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軾而望之”的訓詁與考古考察
汪 少 華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提要：《左傳》“登軾而望之”的“登軾”，今人或以為“軾”不可登而將“登”與“軾”點斷，釋“軾”為憑軾；或以為“登”當釋為“憑”，“登軾”即憑軾。較為普遍的意見則是根據《考工記》以及清儒考據結果予以反駁，認為軾可登，是述賓結構（登上車軾）。本文考察近年出土先秦車輿的形制，吸收考古學的相關成果，對軾可登的理據有所補正，并且針對釋“登”為“憑”的證據予以商榷。
關鍵詞：軾 登軾 憑軾 輢 車輿 乘石 青銅劍 立乘 登陴 登徒 登木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對于《左傳·莊公十年》“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有過一場討論。王泗原（1978）質疑舊讀，認為應標點為“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一、軾是車上前邊的橫木，用來扶手的。只是手握的一根木棍，不可以站腳。而且更高處再沒有可以把手的東西，即使“登軾”，也得騰躍而上。即使上了，腳既站不穩(wěn)，身子又四面無依傍。所以實在不可登，登一定會摔下來。二、“下視”連讀，就是以“下”作“視”的狀語。從車上（即使站在軾上）向下看，被車身遮蔽了，實在看不見齊軍車的轍跡。三、下文“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明說視的是轍，望的是旗。轍跡在地面，最低；旗建在車上，最高。而人在車里，可是說視轍向下視，望旗倒“登軾”，不近情理。所以那樣讀法是講不通的。“下”是下車。“登”是說視其轍之后再上車。“軾”是憑軾?！秴问洗呵?/SPAN>·期賢》“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史記·魏世家》“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的軾的用法同。軾之也就是軾而望之。這軾字也作式，《禮記·檀弓》“夫子式而聽之”便是。“軾而望之”與“式而聽之”句法同。
此文發(fā)表后，反駁者眾多。陳富槐（1979）從“軾”的形制入手：
據《周禮·考工記·輿人》的記載，古代馬車的車廂，形為半框，前面和兩旁有木板作屏蔽，后面開口給人上下車。車廂分前后兩部分，前部分占車廂深度的三分之一，圍住這部分的前面和兩旁的木板上，鑲有木條，這就是軾。后部分占車廂深度的三分之二，它的兩旁的木板可以倚靠身體，叫做“輢”。“輢”上鑲有橫木，叫做“較”?！拜^”比軾高（參見戴震《考工記圖》）。由此可知，“軾”不能簡單地說“只是手握的一條木棍”；而且人登上“軾”，一腳踏在前面，一腳踏在左旁或右旁，手又有“較”可扶靠，完全不會摔下來。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也曾指出：“車前三分墜之一皆可謂之式（軾），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边@里的“墜”，指車廂的深度。①
彭延銘（1979）引據《資治通鑒》“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胡三省注：
《記·曲禮》：國君撫式，士下之。注云，升車必正立，據式小俛，崇敬也。師古曰：式，車前橫木。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首撫式，以禮敬人?？追f達曰：式，謂俯下頭也。……于時立乘，若平常則憑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為敬，則落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記》云“式視馬尾”是也。
認為：從上述一系列解釋來看，除了共同肯定“軾”是手扶的橫木以外，還共同強調“凡言軾車者”就是低下頭，“以禮敬人”。并強調“式視”也只能看到馬尾那個地方，“若平常則憑較”。王泗原所舉兩例中的“軾”應該解釋為低頭撫式，以表示敬意，那么，說它和“登軾而望之”的“軾”用法相同，就說不通了。曹劌對齊軍不能表示敬意，自不待言。低著頭也是說不通的，因為下文有“望其旗靡”一句?！巴淦烀摇庇刑ь^遠望的意思，低著頭“望其旗靡”是不可能的。鑒于此，不能說它們的用法相同。“登軾而望之”的“軾”字只能認為是名詞。
潘煦源（1979）考察《左傳》中動詞“登”（作“從低處到高處”解）的用法，有帶賓語和省賓語兩類，前一類不可能在“登”后斷句，后一類一般應在“登”后斷句，但這么一來，“軾而望之”的文義就說不通了。所以應把“登軾”看作是“登上車軾”。
錢文輝（1979）著眼于“軾”的形制，且補充出土實物與文獻用例：
所謂“憑軾”，就是把手放在車前橫木上，身首微俯。這在春秋時是乘車者用以對所遇的人、事、物表示恭敬的一種特有動作。曹劌是在長勺之戰(zhàn)中觀察敵軍敗退的情況，根本無須表示恭敬，用不著憑軾。
