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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見器略考

（首發(fā)）

李魯滕

山東省滕州市博物館

1989年1月，在山東滕州市莊里西遺址一座被破壞的墓葬中（整理后編號89M7。本文在引用該墓葬時，皆依整理者編號稱之），出土了一批西周初期的青銅器[1]。根據(jù)銅器銘文所提供的族徽文字，筆者曾論證該墓為殷商巨族—亞族的墓葬；并根據(jù)其中的“鼎（89M7:1）”銘文，推斷這支亞族人應屬于分授給滕國的殷商遺民[2]。

莊里西89M7是一座被徹底破壞的墓葬，隨葬品隨即被在場的民工哄搶一空。滕州市博物館最近整理公布的89M7資料，全部來自當?shù)毓矙C關(guān)當時動員群眾主動上交、或后期強制收繳后，轉(zhuǎn)交給滕州博物館的。因此，這批資料并不能保證其完整性。比如該墓至今沒有見到一件玉器，這在同時期、同規(guī)格的墓葬中是不可想象的。最近，胡盈瑩、范季融先生在《首陽吉金》一書中，首次披露了近年來在海外發(fā)現(xiàn)的簋、觚、觶三件有銘青銅器[3]，或可佐證上述推斷。

這三件青銅器，都是自銘（又稱史）的為祭祀父癸所鋳器。若再聯(lián)系銘辭內(nèi)容和對器物年代的判斷，則可以基本判定，其全部出自滕州莊里西89M7。這三件青銅器應屬于89M7流散的隨葬品中被不法分子匿藏，沒有收繳上來的部分。

加上這三件器物，莊里西89M7隨葬的青銅禮器目前已達十二件，計：一件圓鼎、一件尊、二件簋、二件卣、二件觚、二件爵、二件觶。其中九件目前明確鑄有銘文[4]。如前所述，該墓的隨葬品是不完整的。即使補上了這三件器物，若按照商末周初高規(guī)格墓葬中隨葬青銅禮器組合來看，似乎還缺少點什么，或者說至少缺乏一件分檔鼎之類的重器。

如所周知，西周初期隨葬青銅觚、爵在雙數(shù)及其以上數(shù)量的組合，僅僅出現(xiàn)在具有特殊身份的高規(guī)格貴族墓葬中。如琉璃河ⅡM251、ⅡM253[5]；滕州前掌大南區(qū)M11、M18、M21、M38、M120[6]，以及于屯村北墓地的ⅢM308、ⅢM309[7]等等。莊里西89M7享用如此組合的隨葬品，且附葬有車馬坑，無不與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中所反映的器主身份相一致，充分顯示出其身份的特殊與尊貴。

《首陽吉金》發(fā)表的第22器觚，銘六字，作“作父癸尊彝”。莊里西89M7:5尊、89M7:7爵、89M7:4卣、89M7:9觶，以及《首陽吉金》第23器觶，皆銘“史作父癸寶尊彝”（89M7:6觚，因通用作銘文鑄刻位置的圈足缺失，已無法獲知銘文內(nèi)容）?！妒钻柤稹返?SPAN>26器簋、89M7:1鼎與上揭觚同，皆銘作“”?！爸淠怪骷礊?SPAN>，冠其職司而稱史”[8]。

《首陽吉金》所發(fā)表的這三件有銘器，對于滕國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我們不揣谫陋，擬對其中的觶、簋略作考釋，以求教于方家。

一、觶

《首陽吉金》（以下簡稱《首》）第23器觶，器、蓋對銘，作“唯伯初令（命）于宗周，史易（賜）馬二匹，用作父癸寶尊彝”。

“伯”，在古代文獻及出土古文字材料中所反映的含義非常復雜。它既可作為封君諸侯之爵稱；又可作為世卿大夫之尊稱；還通用于族氏行輩間之排行。因此，正確判定該銘中的“伯”在該銘辭中的準確含義，是比較困難的。我們認為觶銘中的“伯”，似乎與“爵稱”有些距離，更非“行輩”稱謂，而與王朝卿士之“尊稱”有著較大的系聯(lián)。

