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清華簡《楚居》的古史傳說
夏麥陵
清華簡《楚居》的古史傳說，涉及簡文開始的三小段，人物有季連、鬻熊和熊繹三位。徐旭生先生曾指出，“我國，從現(xiàn)在的歷史發(fā)展來看，只有到殷墟時代（盤庚遷殷約當公元前一千三百年開始時），才能算作進入狹義的歷史時代。此前約一千余年，文獻中還保存一些傳說，年代不很可考，我們只能把它叫作傳說時代?！保?SPAN>1
）《楚居》的古史傳說，界限也正是劃在這里。目前所見，專門研究《楚居》古史傳說的文章只見李學勤先生《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和李守奎先生《論〈楚居〉中季連與鬻熊事跡的傳說特征》等兩篇（2），其他是研究《楚居》某一部分簡文，涉及古史傳說中的一二問題，或只談古史傳說的一二問題。尤其上述兩篇關于古史傳說的專論，讀后受益頗多，但也有令人不以其結論為是之處。限于篇幅，擇要寫出幾點，以求教于對這一問題有興趣的專家學者。這里不妨按《楚居》簡文開始三小段的內容為順序來展開討論?！冻印烽_頭從季連談起；
季連初降
山，抵穴窮，前出于喬山，宅處爰波。
李學勤先生說，“山應是《山海經·中山經》內《中次三經》的騩山，也即《中次七經》的大騩之山，就是今河南新鄭、密縣一帶的具茨山?！逼淅碛衫钍乜壬f了一點，因為“‘
山’與‘騩山’古音極近，是文字異寫?！逼鋵崳o山的“騩”，晉代郭璞早就說了，“音巍”（3）。，是影母微部字；巍，是疑母微部字。二字發(fā)音部位相同，都是喉音。《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七說“大騩山，今名具茨山，在（新鄭）縣西南四十里，潩水出焉?！唷吨尽泛幽厦芸h有大騩山。山蓋與密縣接界也?！埃?SPAN>4）其實，具茨山的主體部分在今禹州市萇莊鄉(xiāng)和淺井鄉(xiāng)至新密、新鄭交界處。新鄭境內也只延續(xù)到辛店鄉(xiāng)一帶。具茨山屬伏牛山的余脈。因為《左傳》昭公十七年云：“鄭，祝融之虛也?！背南茸嬖龌鹫?，功勞很大，被命名為祝融。相傳新鄭為祝融的所在地，所以季連的出生地
山，便與《山海經》的大騩山聯(lián)系上了，進一步坐實到河南新鄭、密縣的大騩山了。傳說時代的世系是在東周時期“祖出一元”的觀念下產生的，所以都要與黃帝、炎帝、顓頊、祝融等掛上鉤。徐旭生先生說，“傳說與神話是很相鄰近卻互有分別的兩種事情，不能混為一談?！保?SPAN>5）我們應把摻雜神話的古史傳說與純粹的神話加以區(qū)別，不能籠統(tǒng)地把古史傳說都歸之為神話。但《楚居》明顯有把古史傳說歷史化的傾向。這就是徐旭生先生所說的“由于人智的進化，知道了神話的不可靠，就逐漸把古史傳說加以修正，加以‘人化’?！钡摹叭嘶?。（6）李守奎先生說，“《楚居》中有關季連行蹤的山、水名稱又見于《中山經》，也自成系統(tǒng)?！吨猩浇洝匪?，集中在西周至戰(zhàn)國早期楚人活動的中心地帶?！薄耙伞冻印分械摹ǜF’與《山海經》中的‘熊山’有關，是穴熊之祖曾經居住過的山。從這座熊山再往東就是‘騩山’了?！薄啊冻印分屑具B降騩山，抵穴窮，可能就是《山海經》說熊山與騩山相鄰的折射。”這些論述自然頗有道理?！