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之舉 恒在少者
——楚國幼子繼承制答疑
王恩田
山東省博物館
春秋時期及其以前實行的是幼子繼承呢？還是嫡長繼承制？以往是存在爭議的。主張楚國所實行的是幼子繼承制，其主要根據(jù)是如下兩條史料：
1．《左傳·文公元年》：“楚國之舉，恒在少者。”
2．《左傳·昭公十三年》：“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span>
第一條史料是春秋中期，楚成王欲立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表示反對，列舉了三條理由，這是其中第二條。另外的兩條一是說楚成王還年輕，而且所寵幸的女人很多，如廢棄所立的太子，恐怕就要出亂子。另一條理由是說商臣這個人從外表看就是一個殘忍的人。成王不聽勸告，終于立商臣為太子。后來當欲廢太子商臣而立商臣庶弟王子職為太子時，商臣作亂，逼成王自殺，商臣代立，即楚穆王。
《史記·楚世家》的記載與《左傳》基本相同，只是把“恒在少者”改為“常在少者”，是避漢文帝劉恒之諱。關(guān)于“楚國之舉”的舉字，《史記》集解引賈逵注和《左傳》杜預注均解為“舉，立也”。就是說子上認為立少子是楚國的常法。所謂“恒”，自然應(yīng)指大多數(shù)，或絕大多數(shù)的情況而言，不會是個別的或特殊的情況。子上的上述說法是楚國最高官吏總結(jié)楚國繼承史而得出的結(jié)論。是當時的楚國人言楚國事，談話的對象又是楚王，不會有什么虛假不實之處，應(yīng)該是最可信據(jù)的。
第二條史料是春秋晚期楚國發(fā)生內(nèi)亂，楚靈王逃亡自殺，叛亂者召逃亡于晉國的靈王弟弟子比歸國，韓宣子問叔向，子比回楚國能否即位為王。叔向?qū)Τ蝿葑髁朔治觯J為子比為王有“五難”，而楚靈王最小的弟弟楚共王最小的兒子棄疾最有希望，上引史料就是叔向所例舉的棄疾的有利條件之一。
叔向所處時代晚于子上，而且是晉國人。如果說子上談話的對象楚成王本人就是以幼子的身份即位為君，子上的言論有“巴結(jié)”成王之嫌，那么叔向的發(fā)言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但叔向的結(jié)論卻與子上相同，“巴結(jié)”之說是難以成立的。這說明楚國所實行的幼子繼承制度，不僅是在楚國，在晉國和其他國家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所不同的是子上所說的“楚國之舉，恒在少者”是講的正常條件下的繼承秩序，叔向講的“羋姓有亂”是非正常條件下的繼承制度，這一早一晚、一楚一晉的不同時期、不同國別的政治家們對楚國繼承制度具有相同的看法，應(yīng)該是最具有代表性和權(quán)威性的史料。
主張楚國實行嫡長制，而不是幼子繼承制的學者對于上述兩條史料則有另外的解釋，例舉種種證據(jù)予以否定。[1]
第一，幼子繼承制的否定者根據(jù)叔向“羋姓有亂”這句話得出結(jié)論說，楚國的幼子繼承制都是“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弒殺、爭奪的結(jié)果，以此否定子上“楚國之舉，恒在少者”的正常繼承。這是需要討論的。
首先在年代上，子上是春秋中期人。子上的說法是對春秋中期以前楚國繼承制度經(jīng)驗總結(jié)。而叔向是春秋晚期的人。叔向所說“羋姓有亂”是春秋晚期楚國繼承制度所出現(xiàn)的新的特點。不應(yīng)把春秋晚期楚國出現(xiàn)的“羋姓有亂”的非正常繼承，去置換春秋中期以前的“楚國之舉，恒在少者”的正常繼承。
其次，春秋晚期楚國繼承制度不僅有“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式的“爭”，而且還有“溫良恭儉讓”式的“讓”。例如春秋晚期的楚昭王有子不傳而讓位于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位于次弟公子結(jié)，亦不可。乃再讓位于次弟閭，五讓乃后許為王。其實“五讓乃后許為王”也并非公子閭的本意。在昭王去世后，子閭坦露了自己的心聲：“‘王病甚，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楚世家》）。令人不解的是主張西周春秋時期楚國幼子繼承制的否定論者為什么對這種不是“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式的爭位，而是“溫良恭儉讓”式讓位的典型事例竟然會視而不見呢？之所以說是“典型事例”是因為不是個別人讓位。先是昭王有子不傳而讓位于其弟，而后是弟兄三人接連不斷地“讓”。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五讓乃后許為王”。而且次弟公子閭即使答應(yīng)了其兄楚昭王讓位為王，也仍然是敷衍。真實的目的仍是讓位于昭王之子章為王。這樣的典型事例無疑是嫡長制說的致命傷，故而不得不曲意回避。在我們看來，這一典型事例正是嫡長制尚未確立的鐵證。
