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與編鐘“余稷之玄孫”解
——隨州曾國為姬姓說
（首發(fā)）
王恩田
2011年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材料發(fā)表后，除發(fā)掘者黃鳳春先生認為葉家山曾國墓地的族屬屬于姬姓周人，多位學者則認為是殷遺民[1]。也有學者認為是姒姓[2]。雖有學者贊同姬姓周人說，但其根據卻是建立在周人不用族徽和日名的理論基礎上的。即認為曾國銅器不使用族徽和日名[3]。筆者曾例舉證據證明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說是錯誤的[4]。就以葉家山墓地M27出土的白生盉而論，銘文末尾的“曾”字就是姬姓曾人的族徽。葉家山墓地第二次發(fā)掘的M111大墓出土的曾侯作父乙方鼎（M111:85），證明姬姓曾國同樣使用日名。從而否定了葉家山曾國銅器不使用族徽和日名的說法。
文峰塔墓地M1出土的三號鐘銘文（M1:3）進一步證明曾為姬姓周人：
“惟王十月，吉日庚午，曾侯
與曰：‘余稷之玄孫。’……”
稷即周人始祖后稷。商周時期見于古文字中的稱謂，祖以上皆曰祖，無曾祖、高祖之分。孫之子，孫之孫皆曰孫，無曾孫、玄孫之別。因此，鐘銘的“玄孫”并非五代之孫。玄讀作遠?！稄V雅·釋詁》：“遠，疏也。”玄孫，即疏遠之孫。
古代按照距始祖血緣關系的遠近區(qū)別親疏貴賤。血緣關系近的謂之親，謂之貴。血緣關系遠的，謂之疏，謂之賤?！梆⒅O”意為曾侯與自稱是距周人始祖后稷血緣關系較為疏遠的后裔。但盡管距始祖血緣關系疏遠，曾國仍然是姬姓。從而為葉家山墓地的族屬爭論畫上了句號。即曾國確屬姬姓周人無疑。
是否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呢？“稷”是否是曾侯與五世祖的私名呢[5]？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如上所述，商周時期所見古文字中的親屬稱謂，祖父以上均謂之祖，無曾祖、高祖的區(qū)別。稷是曾侯與的“五世祖”的假設不成立。因而不存在五世祖私名的可能性。此外，曾侯與編鐘一號鐘提到的“伯括”是“左右文武”，建立過伐紂滅殷歷史功勛的人物，以證明自己淵源有自，系出名門。不可能又在三號鐘表白自己是一個不見經傳的無名之輩“稷”的五世孫。把“稷”視為曾侯與的五世祖的私名，顯然是不合情理的。另外一種可能性可以排除。
南宮氏屬于姬姓，還可以根據新出流散銅器加以證實。一是《首陽吉金》著錄的一對“南姬”爵?！澳霞А便懳脑谥ｄ兿掠小白鞴珜氁汀彼淖?。雙柱已后移至與鋬相對的位置，屬西周早期器[6]。二是見于吳鎮(zhèn)烽《商周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7]（簡稱《圖像》）14685著錄的南姬盉，銘在鋬下，“南姬作彝”4字，約屬昭穆之際。訂為商代晚期，未免太早。三是2006年9月中華青銅器網發(fā)布的南宮倗姬簋（《圖像》4603），兩行10字“南宮倗姬自作寶尊旅彝”。四是《圖像》4464著錄的
季簋乙，蓋銘“南宮姬作寶尊”，器銘“季學驲守
旅簋”。器銘與4463季簋甲的銘文相同。4463季簋甲是器蓋對銘。不知4464季簋乙的器蓋是否后配。
此外，山西翼城《天馬——曲村》晉國墓地M6081出土兩件“南宮姬作寶尊鼎”。M6081是出土著名的寢孳方鼎的墓地中惟一的“四鼎墓”[8]。據墓中同出的銘作“伯作寶尊彝”的尊、卣二器，可知其墓主應是某“伯”?！澳蠈m姬”應是某“伯”之妻。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和南宮之族屬于姬姓，毋容置疑。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fā)掘簡報》，《文物》2011年11期；《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 2012年7期；《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年11期；《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筆談》，《江漢考古》2013年4期。
[2] 楊升南《葉家山曾侯家族墓地曾國的族屬》，《中國文物報》，2011年11月2日；董珊《從出土文獻談曾分三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2月26日。
[3] 張懋镕《談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出土文獻》第三輯，中西書局，2012年。
[4] 王恩田《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2014年3期。
[5] 凡國棟《曾侯與編鐘銘文柬釋》，《江漢考古》2014年4期。
[6] 上海博物館等《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68～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
[7] 吳鎮(zhèn)烽《商周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8] 鄒衡主編《天馬——曲村（1980～1989）》第二冊335～350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5年2月1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爲2015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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