《左傳·莊公元年》“夏，單伯送王姬”，杜注：“單伯，天子卿也”。知春秋時王朝卿士稱“伯”。春秋如此，西周抑或如此。西周金文《揚簋》“司徒單伯”[9]、《師簋》“司馬井伯[10]”、《宰獸簋》“司徒榮伯”[11]等等，或為之證。

金文中的人名稱謂，通常是在爵位或者行輩前加上封國或封邑名稱。該銘卻如同鼎（89M7:1）、簋（《首》26），一律省略掉了封邑名。觶銘中這位被省略掉封邑名稱的 “伯”，如果我們依據(jù)以89M7為代表的整個亞族墓地與滕國貴族墓地之間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殊關(guān)系[12]，以及器銘中“初命于宗周”這一辭句，進而推斷其為西周早期冊命的滕國始封君，應大致不謬。

古代早期文獻，特別是早期銅器銘文中，對古代先君和當世君主多稱“公”，“伯”稱較為少見。滕國亦是如此。如滕國早期銅器滕侯簋[13]、吾鬲[14]等，器銘中稱其先君皆為“公”。鼎（89M7:1）、簋亦稱當世滕君為“公”，唯觶稱“伯”。這種對一人之稱謂“公、伯”互見的例證，在文獻和金文中以對召公奭的稱謂最為顯著?！对姟そ瓭h》稱謂召公，《甘棠》、《崧高》則稱召伯；《太史友甗》[15]稱召公，而同為“梁山七器”的《伯盉》[16]、《鼎》[17]則稱召伯（金文中還有《小臣鼎》[18]、《龢鼎》[19]等召公、召伯互見）。但上述例證是不同之人、甚或不同時期對召公奭稱謂的變化。而與器稱謂最為接近，即此一人對彼一人既稱“公”又稱“伯”的金文例證，目前僅見于《班簋》[20]?！栋囿枫懳闹衅髦鳌鞍唷睂ζ湟咽诺南茸婕茸鸱Q“毛公”，又爵稱“毛伯”[21]（《尚書·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wèi)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笨讉鳎骸八究盏诹?，毛公領(lǐng)之”。可見毛公在成王時期曾任姬周王朝的司空）。而史對當世君主既生稱公、又生稱伯，實屬罕見。器中出現(xiàn)的這種在較短時間內(nèi)，被稱謂人的稱謂發(fā)生變化的情況，我們認為是因被稱謂人的政治角色發(fā)生變化的結(jié)果。

古代天子貴胄，入為王官，出為公、侯。滕國先祖（應指其始封君錯叔繡）在朝為“周之卜正（《左傳·隱公十一年》）”，是為內(nèi)服王官，故稱“伯”；策命封賜，在其封國為君，是周王朝鎮(zhèn)撫東土的一方外服諸侯，故稱“公”、“侯”。如同郭老在考釋《班簋》時所謂“始稱毛伯，受命后才改稱毛公[22]”。

“公”為尊稱，“周公、召公及二王之后稱公（《周禮·大宗伯》注）”，或僅“使用于地位較高的君長，如王國的世卿、侯國的國君”[23]。若依郭老所論，“滕公”之稱是在滕國始封君受周王朝策命見服之后的改稱；稱“伯”則是其在朝為“卜正”時的尊稱。從銘辭內(nèi)容看，此時滕國始封君剛剛得到周王朝的策命，或未就封，因此，史仍依舊稱。至鼎和簋時，“叔繡封滕”已為事實，故簋稱“公”。再至滕侯簋、吾鬲時，滕國始封君已故去，“滕公”只是對其先君錯叔繡的尊稱而已。

