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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網(wǎng)絡(luò)購書敘記

（首發(fā)）

 

蘇衛(wèi)東

 

 

國人東瀛訪書，清末民初最盛。宋慶森先生《清末民初中國學者東瀛訪書紀事》（《中華讀書報》2001年5月16日）記述甚詳。近二三十年來，國人赴日公幹、旅遊增多，訪書、蒐書、購書之事見於報刊或網(wǎng)絡(luò)的，有《嚴紹璗東瀛訪書記》（《中華讀書報》 2007年3月16日）、趙前先生《東瀛訪書散記》、賀東方先生《在日本買書》等（趙、賀的文章均見於網(wǎng)絡(luò)）。近年來，因為工作之便，多次前往日本，同時借助網(wǎng)絡(luò)便利，也有一些頗為有趣的買書經(jīng)歷，寫出來，為有意在日本購書的古文字學界的朋友提供一點門徑。

東京神田的古本街久負盛名。中文稱 “舊書”，日文稱“古本”。2008年2月，第一次造訪神田古本街，眼花繚亂，時間又緊，空手而歸。近來常在孔夫子網(wǎng)蒐書、購書，猜想日本應(yīng)該也有類似網(wǎng)站。上網(wǎng)一蒐，果然發(fā)現(xiàn)“日本の古本屋トップページ”網(wǎng)站（www.kosho.or.jp）。網(wǎng)站由日本舊書商業(yè)協(xié)會(日語稱作“全古書連（JADOB）”)主辦，東京都舊書商業(yè)協(xié)會（日語稱作“東京古書組合（TADOB）”）管理，是日本的“孔網(wǎng)”。JADOB是日本歷史最悠久、規(guī)模最大的舊書店聯(lián)合組織，所屬舊書店 2200多家。網(wǎng)站經(jīng)東京都公安委員會許可，安全可靠，業(yè)績和信譽頗佳。

海外網(wǎng)上購書，難題一是支付，二是運費。因工作之便，兩個難題都被我繞開了。我的做法是先在網(wǎng)上蒐書，確定書名、書店和價格後，交給日本的同事代為蒐求，並請同事帶回國內(nèi)，書款則向同事結(jié)算。一年多來，買到近20箱古文字類的書籍，收穫頗豐。

東瀛蒐書，首先蒐的是日本研究中國古文字的大家名著，如梅原末治、白川靜、林巳奈夫、島邦男、伊藤道治、大庭脩、貝塚茂樹、松丸道雄等。

　　

一、梅原末治（1893－1983）

梅原末治先生1939年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并出任該校文學部教授。1956年由京都大學退休，獲該校名譽教授稱號。60年代中期開始主持東洋文庫研究部秦漢考古研究室。撰有專著120種，論文950篇。收集日本、朝鮮、中國東北、蒙古和其他地區(qū)的考古資料數(shù)萬件，圖書約2500部，其考古資料由東洋文庫東亞考古委員會負責整理。梅原先生對中國商周青銅器，戰(zhàn)國、漢代、魏晉南北朝的銅鏡，以及漢代漆器等，都有相當精深的研究，編輯、撰寫、刊印了大量考古圖錄和研究報告。

梅原先生編著的中國青銅器圖錄以收器宏富、形制特殊著稱?！稓W美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全七冊，大阪山中商會， 1933－1935年）的彝器部分採用器形學分析青銅器，收錄早年流人歐美的青銅器250件。《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全六冊，大阪山中商會，1959－1962年）收集早年流人日本的青銅器400件?！堵尻柦鸫骞拍咕塾ⅰ罚ň┒夹×殖霭娌?，1937年）、《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1944年）收錄金村出土的文物328件，其中鑲嵌青銅鼎、簋、敦的青銅器達85件?！逗幽习碴栠z寶》（《東方學報》（京都）第七冊，1936年12月；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1940年）除收錄青銅器及其他器物，還著錄甲骨 149片。1936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胡厚宣先生翻譯的梅原末治《中國青銅時代考》，即《歐美蒐儲支那古銅精華》第7冊卷末的一篇概述文章。

梅原先生有關(guān)中國青銅器和其他商周遺物的研究著作還有《銅鐸研究》（1927年）、《柉禁的考古學考察》（東京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3年）、《戰(zhàn)國式銅器研究》（東京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古銅器形態(tài)的考古學研究》（東方文化研究所，1940年）、《河南安陽遺物之研究》（京都桑名文星堂，1941年）、《支那古玉圖說》（京都大學文學部考古學教室，1955年）、《殷墟》（東京朝日新聞社，1964年）、《殷墟出土白色土器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年）等。

