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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金縢》與武王克殷在位年數(shù)研究

呂廟軍

邯鄲學院文史學院

清華簡《金縢》（原題《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是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公布較早的一篇出土文獻。簡文中武王在位年數(shù)、周公居東時間及成王繼位年齡等內(nèi)容與傳世本《金縢》記載存在明顯的差異，引起學術(shù)界熱烈關(guān)注。從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雖然學者們對簡本《金縢》的年代早晚、版本源流、文獻價值及可信性等問題進行了一定研究，學術(shù)界大多數(shù)人還是相當肯定其重要的史料價值的。然而，個別學者從簡文內(nèi)容、用詞用字等方面加以考察，認為簡本《金縢》“是據(jù)《金縢》改寫而成”[1]乃至“偽簡”的說法則有失偏頗。目前尚很有必要結(jié)合簡本與傳世本《金縢》的比較，對其中涉及的有關(guān)武王、周公、成王等重要史事記載開展進一步的研究。下面本文僅就清華簡《金縢》關(guān)于周初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問題及相關(guān)內(nèi)容專門加以探討，以期方家指正。

一、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綜說

武王在位年數(shù)，對于推定正確合理的西周王年至為關(guān)鍵，是西周史研究一大疑難問題。歷史上一直聚訟紛紜，迄今未有定說。學界以往對武王在位時間研究大致有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七年等異說。為明確武王在位年數(shù)研究范圍，我們以克殷（殺紂）之牧野之戰(zhàn)事件為分界點，包括克殷之前文王去世后武王即位年數(shù)和克殷后武王在位年數(shù)①。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實際上就是指武王從克殷到他去世的時段。下面我們主要研究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

歷史上對武王在位年數(shù)之所以長期聚訟不決，筆者認為主要在于對武王有無紀年以及諸文獻記載武王克商之后在位年數(shù)等問題的認識分歧。其中，武王克商后在位年數(shù)的確定，隨著近年清華簡《金縢》的發(fā)現(xiàn)，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視角。簡本與傳世本《金縢》關(guān)于武王克商之年的記載在年數(shù)上存在不同。簡本說是“三年”，傳世本說是“二年”，二者記載明顯不合。我們首先可先排除簡本記載錯誤的可能性，因為后面簡文尚有關(guān)于“周公石（宅）東三年”的記載也與傳世本不同，故簡本如是記載，當另有它因。

關(guān)于武王克殷之年的記載，先秦兩漢文獻不乏記載。在清華簡《金縢》未發(fā)現(xiàn)前，最早記載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的當屬傳世本《金縢》。隨著清華簡《金縢》面世，歷史上懷疑傳世本《尚書·金縢》系偽作及其成書較晚的疑云也隨之煙消云散。司馬遷在《史記》撰作中較多地采納了《尚書·金縢》的說法。學術(shù)界一般認可司馬遷編寫《周本紀》、《魯世家》參考、移錄了《尚書·金縢》，并將先秦語言轉(zhuǎn)化成漢代通行的說法。

但于同一史事記載，《魯世家》說“武王克殷二年”[4]1516-1518，與《周本紀》“武王克殷后二年”句意似乎有別。《封禪書》亦說“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SPAN>[4]1364《封禪書》與《魯世家》在“武王克殷二年”說法上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4]132皇甫謐的武王在位六年說，與《周本紀》、《魯世家》、《封禪書》均不同。

《金縢》說武王克殷后兩年（包括克殷當年）而崩，即武王克殷后在位兩年?！吨鼙炯o》說武王在克殷之后二年（不包括克殷當年）而崩，即武王在位三年。這是司馬遷對《金縢》的理解。對“既克商二年”的理解，王肅稱“克殷明年”、偽孔傳稱“伐紂”明年[5]196，他們都認為這個“二年”是包括克商之年在內(nèi)的第二年?？梢?，古來對“武王克商二年”的理解就一直存在著分歧，以致近人乃至當代學者理解亦頗不一致。故而，這個問題很有必要結(jié)合有關(guān)文獻記載詳細梳理并加以辨析。

