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書引經(jīng)研究的典范之作
——讀《〈初學記〉引經(jīng)考》
（首發(fā)）
張小艷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中國古代的類書始于魏曹丕時編成的《皇覽》，此后歷代皆有撰述。六朝以前的類書多已亡佚，[1]現(xiàn)存者以唐代四大類書為最古，其中又以《初學記》的編撰為至精。該書“敘事雖雜群書，而次第若相連屬”，“在唐人類書中，博不及《藝文類聚》，而精則勝之，若《北堂書鈔》及《六帖》，則出此書下遠矣”。[2]全書引文上萬條，輯錄保存了大量玄宗朝以前的遺文舊事，在?？惫偶?、輯錄佚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功用，備受學者青睞。
經(jīng)學乃中國古代學術的主體，是影響中國文化的核心因素?！冻鯇W記》中引錄《十三經(jīng)》的經(jīng)文注疏達一千五百多條，對于探尋儒經(jīng)古本的原貌和存真輯佚頗具價值。李玲玲新近出版的《〈初學記〉引經(jīng)考》（下文簡稱《引經(jīng)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1月版），首次將《初學記》中所引1566條經(jīng)注與今本《十三經(jīng)》進行逐一的比勘，對其中的異文作全面系統(tǒng)的分析考辨，厘清了異文產(chǎn)生的軌跡，訂正了今本《十三經(jīng)》經(jīng)注的大量訛誤，有助于《初學記》的進一步整理和其他類書引文的研究，是一部類書引經(jīng)研究的力作。
仔細研讀《引經(jīng)考》，發(fā)現(xiàn)其中閃爍著許多精彩的亮點。具體說來，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一、厘清了張說與《初學記》的關系
關于《初學記》的編者及撰述，文獻所載多語焉不詳或互有歧異。如《大唐新語》載唐玄宗敕命張說，讓他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書成后取名《初學記》，由張說與徐堅、韋述等進上，說明張說為此書的主要編者。然《唐會要》卻云“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jīng)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名曰《初學記》”，僅說是“集賢學士徐堅等”纂成此書，全未及張說之名。那么，張說到底參與其書的編纂沒有呢？
《引經(jīng)考》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文獻中相關的記載進行窮盡、系統(tǒng)的梳理后，獨辟蹊徑，著重從行文用詞及句法語意的角度，對《新唐書·藝文志》所載“《玄宗事類》一百三十卷，又《初學記》三十卷，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銳、孫繼良等分撰”這段關鍵文句作了精到而富有創(chuàng)見的分析：從《藝文志》的行文體例看，“又”字連接的往往是同一書的相關內容或同一作者的不同書籍，具體到上引文句，其中“又”連接的《玄宗事類》與《初學記》顯是相同作者撰述的兩部書，即它們都由張說類集要事、徐堅等分撰。且句法上，“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與“徐堅……等分撰”為聯(lián)合關系；文意上，“分撰”當有對應的總述，則“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屬總述部分，故“張說確實總領了《初學記》的纂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批判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不明《新唐書·藝文志》的行文體例而指斥其書“敘述未明，偶合兩書為一”的錯誤觀點，并對《初學記》成書后未題張說之名的真正原因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釋，即其書編成時正值他貶官期間。作者從語言文字的角度切入，通過對《藝文志》行文體例的總結和句法、語意的辨析，考定張說為《初學記》的編者之一，厘清了唐以后文獻中相關記載的迷誤，證據(jù)確鑿，令人信服。
