區(qū)別于樂家的傳詩傳統(tǒng)，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見解。目前，我們更有理由認為，周代史官對于形成《詩經》的專門之學，起到過不容忽視的歷史作用，而且史官的“類詩家”功能還可以穿越“春秋之季”這樣的時限，而追溯向更久遠的時期。
漢代諸家傳詩的基本方式即是結合歷史解說詩義，《漢書·藝文志》總結漢初三家詩學的基本特征為：“或取《春秋》、采雜說”?！睹娦颉犯菢O為系統(tǒng)的采用“以詩系時、以史證詩”方式，表現為諸如以時代順序解說詩篇排列次序，結合歷史人物事跡介紹詩篇時代背景等等方面[4]。
漢初詩家傳詩模式中具有的這種史學因素，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詩家源流與史官存在著的親緣關系；另一方面，周代史官把握、記錄歌詩類作品的方式，也顯示出史官具備近似后世詩家的素質。清華簡系列即屬于史官文獻[5]，其中的《耆夜》、《芮良夫毖》兩篇，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信息。
《耆夜》[6]記有五篇歌詩，歌詩內容為全文主體。開篇所記為四篇歌詩出現的歷史情景，即武王八年，周伐耆得勝后，在文王大室行飲至禮，與會的有畢公、召公、周公、辛公等。篇文在極簡記敘歷史事件、儀典要素之后，以下依次詳記武王作歌《樂樂旨酒》與《輶乘》，周公先是作歌《赑赑》、作祝誦《明明上帝》，又即事作《蟋蟀》。
《芮良夫毖》[7]的主體內容即所謂“毖”，為韻文，文體特點與《詩經》中的“大雅”類似[8]。開篇有一小段序文，相當規(guī)范的介紹了創(chuàng)作的時代背景：
“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厥辟御事，各營其身。恒爭于富，莫治庶難，莫恤邦之不寧。芮良夫乃作毖再終曰……”
總體來看，《耆夜》、《芮良夫毖》中的開篇文字，或者介紹涉及的禮典場合、歷史事件與人物，或者描述作品產生的歷史狀況，這些正是《毛詩》詩序內容所涉及的主要方面。這些現象透露出，周代史官掌握歌詩的方式，已經具備后世詩家的一些基本要素。事實上，從周代史官的職能范圍來看，《詩經》作品的收集、保存與傳述都有可能經歷過史官渠道。
2、傳世文獻對史官“類詩家”功能的記述
僅就《左傳》等歷史文獻大量記載歌謠類作品的事實來看，史官對歌詩、謠誦等作品不僅保持關注，而且十分熟知。與受到較多關注的樂師采詩說不同，《孔叢子·巡守》記有史官采詩之事：“歲二月，東巡守……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辈贿^史官采詩與樂師采詩并不矛盾，史官既可以廣泛的獨立采詩，也能為樂師的詩樂活動提供支持?！睹娬x》孔疏引鄭玄答張逸：“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所無主，皆國史主之，令其可歌?！奔凑J為采詩是經有一個先史官（國史）、后樂官（瞽矇）的完整過程。應該說，鄭玄的描述較符合采詩的實際，采詩本屬于史官掌握資料的一種活動（“國史主之”、“明其好惡”），而瞽矇樂人則似較難獨立從事?！睹姶笮颉犯Q述“變風、變雅”之作，是出于“國史”的“吟詠性情，以風其上”。
所謂“國史”，是對不同類型史官的一個寬泛概稱。《毛詩正義》孔疏：“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薄吨芏Y》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先秦可以稱之為“志”的文獻資料，內容形式十分廣泛[9]，則小史、外史所掌，頗有可能包括與《耆夜》、《芮良夫毖》類型相似的篇目，其中記有各類歌詩資料乃至《詩經》中的作品。許慎《說文解字》：“詩，志也。”竹書中每每可見引詩時將“詩”字直書為“志”，不排除其中有一種可能性，即是將《詩經》作為一種“志”的資料而加以引述?！蹲髠鳌べ夜吣辍酚洉x國趙衰稱：“《詩》、《書》，義之府也?！薄秶Z·晉語四》記趙衰此語為：“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奔匆暋对娊洝窞橐环N先王之“志”。總而言之，“志”往往為史官所掌，是一個可包括《詩》、《書》的寬廣范疇。
如果說史官采詩乃至作詩，是《詩經》作品的來源之一，史官所掌“邦國之志”、“四方之志”中，可以包括《詩經》中的作品，那么，卿士獻詩箴諫也須有史官的全程支持。