梅原先生初始致力於古墳研究，後來為判斷古墳?zāi)甏芯砍鐾零~鏡。銅鏡圖錄和研究論著有《鑒鏡研究》（1927年）、《漢以前古鏡研究》（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紹興古鏡聚英》（桑名文星堂，1939年）、《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同朋社，1942年）、《唐鏡大觀》（同朋社，1984年）。漢代漆器方面的著作有《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桑名文星堂，1943年）。此外，梅原先生有關(guān)東亞考古方面的著作還有《東亞考古學論考》（星野書店，1944年）、《支那考古學論考》（弘文堂書房，1944年）、《東亞考古學概論》（星野書店，1947年）等。

梅原先生的兩部《支那古銅精華》是我蒐求的重點。這兩部書都曾出現(xiàn)於國內(nèi)的拍賣會，成交價高達3到5萬元，非我財力能及，時間也不允許?！叭毡竟疟疚荨本W(wǎng)上僅蒐到《歐美蒐儲支那古銅精華》的四、五兩冊，即鏡鑑部的一、二冊，非全套，且大多銅鏡已經(jīng)收入梅原先生的其他著作，故而放棄。日本同朋社1989年曾翻印梅原先生的有關(guān)考古圖錄，似乎也沒有收入這兩部巨著。日本印刷技術(shù)發(fā)達，翻印效果不輸原版。上舉圖錄、論著基本購全。圖錄多為同朋社翻印本，但也購得不少原版，如《柉禁的考古學考察》、《戰(zhàn)國式銅器研究》等。

日本泉屋博古館所藏商周銅器極富盛名，著名的虎食人卣、陳介祺十鐘山房十鐘即收藏于此，曾先後出版銅器圖錄多部，梅原先生曾參與其事。我購得《泉屋清賞》（全六冊）、《泉屋清賞續(xù)編》（兩冊）、《陳氏舊藏十鐘——泉屋清賞別集》（一冊）的第二版，大約在1919－1922年前後印刷，珂羅版，綫裝，藍布函套，極爲精美典雅。梅原先生後來還參與編輯《刪定泉屋清賞》（1934年）、《泉屋清賞新收編》（1961年）、《新修泉屋清賞》（解說、圖版各一冊，1971年）。這批後來編印的圖錄皆為精裝，但仍為珂羅版精印，且單面印刷，不會有墨蹟重疊汙損圖片之虞。2003年，泉屋博古館出版《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改為彩色圖版，泉屋博古館館長樋口隆康先生主編，解說由廣川守執(zhí)筆。

梅原先生還編有《冠斝樓吉金圖》四冊（小林寫真製版所，1947年），亦為珂羅版，綫裝，淡藍色函套。該書著錄榮厚藏器169件，卷上、卷中和補遺大部分為商周銅器，卷下多為秦漢以後銅器。榮厚，滿州鑲藍旗人，北洋政府時期歷任奉天省內(nèi)務(wù)司司長、遼沈道道尹、黑吉兩省財政廳廳長，後附逆出任偽滿洲國中央銀行第一任總裁。我購得的此書函套內(nèi)側(cè)題有“羽田先生惠存  昭和廿二年九月  編者”，不知是否梅原先生手跡。

梅原先生在中國青銅器形態(tài)研究方面，有別於傳統(tǒng)的分類法，劃分青銅器類別主要以器形為主，他把古銅器分為：皿缽形器（盤、簋、盒、豆、簠等）、壺形器（尊、觶、觚等）、壺形器（罍、彝、壺、鐘等）、提梁附壺形器（以卣為主）、壺形器（以罍為主）、矩形器（彝、偏壺、瓠壺等）、鬲鼎器（鬲、鼎）、有腳器（角、爵、盉）、注口器（兕觥、匜）、筒形器及球形器、複合形器（甗、博山爐等）、異形器和樂形器等十三類。但是這種分類法被認為“忽以全器為準，忽以器口為準，忽以腳部為準，忽以器名為準，非?；靵y，很不合理”，既有形態(tài)上的分類，又有實用上的分類，過分脫離了青銅器本身的作用。其晚年甚至宣稱：東亞考古學應(yīng)當是以器物為對象的學問，幾乎認同金石學的理念。更多地接受歐美現(xiàn)代考古學影響的李濟則批評梅原末治開倒車。但不可否認，梅原先生1940年出版的《古銅器形態(tài)的考古學研究》確為那個年代古銅器研究最好的論著之一，與容庚先生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齊名，被譽為姐妹篇（參見曾憲通《20世紀青銅器學的奠基之作——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重排本前言》，《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二、白川靜（1910－2006）