二、歸納了《初學記》的編撰體例
《初學記》作為唐人類書中編撰較為精良的一種，其體例匯聚了此前各種類書的優(yōu)點和長處。全書以類相從，分24部313個子目，每一子目下依次列敘事、事對、詩文三部分?！兑?jīng)考》對《初學記》中成千上萬條的引文進行窮盡的梳理后，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全面地歸納了其書的編纂通例及引經(jīng)體例。
該書第16-17頁分別對敘事、事對、詩文的行文通例作了精當?shù)目偨Y，充分地突顯了《初學記》中獨具特色及需要注意的地方。敘事，“它是把各種資料按照內容的不同，以一定的順序組織起來，統(tǒng)一在每一子部類目之下。經(jīng)過整理后的文字，沒有拼湊之嫌，語義順暢，宛若天然”；事對，“首以大字書事對之辭，下以小字夾注出典?！龅淙粼~句晦澀，則復加注文來釋典故。因出典已為小字夾注，故注文與出典同為小字，引文與案語間并無明顯標志，需特別加以分辨”；詩文，“‘兼錄初唐，于諸臣附前代后，于太宗御制，則升冠前代之首。較《玉臺新詠》以梁武帝詩雜置諸臣之中者，亦特有體例?！娢南?，均先以大字標詩文題，后以小字出詩文具體內容”。又，古人引書雖“不拘于方”，但經(jīng)過作者的勾稽、整理后，不難發(fā)現(xiàn)其引文實有一定之規(guī)?！兑?jīng)考》第18-26頁從上千條的引經(jīng)實例中總結出《初學記》中所用意引、合引、選引、注文提示、句末總結、“又曰”提示新的引文、引文補足原書省略成分等方式。第27-28頁還對其中較為特別的引注體例作了細致深入的分析考辨，指出《初學記》引《禮記》鄭玄注或明引或暗引，而引高誘注則每引必注明“高誘注”，這并不是說高誘曾注過《禮記》，而是編者援引《淮南子》、《呂氏春秋》中“高誘注”的內容來解釋《禮記》中的疑難字詞，類似的還有借《周禮》鄭玄注之語來釋《禮記》、《左傳》之詞，由此歸納出“古人作注，遇前人在相關字詞已有注者，往往徑引其文”的引注特色，藉此匡正個別學者以為高誘曾為《禮記》作注的錯誤觀點。書中類似精彩的總結和考辨，時有所見。經(jīng)過作者細心的爬梳和提綱挈領的提示后，《初學記》中貫穿始終而又隱晦不顯的行文通例及引經(jīng)、引注的體例，便易于把捉了，真正起到了以簡馭繁之效。
三、考辨了《初學記》引經(jīng)中成百上千的異文
據(jù)《引經(jīng)考》統(tǒng)計，《初學記》引文總計有11124條，其中引《十三經(jīng)》1566條，分別是《禮記》347條、《左傳》233條、《周禮》230條、《毛詩》194條、《尚書》191條、《爾雅》128條、《周易》116條、《論語》56條、《儀禮》25條、《孟子》14條、《公羊傳》14條、《穀梁傳》14條、《孝經(jīng)》4條。該書第28-122頁將這些引文與現(xiàn)今通行的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經(jīng)注疏》的經(jīng)注逐條進行比勘，從形、音、義三端對其異文產(chǎn)生的原因及過程進行了詳盡的辨析，深入地考察了其致異之由。
書中以200多條典型異文的考辨為實例，分門別類地展示了《初學記》引經(jīng)異文的紛繁復雜性：與形相關者有古今字、異體字兩類；與音相涉者有通假字、同詞異寫的專有名詞、聯(lián)綿詞三種；與義相關者有同義替換、避諱改字、方言差別、古今異稱、雙音化、同名異稱、歷日換算等。書中對每一例異文的考辨，極盡詳贍之能事。如該書第35-36頁“犒—槁”條，《初學記·獸部·?！窋⑹乱吨芄佟贰败娛鹿╆！钡摹瓣?，今本《周禮·地官·牛人》作“槁”，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于“牛人”條下出“犒牛，苦報反”條。阮元《周禮?？庇洝吩疲骸疤剖?jīng)、余本同……葉鈔本作槁牛，余本及此本載音義同。是經(jīng)注皆從木作槁，當據(jù)以訂正?！北R文弨《經(jīng)典釋文考證》云：“古并無犒字也，漢碑亦止有