《左傳·襄公四年》：“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仆夫。’”此即太史主持卿士“官箴王闕”，所引《虞人之箴》與《芮良夫毖》語式接近，類似“雅”詩。另有《國語·楚語上》記衛(wèi)武公“箴儆于國”，稱：“在輿有旅賁之規(guī)，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史不失書，蒙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韋昭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
整體來看，獻詩箴諫這一類活動，是可以由史官主持，其“箴”“毖”“規(guī)”“典”等多類型的文本形態(tài)與名稱，都可以被囊括到由史官實施的文獻記錄與傳播形式當中，即所謂“史不失書”、“國史主之”。其中，也有一部分作品最終進入《詩經》輯本。
3、清華簡文獻群《詩》、《書》關聯現象與史官傳詩模式
《詩經》作品在史官文化渠道中傳播，可以令之擺脫詩樂、禮典，以在文獻層面得到獨立的關注、保存與傳習，這有利于《詩經》的文獻結集以及專學形成。
目前可以看到，在史官渠道中出現的早期《詩經》傳述狀態(tài)，可能采取的是《詩》、《書》共體、結合或者相接鄰的方式。史官的史錄模式以及文獻保存方法，會將“詩”與“書”關聯在一起，已發(fā)布的清華簡文獻群對此有所反映。
一般來說，隨葬書籍能夠直接反映墓主的身份與愛好。清華簡的墓主是一位歷史學家，已知其隨葬竹書中，有多篇《尚書》類型文獻、編年體史書，以及《耆夜》、《周公之琴舞》這種以歌詩作品為主體的專篇，文獻群整體表現為歌詩、書史篇類相雜處[10]。
此外，《耆夜》記載的五首歌詩，被穿織在簡練的書史敘述模式中。這種以書史形態(tài)載錄歌詩的模式，可與《墨子》中《詩》、《書》混稱的現象比對而觀?！赌印っ鞴硐隆芬洞笱拧の耐酢吩娋?，稱“《周書·大雅》有之”?！赌印ぬ熘鞠隆芬洞笱拧せ室印吩娋?，稱“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大夏》即《大雅》，此以《大雅》為“先王之書”。
綜合這些資料現象，我們可以在如下幾方面得出新的見解：
一是《詩經》詩篇的歷史文獻記錄形態(tài)：《墨子》中的《詩》、《書》混稱現象，很可能是根源于早期《詩經》作品具有類似《耆夜》篇中的歌詩記錄形態(tài)，亦即詩篇是被穿織記載在書史文本敘事形式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詩篇確實可以以“書”的名義被提及。
二是《詩經》作品傳習的史官界域特點：稱引《詩經》的方式也可以透露出習得、掌握“詩”的接受形式?！皶迸c“詩”被混同稱引，正表明二者能夠以所謂“先王之‘法志’”（《國語·晉語四》）的整體形態(tài)來加以傳授，那么，這完全可以在史官的文獻系統(tǒng)中來完成。傳習過程可能是由一類有詩樂素質的史官來實施，即“工史”或稱“瞽史”，對此將在下文予以說明。而且，這種情況很可能是周代《詩經》等歌詩作品傳承后期的主要形式?！对姟访撾x詩樂，而與《書》保持文獻媒介形式一致，這也造成后來詩家習詩、傳詩的知識內容，往往是傾向于與書史領域相結合。
三是《詩經》傳本的史官文化脫胎跡象：清華簡中的《周公之琴舞》篇[11]與《耆夜》不同，只是單純記錄了周公及成王所作歌詩共十篇，全文沒有記敘歌詩創(chuàng)作歷史情景的文字。其中成王所作歌詩占九篇，首篇即傳世《周頌·敬之》篇。由《耆夜》到《周公之琴舞》，清晰顯明了這樣一個過程，即是歌詩作品脫離歷史敘事的上下文，也能夠被史官摘錄出來，專門加以記錄，以獨立成篇的形式存在。而這個形式，正是通往形成《詩經》專門輯本的方向。至于《芮良夫毖》的記敘形式，已經接近《毛詩》題序加詩文的形態(tài)了?？梢?，清華簡的三篇涉詩簡文，恰好足以提示一個較為完整的過程，即詩篇由書史記錄的綜合形態(tài)，向《詩經》專篇形式過渡，以致具備后世專門詩家的傳詩形式，而這些，都可以由周代史官以文字文本的形式來加以實現。
由此看來，清華簡文獻群以及《墨子》等傳世文獻中的“書”、“詩”關聯現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其中體現的是《詩經》傳習的部分史官文化特征，也能夠反映出周代史官傳詩的“類詩家”特點；而史官所掌同時涉及《詩》、《書》，不傾向于將《詩》獨立加以傳述，這也是還不能稱史官為“詩家”的原因。