“登軾”不能分讀，“軾”不能作憑軾講，這不僅因為曹劌在當時的情勢下不可能用憑軾來表敬，而且因為春秋時有“兵車不式”（《禮記·曲禮上》）的規(guī)定，兵車上根本不允許憑軾?？追f達曰：“兵車尚威猛，宜無推讓，故不為式敬也?！辈軇ヅc魯莊公共乘一兵車，他不會當著國君的面破壞“兵車不式”這條規(guī)矩。再有，憑軾，則“頭得俯俛”“首必俯”，叫曹劌憑軾，腦袋俯下，還怎么能“望”見齊軍之“旗靡”呢？
鄭玄說：“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根據解放后出土的實物（如1956-1957年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在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發(fā)掘虢國貴族墓地中的車馬坑中之俑式兵車，參見科學出版社《上村嶺虢國墓地》）來看，其剖面雖作圓形，但軾的上方還有“較”，這“較”是由車箱兩旁的木板（稱“輢”）上升出的，高于軾。鄭玄曰：“較，兩輢上出式者?！贝髡鹪唬骸拜浥灾^之輢……輢上謂之較……輿前卑于較者謂之式?！奔热惠^比軾高，則站在軾上可以憑借作為扶手，使望者有所依傍，是不會摔下來的。況且軾離車底并不太高（鄭玄曰：“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笨追f達曰：“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為式?！保?，曹劌的乘車又是停著，不在駛動，跨登上軾作短暫時間的瞭望，應該是完全可以的。
軾之可登，還可引一段資料來證明?！秴问洗呵铩肪硎弧吨伊罚?/SPAN>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眳峭踉唬骸叭陳耗芎酰∥釃L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于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SPAN lang=EN-US>
這段記載中吳王說要離連拔劍舉臂、上車登軾這樣容易的事也辦不到，是極言要離的無能。從這我們正可反過來看出登軾是春秋車戰(zhàn)中一種并不難做到的登高望遠的動作。說軾不可登，恐怕有點失之武斷吧。
劉禾（1984）亦據江永《周禮疑義舉例》和《呂氏春秋·忠廉》認為：
前一段資料證明“軾”可登，其中的“軍中望遠”，恰可做曹劌登軾，居高望敵的有力旁證；后一段資料證明，“軾”不僅可登，而且易登。吳王說要離“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是極力貶低要離之無能。把“舉臂”與“登軾”并舉，可見，“軾”之可登而易登，是顯而易見的。
少華按：說有易，說無難；斷然否定可能性與承認某種可能性，顯然后者勝出。于是經過那場討論，訓詁學界漸漸形成共識：“軾”可“登”，“登軾”不可斷開。然而，論者舉以為證的《呂氏春秋·忠廉》，其理解存在問題。孫雍長（1997）首先發(fā)覺而提出質疑：“這里吳王說要離連拔劍舉臂、上車登軾這樣容易簡單的事也做不了，是極言要離的無能。……如果‘登軾’是指登于軾木之上，便不是輕而易舉地能辦到的事，更不可能與‘舉臂’相提并論。”
如此質疑，的確有道理。“拔劍則不能舉臂”，拔出劍卻不能舉起手臂。劍有多重？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和上海材料研究所等單位組成的“吳越青銅技術研究”課題組經過8年研究，仿制成功“越王州句復合劍”。復原成功的仿古“越王州句復合劍”，長53.5厘米、寬5厘米，重745克②；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11號春秋楚墓出土青銅劍，長54厘米、寬4.2厘米，重720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1991）；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的越王勾踐青銅劍，長55.6厘米、寬4.6厘米，重857.4克（彭林2000）。欲殺王子慶忌的吳王是闔閭，此時的青銅劍長度約為48-59厘米，重量應與上述青銅劍相當。例如1964年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吳王闔閭劍長50.7厘米（戴遵德1972），1978年安徽南陵出土的吳王闔閭劍長50厘米（劉平生1982），1976年河南輝縣出土的吳王夫差劍長59.1厘米、寬5厘米（崔墨林1976），1991年河南洛陽出土的吳王夫差劍長48.8厘米、寬4.2厘米（洛陽市文物工作隊1992）。手持不足1公斤重的劍，要“舉臂”是普通人輕而易舉的，但是要離做不到。這不是極力貶低，也不是刻意夸張。《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記載與《呂氏春秋·忠廉》相同的事情：
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