渡胶＝洝ぶ猩浇洝返摹吨写尉沤洝氛f，自岷山之首女幾之山向東，經過十二座山就是熊山，從熊山再往東就是騩山。岷山至熊山，其間二千八百四十里，熊山至騩山，其間一百四十里。據出土文物，殷一尺約為今5.07寸，周尺更小，約為殷尺的8寸，從岷山至騩山約相當今天的一千多里。正在陜西的南部。此說令人可信，因為那里已有考古上早期楚文化的證據（7）。袁珂先生曾論證《山海經》是戰(zhàn)國時期楚人的作品，著作時代從戰(zhàn)國中期到漢代初年，著作的地方是戰(zhàn)國時的楚國和漢代初年的楚地，作者是楚國和楚地的人（8）。楚人對祖先的遙遠的記憶，在代代相傳中，張冠李戴，多無定說必然也反映到《山海經》中來。
但李守奎先生認為，《楚居》中涉及季連的地名為什么多見于《山海經》？為什么會出現(xiàn)兩套？他有些“猜測”我認為很有道理：
首先，《楚居》中季連的事跡和《山海經》記載楚人其他先祖事跡一樣，都來自神話傳說，《楚居》是對神話傳說的加工。第二，《大荒西經》中所記可能是楚人對其先祖曾在西北活動的遙遠的記憶。楚人先祖可能自西而來，逐漸南移，至晚在西周初年，就遷到了丹水和漢水流域。隨著楚人的遷徙，這些山水地名也被他們帶到了新的居住之地。《山海經》中《中山經》大都翔實可考，有些應當是戰(zhàn)國楚人的實錄。第三，《楚居》中季連的行蹤可能有楚族遷徙的影子，但如果是移植的地名，就難以據此確考其準確的方位。
楚王族定居于江漢平原后，不僅把原來居住地的地名帶到了新居地，而且把代代相傳的關于先祖的神話傳說和信仰也寫入自己的歷史如《楚居》中。其中不能說沒有把神話視為信史的成分，不能說沒有張冠李戴之處。于省吾先生有句名言，對古代典籍，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要靠考古材料（9）來證實。所以對汌水即均水、順水或洵水的說法，或從音韻訓詁的角度來看，可以成立；但從考古所見的角度來說，目前還難以讓人認同。
《楚居》又說，季連——
逆上汌水，見盤庚之子，處于方山，女曰妣隹……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盤（泮），爰生
伯、遠仲。
《楚居》中的汌水，李學勤先生認為“其實就是均水，見《水經注》。《漢書·地理志》作鈞水。” “《水經·均水注》：‘均水南逕順陽縣西，漢哀帝更為博山縣，明帝復曰順陽。應劭曰：縣在順水之陽，今于是縣則無聞于順水矣。’這個順陽位在均水東北，順水顯即均水?！槨c‘汌’都是從‘川’聲的字，且與‘均’、‘鈞’等字通假，古書曾見其例?！本l(fā)源于欒川縣西南部的熊耳山南麓，流經盧氏、西峽、淅川，匯入今丹江水庫。均水今稱老灌河。古順陽縣治在今淅川香花鎮(zhèn)西的李官橋鎮(zhèn)，今已被淹沒于丹江水庫中。《水經·均水注》云順水“縣在順水之陽，今于是縣則無聞于順水矣，”或因為到北魏酈道元時順水早已稱均水了，湖北丹江口市舊稱均縣，原因是原均水流至此匯入漢水中。整個均水流域（今老灌河）除淅川境內丹江流域多有楚文化的墓葬外（下寺、和尚嶺、徐家?guī)X、毛坪楚墓群），目前其中、上游還沒有楚文化的墓葬或遺址方面的考古發(fā)現(xiàn)。
這個問題，李守奎先生認為“《楚居》說季連遷出喬山后，‘逆上汌水’，汌水即洵水。洵，心母真部字，從川得聲的‘