前引王國維先生稱：“詩、樂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A title="" href="#_edn12" name=_ednref12>[12]認為春秋后期即有所謂的獨立“詩家”，目前還只能是一種猜想。不過，在周代史官系統(tǒng)中，身份頗為撲朔迷離的“瞽史”、“工史”，其實是最為接近“詩家”的一類史官，而且他們與樂官文化有著不解之緣。
二、瞽史（工史）職能的復合特點及其《詩》、《世》之學
史官與樂官的早期職能有著多方面的聯合，文獻記載每每可見將二者并聯提及。例如《國語·周語上》記有“太史順時脈土”確定農時，也有“瞽帥音官以風土”?！吨芏Y·大史》：“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睂O詒讓《周禮正義》：“王在軍，蓋以觀臺占候儀器自隨……大史所抱者，即觀臺器法之一也。云‘與大師同車’者，與樂官大師為官聯也。大師自執(zhí)同律，與大史抱式不同，但皆主占事，故同乘一車?！?A title="" href="#_edn13" name=_ednref13>[13]對此，以往通常傾向于從史官與樂官存在嚴格分界的前提觀念出發(fā)，解釋兩方面的功能關聯現象。不過，史官與樂官的“分立組合”狀態(tài)，亦即所謂“官聯”，客觀顯示出史官與樂官在職能上存在著交錯、替代、兼容等多樣的可能情形。如《大戴禮記·保傅》所記：“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迭樂序……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碧芬嗫申P涉樂事。那么，是否有可能無需“官聯”這樣的概念設想，而實際存在具有樂官素質的特殊史官，由他們同時承擔史、樂兩方面的聯合事務呢？
金文顯示，周代史官的職能細分、史職及稱謂的豐富多樣，要遠超于《周禮》等文獻所記程度。例如金文中可見有作冊、作冊尹、作冊內史、書史、省史、中史、佃史等各類史官名目，而且存在大史寮這樣健全的專業(yè)史官系統(tǒng)[14]。在周代史官功能愈見廣泛、細化的發(fā)展現實中，出現具備樂官素質的史官是完全有可能的，這是促成史官職事涉及“歌詩”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謂“瞽史”（或稱“工史”），即是這種與歌詩作品包括《詩經》存在緊密關聯，具有職能復合特點的史官，也是更近似于“詩家”的一種史官類型。有關見解，可分述為以下三點：
1、有關瞽史復合功能的記述與表現
禮學典籍及有關疏注傾向強調史、樂兩官的分立，在這種前提印象影響下，有關瞽史的片段記載，很容易令人感到費解。一直存在兩種看法，一是認為瞽史是瞽樂人與史官的合稱[15]，而另有認為瞽史是一種專門從事口述歷史的史官[16]?，F在來看，有關文獻對瞽史的復合職能特點，以及其與詩樂的特殊聯系，有著雖然曲折但還是顯明可見的審慎記述。
《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编嵭ⅲ骸皶?，書之字也，古曰名。”瞽史掌握文字是其史官本職，而又通曉樂人的歌詩“聲音”之道，這足以形成極為優(yōu)越的綜合詩樂能力。但鄭注將“瞽史”解體分釋為“瞽樂師”和“大史、小史”，實則旁生枝節(jié)，殊為牽強，可參《左傳·襄公十四年》：
“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SPAN>
《禮記·樂記》鄭注：“樂人稱工?！庇涊d中“瞽”居“史”、“工”之間，鮮明提示出其不能單純等同史官、樂官的交集位置，這正是《周禮》所記瞽史具有復合職能素質的一種反映。雖然《周禮》記樂人瞽矇有諷誦“詩“、“世”、“帝系”之事，但是，“瞽為詩”的“瞽”不能限定為僅是樂工的瞽矇，所指范圍應包括“瞽史”?！稘h書》載賈誼《陳政事疏》稱：“瞽史誦詩，工誦箴諫?！薄洞蟠鞫Y記·保傅》作：“鼓史誦詩，工誦正諫?！薄肮氖贰奔础邦贰?。其中“鼓史誦詩”亦有作“鼓夜誦事”，盧辯注以為：“夜、史為字誤?！睂O詒讓引孫淵如校，俱同盧注[17]，認為“鼓夜”應為“瞽史”。則《大戴禮記》所記“誦詩”者，亦為“瞽史”?！洞蟠鞫Y記》、《漢書》中瞽史與樂人“工”并稱，也表明瞽史是在樂人之外，與“詩”有特殊關聯的一類史官，可以“為詩”亦可“誦詩”。
2《周禮》中“瞽史”身份實情的隱沒及其與瞽矇的角色重合
但是，瞽史的復合素質及其“為詩”、“誦詩”職能，造成了其在《周禮》記述中的尷尬地位?！吨芏Y》無法在史官或樂官系統(tǒng)中，為瞽史安排位置，因為在《周禮》確立的力圖簡單明晰的職能分工體系中，瞽史的跨界特點難以明確定位。另一方面，瞽史的功能又分別與史、樂兩系中的有關人員職能存在交集，于是，瞽史身份的完整真相被隱沒在對樂官、史官的有關分立記述中。綜合各方的記述，我們可以看清其中錯綜復雜的情形。