《太平御覽》將此列入卷三八六《人事部》二十七《羸》：
《吳越春秋》曰：“子胥與要離見于吳王，要離對曰：‘臣，吳國之東阡陌人，細微無力，迎風則偃，背風則仆。大王有命，臣不敢盡死？’”
這就是《抱樸子·內篇序》所說的“要離之羸”（王利器2002）。要離自承“迎風則僵（偃），負風則伏”——“風都能將他吹倒”，這句夸張的話在他身上確是實情，無怪乎“拔劍則不能舉臂”?！鞍蝿t不能舉臂”的要離也不能登上車，因為登車的難度絕不小于持劍舉臂，這是車輿的實際結構決定的。車輿距地多高？據《周禮·冬官考工記·總敘》：
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jié)。
據聞人軍（1983）考證，《考工記》中記載的尺度，是小尺系統(tǒng)的齊尺，相當于米制的19.7厘米。兵車和乘車之輪都是六尺六寸，那么輪徑約為130厘米。這與考古學家根據出土車輿的考證統(tǒng)計數據相吻合：“先秦車的輪徑平均約為1.33米”（孫機1985）。六尺六寸的車輪，穿過輪轂的軸頭離地三尺三寸，加上軫和轐的高度，一共是四尺。兵車和乘車離地四尺（約78.8厘米），正適合八尺高的中等身材者升登③。
由于車輿距地面有此一定高度，所以尊者登車時可以借助“乘石”或“幾”。《周禮·夏官·隸仆》：“王行，洗乘石。”鄭眾注：“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对姟吩疲骸斜馑故闹百??！^上車所登之石?！薄坝斜馑故?，履之卑兮”出自《小雅·白華》，毛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编嵐{：“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笨资瑁骸俺塑囍畷r，覆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薄痘茨献印R俗訓》：“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备哒T注：“人君升車有乘石也。”《儀禮·士昏禮》：“婦乘以幾。”賈疏：“此幾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猶用臺，是石幾之類也?！薄督故弦琢帧肪硪唬骸暗菐咨陷洠{駟南游”，惠士奇《禮說》卷十一認為這表明“上輿皆登幾也”。正如孫詒讓（1905）所考證：“凡登車，貴者乘以石，其次以幾?！苯溃?/SPAN>1756）指出孔子“升車必正立執(zhí)綏”，“則是履地而升，蓋不敢同于尊者也”。古人從車的后部上車，因此后部留有缺口，為登車處（許嘉璐1988）。出土的先秦車輿充分證實這一點④。勇力之士往往從這里一躍而上，名超乘（孫機1985）?！秶Z·周語中》韋昭注：“超乘，跳躍上車?！薄秴问洗呵铩は嚷氂[·悔過》髙誘注：“超乘，巨（距）踴車上也?！币x并非勇士，不能超乘；亦非尊者，沒有乘石或幾。雖然有綏可執(zhí)以助（例如《莊子·讓王》“王子搜援綏登車”），但是以他“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的羸弱體質而言，登上近80厘米高的車輿顯然不可能，更不要說去登軾了。滕志賢（2002）引《呂氏春秋·忠廉》說：“它也從反面證實車軾的確可以登上去，只是因為比較細，登上去是需要一點功夫的?！钡沁@工夫要離不可能具備。
說要離不能登車，還有版本依據。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三八六《人事部》二十七《羸》：
《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吳王之友曰要離謂王曰：“臣請殺之?！眳峭踉唬骸叭陹i劍不能舉臂，上車不能登足，汝能殺之？”要離曰：“請必能。”吳王曰：“諾。”
宋王欽若等撰《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四《總錄部·義烈》作“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無“軾”字，與《太平御覽》同意。從情理上考察，《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的文字更為可信：拔劍用手，可是無力舉臂；上車用足，可是無力登足——這就是“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的要離。順便一說的是，要離怎么去刺殺慶忌呢？《呂氏春秋·忠廉》下文：
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zhí)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于衛(wèi)。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于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于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币x得不死，歸于吳。