，宋本《釋文》作槁人，此正古字未經(jīng)后人妄改者?！倍斡癫谩吨芏Y漢讀考》謂：“漢人注經(jīng)之例，經(jīng)用古字，注用今字……經(jīng)‘槁’注‘犒’。”作者據(jù)阮、盧、段氏之說認為“犒”字后起，“犒勞”之“犒”古皆作“槁”，后為與枯槁義相區(qū)分，遂改木旁作牛旁而造“犒”字?！兑?jīng)考》引用清人的考證結論對“犒—槁”這條異文進行辨析，指出《初學記》作“犒”，乃以后起本字代古字，結論原原本本，令人信服。
又如第81頁“柄—枋”條，《初學記·文部·史傳》敘事引《周官》“內史掌王八柄之法”的“柄”，《周禮·春官·內史》作“枋”?！缎？庇洝吩疲骸啊仆踔髓手疄灐?，唐石經(jīng)、諸本同，《釋文》作八柄，云本又作枋。按，《大宰》作八柄?！敝祢E聲《說文通訓定聲》：“枋，叚借為柄?！焙戌睢秲x禮古今文疏義》曰：“此經(jīng)之義作柄為近。然古音方聲、丙聲同部，從方從丙字多通?！毙祓B(yǎng)原《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枋，木可為車。從木，方聲，與柄同音，故借枋為柄?！睋?jù)此認為《周禮》作“枋”乃假借字。此亦借助清人的考證而對“柄”之作“枋”的異文由來作出了準確的判斷。書中類似這樣精彩的異文考辨，觸目皆是。
不難看出，面對《初學記》引經(jīng)中出現(xiàn)的種種紛繁的異文，《引經(jīng)考》多能條分縷析地對其是非作出細致的考辨和精準的判斷，這主要得力于作者對乾嘉學者經(jīng)文考訂論著的諳熟，因此每能援引其結論以助證自己對異文的辨析，顯示出作者在異文考辨方面的深厚功力。書中對這200多條異文實例的辨析，不僅對探尋古本經(jīng)文的原貌、?？苯癖疚淖值腻e訛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而且對其他傳世典籍的?？币差H有借鑒意義，還可為漢語在文字、語音、詞匯方面發(fā)生的歷時演變研究提供豐富鮮活的素材與實證。
四、抉發(fā)了《初學記》引經(jīng)的巨大價值
古籍在漫長的抄寫傳刻過程中，難免會發(fā)生訛誤、錯亂甚至亡佚等情況。清代學者俞樾對此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執(zhí)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猶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簀也?！?/SPAN>[3]說明今本已遠非古籍原貌。欲探求古本之原貌，古類書的引文即最佳路徑之一。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指出：“（類書）可考古書佚文異本，其用甚大?！蓬悤惶厮淖阗Y考證，即見存諸書，亦可訂正文字異同?！?/SPAN>[4]
《初學記》所引經(jīng)文保存了初唐以前經(jīng)籍的大量片段，而這些片段所據(jù)底本皆為唐以前的古寫本，因去古未遠，其中更多地保存著古書的原貌，以之與今本《十三經(jīng)》對勘，既可糾正今本之訛謬，亦可輯佚失傳的古籍?！兑?jīng)考》第123-163頁列舉大量的實例從糾正謬誤、保存古本、考訂異文、補正辭書、鉤沉輯佚等五方面抉發(fā)了《初學記》引經(jīng)的價值。書中對每則實例都作了詳盡深入的考辨，如第122頁“坼—圻”條，《初學記·天部上·雷》事對“出豫 作解”引《易》“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坼”之“坼”，今本《周易·解卦》作“圻”，阮元《校勘記》云：“石經(jīng)、岳本、錢本圻作坼，是也。閩、監(jiān)、毛本作拆，非。宋本、注疏皆作甲圻，經(jīng)文坼（圻）字不明，當亦作坼?！薄兑?jīng)考》據(jù)此指出：“坼”謂裂開，“圻”指邊際，用于此處不辭，當從阮校；今本經(jīng)文作“圻”，乃“坼”字形近之誤；《初學記》作“坼”恰可證阮校，今本《周易》當從之校改。作者詳確的辨正，充分地楬橥了《初學記》引經(jīng)用字對于校改今本經(jīng)文的價值。