所謂“瞽為詩”、“瞽史誦詩”，“瞽史”涉及“詩”的職能與樂人“瞽矇”重合，《周禮》只記述在瞽矇名下?！吨芏Y·瞽矇》：“諷誦詩、世、奠（帝）系”。但是目盲樂人不僅不可能壟斷“詩”，而且要掌握來源多樣的“歌”、“誦”等文辭，也不可能完全不依賴一定的史錄文獻。所謂的“工誦箴諫”、“師工之誦”，目盲瞽矇發(fā)揮其諷誦功能，往往先需借助史官的傳述?！妒酚洝x世家》載史佚言：“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薄洞蟠鞫Y記·保傅》云：“(天子)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毕啾扔跇啡耍饭儆谑戮酉?。而瞽史“為詩”、“誦詩”的能力，更可令之充分分擔或專任有關事務，甚至直接承擔樂人角色而發(fā)揮“樂歌之”、“誦之”等功能。因而，《周禮》記瞽矇“諷誦詩、世、奠（帝）系”，其中隱含著對瞽史職能的記述，這不僅因為二者在名稱上相關聯，有時都可徑稱為“瞽”，也是因為瞽史與瞽矇二者在功能角色上有時是合一的。這連帶造成《周禮》記述瞽矇職能范圍的“越界”現象。
《周禮》樂官唯見瞽矇涉及史官職事，諷誦有“世”、“帝系”，在小史的職能中，又可重見這一事務?！吨芏Y·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薄吨芏Y·瞽矇》鄭玄注引杜子春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系，以戒勸人君也?！编嵄娬J為：“系、世，謂帝系、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薄吨芏Y·小史》賈公彥疏：“天子謂之《帝系》，諸侯謂之《世本》?！眹@“世”、“系”出現的史、樂功能聯合現象，其中也隱含著瞽史的身影。瞽矇諷誦“世”、“帝系”，往往被推想為是早期盲人史官的一種功能，但在史官極為發(fā)達的整個周代，具備史、樂復合素質的瞽史既可諷誦詩、史，亦能書史、錄歌，更可代之而起。
《晉語·魯語上》：“工史書《世》”。其中“工史”即是“瞽史”，許兆昌先生認為：“工史之工，與瞽相近……工史應屬瞽史一類?！?A title="" href="#_edn18" name=_ednref18>[18]韋昭注：“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后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也?！表f注拆分作解可以勿論，“工史書《世》”言之鑿鑿，工史、瞽史應是能夠在瞽矇、小史之外掌《世》（“系”）的一種特立的史職。
總的來看，在《周禮》這里，諷誦“詩”、“世”、“帝系”被歸屬在瞽矇名下，而《左傳·襄公十四年》有“瞽為詩”，《大戴禮記·保傅》記“鼓史誦詩”，《國語·魯語上》稱“工史書《世》”，這些有關瞽史、工史職事不同方面的記載，整合起來恰好與瞽矇相合。這說明的不是瞽史即是瞽矇，而是二者職能角色的某種重合。也有這樣的可能，即《周禮》雖然傳述瞽矇為盲人樂師，但也依據有瞽史承擔瞽矇角色行事的現實，把瞽史的職事特點也通通記入瞽矇樂師名下。
3、瞽史的史官特質及其《詩》、《世》之學的知識類型特點
對于瞽史的復合職能特點，許兆昌先生指出過：“瞽史、工史應當是指西周時期與樂有關的一部分史官的稱呼。這一部分史官利用樂律，或以聽風，或以記事，或以禮神?！?A title="" href="#_edn19" name=_ednref19>[19]在此基礎上，我們現在還可以見出更顯瞽史獨特價值的職能內容。
瞽史在大行人事務領域，通過“諭書名、聽聲音”，在語言文字、詩樂音聲方面通聯各地域，這只是其獨特復合素質的基本運用。在周代的學術、文典領域，瞽史還有其獨特的職守內容，亦即《詩》、《世》之學。
在《周禮》中，“詩”、“世”、“帝系”三事相并立，一同歸屬瞽矇主掌，已顯其相聯系而可以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領域。《左傳》、《國語》、《大戴禮記》記瞽史、工史之事也以主事“詩”“世”最為顯明?！洞蟠鞫Y記·衛(wèi)將軍文子》載子貢言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保ā妒馈房砂ā暗巯怠保f昭注：“世，謂先王之世系也?！保对姟?、《世》之學是孔子施教的起點內容，在知識類型以及文化層級上必有一致特點，可以一同構成周人文化素質的共識基礎。