無怪乎“要離之刺慶忌，如捽嬰兒”，髙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卷五十《闔閭入郢》曾感慨這是“事之最奇者”。
總之，《呂氏春秋·忠廉》“登軾”不足為據，當為“登足”或“登”。因而此例既不能釋為憑軾，也不能作為《左傳》“登軾”的旁證。
孫雍長（1997）進而認為：古“馮”有登義。由詞義滲透律的制約，因“馮”（憑）有登乘之登義，所以“登”也有憑依之憑義。《左傳·莊公十年》“登軾而望之”即“憑軾而望之”。
少華按：的確，古“馮”有登義。但是，詞義滲透并不是無往不適的規(guī)律或公式，“登”有無憑依之憑義，關鍵在于證據是否充分。相比于舊注、成說，孫文缺乏說服力。例如《左傳·哀公十六年》：“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杜預注：“升為大夫。”楊伯峻注：“據楊樹達先生《讀〈左傳〉》，‘登’即《論語·憲問》‘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之‘升’。子伯季子本為孔悝之臣，衛(wèi)莊即位即升之為己臣也?！薄靶碌怯诠弊g為“近來升官升到衛(wèi)侯那里”，被批評為“犯增字為訓之病”；而孫文釋作“新近依附于衛(wèi)侯”——“憑依”變作“依附”，較起真來，不也是偷換概念么？鑒于議論文字比較抽象——如孫文所列舉的《詩經·大雅·崧高》“登是南邦”、《左傳·昭公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左傳·哀公十六年》“新登于公”等3例，而詩歌詞語缺乏語境限定——如孫文所列舉的杜甫詩“四登會府第”、“立登要路津”等2例，要確證某詞只能釋為甲義、而不能釋為乙義，有相當大的難度。為了有效討論，此5例姑置不論。而孫文其他證據皆不能令人信服，立論難以成立。謹商榷如下：
一、“登陴”之“陴”并非城上女墻。孫文質疑“‘陴’為城上女墻，非可登者”。其實，《左傳》所說“登陴”、“守陴”之“陴”已經不是指城上女墻。《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睎|漢賈逵明確指出：“陴，城也。”⑤楊伯峻注：“陴，城上女墻也。亦曰陴倪，《墨子·備城門》云：‘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是其制也。守城者必登城而守陴，故守陴即守城也?！秱涑情T》又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此亦當近之?！笨梢姟暗勤稹?、“守陴”之“陴”都是指城墻。至少如王筠《說文句讀》所說：“《左傳》言‘守陴’者，是女墻；言‘登陴’者，則是城垣之通名?！贝送?，即使“登陴”之“登”為憑依，也是指憑依于陴，詞義不同于“守陴”之“守”。因而說“‘登’有憑守之義”，豈不是有增字為訓之嫌？
二、說“‘乘’亦有憑守之義，如《史記》、《漢書》每言‘乘塞’、‘乘邊’者皆是”，不符合《史記》《漢書》語言事實。《史記·黥布列傳》“乘塞”司馬貞索隠：“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漢書·匈奴傳下》“乘塞”顏師古注：“登之而守也。”《漢書·韓安國傳》“乘邊守塞”顏師古注：“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雖然“登”的目的是“守”，但詞義仍是“登”。否則就無法解釋諸如《漢書·貢禹傳》“乘北邊亭塞候望”這一類的“乘”（顏師古注：“乘，登也。”）。所以李奇釋《漢書·高帝紀》“乘邊塞”之“乘”為“守”，顏師古就不同意：“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鳖佔⑹钦_的?！稘h書·高帝紀》“乘城”可為佐證：“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顏師古注：“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洞呵镒笫蟼鳌吩唬骸诒勤稹！奔偃簟俺恕贬尀閼{守，那么“堅守乘城”不僅重復累贅地成了“堅守守城”，而且丟失了“連城數十”的宛郡吏民登上城墻的情節(jié)。同樣是“乘城”，“乘”的詞義不可能不一樣：“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披甲乘城……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保ā稘h書·陳湯傳》）后一“乘”只能是“登”（顏注為“登”），而不是憑守。更能說明問題的還有：“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城?！保ā稘h書·成帝紀》）“乘城”是為了躲避大水，與憑守毫無關系，顏注“乘，登也”是也?？傊^“乘”與“登”同義，是指升登而非憑守，這在上古漢語中是一貫的。例如《詩經·鄭風·子衿》“在城闕兮”毛傳：“乘城而見闕?！编嵐{：“登高見于城闕?！笨资瑁骸俺霜q登也，故箋申之?！?/SPAN>
