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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法師第一抄》源流與時間斷限考
李洪財
吉林大學(xué)古籍研究所
內(nèi)容摘要：
《恪法師第一抄》（以下簡作《恪抄》）是遼寧省博物館珍藏的敦煌經(jīng)卷，是一份研究佛經(jīng)論疏非常重要的材料。學(xué)界一致認(rèn)同《恪抄》是羅振玉的舊藏，但對《恪抄》的真?zhèn)?、來歷一直未見清晰的考述，對其時間斷限又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說法，本文擬就《恪抄》的真?zhèn)?、來歷、時間斷限等問題做一番考述，提出自己的看法。
關(guān)鍵詞：恪法師第一抄，源流，真?zhèn)?，時間斷限
編按：本文原載《中國書法》2012年第八期，篇名為《<恪法師第一抄>的流傳與書寫》，與投稿時篇名不同，且原文被刪減大半，僅留主要觀點，論述過程存留不多，行文艱澀，因此，作者將完整文章投于本網(wǎng)，行文觀點皆以此為準(zhǔn)。
在2011年第四期《敦煌研究》中，我們對遼寧省博物館珍藏唐代《恪法師第一抄》（以下簡作《恪抄》，見后附一）的內(nèi)容性質(zhì)進行了詳細(xì)論證。[1]實際上，在對《恪抄》的性質(zhì)考察同時，我們也對這份經(jīng)卷的真?zhèn)卧戳髯髁溯^詳細(xì)的調(diào)查。關(guān)于該卷的文章并不多見，在僅見的相關(guān)文章中，都十分肯定此卷是敦煌經(jīng)卷，經(jīng)上虞羅雪堂收藏，后入藏遼寧省博物館，但該卷的詳細(xì)源流并不是很清楚，也未見有文章專門論述。敦煌卷子贗品偽造極多，即使一些大型收藏機構(gòu)也難免將贗品偽造卷子收作秘藏。以日本收藏為例，1986年1月，藤枝晃對《每日新聞》記者表示，有約一千件的日本國內(nèi)的敦煌寫本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偽作。[2]贗品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如果以假亂真的話，會給后人帶來不可估量的惡劣影響。[3]所以，為了更好的進一步研究，很有必要對將該卷的真?zhèn)?、源流、時間段限問題做一番考述。
就目前筆者所見文章，多因《恪抄》卷首有羅振玉的三方印章，確信此卷是經(jīng)羅振玉收藏或鑒賞，但對于此卷具體來歷，和如何入藏遼寧省博物館，不見詳細(xì)說明。1996年第三期《書法叢刊》中，王海萍在《唐人寫經(jīng)<恪法師第一抄>淺析》[4]中略有提及此卷，說此卷原藏敦煌藏經(jīng)洞，1922年由羅振玉購藏，但未具體闡述入藏來歷和經(jīng)過。流亮在《唐人<恪法師第一抄>淺說》中也有論及該卷來歷：
國內(nèi)流散的一小部分寫經(jīng)和抄本，先是藏在私人手中，數(shù)十年的變遷，有的經(jīng)卷現(xiàn)已為國內(nèi)博物館和圖書館分別庋藏。其數(shù)量、品類雖遠(yuǎn)不及國外之富，但還有少數(shù)絕精之品，大都是出于天津李木齋和上虞羅雪堂兩家舊藏。建國前后，敦煌研究所和甘肅省博物館亦從農(nóng)民手中購進一些。敦煌縣文物館得地利之便，也保存少數(shù)殘卷。這卷《恪法師第一抄》就是一件少見的珍寶，特為刊出，以饗讀者[5]。
文章對該卷的來歷敘述模糊，不知道究竟是經(jīng)過私人藏手，后從民間收購入藏遼博，還是出自天津李木齋或上虞羅雪堂的舊藏。這里的關(guān)鍵信息就在羅振玉身上，那么就從羅振玉藏書畫的目錄、羅振玉印章、羅振玉的相關(guān)活動這三處著手，追溯一下《恪抄》的來歷，并討論《恪抄》的真?zhèn)螁栴}，之后對該卷時間斷限提出一些看法。
一、探源流，說真?zhèn)?/SPAN>
（一）羅振玉所藏書畫目錄可查
羅振玉在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上，極具開創(chuàng)之功。羅氏一生收藏甚豐，極其重視目錄之學(xué)，凡經(jīng)自己手或見到的文獻資料，盡量記錄，及時刊行。1909年伯希和帶著敦煌珍貴文獻到北京，羅氏也見到了這些文獻。羅氏深知這些文獻的巨大價值，開始對一些散見的敦煌經(jīng)卷收藏、編目、題跋?！抖鼗蛯W(xué)大辭典》中說：