《詩經》可以興、觀、群、怨，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培養(yǎng)事君父的倫理品格（見《論語·陽貨》），而《世》則起到灌輸歷史基本常識以及史鑒認識的作用，皆為個體社會化所必備之基本素質?！秶Z·楚語上》載申叔時列舉教育王室子弟的典籍門類，依次是《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九種，其中《詩》、《世》相接同居前列：
“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在所述九學的施教特點上，《詩》、《世》同有“昭明德”、“導廣顯德”之功，但是一為“休懼其動”切實于行，一為“耀明其志”暢達于心，《詩》、《世》之學既具共性亦有相輔相成的組合作用。
“詩”、“世（帝系）”組合不無史官之學的特征。清華簡新見的篇章里面，也可見歌詩作品與“世”學資料的共處。與前述清華簡涉及詩歌類資料的《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同出的，還有《世》學類文獻《楚居》篇[20]。在清華簡第一輯9篇中，整理者已注意到《楚居》是較為特殊的一篇，在內容上“與《世本》之《居篇》很相類”[21]。《世本》是先秦《世》學文獻見存于漢世者，《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逼鋾沿?，后世輯本可見《帝系》、《王侯》、《卿大夫》、《紀》、《世家》、《傳》、《氏姓》、《居》、《作》和《謚法》十篇。
不過，《詩》、《世》組合在史官之學中又自具特殊性。清華簡表征了“詩”、“書”、“世”的文獻共存形態(tài)，而《周禮》并稱“詩”、“世”（帝系）為諷誦之事，則該組合既具書史文獻形態(tài)，而又倚重“諷誦”的口頭表現方式。這也反映出瞽史的特殊才能。相比于但掌文字書記的一般史官，瞽史可以將書面文典即時訴諸口頭諷誦，以適用于實際的具體政事。《國語·楚語上》載國君：“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毕啾扔谝话銕煿?、史、矇，瞽史的“臨事之導”要求其能力更綜合、更靈活，尤須兼?zhèn)湮臅洃浥c諷誦應事之才。
孔子論“誦三百”應切合實用，以具“達政”、“專對”之才（見《論語·子路》篇），這正是“瞽史誦詩”以備“臨事之導”的《詩》學實用模式。據此似可推想，《詩經》在春秋時代的廣泛實用，其中應有瞽史《詩》學的影響，或者早期詩教本有瞽史參與?！抖Y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鳖芬浴爸I書名、聽聲音”之才，在早期的詩樂綜合素質教育中，亦可發(fā)揮有效作用。
綜上所述，如果從史官文化來看，瞽史類型史官的存在，顯示在發(fā)揮實用功能方面，周代史官類型有著極大的豐富與拓展。更重要的是，從《詩經》的形成與傳述層面來看，瞽史《詩》、《世》之學有利于《詩經》在史官文化層面，向著更為系統(tǒng)規(guī)范的專門之學、經典化方向發(fā)展起來；而瞽史“誦詩”以“臨事”，對春秋時期稱引詩句以說理議事，極力發(fā)展《詩經》的語用詩義之學，也必將有著直接、頗具深度的影響力。
【結語】
《詩經》作為樂章可以施用于禮典，樂人的詩樂活動涉及《詩經》。因為這些原因，樂官對于《詩經》形成與傳播所發(fā)揮的作用，很容易受到人們的過高估計。而實際樂人的詩樂技術服務取向，以及樂人自身條件與能力的特點，都使之在后期活躍的《詩經》傳習活動中，無法起到穩(wěn)定、主導性的核心作用。清華簡有關歌詩篇目的新發(fā)現，將促使我們稍為轉移研究視線，周代史官文化的《詩經》學研究價值，有可能因此得到更多的關注。盡管先前劉師培[22]、顧頡剛[23]等學者，也曾觸及過這方面的問題，但在擁有更優(yōu)越研究條件的當下，我們還可再作新的研究。故此，筆者不揣谫陋撰成此文，謹就正于方家學者。
本文原載《中國詩歌研究》第十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1]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上古詩樂藝術模型的多維演進與《詩經》形成的‘詩’、‘樂’雙重源流研究”（項目編號11CZW022）、“吉林大學青年學術領袖培養(yǎng)計劃項目—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之關系”（項目編號2012FRLX05）研究成果。