三、“登木”和“登樹”都不是憑依?！抖Y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zhí)女手之卷然?！编嵭ⅲ骸澳?，槨材也。托，寄也。謂叩木以作音。”孫文據鄭玄注認為：“登木”謂撫據槨木，并不是指登立于槨木之上。若登立于槨木之上而“叩木以作音”，則只能發(fā)出沉悶的音響，且要扣木作音，無需站到槨材上面去，所以此“登”字亦當訓憑，憑者據也。
照此質疑，則與其將“登”釋為憑據，還不如釋為叩擊。因為鄭玄注“叩木以作音”，后代文獻引用時也說“叩木而歌”：“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槨。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托音。貍首之班然，執(zhí)女手之卷然?！保ā段簳だ顦I(yè)興傳》）《漢語大詞典》第8卷第528頁“登木”條目即引據《檀弓下》及鄭注釋為“敲打棺木”。
其實這里的“登”，既非憑據，亦非叩擊，仍是升登。例如《詩經·小雅·角弓》“毋敎猱升木”鄭箋：“猱之性善登木?！薄稜栄拧め尗F》：“猶，如麂，善登木?！薄暗悄尽奔瓷蠘洹！短垂隆返摹暗悄尽敝傅巧蠘∧?，前人已經明言，歷來并無疑義：宋黃震《黃氏日抄》卷十五說“登木，履槨木材之上也”，宋張栻《論語解》巻七說“原壤放達自居而不由于禮。考之《檀弓》，于其母死，升木而歌，則可見其人矣”。置疑的關鍵，是誤解了《檀弓下》原文與鄭注所謂的“音”。始作俑者可能是孔穎達，其正義云：“于是乎叩木作音，口為歌?！笔獠恢白饕簟本褪恰盀楦琛?。鄭注“叩木以作音”之“音”即“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之“音”。何為“音”？《禮記·樂記》：“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這是說：“凡歌曲，都產生于人心。感情激動于心中，所以表現為聲音，聲音變化而成曲調，就叫做歌曲?！保钐煊?/SPAN>1997）原壤所說“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是說他自己已經很久沒有用歌聲來寄托感情了。顯而易見，此“音”指他唱出的歌曲，而不是叩擊槨木發(fā)出的聲響。因而就無所謂叩木的音響是否沉悶，無所謂是否站到槨材上面去扣木。
再說，“登木”與“歌曰”可以是先后的動作行為：始而升登于槨木之上，繼而叩擊槨木而唱歌——誰能排除這樣的可能呢？應當指出的是，《檀弓下》原文并無“叩木”情節(jié)。鄭玄注“謂叩木以作音”（《魏書·李業(yè)興傳》“叩木而歌”因此而來），“叩木”作為唱歌的方式，也只是鄭玄的推測之詞。原壤唱歌時可能“叩木”，而非必然如此。
至于杜甫《湘夫人祠》“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孫文以為：“‘登’與‘借’對文，皆憑藉之謂，此‘登’字別無他訓，可謂‘登’有憑義之力證?！表氈拔④敖桎咎O”一作“微香惜渚蘋”，則“登”“惜”對文，然則“登”又該作何解？其實“登汀樹”之“登”，亦是升登。唐張讀《宣室志》卷五：“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于是登木自匿。”《隋書·楊約傳》：“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七引《廣異記》：“開元末，渝州多虎暴。設機穽，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樹候望，見一倀鬼如七八歳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fā)其機。及過，人又下樹止之。須臾，一虎徑來，為陷機所中而死?！?/SPAN>
四、“登徒”并非“憑虛”。孫文認為：“‘登徒子’這一名稱也無非是憑空擬造而來。所以，‘登’者憑也，‘徒’者虛也，‘登徒子’即‘憑虛子’之謂也。舊注以‘登徒’為姓，失之穿鑿。其后有司馬長卿賦之‘子虛先生’、‘烏有先生’、‘亡是公’，張平子賦之‘慿虛公子’等，顯然都是效仿‘登徒子’之名而擬構的?！?/SPAN>
誠然，“登徒子”是個虛構人物。但是，“登徒”卻并非“子虛”、“烏有”之倫。因為“登徒”不僅見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還見于《戰(zhàn)國策·齊策三》：“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發(fā)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仆無行，先人有寳劍，愿得獻之?！边@里的“登徒”不可能是“憑虛”之謂。故而非獨唐李善注“登徒”為姓，宋王應麟亦視作姓，其《姓氏急就篇》卷下：“登徒氏，宋玉有《登徒子賦》，《戰(zhàn)國策》‘郢之登徒’。”姓氏的來源是職官。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登徒子好色賦》：以《戰(zhàn)國策》參考，登徒子蓋以官為氏。”對于“登徒”之官職，湯炳正（1981）曾作專文考證，結論是：“左徒”與“登徒”都是楚國當時的官職名稱，是一個官職的兩種不同的簡稱。