又如第146頁“
—萆”條，《初學記·歲時部上·夏》敘事引《禮記·月令》“王瓜生”下注：“王瓜，
挈也?！薄?SPAN>
”字不見于字書，由今本《禮記·月令》作“萆”，可知“
”即“萆”，“挈”就是“萆挈”，乃王瓜的別稱。然“萆”怎會寫作“”呢？《漢語大詞典》收有“萆薢”一詞，但釋義模糊。作者通過對“薢”與“挈”的語音考察，發(fā)現(xiàn)二者古音相近，由此認為“萆挈”即“萆薢”，“萆”因受“薢”的影響發(fā)生偏旁類化而寫作“”。通過異文的比較，作者不僅考明了《初學記》引經(jīng)中“
”這個疑難怪字，而且還藉此將詞典中的“萆薢”與“萆挈”（即王瓜）聯(lián)系起來，并為“萆薢”提供了準確的釋義?！冻鯇W記》引經(jīng)的巨大價值，在作者詳贍的考辨和精當?shù)年U述中，盡顯無遺。
五、揭示了《初學記》引經(jīng)中出現(xiàn)的各種疏誤
《引經(jīng)考》在充分挖掘《初學記》引經(jīng)在校勘、訓詁、輯佚等方面的巨大價值的同時，也注意到其書在編撰時為使文字前后連貫、便于王子學習，常采取改寫原文、補充省略字詞、換用唐代常用詞等方式，加之書成眾手、引書繁多，因而其中引文難免存在某些疏誤。該書第164-226頁即分別從意引、脫文、衍文、誤倒、訛誤、雜糅、題識錯誤等角度，客觀地揭示了《初學記》引經(jīng)中出現(xiàn)的錯、訛、衍、脫、倒等問題，以豐富的實例印證了業(yè)師張涌泉先生所謂“類書引文不可盡據(jù)”的論斷。[5]
如第167頁《初學記·寶器部（花草附）·萍》事對“共祭祀 羞王公”引《毛詩》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薄兑?jīng)考》指出：今本《詩·召南·采蘋》小序的“能循法度”前多“能循法度也”5字，相關的語句在敦煌寫經(jīng)作“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能循法度”句重文；《初學記》引文作“能循法度”當是編者不識重文符而脫，核之敦煌寫本伯2529號，正作“能=循=法=度=”。作者通過異文的比勘，發(fā)現(xiàn)今本及敦煌寫經(jīng)中“能循法度”句皆重文，由是認為《初學記》所引“能循法度”前因編者未諳重文符而抄脫“能循法度”諸字，所言甚允。書中類似這樣精彩的考辨，不勝枚舉。《引經(jīng)考》通過豐富的典型實例，對《初學記》引經(jīng)中出現(xiàn)的種種疏誤行進詳確的辨正，藉此提醒讀者使用該書務必注意查考引文出處，檢核其他典籍中相關文句的異同，從而對異文作出準確的判斷，以免被其中錯亂的引文所誤導。
還值得一提的是，《引經(jīng)考》第228-473頁所附“《初學記》引經(jīng)表”，將《初學記》中所引1566條經(jīng)文按今本《十三經(jīng)》的順序，逐條分上下欄列出《初學記》的引文與阮刻本《十三經(jīng)注疏》對應的文字，并標注其詳細的出處。如此窮盡地將《初學記》的引經(jīng)文句與今本經(jīng)文作直觀的對照，使其相異之處纖微畢現(xiàn)，極大地方便了讀者的復核，也為后人對其引經(jīng)作進一步的考探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實可寶貴。
金無足赤，《引經(jīng)考》在對具體的異文實例進行辨析時偶有疏誤，個別論證還需斟酌。如第37頁“埋—貍”條，《初學記·禮部上·祭祀》敘事引《周禮》曰“以沉埋祭山林川澤”的“沉埋”，本書指出今本《周禮·春官·大宗伯》作“貍沈”，“沉埋”當是“埋沉”之倒文。《釋文》出“以貍”條，其下又出“沈”字，說明陸德明所見本亦作“貍沈”?！墩f文·豸部》：“貍，伏獸，似貙。從豸，里聲?！倍巫ⅲ骸凹此姿^野貓?！必偵钤谝安輩仓?，以藏伏的方法等候獵物。根據(jù)這一特性，引申為埋伏，又引申為掩埋。并據(jù)以推斷“埋”字《說文》無，當是“貍”的后起字。作者認為“埋”字后起可從，然謂“貍”表“掩埋”乃因貍（野貓）在野草中以藏伏的方法伺候獵物而引申得來則恐非。其實，表“掩埋”義時，“貍”乃借字，“薶”為本字，“埋”則是其后起俗字，清人對此早有明確的闡述?！墩f文·艸部》：“薶，瘞也?！倍巫ⅲ骸啊吨芏Y》假借貍字為之，今俗作埋?！?/SPAN>[6]《墨子·備城門》：“轉射機，機長六尺，貍一尺?！睂O詒讓間詁：“貍，《道藏》本作‘貍’，下同。案：貍，‘薶’之借字?！墩f文·艸部》云：‘薶，瘞也?！^機之薶于土者一尺也。薶，《備梯》篇作‘埋’，俗字；《備穴》篇作‘俚’，叚借字?！?/SPAN>[7]“薶”見于甲骨文，寫作“