否定論者與我們的看法相反，認為“五讓而后許為王”的這一事例“可以看出嫡長制強大的約束力”。[2]其實“讓位”事件并非楚國獨有的孤證。凡是嫡長制尚未確立的國家都會存在讓位現(xiàn)象。例如西周王朝建國以前實行兄終弟及，發(fā)生過太伯讓位其弟季歷。又如春秋早期宋宣公說“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有子不傳而傳位于其弟穆公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穆公和也是有子不傳而讓位于其兄宣公之子。再如吳國實行過“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的兄終弟及制。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壽夢欲傳位于幼子季札，而季札不愿即位為王。壽夢死后，諸樊、余祭、余昧兄弟三人相繼嗣位，都曾想讓位于季札，季札都予以拒絕?！巴跤嗝磷?，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不得已乃立余昧子僚為王。吳國這時如果嫡長制已經(jīng)有了“強大的約束力”，壽夢為什么還要違背嫡長制，不傳位給嫡長子，而一定要傳位于幼子季札呢？作為長子的諸樊為什么偏偏不傳位給自己的嫡長子？要讓位于最年幼的弟弟季札呢。由于季札拒絕即位為王，諸樊等兄弟三人才不得已而相繼嗣位。兄弟三人相繼嗣位而都不傳位“嫡長子”是遵守先王壽夢“兄卒弟代立”的遺命。證明春秋時代的吳國并不存在“嫡長制強大的約束力”。季札之所以一讓再讓不是為了遵守“嫡長制強大的約束力”，而是為了效法曹國子臧讓位的榜樣。季札說：“曹宣公之卒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有國非吾節(jié)也。札雖不才，愿附于臧之義?！眳侨斯塘⒓驹?，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史記·吳世家》）。季札欲效法曹國子臧和上舉周人先王，吳國、宋國等讓位事例，證明讓位是西周春秋時期的時代風尚。如果嫡長制有“強大的約束力”，為什么還會有如上所述那么多人敢于公然抗拒違背嫡長制不把職位傳給自己的嫡長子，而偏偏要讓位給自己的弟弟呢？惟一正確的答案只能是西周和春秋時代尚不知嫡長制為何物，如此而已。
第二，嫡長制說認為在楚國從西周至戰(zhàn)國八百年的世系中，絕大多數(shù)為嫡長子繼承。認為《史記·楚世家》所載楚國世系，“從鬻熊（相當于周文王時）到楚昭王（春秋末），共歷二十二世三十三王。其中二十二王是長子，只有七王是幼子”。從鬻熊子熊麗到楚王負芻，“先后在位有四十三君。……絕大多數(shù)為嫡長子繼承，余子在嫡長子后即位者只有十例，（其中少子僅五例），庶子即位者一例”。因此得出結(jié)論說“楚國之舉，恒在少者”“必季實立”的說法“與《史記·楚世家》所記楚君即位世次大相乖謬”。如果說叔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而又有相當大的片面性的話”，那么子上的說法“就完全是一種違背客觀事實的謬論”，實際是“楚國之舉，恒在嫡長”。
上述說法與事實不符。根據(jù)《楚世家》編制的楚世系表除去與周文王同時的鬻熊，從熊麗至季徇，相當于西周時期，在位15君，稱“生”者7人，稱“弟”者2人（熊楊、熊嚴），稱少弟者1人（季徇）。稱“子”者6人（中子1人，長子1人，不言長幼者2人）；自熊儀（若敖）至昭王，相當于春秋時期，在位者16人。稱“子”者12人，稱“弟”者2人（武王、成王），稱“季父”者1人；自惠王至負芻，相當于戰(zhàn)國時期，在位者13人，稱“子”者10人，其中明確屬“太子”者2人，稱“弟”者2人，稱“兄”者1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時期的稱謂有7例稱“生”而不稱“子”。這里所說的“生”，當然不會是生育的“生”，而只能是甥舅之甥。