五、“天子、諸侯巡守出戰(zhàn)，一般也都是坐乘”，缺乏證據。孫文指出：“古人乘車，男子立乘，年七十以上及婦人則坐（跪坐）乘。天子、諸侯巡守出戰(zhàn)，一般也都是坐乘?！贝苏Z僅只前一半確切?！抖Y記·曲禮上》：“婦人不立乘?！庇郑骸按蠓蚱呤率?。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幾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鄭玄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薄吨芏Y·春官·巾車》“安車”鄭玄注：“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薄秲x禮·士喪禮》鄭玄注：“古者立乘。”《禮記·曲禮上》鄭玄注：“乘車必正立。”凡此可見男子立乘是公例。朱維德（1999）曾批評其“文中即未擺出證據，也未交代兵車之上到底如何‘坐乘’，可見這只是作者為將‘登軾’強解為‘憑軾’的一種主觀構想”。因為不能提供“天子、諸侯巡守出戰(zhàn)一般也都是坐乘”的證據，所以孫文的下述推論也就難以成立：曹劌“既與莊公‘共乘’，莊公坐乘，他也就不會是立乘。曹劌是坐乘于車，先從車上探身往下察看齊軍的車轍，再站起來手扶軾木觀望齊軍的戰(zhàn)旗”。
六、說“登軾”即“馮（憑）軾”，不符合《左傳》語言事實。首先，將“登軾”釋為馮（憑）軾的邏輯前提是：由詞義滲透律的制約，因“馮”（憑）有登乘之登義，所以“登”也有憑依之憑義。但是，《左傳》中既有“登軾而望之”，又有“馮軾而觀之”：“子玉使斗勃請戰(zhàn)，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保?SPAN style="COLOR: black">《僖公二十八年》）這就清楚地表明：《左傳》“馮”“登”分工明確，“登軾”不同于“馮軾”。其次，《左傳》有“登丘而望之”：“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guī)熞曀俣约?，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保ā冻晒迥辍罚暗禽Y而望之”與“登丘而望之”，句型相同，兩“登”字詞義應當相同。因而沒有理由強生分別，一釋為憑依、一釋為升登。換言之，將“登軾而望之”的“登”釋為憑依，不僅無法解釋“馮軾而觀之”，而且無法解釋“登丘而望之”。
綜上所述，所謂“古‘登’有憑義”難以成立，“登軾而望之”之“登軾”亦非憑軾。
此外，軾可登論者強調憑軾表示敬意，而曹劌觀察敵軍敗退的情況，根本無須表敬，用不著憑軾。應該說，這一點反駁力不強。因為憑軾并非一律表示敬意，前揭《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即是。如果說這是“特例”，就不能排除曹劌也是特例的可能。再如《莊子·盜跖》：“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zhí)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薄短接[》卷八百四十五引賈誼《新書》：“虢公喜，據軾而笑?！薄冻o·九懐》：“悲九州兮靡君，撫軾嘆兮作詩。”《漢書·酈食其傳》：“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余城?！鳖亷煿抛ⅲ骸榜T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馮軾”、“據軾”、“撫軾”，也都不是表示敬意。
其實，曹劌不可能憑軾的原因，乃是軾的高度決定的；以往圍繞“登軾”的論爭，根本上也是源于對軾的認識和理解不同。朱維德（1999）、呂友仁（2000）先后撰長文，著重考論古軾形制，糾正對車軾的誤解，論定軾之可登與易登，堪稱考證翔實、辯論清晰。然而仍不出《考工記》、江永《周禮疑義舉例》、戴震《考工記圖》的范圍。直到滕志賢（2002），乃強調考古實物有助于解決因名物形制不明所造成的懸案，例舉太原金勝村春秋大墓車馬坑5號車車軾直徑3.8厘米、高51厘米，軾與兩旁的輢齊平，認為這與《考工記》和《周禮疑義舉要》所述比較接近，車軾是可以登上去的。鑒于訓詁學界對于春秋時代車輿的形制有所了解而不透徹、引據多半停留在清儒論述的現狀，故有必要結合考古學界的出土資料和相關成果，對車軾進行一番探討。
《考工記·輿人》：“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這是說：以車箱寬度的三分之二作為車箱的長度。將車箱長度三等分，三分之一在前、三分之二在后，將軾揉曲到這個位置。以車箱寬度的二分之一作為軾的高度。這與出土車輿基本一致。孫機（2001）指出：“車箱前部欄桿頂端的橫木名軾。商車上的軾起初和輢一樣，與車軨其他部分保持平齊。后來則將軾裝在車箱中部偏前處，這種做法為西周和東周車所承襲?！保ㄓ覉D所示）