”、“
”、“
”等形，象埋沉牛、羊于坎及泉?！吨芏Y》“埋沉”句所用正是其造字本義。
此外，書中校勘雖頗精審，然校書如掃落葉，隨校隨生，故其中也偶有遺漏。如第105頁倒數(shù)第2行“則‘大’、‘室’古通用也”的“室”當為“世”之誤；第111頁第13-14行“即不避唐玄宗李治諱”的“玄”應是“高”之誤。第228頁“說明”第1條第8-9行“伏羲已重卦矣……爻辭周公”當作“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等等，此不贅。
白璧微瑕，我們自不當以一眚而掩其大德?？偟恼f來，《引經(jīng)考》全書結構謹嚴，內容厚實，論證詳確。不論對《初學記》編者的考證，還是對其體例的總結、異文的考辨、價值的抉發(fā)、疏誤的揭示等，書中所論多可信從，絕大多數(shù)異文實例的考辨堪作范例，其結論可以直接“拿來就用”，是一部非常有用的書?！兑?jīng)考》對《初學記》所引經(jīng)注進行的窮盡而系統(tǒng)全面的研究，為今后同類著作的撰寫樹立了楷模，堪稱“類書引經(jīng)研究的典范之作”?！冻鯇W記》引文繁復，總計達11124條，《引經(jīng)考》所論1566條引文僅占其十分之一略強，其中蘊含的更為豐富的寶藏尚待進一步挖掘。我們期待不久的將來能讀到作者有關《初學記》征引史部、子部、集部文獻的研究論著，庶幾以成完璧。
[1] 敦煌文獻P.2526號保存有鳥部88則的內容，乃現(xiàn)存最古的類書寫本。據(jù)王三慶考證，該卷極有可能就是北齊后主下詔編撰的《修文殿御覽》。參其著《敦煌類書》，高雄：麗文文化事業(yè)股份公司，1993年，第16-20頁。
[2]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143頁上欄。
[3] [清]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前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4] [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徐鵬導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89頁。
[5] 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05頁。
[6]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4頁下欄。
[7] [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赌娱g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503-504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4年8月17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4年8月18日。
點擊下載附件：
Copyright 2008-2018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權所有 滬ICP備10035774號 地址：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27樓 郵編：200433
感謝上海屹超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提供技術支持
總訪問量：941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