羅振玉留意敦煌文獻，除影印伯希和所得精品行世外，自己亦陸續(xù)購存。其中以1922年得之于江陰何氏（何鬯威）為最多，部分得自江都方氏（方爾謙）舊藏。羅振玉所藏經(jīng)卷文書，大都已影印刊布在其本人所編《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佚書續(xù)編》、《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中，部分錄入《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及其子羅福萇《沙洲文錄補》中。羅氏藏卷鈐有“羅振玉印”、“羅叔言”、“抱殘翁壬戌歲所得敦煌古籍”、“松翁鑒藏”、“上虞羅氏”、“雪堂”等印鑒。羅氏歿后，所藏散出，中國歷史博物館所得最多，其余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遼寧省檔案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處均有其舊藏。[6]
《恪抄》卷首也有“抱殘翁壬戌年所得敦煌古籍”、“羅叔言”、“羅振玉印”，若依上述，《恪抄》可能是在1922年（壬戌年），得之于何氏或者方氏。在1922年3月22日羅氏致王國維的信中寫道：
前購何氏所盜敦煌殘卷，略微清理。中有《劉子》（北齊劉晝）數(shù)篇，《老子》約二千余言，共六截，而非一卷，但無重復(fù)；有唐人《起信論疏》二卷；有歷日，有星命卜筮書，有戶籍，有苻秦時寫經(jīng)，字跡與廣武將軍碑、鄧太尉祠記、且渠安周造寺碑無異，足供研究，恨不與公共考訂之也。[7]
依這段通信內(nèi)容看，《恪抄》卷不應(yīng)購于何氏。并且從我們所見到的相關(guān)資料來看，很有有可能購于方氏。
方爾謙，字地山，在清末民國期間以書法著稱。方氏曾做袁世凱的家庭教師，與袁世凱之子一同勸諫袁世凱不要稱帝，遭到袁世凱的拒絕。事后方氏怕袁世凱迫害，舉家遷往天津日租界，以賣字為生。方氏與李盛鐸有交情，在1910年清政府命令將敦煌藏經(jīng)洞全部敦煌寶卷悉數(shù)押運回北京途中，二人與何鬯威參與了偷盜。何氏藏品中不見此卷，李氏藏卷多數(shù)于1935年，被其子女以8萬大洋的價格賣到了日本，散佚民間的卷子也多數(shù)被天津博物館購藏，唯有方氏所藏敦煌卷子下落不明，被羅振玉收購應(yīng)可信?！躲〕烦鲎苑绞隙涣_振玉收購，也應(yīng)該可信。并且，《恪抄》通卷草書，對于普通的欣賞者來說，該卷絕不可能成為選擇對象。從品相看，全卷多處朱筆圈點勾畫，校對填字，難入平常人欣賞行列，出自方氏極有可能。又經(jīng)查找羅氏所作的書目《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己·書錄》，其中可見該卷。[8]至于，該卷是如何從方爾謙到羅振玉的過程就不得知了，但從追溯中可以判斷此卷非贗品偽造。不過這里還有個疑問值得一提，就是羅振玉所刊出敦煌類書目中不見《恪抄》卷。
1922年以后羅氏所整理出敦煌文獻的書目，1924年有《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遺書三種》、《沙洲文錄補中》（其子羅福萇整理），1925年《敦煌石室碎金》，1939年《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1947年《敦煌石室集古錄》（其子羅福頤作），奇怪的是這幾種書目中都不見有《恪抄》卷。僅在其晚年所做的《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己·書錄》目錄中可查見該卷?！跺泛矘撬貢嬆夸洝纺肆_福頤1943年至1947年間刊出[9]，羅福頤在《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后題跋中說道：