’、‘汌’等是邪母文部字，‘洵’與‘汌’二字古音相近，汌水可讀為洵水。按《史記》的五帝傳說系統(tǒng)，黃帝在軒轅之丘與西陵之女所生的昌意是季連的先祖?！薄鞍堰@些信息綜合起來看《楚居》中季連的行蹤與《西山經》中楚人先祖的活動范圍大致吻合，就在以現(xiàn)在青海湖為中心的西北地區(qū)?！薄渡胶＝洝の魃浇洝返摹段鞔稳洝费?，軒轅之丘往西，到騩山，其間一千六百九十里。如此，騩山則大約在青海省的西部邊境了。雖說黃帝居西的傳說由來已久，但“居西”落實到《西次三經》的騩山上，顯然令人難以信從，原因還是那里至今沒有考古上早期楚文化的證明。
李守奎先生說，“季連娶盤庚之女為妻，如果屬實，那么羋姓的出現(xiàn)就應該在商代的中期以后。”（10）。李學勤先生認為，“這是楚世系的直接源頭。后來的楚君都出自妣隹，這正是她被尊稱為‘妣’的緣故?！比欢抖Y記·曲禮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惫艜r也用以稱在世的父母，如《爾雅·釋親》：“父曰考，母曰妣?！笨芍坎⒎且驗椤笆浅老档闹苯釉搭^”而被稱“妣”的。這是她的后代追述這段歷史時，對她本應有的稱呼。
簡文說季連追求妣隹，“從，及之盤（泮）”，李學勤先生說“盤”應讀為“泮”，即水濱。自然指汌水之濱。李家浩先生對此句的考釋則更令人服膺，他說：
細繹上下文意，疑“及之”與“盤”應該點開，“盤”應該讀為《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之“判”。鄭玄注此句說：“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秵史鳌吩唬骸蚱夼泻稀！嵥巨r云：‘主萬民之判合?！辟Z公彥疏：“引《喪服傳》者，證‘判’為‘合’義。”孫詒讓《正義》：“《釋名·釋親屬》云：‘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嵌藶轳?，一人為半，合之乃成夫婦，故曰判也?！保?SPAN>11）按鄭注引《儀禮·喪服傳》文，傳本“判”作“牉”。（12）《廣韻》去聲換韻普半切判小韻：“牉，牉合，夫婦也。”（13）簡文“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判，爰生伯、遠仲”的意思是說：季連聽說妣隹有聘婚之事，就去追她，結果追上她，和她結為夫妻，于是生下
伯、遠仲兄弟二人。（14）
方山是季連見盤庚之子和妣隹的地方，也當是他倆和家人的居住之地。估計“京宗”離方山不會太遠。因為季連剛有妻兒，新有家室，在離方山不太遠的“京宗”安頓家室，從經濟上、精力上，應是最佳方案。李學勤先生認為“方山是《中次四經》的柄山。”這個柄山在今日的何處？李學勤先生引郝懿行《山海經義疏》稱：“柄山，滔雕水及下文白邊山，計其道里，當在宜陽、永寧（今洛寧）、盧氏三縣之境。”“由均水的源頭再向北走，就到了柄山這一地區(qū)?！北降拇蟾欧轿?，可依熊耳山的位置來推知。依《山海經·中山經》的《中次四經》反推而知熊耳山東二百里是白邊之山，再往東二百五十里即柄山。熊耳山與柄山之間相距四百五十里，那柄山估計在今伊川西境。另外，《中次四經》還提供了尋找柄山方位的另一個條件：“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苯褚链ㄎ骶潮绷髯⒂诼搴拥闹挥懈仕?，其他河流是南流注于伊河。若此，滔雕之水也即甘水河了。宜陽、盧氏境內當然有“北流注于洛”的河流，但距離熊耳山又太近了。滿足不了熊耳山與柄山之間相距四百五十里這一條件?？梢?，郝懿行說柄山“當在宜陽、永寧（今洛寧）、盧氏三縣之境”便與《中次四經》所說的熊耳山與柄山之間的距離有了抵牾。這又怎么解釋呢？