李學勤先生曾說：20世紀三、四十年代，青銅器研究形成了兩個傾向，一個是中國傳統(tǒng)的金石學在走向考古學，另一個是西方博物館的類型學的方法在走向考古學。把這兩個方法結(jié)合起來，建立一個系統(tǒng)的人，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陳夢家先生。在陳夢家之後，研究青銅器的學者，能夠綜合成一個大規(guī)模的，主要有兩家，一個偏于金文，一個偏於器形類型學。兩大家都是日本學者。前一個是白川靜，後一個是林巳奈夫。（李學勤《青銅器的研究及其展望》，《中國古代文明十講》135－136頁，復(fù)旦大學出版社， 2003年）

白川靜先生1943年畢業(yè)於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1948年發(fā)表首篇論文《卜辭的本質(zhì)》，1962年以論文《興的研究》獲文學博士學位，1969至1974年陸續(xù)發(fā)表《說文新義》15卷，期間開始為一般讀者出版《漢字》、《詩經(jīng)的世界》、《金文的世界》、《孔子傳》等普及性讀物，1984年出版《字統(tǒng)》，1991年出版《字訓》，1996年出版《字通》，2004年獲日本政府授予“日本文化勳章”，被譽為日本“最後的碩學”。國內(nèi)某些媒體稱之為“日本的季羨林”，實在是瞎亂比附。白川靜先生在日本學術(shù)界的地位，遠高於季羨林在中國學術(shù)界的地位，從網(wǎng)上不甚齊全的白川靜先生論著目錄便可知曉（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435791/）。

白川靜先生在金文研究領(lǐng)域最突出的貢獻公推《金文通釋》。其書本來是在大阪大學授課的講義，1962至1984年，作為《白鶴美術(shù)館志》陸續(xù)發(fā)表，共56輯（有的國內(nèi)書籍說是55輯，不確），前40輯和48、49、50輯為考釋部分，共考釋800多器。其餘部分包括西周史略、金文學史、考古學方法研究、金文學方法研究、曆法研究方法、西周斷代和年曆譜、列國器編年、兩周青銅器銘釋文、本文篇器名目次、索引等，規(guī)模龐大，體例嚴謹。是書後來出版合訂本，又收入日本平凡社 2000年出版的《白川靜著作集》，包括本卷12冊，其中卷1－3《漢字》、卷4《甲骨文與殷商史》、卷5《金文與經(jīng)典》、卷6《思想與神話》、卷7《文化與民俗》、卷8《古代文學》、卷9－10《詩經(jīng)》、卷11《萬葉集》、卷12《雜纂》，以及別卷《説文新義》8冊、《金文通釋》9冊、《殷文札記》1冊。國內(nèi)在80年代翻印過合訂本的《金文通釋》，我在潘家園購得一套，店主說是陳公柔先生的遺物。店主還收有陳先生的很多卡片與筆記，可惜未得一見。這次從日本購回的《金文通釋》、《說文新義》均為白鶴美術(shù)館的單行本，本卷12冊則是平凡社的合訂本。

1955到 1962年，白川靜先生還油印出版過10集《甲骨金文學論集》，部分收入《白川靜著作集》本卷，部分改編收入《金文通釋》。我從網(wǎng)上配齊一套油印本，其中好幾本的封面有“大島先生惠存”的題簽，初集還夾有一張用立命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信紙寫的便簽，題有“大嶋先生大政  白川靜  一九五五、四月”，彌足珍貴。