二、《史記》武王克殷后二、三年說辨

在《史記》中，《魯世家》、《封禪書》與《周本紀》關(guān)于武王克商之年記載不同。前兩者均為“武王克殷二年”，后者卻是“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雖然《周本紀》的說法來源《金縢》經(jīng)文，司馬遷對“既克商”的解讀，其說未必是，而屬于較早的一種說法。唐蘭先生說“《金縢》的‘既克商二年’有兩種解釋，鄭玄注說是克殷后二年，王肅注則說是‘克殷明年也。’從當時人記時的習慣來說，不說后二年而只說二年應該包括本年在內(nèi)，王肅說是對的。是與《作雒》所說‘乃歲’符合的?！?SPAN>[6]4《金縢》、《史記》兩者，從史料價值上來說，《金縢》成書早于《史記》而為多數(shù)人信從。唐蘭先生對“既克商二年”問題的認識即是如此。《史記》“既克商二年”相關(guān)記載凡三見，即《周本紀》，《魯世家》、《封禪書》各一處。此三處記載可以歸納成基于對“既克商”理解的兩種說法。

第一種是據(jù)《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后二年”的說法，認為司馬遷主張武王克殷后在位三年?；诖?，很多學者信從太史公，主張武王克殷后在位三年說。同時，他們又都認為司馬遷《史記》中對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問題上的看法應該是一致的，從而強使《魯世家》、《封禪書》的說法與《周本紀》相同。其次，在句讀方面的理解不同，致使不少人認為《周本紀》與其他篇目記載內(nèi)容不符。司馬遷解讀“既克商二年”為“已克殷后二年”，亦即“克殷后，二年”，而多數(shù)人對“已克殷后二年”理解成“已克殷，后二年”。這樣，后人對“武王已克殷，后二年”的理解就產(chǎn)生了偏差。因此，曹定云先生說：“武王克殷后只在位二年……將‘武王克殷后二年’一辭，理解為武王克殷后在位三年。這是不對的?！艘蠛蠖辍菑目艘笾晁闫鸬?，是包括克殷之年在內(nèi)的?！?SPAN>[7]20

第二種是《魯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的說法?！妒酚洝し舛U書》亦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SPAN>[4]1364兩者尤其在“武王克殷二年”記載上完全相同。因此，這兩處對武王克殷年數(shù)記載不一定非得遵照《周本紀》的說法。《周本紀》對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的說法有可能是句讀理解錯誤，從而產(chǎn)生了武王克殷后在位三年的說法。

如黃懷信教授認為，《史記》中之三說（按實際上是兩說），無疑應該是相同的?！斗舛U書》與《魯周公世家》之“克殷二年”，實際上就是“克殷后二年”，是它的簡省說法。因為“克殷”既非年號，也非王號，而只是作為一個事實概念。所以，“二年”決不能是元年、二年之二年。所謂后二年，自然不能包括該事之當年，而應是該事當年以后之二年。因為如果包括該事當年之二年，以古人習慣應該叫“明年”，這是眾所周知的。所以，所謂克殷后二年，就是連同克殷之年在內(nèi)的第三年[8]79。杜勇教授也認為，《史記·封禪書》說：“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贝搜浴疤煜挛磳帯币嗉础吨鼙炯o》所說“天下未集”，故“克殷二年”不過是“已克殷，后二年”的縮略語而已，并非史公刻意傳疑[9]62。因此，不少學者對《史記》中關(guān)于“克殷”的三處記載或者兩種說法加以統(tǒng)一，給予了一致性理解。實際上，正如我們上面指出很可能是后人將司馬遷的“武王已克殷后二年”理解成了“武王已克殷，后二年”，正確的理解應該是“武王已克殷后，二年”。因此，照這樣理解，《魯世家》、《封禪書》與《周本紀》三者的記載才能夠統(tǒng)一起來。否則，就會認為前者“克殷”是對“已克殷后”的省略，這顯然是一種前后矛盾的說法。既說《魯世家》、《封禪書》“克殷二年”省略“后”字，又說《周本紀》司馬遷有意加一“后”字，強調(diào)“后二年”，難免令人費解。因此，我們認為引起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二、三年說法的主要原因在于司馬遷對《金縢》“既克商二年”理解表述不一。當然，也不排除司馬遷對武王克殷在位之年也不甚清楚之可能性的存在。