果如此，則西周楚國依然處在“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制時代。其君位繼承仍然處在與印第安人相同的傳弟傳甥制階段。連父子關(guān)系都搞不清楚，哪里會有“嫡長繼承制”？即使把“生”字解為子，也沒有證據(jù)證明就是“長子”，更沒有理由說成是“嫡長子”。自熊儀至昭王的春秋時代世系中，在位者16人，不再稱“生”，而稱“子”者12人，說明這時已經(jīng)進入了可以確認生子的父系氏族制時代。稱“子”時同樣也沒有注明長子還是幼子，更沒有說是“嫡長子”。由此可見，所謂從熊麗到楚王負芻“先后在位有四十三君。……絕大多數(shù)為嫡長子繼承”的說法，是毫無根據(jù)的。子上的言論恰恰為此作了注解。所謂“恒在少者”，說明這些不言長幼的“子”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數(shù)都應(yīng)是“少者”的幼子。
第三，不同意《史記》集解引賈逵注“舉，立也”的解釋，而引用（日）黽井昱的解釋“舉，廢舉之舉”，認為舉就是廢的意思。“所謂廢，就是殺掉或趕跑合法的繼承人而自立為君”，進而得出結(jié)論說“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不是楚國的常法。
這是誤解。實際上黽井昱的解釋與賈逵的解釋是一致的。漢語中的許多字有多個義項，為了強調(diào)其中的某個義項，往往使用反義詞組進行注釋?！芭e”字有立、用、拔、飛、對舉、企望、飲酒等五十余個義項，這里只是強調(diào)其中作為“立”的含義，于是賈逵說“舉，立也?！秉w井昱注釋曰“舉，廢舉之舉”。廢與舉就是反義詞組。使用反義詞組加以解釋的例證很多。例如，“男，男女之男”，以區(qū)別于五等爵之男?！瓣帲庩栔帯?，以區(qū)別于陰晴之陰等等。不會有人把男解為女，陰解為陽，當然也不應(yīng)該把舉解為廢。道理淺顯，毋需多辯。
第四，嫡長制說認為西周時代出現(xiàn)的兩次兄終弟及，即“熊勝以弟熊楊為后”，熊勇卒“弟熊嚴為后”，都是由于“無子”“故由其弟代立”。
其說可商。《楚世家》中明確指出“無子”然后傳弟者只有一次，即戰(zhàn)國時期的肅王戕“無子”，傳弟熊良夫，即宣王。其實，實行兄終弟及制與有子“無子”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lián)系。在很多情況下往往是有子不傳而傳弟的。除了上舉宋、吳等國的例證外，又如春秋秦國武公“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立其弟德公”?！靶洹Ｉ泳湃?，莫立。立其弟成公”?！俺晒⑺哪曜洌悠呷?，莫立，立其弟繆公”（《史記·秦本紀》）。因此把楚國西周時期熊勝以弟熊楊為后和熊勇卒立弟熊嚴為后這兩次在正常情況下出現(xiàn)的兄終弟及，推測是由于其兄“無子”的原因造成的，顯然是毫無根據(jù)的臆說。
第五，嫡長制說認為楚國另外的兩次兄終弟及證明楚國是實行嫡長制的。一次是熊渠少子執(zhí)疵爭位事件，據(jù)《楚世家》記載“熊渠有子三人，長子毋康、中子摯紅、少子執(zhí)疵。“后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嫡長制說認為首先：從“后為熊毋康”語云，顯見熊渠諸子中，長子熊毋康被明確立為嗣君，只因其卒于熊渠之前，故熊渠卒后，熊摯紅繼立，這也合于先秦時代濟嫡長之窮的補充規(guī)定：“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其次，執(zhí)疵先殺熊摯紅之子而后代立，這就證明，按楚國的法定繼承程序應(yīng)由故君嫡長子繼承君位，而不是故君之弟。亦即君位傳子（嫡長子）而不傳弟，如若不然，執(zhí)疵就會直接繼承，根本用不著“弒而代立”了。筆者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與否定論者不同：第一，《左傳》所闡述的“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并非嫡長制法則，而是兄終弟及制的法則。嫡長制要求“嫡子有孫而死，質(zhì)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公羊·隱公元年》），“質(zhì)家”指殷人，“文家”指周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嫡子有孫而死時，按照殷人的兄終弟及制應(yīng)立嫡子之弟。