《禮記·檀弓上》：“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鄭玄注曰：“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鄭玄之說當據(jù)《禮記》之文推衍，不一定有什么依據(jù)。王恩田先生駁之曰：“殷不以‘孟’、‘伯’為字，此為周時習俗，鄭說誤?！?SPAN>[24]。甚確。當然，鄭玄之說就更不足以說明西周初期滕國國君也稱“伯”。

“唯伯初命于宗周”，是說滕君初受命服之事。與《匽侯旨鼎》[25]“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句例相同，但所述事實有異。前者是說滕國始封君第一次接受西周王朝的策命分封；后者所述則是再任匽侯嗣位后初次朝覲，從而得到周王朝的策命認可。

關(guān)于滕國的始封，文獻有比較明確的記載?！蹲髠鳌べ夜哪辍罚骸拔糁芄醵逯幌?，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wèi)、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杜注：“十六國皆文王子”。《世本》（清·秦輯本）：“滕，姬姓。侯爵。錯叔繡，文王子。” 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后，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

根據(jù)典籍，我們知道滕國的始封是在西周初年（或說是武王封滕，我們認為應是成王[26]）；滕國的始封君是錯叔繡。根據(jù)銘文內(nèi)容，我們更加知道了冊封錯叔繡的策命地點是在西周初期金文中常見的“宗周”，即西周前期周王朝的首都“鎬京”所在地[27]。

“史易馬二匹”，為被動句式，西周金文恒見之。如《不栺方鼎》“不栺賜貝十朋”[28]等等。該句意為史被初受命服的滕君賜馬二匹。

受“伯”賞賜，史因而鑄作此器用以祭祀亡去的父癸。

二、簋

《首陽吉金》第26器簋，銘四行30字：“唯九月，者（諸）子具（俱）服。公廼命在廦,曰：凡朕臣興畮。敢對公休，用作父癸寶尊彝”。

西周時期，諸侯國多奉行周天子之正朔，銘中的“唯九月”，即西周金文恒見之“唯王九月”。

“者子”，即諸子。《邾公牼鐘》稱為“諸士”[29]者。金文中的“諸子”一詞，也見于《叔多父盤》：“卿事、師尹，朋友、兄弟，諸子婚媾，無不喜曰”[30]。但本銘中的“諸子”與上器銘中的“諸子”辭意指向不同?！?SPAN>叔多父盤》銘中的“諸子”應為多友父親族中所有成年男子的通稱，而本銘中的“諸子”與“朕臣”對舉，顯然與《邾公牼鐘》的“諸士”指向一致，指為滕君屬下的卿士、大夫之流。

《公羊·宣公六年》：“子，大夫也”。何休注曰：“古者，士大夫通曰子”。《尚書·多士》：“告爾殷多士，……爾小子乃興”，“多士”與“小子”對舉?！蹲醢左罚骸巴趿钅蠈m率王多士，師父率小臣?！踉唬盒∽?、小臣敬有決，獲則取”[31]，銘中“多士”亦與“小子”對舉，與本銘“諸子”與“朕臣”對舉相似。“（王）多士”既可稱為“小子”，則“朕臣”即為“諸子”。由此亦可證知“諸子”應指士、大夫。

“具”，讀為俱。

“服”，通訓事?！对姟ご笱拧な帯罚骸霸窃诜?，傳：“服，服政事也”。《周書·職方》：“其外方五百里為侯服”，注：“言服王事也”。《井侯簋》[32]：“井侯服”，楊樹達先生謂：“與井侯以職事也”[33]?！栋囿罚骸巴趺匠枪?，“謂命毛伯繼虢城公之職位也”。

“公廼命在廦”，讀作“公在廦廼命”。

廦，《說文》曰:“墻也”。《爾雅·釋宮》“東西墻謂之序”，舍人注（引自《經(jīng)籍篡詁》）：“序，殿東西堂（郝懿行《爾雅義疏》‘東西堂即東西廂’）序尊卑處”?！渡袝ゎ櫭罚骸拔餍驏|向，東序西向”，孔傳：“東西廂謂之序”。是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廦）當訓旁室也”。據(jù)此，該銘的“廦”當為滕國宮室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滕國的一處地名）。