三、簡本與傳世本《金縢》中武王克殷后在位三、四年說辨

綜合比較《史記》三處文獻來看，《魯世家》、《封禪書》均作“武王克殷二年”，尤其《封禪書》明說“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顯然是認為武王克殷后在位二年，武王去世亦當此時。這個“克殷二年”應該是指武王從克殷至其崩年的時段，即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此外，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還有三年、四年[10]64等說法。因?qū)ξ渫蹩艘蠖陚魇牢墨I一致記載武王此時有恙，至于武王是否在此年去世，文獻記載不明，以致后來的注疏家有不同的理解。

傳世文獻記載武王病重，通過周公占卜求神，武王病情好轉(zhuǎn)后又活了多長時間，難知其詳?！吨鼙炯o》載武王“后而崩”，究竟 “后”到何時，不見明確記載；《魯世家》記載“武王有疾，弗豫”，經(jīng)過周公求神禱告，身體見好，也只是說“其后武王既崩”?？梢?，武王崩年即使連司馬遷本人也未確知。故他在《周本紀》、《魯世家》中對武王崩年的記載也就含糊其辭，才往往用“后崩”、“其后既崩”等不定時間副詞，從而這個謎團像雪球般在后來越滾越大。司馬遷在《封禪書》中所言“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明確記載了武王克殷后在位二年即辭世。武王克殷后在位二年說對后人影響甚巨，尤其是近代的王國維先生在《周開國年表》中說：“《史記》所記武王伐紂及崩年，根據(jù)最古。《金縢》于武王之疾書年，于其喪也不書年，明武王之崩即在是年?！妒酚洝吩莆渫跤旭蠖?，可謂隱括經(jīng)文而得其要旨矣。”[11]后來的唐蘭、張汝周、劉啟益、夏含夷、曹定云等都同意武王有瘳后崩即在克殷后二年。

如果單純依靠《史記》等少數(shù)文獻的記載，是很難弄清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問題的。今日幸得依賴簡本與傳世本《金縢》參證，有可能全面地認識這一問題。傳世本與簡本《金縢》分別記載如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王翌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

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就后武王陟，成王猶幼在位，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