[2]詳見《論上古樂人的類型差異及其文化衰落的技術化發(fā)展根源》，孫世洋，《蘭州學刊》2012年第10期。
[3] 《觀堂集林·漢以后所傳周樂考》，載《王國維遺書》，王國維，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頁。
[4] 《詩經學史》（上冊），洪湛侯，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19—125頁。
[5] 李學勤：“簡中的書籍大多與歷史有關……這次是挖到了一個歷史家。”見《初識清華簡》，李學勤，《光明日報》2008 年 12 月 1 日。
[6]見《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壹）》，李學勤主編，中西書局2010年版。
[7]見《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叁）》，李學勤主編，中西書局2012年版。
[8]李學勤：“作于西周晚期的，是類似《大雅》的《芮良夫毖》?！?/SPAN> 見《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李學勤，《文物》2012年第8期。
[9] 參見《禮俗儀式與先秦詩歌演變》，韓高年，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3-57頁。
[10] 參見《初識清華簡》，李學勤，《光明日報》2008 年 12 月 1 日。
[11] 見《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叁）》，李學勤主編，中西書局2012年版。
[12] 《觀堂集林·漢以后所傳周樂考》，載《王國維遺書》，王國維，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頁。
[13]見《周禮正義》第八冊，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092頁。
[14]見《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張亞初、劉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6——36頁。
[15]《周禮》鄭注、《國語》韋注主此說，孫詒讓、孔廣森、王聘珍等從之。
[16]汪中《左氏春秋釋疑》、《老子考異》，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徐中舒《左傳作者及其成書年代》等皆主此說。
[17]參見 《大戴禮記匯校集解》，方向東，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32—333頁。
[18] 《先秦史官的制度與文化》，許兆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頁。
[19] 《先秦史官的制度與文化》，許兆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頁。
[20] 見《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壹）》，李學勤主編，中西書局2010年版。
[21] 見《<楚居>的性質、作者及寫作年代》，趙平安，《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1 年第 4 期。
[22]參見《古學出于史官論》，載《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劉師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3]參見《左丘失明》，載《史林雜識初編》，顧頡剛，中華書局1963 年版。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5年11月23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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