“曰：凡朕臣興畮”。

凡，《廣雅·釋詁》：“皆也”，表示概括、非一也。

朕臣，見于《井侯簋》：“邵朕福盟，朕臣天子”。本銘之“朕臣”，當訓為“我的臣子”。

興，《說文》：“起也”。段玉裁注：“（興）《廣韻》曰：……舉也、善也”。

畮，田畝也?！渡袝ご笳a》：“予曷敢不終朕畝”，《漢書·翟方進傳》：“畝”作“畮”?！对姟て咴隆罚骸梆v彼南畝”，《漢書·食貨志》引作“畮”（顏師古注：“畮，古畝字也”）。此泛指農(nóng)田、農(nóng)事。

全銘意為：在九月（某一天），滕國的士、大夫們都努力服事、履行著自己的職務。滕君在滕國宮室的旁殿里（或在名‘廦’的這個地方）對包括史在內(nèi)的臣屬們說：“凡是我的臣子，都要以農(nóng)為善、勤勞于農(nóng)事”。史不敢不頌揚（滕）公的美德，造作此器用以祭祀亡去的父癸。

注釋：

[1]山東滕州博物館：《山東滕州莊里西89年西周墓發(fā)掘報告》，待刊。

[2]、[8]、[12]、[26]李魯滕《鼎及其相關(guān)問題》，《齊魯文博》，《齊魯書社》2003年。

[3]胡盈瑩、范季融：《首陽吉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

[4]筆者在《鼎及其相關(guān)問題》一文中，未經(jīng)發(fā)掘者確認，誤將M4的“父癸”爵混入M7的器物群中。在此予以更正。

[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7] 滕州市博物館：《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發(fā)掘報告》，《海岱考古》第三輯，《科學出版社》2010年。

[9]揚簋：《三代》9·24·2。

[10]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陜西省永壽縣、武功縣出土西周銅器》，《文物》1964年第7期。

[11] 羅西章：《宰獸簋銘略考》，《文物》1998年8期。

[13]滕縣博物館：《山東滕縣發(fā)現(xiàn)滕侯銅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

[14]滕縣文化館：《山東滕縣出土西周滕國銅器》，《文物》1979年4期。

[15]太史友甗：《三代》5·8·5。

[16]伯盉：《三代》14·9·6。

[17]鼎：《商周金文錄遺》94，《科學出版社》1957年。

[18]龢鼎：《愙齋集古錄》6·3。

[19]小臣鼎：《商周金文錄遺》85，《科學出版社》1957年。

[20]郭沫若：《班簋的再發(fā)現(xiàn)》，《文物》1972年第9期。

[21]楊樹達：《毛伯班簋跋》，《積微居金文說》，《中華書局》1997年。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二冊。

[22]郭沫若：《謚法之起源》，《金文叢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

[23]林澐《關(guān)于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幾個問題》，《吉林大學社科學報》1986年第6期。

[24]王恩田：《滕國考》，《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一輯，《三秦出版社》1988年10月。

[25]匽侯旨鼎：《三代》3·50·1。

[27]《周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对姟ふ隆贰昂蘸兆谥堋薄?、箋皆以為“宗周，鎬京”。

 金文中有較多有關(guān)“宗周”的記述，一般認為應即“鎬京”。如李學勤《青銅器與周原遺址》，《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28]周文：《新出土的幾件西周銅器》，《文物》1972年第七期。

[29]邾公牼鐘：《三代》1·48·2。

[30]叔多父盤：《愙齋集古錄》16·13。

[31]王龍正等：《新發(fā)現(xiàn)的柞伯簋及其銘文考釋》，《文物》1998年第9期。

[32]井侯簋：《三代》6·54·2

[33]楊樹達：《井侯彝跋》，《積微居金文說》，《中華書局》1997年。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多蒙王恩田先生鼓勵和指正，借此特致謝意。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1年8月5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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