軾的高度是多少呢？鄭玄注：“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卑凑涨敖衣勅塑姡?/SPAN>1983）的考證，一尺相當于米制的19.7厘米，就是65厘米。山西侯馬上馬墓地3號車馬坑出土的春秋早期車輿，其2號車距前軫16厘米處安有車軾。軾橫跨車箱，兩端向下彎曲，沿兩輢外側插入車底。軾橫剖面呈扁圓形，長徑3、軾跨長116、高出車底41厘米。軾上安有3根彎曲成弧形的支柱，支柱下端插入前軫部分欄桿的最高一根橫木；1號車軾高64厘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1988）。太原金勝村251號春秋大墓車馬坑出土的5號車（右為復原圖），輿寬120、長100、軨高42厘米。前軫往后27厘米處，安裝圓木煣成的軾。軾直徑3.8、高51厘米。中部略見弓起，兩端圓角折下與軫框連結。軫框后部兩角各裝一根圓木輢柱，徑4.5、高50厘米。輢柱和軾構成車軨的主干。左右兩側欄桿全以藤條和革帶相互穿繞連結而成；其8號車輿（下頁右為復原圖），輿右后側的兩根立柱，高約60、直徑5厘米。一在輿角、另一在前30厘米處。其下端與軫連結，上端有高約5、直徑約9厘米的中空碗形物（未保存下來，故圖上不明顯，但在另一輛車上保存較好，可供參證）?！@種獨立存在的輢柱，有人推測可能是較柱（上安曲鉤扶手），但其高度僅與軾齊平，顯然不確。我們初步認為此二柱仍應稱輢，用于插置兵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1989）。
湖北宜城出土戰(zhàn)國4號車（下為復原示意圖），輿長145、寬114、高65厘米。欄由立柱、軹、轛等構成，前部有軾，后端有輦。軫上有圓柱形立柱15根。前軫上7根，用繩綁于軫木外側，直徑2、間距21-23厘米。其中間5根上端折成133度角與軾相接，垂直部分高40、傾斜部分長56厘米；兩側角柱相同，上端折成120度角與軾柱相接后，呈水平延伸到后角柱而成為較，較分別與兩側的輢柱和后角柱相連，垂直部分高47、較復原后長63厘米。兩側軫木上的輢柱對稱相同，各3根，前一根位于軫上，高21、徑2厘米；中間為橫軾作90度下彎而形成的軾柱，位于軫外側，高80、徑4厘米。后一根位于軫內側，高80、徑2厘米。……橫軾兩端折為軾柱，長155厘米，斷面圓形，徑4厘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3）。
山東淄博市臨淄區(qū)淄河店二號戰(zhàn)國墓出土的20號車（下為復原示意圖），軾為獨立構件，由直徑為4厘米×3厘米的扁圓硬木揉成“ㄇ”形，兩下端與左、右軫木綁扎固定，上部與左右較及前端的軓相連（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陜西鳳翔出土秦車，軾高出車底53、直徑3厘米。軾下有5根轛支撐，轛徑3、兩轛間距23厘米。左右遮欄的上面有輢，兩輢通高27、直徑2厘米，后面欄桿與輢平齊，中有62厘米寬的缺口，作為乘者上下的車門。車箱后角各有兩根立柱，分別作為兩側車輢和后面橫條的支柱，直徑2厘米（吳鎮(zhèn)烽、尚志儒1980）。
山西臨猗程村出土的十幾輛春秋車輿中，可以看清軾全貌的和僅有局部軾木的車共12輛：
都是直徑較粗的圓木，直徑在3厘米-4厘米之間。……軾系1根圓木揉成，位置距前軫在25厘米-36厘米之間，距后軫在56厘米-75厘米之間。與《考工記》“叁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的記載基本相符。軾全長在189厘米-254厘米之間。上面橫的一段平直，兩側在左右欄的上方呈90度下折成豎柱，并緊貼兩欄內側垂直向下，插入軫木的凹槽中。凡搞清楚者，都是在豎柱下端距軫約1.5厘米的地方橫向鉆一透孔，孔的走向與軫走向一致。在透孔兩端軫上相應的位置亦各鉆一孔，再在孔中穿皮條，皮條兩端固定在軫上兩孔之中，以加固豎柱的牢固強度。這2根豎柱是軾木的主要支撐點，立于欄內軫上，故而軾的橫長最大跨度小于輿的寬度?？梢钥闯鲚Y高度的9輛車子中，最高者64厘米，最低者48厘米。又以52厘米-59厘米者居多，共6輛，占已知軾高9輛車中的三分之二。此高度亦基本上相當于輿廣100厘米-120厘米之半，與《考工記》“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基本相符。為了增加軾的負荷強度，又在軾前加了3根支柱，以支撐乘者從后面或憑或伏時所產生的向下的壓力及向前的推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2003）
上述出土實物與《考工記·輿人》的記載大致相符。將上述出土實物與江永《周禮疑義舉要》的考證相對照：