今年居處漸定，而南望故居否塞未已，側(cè)聞兵災(zāi)之余，家藏古物悉罹浩劫，則此冊中所有何堪聞問。昨檢故笥得此目錄，歷遭變故，此卷幸存，迨冥冥中有呵護者耶。當(dāng)時此稿出，先君隨手所書。致作者人名或書其字，或用別號，未能劃一體例。今茲付印一仍舊貫，不敢妄改。冊中著錄，今日已成過眼云煙，手澤散佚，子孫罪戾，言念及此，思之愧已。時丁亥{即民國三十六（1947）年}孟夏男福頤記于沈陽。[10]
據(jù)此可知，《恪抄》卷也應(yīng)該在羅振玉去世后散佚民間。問題是為什么羅振玉生前所出書目不見此卷，去世后又見于其藏書目錄中呢？有一個現(xiàn)象值得注意，羅振玉等初期的敦煌研究學(xué)者在所作的目錄書或相關(guān)研究中，對佛經(jīng)研究并不重視，特別是對佛本經(jīng)的研究極其少。以初期為例，如在羅振玉的《鳴沙石室佚書》及續(xù)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遺書三種》、《沙洲文錄補中》（其子羅福萇整理）、《敦煌石室碎金》，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跡錄》、劉復(fù)《敦煌掇瑣》共九部敦煌書目中，未見一處關(guān)于《法華經(jīng)》、《金剛經(jīng)》《心經(jīng)》等本經(jīng)的記述，而王國維、陳寅恪等學(xué)者也多是把注意力放在了經(jīng)疏或經(jīng)后跋文上。從羅振玉的書目和所出文章則看出，羅氏更是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要研究對象。并且，《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己部書錄中，從“六朝書大云無想經(jīng)卷第九”至“佛說救護疾病經(jīng)以上并敦煌石室本”為止，共錄39條敦煌佛教文獻，多未收入其所作的敦煌書目中。[11] 所以《恪抄》卷不見羅氏敦煌書目也就不奇怪了。
（二）真?zhèn)窝a述
雖然并沒有人對該卷做過詳細(xì)的真?zhèn)慰甲C，但上述的源流即是很好的真?zhèn)握f明，還有卷子本身紙張、書寫形式、書風(fēng)、與同類敦煌卷子對比等信息都可以說明真?zhèn)螁栴}。詳細(xì)論述該卷真?zhèn)?，意義并不太大。這里我們提出一些疑問，說下我們對該卷真?zhèn)蔚目捶ā?/SPAN>
1、卷首印鑒
《恪抄》卷首鈐有印章三方，自上而下分別為“抱殘翁壬戌歲所得敦煌古籍”、“羅振玉印”、“羅叔言”。從內(nèi)容上看，三方都是羅振玉所用的印章，尤其第一方印章在其他的敦煌卷子中也有見到，經(jīng)過查找，知蓋有“抱殘翁壬戌所得敦煌古籍”印章的至少有三件，分別為北京故宮藏《晉唐寫經(jīng)殘卷》[12]、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劉子》[13]、2006年上海國際商品拍賣有限公司拍賣的唐寫本《心經(jīng)》[14]?？芍_氏確有此印章，只是資料所限，無法見到原物。另外兩方印是羅振玉的常用印，在一些書畫落款中可以見到。將上述所見印章，與《恪抄》所見印對比，我們生出了些疑問。粗略地看并沒什么不同，但仔細(xì)比較，還是能看出一些差異。
首先，刀法上此卷上的印章與它處所見該印不同。一般來說名章不會只用一次，甚至有些人的名章用一輩子。卷首的兩方名章在其他處都可以見到，如《中國書法全集》羅振玉作品中就可見到，為了對比清晰此處選用《近代書畫名人印鑒》中羅振玉的印章，即圖四、圖五。圖一、圖二、圖三是《恪抄》卷首的印章。從對比中可看出，兩處所見印章，入印篆書的結(jié)構(gòu)和印面布白留紅都極相似，但刀法上兩者有些區(qū)別?！躲〕酚∈欠焦P為主，轉(zhuǎn)折處陡然分明，其它處所見則圓筆為主，文字筆畫極有篆籀氣?！傲_振玉印”清晰圖片還可見于《近代印壇點將錄》中（圖六）。圖四與圖六兩印章用刀、風(fēng)格基本一致，細(xì)微的差別可能是印泥、鈐蓋、拍攝等原因。對比說明《恪抄》印有問題。
此外，據(jù)羅振玉之孫羅繼祖所述：“祖父（羅振玉）向來沒有隨便在人家所藏書畫上亂蓋自己審訂圖章的習(xí)慣，就連自己的藏品也很少鈐收藏印記?！?/SPAN>[15]這種情況應(yīng)該可信，我們查找影印的羅氏書畫藏品，基本看不到在書畫本身題記蓋印的情況，多數(shù)在托表紙上，或是另附紙張作題記再裱到卷首尾。《恪抄》卷首的三方印章，實在太違背羅振玉題印習(xí)慣了。