《楚居》說，季連與妣隹婚后——
先處于京宗，穴酓遲徙與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繹與屈
卜徙于夷屯……
李學勤先生還認為“京宗之名有可能與《中山經》的景山有關?！逼湮墨I的證據有《水經·沮水注》云：“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景山首也?！薄蹲x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五云：“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15）顯然，這是楚王族從陜西南部遷徙到江漢平原后，也把原居住的山、水名移稱新居地的山、水名后的情況寫入著述中。沮水、沔水、沔陽、荊山等山、水名和地名都是楚王族在陜西南部時早有的名稱。
沮水最初是稱呼那條河流？《墨子·非攻下》云：“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睢”乃“雎”之誤?！蚌隆币嗤熬凇?。據《楚居》，不僅季連最早居京宗，穴熊，麗季以至熊狂都居京宗。我認為京宗當在“楚熊麗始討雎山之間。”這個“雎山之間”在何處？孫詒讓《墨子閑詁·非攻下》引畢沅云，“雎山，即江漢沮漳之沮?！痹r讓按：《史記·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笔鞘挤獬?，為熊麗之孫繹，與此書不同。梁玉繩云：“麗是繹祖，雎為楚望，然則繹之前已建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繹始有國耳?！?SPAN>(16)我認為，熊繹受封于周成王時的楚蠻之地當離周的都邑宗周不太遠（17）。《潛夫論·志氏姓》認為始封者是熊嚴。比較《楚世家》、《墨子·非攻下》和《潛夫論·志氏姓》三家所言，陳槃先生認為“此三說者，《史記》近之，余皆誤也?！保?SPAN>18）熊麗雖非始封者，但“始討雎山之間”當是史實。畢沅釋“討”為“封”，羅運環(huán)先生引《左傳》宣公十二年“討國人而訓之”和“討軍實而申敬之”的“討”，杜預注為“治”，即治理，認為“始討此雎山之間”建立統(tǒng)治關系。（19）這是極確的?！冻印氛f熊麗居京宗，《墨子·非攻下》又言“楚熊麗始討雎山之間”顯然，這個“京宗”就在“雎山之間”?！蚌律街g”在何處？陳槃先生認為，雎、沮字通，雎山當即沮水之山。沮水所在即沮山（雎山）所在，沮山亦即荊山矣。（20）但陳槃先生雖然明白“熊耳（山）之西南即丹水流域——宋翔鳳以為丹陽者也。此等處殆荊楚舊居，而南條荊山者，荊楚南遷，舊號復隨之移殖，故荊山亦不例外也”（21），而在考述“雎山當即沮水之山”時，又誤以為熊麗時所在的“雎山之間”在“南漳縣西八十里，于漢為臨沮縣治”。其實，湖北荊山所處的沮水不同樣也是“舊號復隨之移殖”的嗎?