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前，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于前。所以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有棱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輢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蹲髠鳌烽L勺之戰(zhàn)“登軾而望”是也。式木嵌入輿板,其內又有轛木承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后世紗帽之形，前低后高。式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馭者可持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俯也。
可知：第一，《考工記·輿人》：“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出土車輿實物是在車箱前三分之一與后三分之二的交界處，將軾揉曲成“ㄇ”形，折向下植入車輿軫木；江永的理解是將軾揉曲與底框平行折向后，軾木嵌入輿板。雖然現有出土車輿并不是當時所有車輿的共同樣式，不能排除江永設想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比較小。就車軾支撐牢固而言，出土車輿實物勝于江永的理解；同時，兩旁的橫欄也就不宜“通謂之式”?？傊Y并不高，左右兩旁的橫欄低于或等高于軾（“車制如后世紗帽之形，前低后高”與出土車輿不甚相符），并且軾具有相當大的負荷強度，一足可踏前軾、一足可借助旁邊的橫欄或立柱，因而“登軾”不僅可能、而且可行。《左傳》孔穎達疏認為曹劌就是曹沫，《史記·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司馬貞索隱：“《左傳》《谷梁》并作曹劌?！雹藜词共軇ゲ皇遣苣菢涌孜溆辛Φ挠率?，也可以登上車軾。
第二，“憑（馮）軾”就是“伏軾”，《戰(zhàn)國策·韓策三》“伏軾結靷西馳”，《史記·孟嘗君列傳》作“憑軾”；《史記·淮陰侯列傳》“伏軾下齊七十余城”，《漢書·酈食其傳》作“馮軾”?？梢姟皯{（馮）”者就其手而言，“伏”者就其首而言。出土車輿軾的高度，大約為40—65厘米，“東周車軾高度大多都在40—55厘米，趙卿墓車馬坑8號車最高，亦僅65厘米；西周車軾高沒有超過50厘米的”（渠川福1996）。正如江永所說，“不及人之半腰，故馭者可持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俯也”。立乘于車上的曹劌若是憑軾，將手扶持在軾上，勢必上身前傾、腦袋低俯。因而王泗原（1988）所說“憑軾便于企踵延頸而望也”，就不符合物理常識了。朱維德（1999）已經明確指出：“憑軾須彎腰小俯，限制視野，與文中敘寫遠眺的‘登軾而望’相互矛盾。”
至于“下視其轍”的標點，關鍵在于“下”是動詞“下車”還是狀語“往下”。許多論者認為是前者，相形之下，錢文輝（1979）的意見理由更充足：
這里的“下視”，是指在車上向車下地面的前前后后視，并非指向車身正下方視；唯其這樣，才能辨視出齊軍馳去的轍跡是否亂。同時，春秋時打仗主要是車戰(zhàn)；在長勺之戰(zhàn)中，齊軍很多兵車一起敗馳，轍跡應當是縱橫交疊的。在這種情況下，要辨清轍跡是否亂，從車上居高向下看比下車立在地面上看不是要合宜得多嗎？
少華按：“下視其轍”的“視”，不可忽視。論者說“審視細察車轍”、“細心審視周圍地上的車轍”或“對齊軍‘驚奔失列’的眾多混亂車轍進行一番考察”，這樣的解釋若是對應“觀”、“察”、“相”是合適的，可這里用的是“視”。郭錫良等（1999）對于這組表示眼睛動作的同義詞曾作清晰的分辨：
“視”相當于現代漢語的看。它一般是指看近處的東西?！坝^”是有目的地看?！安臁笔亲屑毧矗辞宄?。“望”是向遠處看。曹劌近看車下齊軍的車轍，所以用視；登車遠眺齊軍的旗幟，所以用望。
所以，“下視”釋作“往下看”優(yōu)于“下車仔細觀察”。
附注：
① 兩處“墜”當為“隧”，可能是排印致誤。
② 2002年3月13日新華網報道。
③ 臨淄周—漢代男性平均身高為163.8厘米，女性151.1厘米（韓康信、松下孝幸1997）。
④ 例如：殷周時期的車子，車箱的門都開在后面（楊泓1985）；山西侯馬發(fā)掘的春秋車輿，車箱四面置欄桿，后面欄桿正中有寬40厘米的缺口，作為上下車之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1988）；陜西隴縣發(fā)掘的春秋車輿，后面欄桿正中有寬20厘米的缺口，作為乘車者上下的車門（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寶雞工作站等1988）；山西臨猗程村發(fā)掘的春秋車輿，兩后欄之間的缺口，上寬88厘米、下寬73厘米，是駕乘者用以升降的車門（張岱海、張彥煌1993）。
⑤ 轉引自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卷十，《清經解續(xù)編》卷259，上海書店1988年縮印本第1冊第1276頁。
⑥ 李零《為什么說曹劌和曹沫是同一人》有詳盡論證，見《讀書》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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