如何解釋印章問題呢？ 有兩種可能。第一，羅振玉同一內(nèi)容印章刻了兩次。并且第二次是依照上一次翻刻。這樣才能看到兩種看似相同，實際不同的印章。第二，卷首印章是卷子流散到民間，民間收藏者為提升價值偽造的。第一種可能很小，這里還沒辦法對羅氏所有可見印章進行收集對比，不過通常情況兩種風(fēng)格或兩次篆刻的印章，在印面布白留紅、字體結(jié)構(gòu)上應(yīng)該有較大差別，否則沒必要自己再重新翻刻完全一樣的印章。而且，卷首章與其它處所見印章除刀法方圓差別外，其他差別很小。這種差別很像是作偽的結(jié)果。所以，第二種可能性非常大。
圖一 
圖二 
圖三[16]
圖四
圖五
圖六羅振玉在民國期間是享譽海內(nèi)外的文物鑒賞專家，這在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中有述：“有許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國古文物學(xué)術(shù)的權(quán)威，常拿字畫請他鑒定?！?/SPAN>[19]民間收藏者深知羅振玉的鑒定對《恪抄》卷價值所起到的作用，所以在民間偽造了羅氏印章，鈐蓋卷首。但鈐蓋者忽視了羅氏蓋印的習(xí)慣，明晃晃的蓋在了卷首。綜上，我們認(rèn)為卷子是真的，也確實是羅振玉舊藏，卷首印章可能是偽造的，是后來流落到民間時，收藏者為提高其價值蓋上的，決不能以卷首章來斷定卷子真?zhèn)巍?/SPAN>
2、書寫特點
以書寫特點考察古寫本真?zhèn)伪仨氂袀€前提，就是要確定該寫本不是以影摹手段作偽，否則不能以此鑒定?！躲〕肪韽哪E濃淡、校補字、朱筆點畫等痕跡來看，可以排除影摹作偽的可能。問題是儒、佛、道家的正式典籍都不用行書和草書來書寫，[20]而《恪抄》卷通卷都是草書，并且脫衍極多，難道說這是不虔誠的佛教徒隨意而為嗎？主要是因為卷子內(nèi)容不是正式經(jīng)典，而是對經(jīng)典解釋的再解釋。[21]并且在敦煌文獻中，這種草書抄卷，多有筆記的性質(zhì)，所以《恪抄》卷不同于其他多數(shù)敦煌楷書經(jīng)卷，而以草書抄寫。該卷筆畫圓勁飽滿，起落交待清楚，草法字形合法度，通篇流暢自然，墨色變化而不乏統(tǒng)一，整體上來看應(yīng)屬上乘，不是一般書手可以偽造。偽寫本中，紙張的大小、一張紙上書寫的行數(shù)等方面忠實模仿的東西也很多，即使在這些書寫形式上沒有破綻，從紙張的質(zhì)感、書風(fēng)方面可以明顯看出不是當(dāng)時的東西的寫本也大量存在。[22]排除紙張質(zhì)感因素，從書風(fēng)上看，第一印象就是略帶章草隸意的書風(fēng)。這種書風(fēng)與唐中后期張旭、懷素一類的有很大不同，該卷字字獨立，不相牽連，筆畫尚留有章草遺韻，書風(fēng)與《唐人月儀帖》相似。在敦煌卷子中與此卷類似書風(fēng)的也有一些，如p2037《瑜珈手記》、p2304《大乘百法論下抄》、p2063《因明入正理論略抄》（見后附圖二）[23]、p2412v《大乘起信論廣釋》卷四（見后附圖三）[24]等，可能為同一時期作品。我們將相同風(fēng)格的敦煌經(jīng)卷字形對比，發(fā)現(xiàn)字形也十分接近，甚至如同一人抄寫。取p2412v《大乘起信論廣釋》卷四中部分與《恪抄》卷字樣相同字形對比，就會發(fā)現(xiàn)兩者的書寫用筆及其相似，如：意：p2412.24-21作
，《恪抄》第48行作
；應(yīng)：p2412.24-5
，《恪抄》第389行
；世間：p2412.24-18作
，《恪抄》第483行作
；想：p2412.24-1作
，《恪抄》第434行作
。通過字樣對比可看出字形和筆勢都十分相似。并且，兩者在習(xí)慣性用字和相同常用字字形上也十分相似。如，煩惱：p2412.24-2作
，《恪抄》第245行作
；佛菩薩：p2412.24-2作 
，《恪抄》第271行作
。以上相同風(fēng)格抄卷對比，不只是為了說明真?zhèn)螁栴}，更有利于說明下面的時間斷限問題。
二、時間斷限推測