簡本與傳世本《金縢》在此處的記載明顯有兩點不同：一是在武王有疾不豫時間上，簡本作三年，傳世本是二年；二是簡本沒有“王翌日乃瘳”，而只說“就后武王陟”，與傳世本“武王既喪”相近。從第一點來看，簡本對武王既克殷時間記載的不同，確實顛覆了傳統(tǒng)的看法，“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說的基礎(chǔ)于是動搖?！f《金縢》‘于其喪也不書年’，是由于傳世本在周公祈禱后‘王翌日乃瘳’之下云：“武王既喪。”簡本不是這樣，沒有‘王翌日乃瘳’一句，而說：‘就后，武王力（陟）’，“就后”即是終后，意味時間較長。這雖然沒有標明其間距離，總不會是同年緊接的時候。因此，歷代學者提出的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說，都與《金縢》沒有矛盾。”[12]。李學勤學先生在此提出“就后”即是“終后”，實際上“終后”等同“最后”。這樣看來，武王究竟崩在何年，確實有很大的理解彈性。但我以為此處“就后”理解為“之后”、“其后”、“不久后”似乎更為妥當。清華簡《金縢》說明周公祈禱沒有起到挽救、延長武王壽命的作用，最后還是因頑疾離世。王國維先生以“于其喪也不書年”，從而斷定武王即在克殷二年而崩，似乎有失。因為“于其喪也不書年”，也同樣可以視作《金縢》或《史記》作者對武王卒年并非清楚的證據(jù)。杜勇教授對《周本紀》如此理解：“一是訓“‘既’為‘已’，肯定‘已克商’不等于‘克商’；二是略嫌‘既克商二年’語義不明，特增一‘后’字，稱‘已克商，后二年’，意即這個‘后二年’當從克商次年算起；三是武王卒年就在‘后二年’，故于‘武王有瘳’句后緊接著即言‘后而崩’。今觀清華簡《金縢》無‘王翌日乃瘳’句，而于‘周公乃納其所為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匱’一事之后，下接‘就后武王力（陟）’，說明武王崩逝就在簡文所言‘不豫，有遲’之年。從今本《金縢》所反映的武王病情看，所謂‘有疾’已非小恙，否則不至于周公身自為質(zhì)，以代武王死。即以‘王翌日乃瘳’論，病情看似好轉(zhuǎn)，實則不過回光返照而已。所以司馬遷將武王卒年定在武王有疾的‘既克商二年’，可謂得其真諦。”[9]誠如杜師所言，司馬遷將武王卒年定在武王有疾的“既克商二年”，確屬良史之筆。不過，司馬遷在《周本紀》中對《金縢》“既克商二年”訓解成“武王已克殷后二年”，“既”訓“已”即足夠，其后再加“后”字，不免產(chǎn)生冗贅之嫌。再者，“已”、“后”兩字均表示某事結(jié)束、完成之意，史公如此訓譯似照顧不周?！督鹂g》中“既克商”之“既”不僅有“已經(jīng)”的意思，而且深含對武王克商不久離世惋惜之情。因而，后人產(chǎn)生武王克殷后在位二年或三年的爭論，當與此大有關(guān)聯(lián)。

關(guān)于學界對簡本“武王既克殷”作“三年”的看法，黃懷信懷疑其誤，說“不可能有既克殷三年病，簡書作‘三’當誤?！?SPAN>[13]誠然，簡本記載與傳世本《金縢》、《史記》均不相符，此外還有關(guān)于“周公宅（適）東三年”等異文也與傳世本不同，顯然不應輕易否定。這些異文在很多地方都優(yōu)于傳世本。劉國忠教授關(guān)于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說道：“傳世本《金縢》所記周武王生病的時間是在克商后二年，而清華簡《金縢》則說是‘武王既克殷三年’生病，證明武王滅商后至少在位了三年?！断纳讨軘啻こ?SPAN>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曾根據(jù)鄭玄《詩譜·豳風譜》等材料，認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F(xiàn)在清華簡《金縢》明確記載了武王是在克殷三年以后生病的，而且此后不久即不在人世，因此其在位時間最大的可能性是三年或四年，與斷代工程的相關(guān)結(jié)論比較一致，因此這一時間也顯合理?！?SPAN>[14]的確，武王在位四年的說法在歷史上較為少見，也最少為人注意。清代梁玉繩《史記志疑》曾對武王在位年數(shù)多種異說做過詳細梳理，他說：“案武王在位之年，無經(jīng)典明文可據(jù)。此（按《封禪書》）作二年；《漢書·律歷志》作八年，并為西伯十一年，故《廣弘明集》載陶隱居《年紀》稱周武王治十一年也；而《詩·豳風譜》疏謂鄭氏以武王疾瘳后二年崩，是在位四年；疏又引王肅云伐紂后六年崩，《周書·明堂解》、《竹書紀年》及《周紀》集解引皇甫謐并云六年；《管子·小問篇》作七年；《淮南子·要略》作三年，《路史·發(fā)揮·夢齡篇》注合武王嗣西伯為七年，所說不同。后儒多從《管子》，如《稽古錄》、《外紀》、《通志》等，俱是七年。”[15]清人梁玉繩首先揭示鄭玄以武王疾瘳后二年崩，在位四年的說法。武王在位四年說出于孔穎達《毛詩正義》所收鄭玄《詩譜·豳風譜》之疏：“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后二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返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為七年。后六年伐紂；后二年有疾，疾瘳；后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SPAN>[5]387鄭玄在此提到武王伐紂“后二年有疾，疾瘳；后二年崩”說法非常值得注意。因為這正是后來武王伐紂在位四年說的主要文獻依據(jù)。但今本《金縢》、《史記》均不見關(guān)于武王崩年如此詳細時間記載。梁玉繩對《周本紀》“后而崩”句，曾經(jīng)有所疑問：“案‘后’字下有闕，史文未必如是?！?SPAN>[15]又據(jù)引日本瀧川資言、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愚按古抄本‘后’下有‘二年’二字”。李學勤先生認為“這個‘古抄本’應即高山寺藏《周本紀》抄本，作‘后二年而崩’，恰與鄭玄說相應?！?SPAN>[10]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研究報告指出武王克殷到崩年為前1046—1043年[16]88，顯然采用了武王克殷后在位4年的說法。