而按照周人的嫡長制則不應(yīng)立嫡子之弟，而應(yīng)立嫡子之子即嫡孫。故明太祖太子死而立其孫建文帝而不立朱棣（成祖）等太祖的其他的兒子，這才是真正的嫡長制。長子熊毋康早死，不立熊毋康之子而立其弟摯紅，恰好說明楚國此時嫡長制尚未確立。第二，“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這句話是有毛病的。既然說“摯紅卒”，顯然就不是為弟所弒。因此，梁玉繩認為：“云弒者，蓋弒其子?！逼鋵崳瑩?jù)《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夔子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薄秶Z·鄭語》韋昭注：“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于夔?！薄白愿Z”也好，“自棄”也罷，都是說摯紅系逃亡于夔。也就是說熊摯的即位，既不是殺兄，亦不是弒兄之子，而是中子摯紅逃亡后，順理成章地繼承。第三，退一步講，即使承認摯疵是弒兄摯紅或弒摯紅之子而上臺的，也不能證明“楚國的法定繼承程序應(yīng)由故君嫡長子繼承君位”。因為歷史上“法定繼承程序”下的法定繼承人出于種種原因搶班奪權(quán)的現(xiàn)象是存在的。舉例來說，魯惠公傳位于其子隱公以后，按照魯國一繼一及的“法定繼承程序”，隱公應(yīng)傳位于其弟桓公。而隱公確實有這樣的打算。但是由于隱公手下的一個野心家羽父想替隱公除掉桓公，妄想以此換取太宰的職位?！坝鸶刚垰⒒腹瑢⒁郧筇住?。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鸶笐?，反譖公與桓公，而請弒之。”隱公回答說如果不是桓公年齡還小，我早就想把職位傳給他了。羽父沒達目的，轉(zhuǎn)而又到桓公那里說隱公的壞話。結(jié)果，桓公與羽父果真殺了隱公而桓公立（《左傳·隱公十一年》）。我們當然不能據(jù)此認為魯國所實行的不是一繼一及制而是嫡長制?？傊?，少子熊執(zhí)疵的即位為君，也只能證明楚國這時實行的是幼子繼承而不是嫡長子繼承。
另一次幼子繼承，據(jù)《楚世家》：“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否定論者認為“從熊霜在位僅六年而卒可以推知，熊霜之后，這場群弟爭立的混戰(zhàn)，是因熊霜無子，君統(tǒng)的正常繼承中斷而引起的。從中明顯可以看出，季徇即位并非法定，也不是因其為諸弟之少，而是因其在這一場大動干戈的角逐中獲得了最后的勝利”。
其實熊霜在位時間的長短，與“三弟爭位”之間并無必然聯(lián)系。據(jù)熊霜“在位六年，卒”，也無法“推知”熊霜一定是“無子”。也無法看出“季徇即位并非法定”。季徇之所以能夠在爭位斗爭中獲勝上臺，只能表明楚國幼子繼承制傳統(tǒng)的根深蒂固。誠如呂思勉先生所說：“‘羋姓有亂，必季實立’，蓋亦是定制如此，作亂者多依法擁立少者也?！?a title="" name="_ednref3" href="#_edn3">[3]
第六，嫡長制說認為“太子”就是嫡長子。“在國君諸嫡長子中長子法定為太子，并在實際上享有這一儲君稱號，是嫡長繼承制確定的一個首要標志。楚國有太子之名，始見于《左傳·文公元年》的追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笞印础印?。但楚太子之名稱和名分的實際出現(xiàn)和確定則應(yīng)遠遠早于此?！蹲髠鳌穼ⅰ印涀鳌笞印f明太子最初是對排行最長者的稱呼，太子就是長子?！妒酚洝こ兰摇份d：‘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妒酚洝でZ生列傳》記為‘長子頃襄王立’。一稱‘太子’，一作‘長子’，這充分證明，西周以來楚君嫡子中稱‘長子’，稱‘伯’者，實則是標志其為‘太子’”。