現(xiàn)今對《恪抄》的時間斷限說法不一?！吨腥A藝術(shù)· 隋唐卷》將其作為晚唐書法的代表作。[25]王繼安在《<恪法師第一抄>草書辨析》中，認(rèn)為該卷形成在垂拱至開元年間。[26]流亮《唐人<恪法師第一抄>淺說》中說，《恪抄》的形成時間至遲不會晚于盛唐，也可能早到李世民貞觀以后。[27]以下是我們從《恪抄》的書法風(fēng)格、用字的時代特點和書寫內(nèi)容上，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1、書風(fēng)角度。從書法風(fēng)格來看，法P2063《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因明入正理論議疏要》，[28]還有P2412v《大乘起信論廣釋》卷四，與《恪抄》書法風(fēng)格極其相似。P2063《因明入正理論略抄》，沈劍英根據(jù)抄卷字體和書寫風(fēng)格說是初唐作品。[29]《恪抄》也應(yīng)該形成在這個時期。《故宮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目錄》[30]中記有：
《妙法蓮華經(jīng)玄贊》，新137368，紙質(zhì)。28．5×373．2。一級乙。原定名：“唐人草書經(jīng)卷?！北澈灒骸疤瞥跞瞬輹?jīng)義卷?！鼻坝小翱瞪催^”、“夢郼草堂”朱印二方。首尾殘缺，起“佛唯贊菩薩不贊我故，所以疑生籌量此事經(jīng)”，止“供養(yǎng)無數(shù)佛至證于無上道贊曰：此頌”。章草。中有朱、墨筆改、補字。知為《妙法蓮華經(jīng)玄贊》。后鈐“羅振玉印”、“羅叔言”朱印二方。與新150679、138065形制及書法相近，應(yīng)為中唐。“夢郼草堂”為羅振玉印鑒。
按其章草，中有朱、墨筆改、補字，鈐“羅振玉印”、“羅叔言”朱印二方等描述，應(yīng)該是與《恪抄》極其相似的草書抄卷，說這個卷子時間為中唐，以此而論，《恪抄》的時間應(yīng)該不晚于中唐。再與傳世的草書文獻相比，《恪抄》整體上還保留很多章草的風(fēng)貌，和傳世著名書家索靖《出師頌》有相似之處。[31]索靖是西晉時敦煌的著名書家，同地區(qū)書風(fēng)相襲，互相影響是平常的。并且，《恪抄》與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和孫過庭《書譜》的用筆、結(jié)體、取勢都有相似處，尤其是與智永風(fēng)格更加接近。舉例如下：
體：《恪抄》
、智永
、孫過庭
意：《恪抄》
、智永
、孫過庭
想：《恪抄》
、智永
孫過庭
從對比中可看出，體、意、想三字，《恪抄》的結(jié)體取勢和點畫用筆與智永很相似?！跋搿弊诌€可見敦煌本蔣善進臨摹智永的千字文，作
，這個字更接近《恪抄》的風(fēng)格。孫過庭生于初唐，智永生于隋唐之際，敦煌卷子也多為隋唐遺物，可以推測，《恪抄》的形成時間至晚不會晚于孫過庭生活的初唐。
2、用字的依據(jù)?！躲〕?/SPAN>132行：“得樂說無礙弁才?！边@是《恪抄》引《玄贊》的文句。其中，“礙”《恪抄》作
。礙的繁體作“礙”，草書寫法本應(yīng)作
。為什么寫成
這樣了呢。這是受到“得”的草書寫法影響。得，智永草書作
。
本來是“得”的異體字，在出土的簡牘中多是用
。東漢以后，有些人把
，當(dāng)成了礙的異體字?！妒T頌》就把礙寫作
。南北朝以后的人時常把礙寫作
。后來又加上偏旁，而有了礙。[32]到了唐后基本上是加了偏旁的礙字。如顏真卿就把礙寫作
。而《恪抄》的“礙”還處在沒有加偏旁的階段，所以寫作的草書
。依此而論，該卷可能是在 “礙”盛行寫作“”的南北朝時期。但我們考慮敦煌文字地域性，推斷《恪抄》要晚于南北朝。
3、書寫內(nèi)容?！躲〕返膬?nèi)容，是對窺基《妙法蓮華經(jīng)玄贊》的抉擇疏釋，[33]屬于佛教中唯識宗內(nèi)容，成文應(yīng)不該早于窺基生活的年代——632至682年。窺基是玄奘的弟子，與窺基同時的玄奘弟子還有凈眼。P2063《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就是凈眼作品。[34]沈劍英認(rèn)為P2063成于初唐。《恪抄》與P2063，在字體、風(fēng)格、形式上都十分相似，又都是唯識宗內(nèi)容，符合初唐唯識宗盛行的時代背景，也應(yīng)成于初唐。綜上，《恪抄》應(yīng)該成于初唐，最晚不會晚到孫過庭生活的年代。