 雖然不少學者對此結(jié)論尚有保留意見，但清華簡《金縢》的發(fā)現(xiàn)，其中關(guān)于“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的明確記載，更加印證了武王克殷在位四年的說法。在關(guān)于武王克殷在位年數(shù)的問題上，雖然傳統(tǒng)的二年、三年說等影響較大，但其分歧主要在于對《金縢》、《史記》紀年方式包括克殷當年與否的不同解讀。如果司馬遷《周本紀》對《金縢》“既克商二年”理解正確的話，那么武王克殷后在位就是三年了?，F(xiàn)在有了清華簡《金縢》“武王既克商三年”，根據(jù)司馬遷對“既克商二年”即“已克殷，后二年”的解讀，這里就應該是“武王已克殷，后三年”了。這恰好證明武王克殷在位四年說也有重要的史料依據(jù)。清華簡《金縢》的說法，《淮南子·要略》亦云：“武王立三年而崩?！?SPAN>[17明確指出周武王立國（克殷）后在位三年去世。這種說法與《周本紀》中司馬遷對《金縢》“武王已克殷后二年”的解讀一致。由此可見，漢代的不少學者都主張武王克殷后在位三年的說法。正如李銳博士所說：“武王卒年古代有多種異說，今人多根據(jù)傳本《金縢》的‘既克商二年’，定武王克殷后在位三年?，F(xiàn)在根據(jù)清華簡《金縢》的‘武王既克殷三年’，以及周公禱詞后‘武王陟’，可知武王克商后在位三年，總共登天子位是四年。而今傳本《金縢》對于武王疾愈后活了多久，并未明言。武王在位四年說實際上也有傳世文獻的依據(jù)，而且能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金文歷譜相合，值得重視?！?SPAN>[18]清華簡《金縢》的出現(xiàn)，明說“武王既克殷三年”，如果承認司馬遷《周本紀》的解讀正確，那么自然推導出武王克殷后在位四年的說法。鄭玄的《尚書注》之“武王克殷在位四年”說從而也得到新材料印證。對于簡本與傳世本《金縢》關(guān)于武王克殷在位年數(shù)的不同，郭偉川先生曾指出，傳世本《尚書·金縢》與清華簡本《金縢》在計年上的差別，顯然與記載或抄錄《尚書·金縢》的史官在地域觀念及計年習慣方面存在南北差別有關(guān)?！盁o論傳世本《金縢》的‘二年說’，或是清華簡《金縢》的‘三年說’，都沒有錯，可以并世而存?！?SPAN>[19]郭氏之說有一定道理，但他未指出除清華簡之外的更多例證說明南北地域的史官由于地域觀念及計年習慣為何有此諸多不同，這是一個需要繼續(xù)深入研究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彭裕商先生在《﹤尚書·金縢﹥新研》中提出：“《尚書·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芍撈饔诔赏踣`奄歸來之時，篇中周公代宣王命，提到‘今爾奔走臣我監(jiān)五祀’，監(jiān)即仲幾父簋‘諸侯諸監(jiān)’之監(jiān)，此指管叔等‘三監(jiān)’。古書記載，武王克商后，派管叔、蔡叔等監(jiān)殷臣，成為‘三監(jiān)’。三監(jiān)的設置在武王時，可知自武王克商至此成王踐奄歸來，其間總共才五年，則清華簡《金縢》武王有疾和周公居東兩處相加為六年的紀年明顯與古書不合?！?SPAN>[20]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關(guān)涉到周初周公攝政和成王元年的確定。學術(shù)界一般具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如司馬遷認為成王元年與周公攝政元年相同，一種看法如《漢書·律歷志》引《世經(jīng)》認為成王元年在周公攝政七年之次年。根據(jù)趙光賢先生以張培瑜先生的先秦歷表核對，認為《世經(jīng)》說法為是[21]。這樣來看對于彭裕商先生提出的問題，若據(jù)清華簡所載周武王在位四年，第四年去世由周公攝政，對于《尚書·多方》“今爾奔走臣我監(jiān)五祀”可作如下理解：設武王克殷當年分封三監(jiān)，加上四年，這時武王已去世，周公開始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四年建侯衛(wèi)，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22]。孫星衍疏曰是篇“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返政之后，與伐誅管、蔡非一時事?！?SPAN>[3]459我們認為孫疏是正確的，可以采納之。從周公攝政三年伐奄取得最后勝利，至成王即政元年，剛好五年，即《多方》所說的“臣我監(jiān)五祀”。因此可以肯定，簡本記載武王有疾三年和周公居東三年相加為六年與《尚書·多方》的記載并不矛盾。