此說也值得討論。古代大、太一字。太子意即法定繼承人。一般說來，在嫡長繼承制確立后的情況下，太子往往是長子。但在西周、春秋時代，太子不一定是“長子”，也可以是次子、幼子。既可以是嫡子，也可以是庶子，甚至可以是國君之弟。例如秦莊公長子曰世父，世父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秦本紀》），證明弟弟也可以成為法定繼承人的“太子”。又如，周武王發(fā)有兄名伯邑考（《禮記·檀弓上》），武王是次子、幼子當無疑問。而《周本紀》說：“西伯崩，太子發(fā)立?！狈Q武王為“太子發(fā)”。證明“太子”武王發(fā)顯然并非“長子”。不僅被立為“太子”的武王發(fā)不是長子，周文王以及《史記·周本紀》中的“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和“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也未必都是長子。下面這條史料充分證明這一點?！蹲髠鳌ざü哪辍氛倭昝藭谂哦γ舜涡驎r，原定蔡國排在衛(wèi)國之前，理由是蔡國始封君蔡叔年長于衛(wèi)國始封君康叔。衛(wèi)國使者子魚對此表示反對，認為這不符合周人“尚德不尚年”的固有傳統(tǒng)。他在例舉了魯、衛(wèi)、晉三國受封時所受到的隆崇待遇之后，說過一段很重要的話：“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笔逭?，弟也。伯者，兄也?！拔?、武、成、康之伯尤多”意思是說文、武、成、康四王都有很多兄長。子魚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周公、康叔、唐叔等三人都是弟弟，由于有“令德”，所以才受到隆重的封賞、不然的話，文武成康四王都有很多的兄長，為什么這些兄長沒有受到隆重的封賞呢？這是由于封賞并不看重是否年長的緣故，“文武成康之伯猶多”這句話清楚不過地說明，文、武、成、康四王都不是長子，而是次子、幼子。
孔子說：“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保ā墩撜Z·為政》）西周制度是對殷商制度的繼承與發(fā)展。不僅西周早期文武成康四王是幼子繼承，殷商也是實行幼子繼承的。例如武丁卜辭有祭多兄、兄甲、兄丁、兄庚、兄戊，證明武丁至少有四位兄長，武丁不可能是長子。又如祖庚、祖甲卜辭有祭四兄、三兄和兄辛、兄壬等等。廩辛卜辭有祭三兄，康丁卜辭有祭四兄，此外還有兄丙、兄己、兄庚。武乙卜辭有祭兄甲、兄己，文丁卜辭有祭兄丁、兄戊、兄庚等等。證明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4]等等都不是長子。由此可見，幼子繼承不僅是“楚之常也”，也是殷商之常也，西周之常也。
春秋時期，并非嫡長子而被立為“太子”的例證很多，例如：
1.見于《國語·周語》和《史記·魯世家》的周宣王不立魯武公的長子括為太子，而立括之弟戲為太子。
2.《左傳·僖公十七年》：“齊桓公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nèi)，多內(nèi)寵，內(nèi)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wèi)姬生武孟，少衛(wèi)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大子?！边@位被齊桓公立為太子的孝公，其母是“內(nèi)嬖如夫人”，即妾所生，自然不是嫡子，而是庶子。排在他前面的還有武孟與惠公，故而孝公不僅不是嫡長子，連庶長子都不是，但卻被立為太子。
3.《左傳·襄公十九年》：齊靈公本來已經(jīng)立了嫡夫人顏懿姬的侄女聲姬的兒子光為“大子”，后來又答應(yīng)其愛妾戎子的請求而改立其妾仲子的兒子牙“以為大子”。齊靈公既可以立嫡妻的侄女之子光為“大子”，又可以廢“大子”光而改立妾仲子的庶子牙為“大子”，證明春秋時代不存在“國君諸嫡子中長子法定為太子”的規(guī)定。
第七，嫡長制說認為宗子即太子,“楚君嫡長子不僅有太子之名，而且有‘宗子’之名。《詩·大雅·板》曰：‘大宗維翰’，‘宗子維城’。<毛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鄭箋>曰：‘宗子謂王之嫡子’，鄭箋又曰‘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出土彝器晉公
，上記有‘
今小子，整辥爾容，宗婦楚邦’。所謂‘宗婦’即宗子之妻。此銘記的是晉侯嫁女于楚，正是楚太子有宗子明證”。