今陜西有多處河流稱沮水。結合考古發(fā)現(xiàn)有早期楚文化或早于早期楚文化（如商文化）之處的沮水在陜西的西南部和南部，下面簡述文獻所記載：
1. “原以漾水東南流至武都稱漢水，一稱沔水，又名沮水，則以出自東狼谷（今陜西留壩縣西）至沮縣（今陜西略陽東勉縣西）合于漾水之沮水得名……古時自氐道至武都之漾水，……后因氐道流絕，沔漢遂只以沮水為源。因而今之漢水其北源遂出陜西留壩縣西境，另有南源出寧強縣。二源至勉縣（古沔陽、沔縣）合流為沔水，亦即漢水?！保?SPAN>22）
2.“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山首也……杜預云：水出新城（即漢中郡，秦置，莽曰新城。詳《漢書·地理志》第八上——作者）郡之西南發(fā)阿山，蓋水異名也。沮水東南流，逕沮陽縣東南……”（23）
可見，古文獻和出土文獻中西周及其以前的沮水，“雎山之間”、京宗、乃至荊山，都應當在陜西南部和西南部。
李學勤先生說，“據《詩·商頌》的《殷武》篇，武丁曾‘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殷墟卜辭也有當時南征的記錄。這一時期商朝的勢力影響及于南方這一帶地區(qū)，應該就是盤庚之子和妣隹傳說的背景”?！对姟ど添灐ひ笪洹肥欠裾f明“奮伐荊楚”？李山先生對《詩·商頌·殷武》篇有過深入的研究，他指出：
今文家將其解釋為贊美宋襄公伐楚事件的詩；古文家則認為是商朝祭祀殷高宗武丁的篇章。今文之說不可信……古文家認為祭武丁，其根據在開首一句“撻彼殷武”之“武”，《毛傳》釋之為武丁之武……因為在相關的文獻中，沒有任何武丁曾討伐荊楚的明確記載。時至周初，楚人“辟在荊山”，勢力還相當小，料想武丁之時還不會有《殷武》所述的大規(guī)模伐楚之事……《商頌》雖僅存五篇，作為《商頌》之首的《那》篇，表現(xiàn)的是獻給祖靈的鼓樂。據《禮記·祭義》的說法，殷人祭祀尚聲，所以鼓樂在先……《烈祖》篇是向祖先祈求“綏我眉壽”，要之當是獻祭神靈的祈福詩。以下《玄鳥》、《長發(fā)》兩篇是敘述先祖的功德業(yè)績，如果詩篇編排次序體現(xiàn)著祭祀次序的話，則湯武、武丁在先，而“玄王”以降的遠祖在后，這也符合古人宗教祭祀“慎終追遠”的觀念……“罙入其阻”之句表明荊楚是一個地域相當廣闊而戰(zhàn)爭可以縱深發(fā)展的邦族，這顯然與殷商之際楚人的歷史情況難以相符…… “殷武”之“武”，當是說殷商民族武烈傳統(tǒng)，而不當謂某個先王。（24）
可知，《詩•商頌•殷武》并不能證明武丁時商王朝的勢力已擴展到今湖北漢水中游一帶。再從殷墟卜辭來看，僅見于一期卜辭的髳方，與商王朝為敵，武丁時多次討伐它。其地望，《尚書•牧誓》偽《孔安國傳》謂在巴蜀境內。鐘柏生謂在《左傳》哀公四年的“倉野”，即今陜西商州東南140里豫陜交界處。而錢穆先生《史記地名考》認為在“南陽西南荊山漢水間”。孫亞冰、林歡先生認為錢穆說較為可信。伐髳方卜辭與伐
方同版（《合集》6543/1，圖7-105）。
方應近于髳方，其地望也當在江漢流域。武丁以后卜辭不見方，當已被消滅。（25）據此，武丁卜辭已見征伐荊山漢水間的兩個方國的記錄，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言“殷墟卜辭也有當時南征的記錄”，但對這一地區(qū)實行有效控制則是《楚居》中酓
（《楚世家》的熊渠）徙都發(fā)漸以后的事。
葛陵簡“昔我先生出自
，宅茲沮、漳，以選遷處。”（甲三11.24）董珊先生將“出自”后二字人名釋為“顓頊”，李學勤先生則釋為“
追”，并認為“追”就是《楚居》中的妣隹，“她正是楚王系所自出”。“”字，何琳儀先生曾讀之為“均”（26），李學勤先生說“何琳儀教授曾讀之為‘均’，是很對的。”有關葛陵簡甲三11.24的不同釋文，宋華強先生《新蔡葛陵楚簡初探》（27）蒐羅不少，而且有自己的見解：
何琳儀釋讀為“昔我先出自
（均），
（歸）宅茲
（沮）、章（漳），臺（以）選遷
（居）”，“遷”下擬補“于郢”，簡文大意謂“過去，我的先輩出自均陵，往居此沮、漳流域，又選擇遷居在郢?！倍横屪x為“昔我先出自（顓）（頊），宅茲
（沮）、章（漳），臺（以）選（徙）遷
（處）”，“遷”下擬補“于郢”或“于江灘（漢）”。我們認為從“昔我”到“沮漳”一段，董珊的釋讀是可信的。但是把“以選遷”之“選”讀為“徙”，似可商榷。楚簡遷徙之“徙”大量出現(xiàn)，都是用“
”或其省體“
”字表示，從不用其他的字。何琳儀對“選”字及“以選遷”句義的解釋是可信的，但是把“
”讀為“居”，亦可商榷。古書有“遷處”，如《呂氏春秋·明理》“有社遷處”，《史記·貨殖列傳》“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我們懷疑當以“以選遷處”四字為句?！耙堰x遷處”接在“宅茲沮、漳”之后，是說在“宅茲沮、漳”以后，先人（即楚文王）又選擇了下一步所欲遷徙之處（即郢都）。