四、《逸周書》與《竹書紀年》中關(guān)于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說辨

《逸周書》近年受到了學界的重視，有關(guān)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其中有一些篇目經(jīng)過學者研究，認為具有較大的文獻價值和史學價值。但《逸周書》各篇成書年代早晚不一，作者也非一人。李學勤先生曾對《逸周書》價值，有過精湛的論述，“《逸周書》各篇不出一手，年代不同。朱右曾以為‘《克殷》篇所敘，非親見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門》、《芮良夫》諸篇，大似今文《尚書》非偽古文所能仿佛’。郭沫若先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主張‘《逸周書》中可信為周初文字的僅有三二篇，《世俘解》即其一，最為可信?！犊艘蠼狻芳啊渡淌慕狻反沃，F(xiàn)在看來，《世俘》、《商誓》、《皇門》、《嘗麥》、《祭公》、《芮良夫》等篇，均可信為西周作品?！?SPAN>[23]2-3可喜的是，清華簡整理報告第一輯中就收有與《逸周書》有關(guān)的《皇門》、《祭公》兩篇。簡本與傳世本可以相互參照，因此《逸周書》的文獻和史學價值應該更加重視。下面，我們就武王克殷在位年數(shù)問題與武王有無紀年以及武王有否改元等問題開展討論。