筆者認為：太子即法定繼承人，楚君的太子不論是否“嫡長子”，都有可能是王族大宗的“宗子”。因此，說“太子而且有‘宗子’之名”并不錯。但王族的大宗之外還有許多的小宗。每個小宗也都有自己的“宗子”。除王族之外，還有其他的宗族，也都有自己的“宗子”。因此，不能在太子與宗子之間劃等號。鄭玄把《詩·大雅·板》中的“宗子”解為“王之嫡子”，是據(jù)戰(zhàn)國時代嫡長制確立以后的事實立論，并不符合西周春秋時期的歷史實際?！蹲髠鳌べ夜迥辍窌x獻公派士蒍為重耳、夷吾二公子在蒲和屈兩地筑城，不慎在城墻內(nèi)混進了柴草，夷吾在獻公那里告發(fā)了士蒍，士蒍在承認錯誤時曾引用了《詩·大雅·板》中的詩句：“懷德維甯，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睏畈ⅲ骸按酥钢囟⒁奈?，非指太子申生?！笨梢娛可J引《詩》中的宗子并不是晉獻公的嫡長子，晉獻公的嫡長子是太子申生，而不是重耳、夷吾。因此，說“宗子即太子”是錯誤的。晉公
“宗婦楚邦”中的“宗婦”即宗子之婦。如上所述，既然楚國并不是只有一個“宗子”，那么“宗婦”也未必一定就是太子之婦。當然也不能用來證明太子是楚國惟一的“宗子”。
第八，在嫡長制諸說中還有另外一種理解。認為子上規(guī)勸楚成王時說“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云云，“完全是托辭”。因為“楚成王生于魯莊公十四年以前，至子上任令尹的魯僖公二十九年時，已經(jīng)五十多歲了，不能再算‘君之齒未也’。成王真正‘齒未’時，子上還實在沒有資格接受廷問，因此，這只能是托辭”。[5]
這是沒能讀懂古籍的常識性錯誤。這里所說的“楚成王生于魯莊公十四年以前”，是根據(jù)《左傳·莊公十四年》的如下記載：“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背蛹闯赏踔赋墓?。息媯即成王母，堵敖即成王兄。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楚文公滅了息國，把息夫人掠奪回來，生了堵敖和成王。根據(jù)這條材料，只能認為堵敖、成王都生于魯莊公十四年（前680年）楚文王“滅息，以息媯歸”以后，怎么可以認為“楚成王生于魯莊公十四年以前”呢？如果息夫人在被楚文王掠奪以前就生了成王，那么堵敖和成王豈不成了息國國君的兒子嗎？果真如此，《左傳》這條記載應(yīng)改為“遂滅息，以息媯及其子堵敖、成王歸”，豈不是笑話。因此，根據(jù)“楚成王生于魯莊公十四年以前”的謬說，所推導出來的楚成王“至子上任令尹的魯僖公二十九年時，已經(jīng)五十多歲，不能算‘君之齒未也’”，也只能是謬說。因而也只能是為否定“楚國之舉，恒在少者”的“托辭”。
綜上所述，“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信而有徵。春秋時期的楚國曾經(jīng)實行過幼子繼承制，鐵案難移，不容否定。
西周、春秋時期，不僅楚國沒有實行嫡長繼承制，包括周王朝在內(nèi)的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實行嫡長制。道理很簡單，嫡長制要求把職位和財產(chǎn)傳給血統(tǒng)絕對可靠的兒子，而《詩經(jīng)》中愛情詩的充斥，說明西周春秋時期婦女婚前享有廣泛的性自由，因而無法保證嫡長子血統(tǒng)的純正。這就是西周春秋時期的楚國不可能實行嫡長制，而只能實行幼子繼承制的奧秘所在。證明唯物史觀關(guān)于婚姻制度對于社會發(fā)展具有制約作用的觀點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原刊于《中國史研究》2014年1期。
[1] 楊升南：《是幼子繼承制，還是長子繼承制？》《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1期；何浩、張君：《試論楚國的君位繼承制》《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
[2] 錢杭：《周代宗法史研究》150頁，學林出版社，1991年。
[3]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452頁注①，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4]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十三章第二節(jié)，科學出版社，1956年；[日]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五期父兄子稱謂關(guān)系表》，濮茅左、顧偉良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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