何琳儀先生釋文中“我的先輩出自均陵”，“均陵”又是哪一位楚先人呢？目前古文獻和出土文獻都不曾見此名。董珊先生在《新蔡楚簡“顓頊”和“沮漳”》一文中，還對金文古文獻以及出土文獻中所見“宅××”或“宅茲××”的辭例作了綜合研究，認為“宅”字下接地點都是講都邑所在的范圍。葛陵簡的“宅茲沮、漳”自然也不例外。葛陵簡甲三11.24的意思當然是，楚的先祖顓頊，選擇了在沮、漳之間定都?！邦呿湣敝?，與“宅茲沮漳”之間應有一個時空差。顓頊時便建都在沮漳一帶，直到戰(zhàn)國時期還定都在沮漳一帶，這與文獻相抵牾。據宋華強先生研究，葛陵簡年代的下限在楚悼王元年（前401年）到悼王七年（前395年），即戰(zhàn)國早中期之交（28）。楚國向外擴張，始于楚武王時。而楚伐陳、滅陳反復一百余年；伐蔡、滅蔡也歷時八十余年。楚最后滅蔡在惠王四十二年（前447年）。陳、蔡兩國，在春秋時期遭到楚國多次征伐，直到戰(zhàn)國初期才得到有效控制。葛陵簡正是戰(zhàn)國早中期之交平夜君成墓葬中的隨葬品之一。此時的楚都自然在沮、漳一帶，這并不等于西周、春秋時、甚至更早的楚都也在沮、漳一帶。葛陵簡甲三11.24的“我先”，自然指楚的先祖。楚的先祖怎么會是指“妣隹”呢？即使按照《楚居》所說，季連娶盤庚之女為妻，如果屬實，羋姓的出現(xiàn)當在商代中期以后，這羋姓的直接先祖也當是季連而非妣隹，因為商代中期以后并非母系氏族社會，過去所見出土文獻中楚人所祭祀的先祖是祝融、老童和鬻熊。《楚居》記楚的先祖從季連開始，正印證了文獻中所說季連是楚人的先祖無可懷疑。不祧之祖怎么也輪不上妣隹吧？
李學勤先生說“看來夷屯就是丹陽。簡文明確說自熊繹一直到熊渠‘盡居夷屯’”并舉周昭王時有銘銅器京師畯尊（29）和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相對照，“證明楚都在漢水以南。如果再考慮到《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說的‘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楚都的位置就更為明確了?！憋@然，李學勤先生認為“辟在荊山”的荊山，指的就是今湖北的荊山。這是不是把西周成王時受封于丹陽時的楚國與徙都發(fā)漸后的楚國，在時間上混為一談了？熊繹受封于西周成王時，居夷屯，與周昭王時“伐楚荊、涉漢”時的楚都不可能是一地，說周昭王時楚都在漢水以南是對的，但這不能等同熊繹直到熊渠時“盡居夷屯”。夷屯如果真在“漢水以南”，那《楚世家》記載的不是“丹陽”，而是“漢陰”了。若此，如何解釋“看來夷屯就是丹陽”呢？另外，“夷屯就是丹陽” 與“由關鍵意義的汌水”有關連嗎？有，或沒有，那理由又是什么？
熊繹受封于周成王時，《楚世家》說他“居丹陽”，《楚居》說熊繹直到熊渠時“盡居夷屯”。這顯然《楚世家》的丹陽，就是《楚居》的夷屯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就證明司馬遷寫作《楚世家》時，或許只見到文字的、或許只聽到代代相傳的關于熊繹受封地的都城在“丹陽”，但這個“丹陽”是地名還是方位名詞，口耳相傳下來就不清楚，所以司馬遷也無可殫究。現(xiàn)在出土文獻《楚居》證明丹陽是方位名詞而不是地名。地名是夷屯。如果“丹陽”是地名，《楚居》一定會記載；也就沒有夷屯這個地名了。因為《楚居》是楚國的歷史學家寫自己的歷史，他們根據本族口耳相傳下來的地名，自然比司馬遷所聞更早，也更可信。夷屯為什么又稱丹陽呢？因為夷屯在丹水之陽。山南水北為陽，這是我國自古以來命名地名的一貫原則。這證明“夷屯”一定在丹水之陽，也一定在今陜西南部的丹水之陽。還到不了淅川的丹水流域。因為淅川境內的丹水流域所發(fā)現(xiàn)的楚墓葬群，還沒有早到西周時期的。我推測，《楚居》的“夷屯”在今陜西南部丹水之陽，都“發(fā)漸”時才遷到漢水中游。楚不曾在淅川境內建都，要有都城，也是臨時陪都。這當然還要更多的考古發(fā)掘資料來證實或否定我這個猜測。
注釋：
（1）（5）（6）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第20、21、22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
（2） 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李守奎《論〈楚居〉中季連與鬻熊事跡的傳說特征》，《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本文凡提到此二文，只引作者所云，不提篇名。
（3） 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2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一版。