關(guān)于武王在位年數(shù)，《逸周書》記載相當不一。有的包括武王克殷前的在位年數(shù)，有的不包括克殷前的年數(shù)。凡此，均需認真辨析?！兑葜軙分杏嘘P(guān)武王在位年數(shù)的記載，因考察的時間坐標不同，從而形成了諸多看法。其中，武王克殷在位有一年說者，《逸周書·作雒》曰：“武王克殷……既歸，成（乃）歲十二月崩鎬。”②有人說這是武王克殷后當年的12月即去世，如張汝周認為，“乃歲”者等于現(xiàn)在說“那一年”[24]。有的學者說“成”字是“乃”字之誤，“乃”是“仍，再也”，“既歸乃歲”也就是既克殷二年，與《金縢》說同[8]。唐蘭先生也說既克商二年“是與《作雒》所說‘乃歲’符合的?！?SPAN>[6]《逸周書》固然成書流傳復雜，其中記載內(nèi)容、文字錯誤不少。但就筆者而言，比較傾向《作雒》“乃歲”是“這一年”、“當年”之意，而以“仍”、“再”曲解，余心實感未安。故歷史上對武王克殷后在位一年說較為罕見。故不必將之與《金縢》趨同。另《逸周書》中關(guān)于武王在位年數(shù)還有六年說者?！兑葜軙っ魈谩酚涊d：“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边@明確說武王是克紂六年去世的，即武王克殷后在位了六年。據(jù)唐大沛云：“‘六年’疑當作‘二年’，以涉下‘弭亂六年’而誤也”[23]710，黃懷信認為，此處“六年”當作三年，涉下文“六年”而誤。這樣，《逸周書》之武王在位“六年說”被黃懷信先生否定了[25]。但他并沒有說明詳細的原因。我們認為《明堂》里保存了武王克殷后在位六年的說法。日本水野清一于1968年也提出武王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088年之說，并且認為武王在位6年[26]。陳逢衡云：“武王即天子位六年而崩，與《竹書紀年》合。”[23]按此《竹書紀年》當指今本《竹書紀年》。是書載：“武王十二年伐殷，敗殷牧野，十四年武王有疾，十七年王陟，年九十四”[27]。另，《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SPAN>[4]皇甫謐的武王定位六年與《明堂》的說法近似。陳夢家認為：“六年之說似混合克殷前后而言?！渫踉谖患s為六年。我們以為武王克殷前在位四年，克殷后二年而崩?！?SPAN>[26]619這明顯與《明堂》說不符。因此，不可輕易否認《明堂》中有對武王克殷在位六年說法記載的可能性，既然有此記載，當有一定的史料依據(jù)。但是，今本《竹書紀年》是明人輯佚《紀年》殘文而重加編寫，其中往往摻以己意改纂佚文，致使《紀年》失真。這些都影響到了今本《竹書紀年》的史學價值。

關(guān)于武王去世之年，《金縢》、《周本紀》都系于武王十四年：武王十一年伐殷……十二年克殷，克殷兩年后去世即十四年去世。今本《竹書紀年》卻記作“十七年”，比前說遲后三年。古本《竹書紀年》記載：“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武王年五十四。”[28]可見，今、古本《竹書紀年》關(guān)于武王史事的記載有明顯差異，一說武王克殷在十二年，一說在十一年；武王壽數(shù)一說九十四歲，一說五十四歲。征諸多種文獻，《尚書·泰誓序》、《周本紀》等與古本同，《呂氏春秋·首時》與今本《竹書紀年》同，相互比讀，可知古本《竹書紀年》多能與之相合，較為可信。

武王克殷后在位七年說較早始于《管子·小問》引齊桓公曰：“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29]班固《漢書·律歷志》引劉歆《世經(jīng)》記載文王“崩后四年而武王克殷，……后七歲而崩。……武王即位十一年也。”[30]后人都相信劉歆的說法，如《帝王世紀》、《皇極經(jīng)世》、《資治通鑒外紀》、《通志》、《通考》、《通鑒前編》、吳其昌、董作賓、姜元奎、謝元震、張聞玉、（美）倪德偉等[31]。劉歆《世經(jīng)》認為，武王在位總年數(shù)為十一年，克殷后在位七年。如以武王克殷在十一年，根據(jù)《世經(jīng)》上溯四年，即文王七年崩；以武王克殷在十三年，上溯四年，即文王九年崩。文王究竟崩于受命何年，歷史上向來有不同看法。歸納之，大致有文王受命十年、九年、七年說三種?！妒酚洝酚涊d文王受命九年而崩，《逸周書·文傳》也說“文王受命九年，時為暮春，在鎬，召太子發(fā)?！薄渡袝髠鳌吩唬骸拔耐跏苊荒?，斷虞芮之質(zhì)；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畋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SPAN>[22]89-90是《尚書大傳》主文王崩受命七年說。關(guān)于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史記》、《逸周書》以及劉歆《世經(jīng)》均如是記載。當不會像《尚書·武成》孔穎達疏所云：“《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SPAN>[5]179此說孔穎達所見《史記》本是“七年”而不是“十年”、“九年”。關(guān)于文王崩年，《周本紀》曰：“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fā)立，是為武王?！?SPAN>[4]118此處一連用了六個“明年”，加上虞芮之人決獄欲見西伯稱其為受命之君一年，正好是七年，故有人說文王崩于受命七年。但在后文中司馬遷總括西伯史事又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后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SPAN>[4]119這里卻說文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后十年而崩，這樣文王受命稱王共有十一年，與前文記載九年發(fā)生矛盾。故張守節(jié)《正義》曰：“十當為‘九’”，以“《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tǒng)未集?！?SPAN>[4]120我們認為，《正義》所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之說是可信的，但他之后依據(jù)《大戴禮記》“文王十五生武王”及《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諸說法有些荒誕不經(jīng)，前輩學者已早有辯駁，此不贅敘。