綜上，《恪抄》是成于初唐的敦煌佛典，從敦煌藏經(jīng)洞輾轉(zhuǎn)到方爾謙手中，后由羅振玉從方爾謙手中購得，羅氏去世后流散到民間，但在民間流傳過程不完全明確。在流傳中，收藏者為提高卷子價值偽造羅振玉印章，蓋于卷首，后入藏遼博。
文章得廈門大學(xué)吳海蘭老師、東北師大趙成杰兄校對指點，在此感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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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恪法師第一抄》卷首
附二：P2063《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卷首
附三：P2412v《大乘起信論廣釋》卷四
[1] 曾良、李洪財，《<恪法師第一抄>性質(zhì)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四期。
[2] 《每日新聞》，1986年1月22日下午版，轉(zhuǎn)引自（日）池田溫著，張銘心、郝軼君譯，《敦煌文書的世界》，中華書局，2007年12月，194頁下。
[3] （日）池田溫著，張銘心、郝軼君譯，《敦煌文書的世界》，中華書局，2007年12月，202頁中。此引自池田溫在《東洋學(xué)報》上翻譯施萍亭在東洋文庫講演的文章《敦煌研究院、上海圖書館、及び天津博物館所藏の敦煌遺書をめぐって》。
[4]王海萍，《唐人寫經(jīng)<恪法師第一抄>淺析》，《書法叢刊》1996年第三期， 34——41頁。
[5] 《遼寧省博物館藏實錄》，上海文藝出版社、香港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聯(lián)合出版，169——170頁。
[6]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xué)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792頁。
[7]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東方出版社，長春市政協(xié)文史和學(xué)習(xí)委員會編，2000年7月，526頁下。
[8]《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己，書錄，見于《雪堂類稿》，戊之三，書畫目，長物薄錄（二），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592頁中?；蛞娪凇敦懰衫先诉z稿·丙集》，己，書錄，《民國叢書》第五編，九十七綜合類（據(jù)1943年版影?。?。
[9]羅繼祖輯述，《永豐鄉(xiāng)人行年錄》（羅振玉年譜），中文出版社，
[10] 羅福頤，《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1947排印本。
[11] 可參見《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己，書畫錄，見于《雪堂類稿》，戊之三，書畫目，長物薄錄（二），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592頁中。
[12] 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宮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目錄》，《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13] 榮新江，《兩種流散的敦煌<劉子>寫本下落》，《書窗》1993年第1期。