（4）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四）第2172頁，中華書局，2005年3月第一版。
（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館《商洛東龍山》第283-284頁，科學出版社，2011年12月。
（8） 袁珂《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復刊號），1978年。
（9） 王煦華編《顧頡剛先生學行錄》第412頁，中華書局，2006年。
（10） 李守奎《‹楚居›中的楚先祖與楚族姓氏》，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出土文獻研究》第十輯，第15頁，中華書局，2011年。
（11） 孫詒讓《周禮正義》（四）第1033頁，中華書局，1987年。
（12） 阮元?？獭妒涀⑹琛罚ㄉ希┑?SPAN>1105頁上欄，中華書局，1980年。
（13） 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二“夫妻牉合也”條，第35—36頁，中華書局，2008年。
（14） 李家浩《談清華戰(zhàn)國竹簡‹楚居›的‘夷屯’及其他》，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二輯，中西書局，2011年。
（15）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七）第3504頁，中華書局，2005年3月第一版。
（16） 孫詒讓《墨子閑詁》（上）第141頁，中華書局，1986年2月第一版。
（17） 夏麥陵《清華簡‹楚居›中‘夷屯’和‘發(fā)漸’地望初探》，《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18）、（20）、（21）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三訂本)上冊，第166頁、185—186頁、18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9） 羅運環(huán)《楚國八百年》第72—73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
（22）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二冊，第644—645頁，中華書局，2005年。
（23） 王國維《水經注校》第102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一版。
（24） 李山《詩經的文化精神》第206—209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
（25）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第437-44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26）何琳儀《新蔡竹簡選釋》，《安徽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27）、（28） 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第290—291、13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
（29）李學勤《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羅琨先生對拙文多所指正，深致謝意！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10月27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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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夏麥陵：初讀清華簡《楚居》的古史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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