下面結(jié)合文王受命崩年與武王克殷兩個時間參照點，我們對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問題再做申論。文王崩后，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fā)，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SPAN>[4]120云云，說明武王即位以后并未稱王，因此也就沒有獨立的紀年。武王是延續(xù)了文王的受命紀年。所以后來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一致記載“文武受命”，而不見“武王受命”之說。此外，文王崩后，武王也不會等了四年之久才興師伐商，他應憑著文王的政治影響和旗幟來盡快贏得這場戰(zhàn)斗的。其次，即使武王在文王去世四年后克殷，那么克殷后武王也不會在位超過五年之久。因為周初的復雜政局的處理是不可能持續(xù)太久的。如果武王克殷后用五、六年時光對全國加強統(tǒng)治，治理叛亂，時間和精力應該是足夠的。而不會像在武王一去世后就出現(xiàn)與《尚書大傳》諸文獻一致記載的救亂、克殷、踐奄等內(nèi)憂外患的嚴重政治形勢。因此，對于今本《竹書紀年》、班固《漢書·律歷志下》引劉歆《世經(jīng)》、皇甫謐《帝王世紀》、《管子·小問》以及《逸周書·明堂》等所主張的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六年、七年及以上者，基本上可以排除出去。

從諸多文獻的史料價值和當時周初的政局上考慮，堅持武王克殷后在位二年、三年說法的大概因為計年方式的不同，或不同時代學者理解上的差異所致③。對于武王克殷在位一年說者，只有《逸周書·作雒》提及，屬于孤證，難以信據(jù)。對于武王克殷后在位三、四年的說法，先秦兩漢文獻均有明載，彼此可以相互發(fā)明。因此，我們不應輕易否定清華簡關(guān)于武王克殷在位年數(shù)的記載，這一問題徹底解決仍需其他新的材料。當然，在《逸周書》等文獻中還有一些記載武王在位總年數(shù)的說法，其中一些說法超過六年以上的，基本上可以說是不太可靠的。所以關(guān)于武王克殷后在位十二年、十四年、十七年等說法在本文就不再討論了。

注釋

①關(guān)于周武王在位年數(shù)，杜勇教授已經(jīng)指出有兩個不同的考察點，一個是文王歿后武王繼位為王至其卒年的整個在位年數(shù)，另一個是武王伐紂之年至其卒年的開國在位年數(shù)，亦即以克商之年起算的在位年數(shù)。且將武王伐紂之年，通常視為武王元年（盡管武王不曾改元），亦即西周開國之年。（見杜勇《清華簡﹤金縢﹥有關(guān)歷史問題考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年第2期，第61頁。）文中我們主要探討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數(shù)。

②黃懷信在《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53頁）注釋：“成”“乃”字之誤，鐘本不誤。乃與“仍”通，二也。

③對于清華簡在武王克殷以及周公東征時間上與傳世文獻不同的理解，香港郭偉川、大陸杜勇等學者均有類似看法。還有學者認為是清華簡抄手誤抄或史官誤解所致，筆者不同意這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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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第91-98頁。

本文發(fā)佈日期爲201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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