[14] 網(wǎng)絡(luò)信息，以99000元成交價，為私人收藏。
[15] 羅繼祖，《我的祖父羅振玉》，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1月，107頁上。
[16] 圖一、二、三為《恪抄》卷首章，分別為“抱殘翁壬戌歲所得敦煌古籍”、“羅振玉印”、“羅叔言”。
[17] 圖四、五選自：于連成，《近百年書畫名人印鑒》，榮寶齋出版社，2001年7月，170頁。
[18] 王家葵，《近代印壇點將錄》，山東書畫出版社，2008年3月，247頁。
[19]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79年11月，200頁。
[20] （日）藤枝晃，李運博譯，《漢字的文化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1月，113頁下。
[21] 參見曾良、李洪財《<恪法師第一抄>性質(zhì)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22] （日）赤尾榮慶，《關(guān)于偽寫本的存在問題》，《敦煌文獻論集:紀(jì)念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一百周年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郝春文主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41頁中。
[23] 《法藏敦煌文獻集成》，第四冊。
[24] 《法藏敦煌文獻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十一冊。
[25] 李希凡，《中華藝術(shù)通史·隋唐卷》，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6月，86頁。
[26] 王繼安，《<恪法師第一抄>草書辨析》，《藝術(shù)百家》，2010年第三期。
[27] 《遼寧省博物館藏實錄》，上海文藝出版社、香港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聯(lián)合出版，170頁。
[28]法P2063，第四冊89頁。
[29] 參見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2頁。
[30] 王素、任昉、孟嗣徽編，《故宮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目錄》，《敦煌研究》第6期。
[31] 《出師頌》的真?zhèn)芜€有爭論，即便是假的其字形也應(yīng)有所本，現(xiàn)今多據(jù)卷后米友仁所云“隋賢書”，定此作為隋人作品。
[32] 裘錫圭，《文字學(xué)概要》，商務(wù)印書館，2004年7月，139頁。
[33] 參見曾良、李洪財《<恪法師第一抄>性質(zhì)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四期。
[34] 參見沈劍英，《唐代因明學(xué)研究與敦煌因明寫卷》，《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一期。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8月26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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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李洪財：《恪法師第一抄》源流與時間斷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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