附帶說一說，日本早期很多古文字類的書籍都是油印的，比如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的《甲骨關(guān)係文獻序跋輯成》。我在日本購買的一套精裝本則是後來翻印的。我在日本還購得一本《金文關(guān)係文獻目錄》，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編，也是油印的，是1956年以前的金文論著索引。有關(guān)青銅器方面的論文索引國內(nèi)已經(jīng)出版了三種：一是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孫稚雛先生《青銅器論文索引》，截至1982年；二是張懋鎔、張仲立先生編著的《青銅器論文索引（1983－2001）；三是張懋鎔先生主編的《青銅器論文索引(2002-2006》。這幾部書都為研究者帶來很多便利，嘉惠學林，值得稱讚。但亦有美中不足。以日本油印本《金文關(guān)係文獻目錄》與孫先生的《索引》對照，孫先生遺漏之處頗多。主要是清代學者的題跋與單篇考釋。如嘉道咸年間的陳慶鏞，是一位精研漢學和金石學的淵博學者，著有《籀經(jīng)堂集》、《三家詩考》、《說文辭》、《古籀考》等。油印本收錄陳慶鏞10篇論著，孫先生《索引》無此人著述。張懋鎔先生的兩部索引前後體例不一。前一部同樣附有著者索引，下列著述名，還有序號，頗便查對。後一部雖然也有著者索引，但只有序號，沒有著述名。張先生的文獻檢索來源可能主要依靠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的藏書，對語言學方面的文集關(guān)注不夠，比如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編的系列出版物《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以及北大中文系編的《北大中文研究》等，都曾登載當時北大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諸位老師的多篇重要論文，卻沒有收入索引。我手頭有一套李家浩先生弟子編輯複印的《李家浩先生論文集》，其中金文部分與張先生《索引》對照，漏收《魯歸父敦小考》（《文史》第33輯36頁，中華書局，1986年）、《𪒠鐘銘文考釋》（《北大中文研究》249－26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談春成侯盉與少府盉的銘文及其容量》（《華學》第5輯150－161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其中《𪒠鐘銘文考釋》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該書2002年出版，不難查找。再如陳劍先生的《據(jù)郭店簡釋讀金文一例》（《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2期378－369頁，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以及同書所刊李家浩先生研究生馬月華的《〈汝陰令戈小考〉讀後記》（397－400頁），也都失收。當然，我們指出這些小的失誤難免有求全責備之嫌，有點苛求諸位先生，但日本學者編制索引的細膩功夫還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回到白川靜先生的著作上來。今年 3月下旬，我去日本慰問震後的在日員工，在大阪新齋橋的一家舊書店中尾書店第一次看到白川靜先生的《字統(tǒng)》、《字通》和《字訓》。大體說來，《字統(tǒng)》分析漢字形音義之源，《字通》釋形，《字訓》釋訓。白川靜先生2004年還編有一本《常用字解》，是《字統(tǒng)》一書的普及本，講述1940個漢字的起源與演變，已有中文譯本（蘇冰譯，九州出版社，2010年）。在這家舊書店還買到《居延木簡》一書。該書是 1971年日本教育書道連盟商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選擇居延漢簡精品，由日本攝影師重新拍照精印，極為清晰。附記於此。

白川靜先生的《詩經(jīng)的世界》、《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商王朝的構(gòu)造》、《金文的世界——殷周社會史》均列入東洋文庫叢書，平凡社出版，在日本極易購得?！对娊?jīng)的世界》有杜正勝譯本（臺灣東土圖書公司，2001年）。《甲骨文的世界》有蔡哲茂譯本（臺灣巨流圖書公司，1972年）?！督鹞牡氖澜纭酚袦靥旌印⒉陶苊g本（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1989年）。《金文通釋》有曹兆蘭的選譯本（《金文通釋選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選譯24器，不到原著的3%。《金文通釋》中的《西周史略》有袁林譯本（三秦出版社，1992年）?！督鹞耐ㄡ尅分械摹督鹞膶W史》有許禮平部分譯文（《金文學史（一）》，載《中國語文研究》第3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研究中心， 1981年）。

白川靜先生的《金文通釋》初刊於《白鶴美術(shù)館誌》，並非偶然。日本收藏中國青銅器最多的博物館，首推泉屋博古館，其次是白鶴美術(shù)館。白川靜先生曾經(jīng)主持編過一本《白鶴英華》（白鶴美術(shù)館，1978年），可惜從未見過。白鶴美術(shù)館所藏中國青銅器編有兩本圖錄。一本是1934年出版的《白鶴吉金集》，綫裝，珂羅版精印。這本書我從孔網(wǎng)購得，所費不菲。店主售出後還特意給我打電話，說他經(jīng)手這麼多古書，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精美的珂羅版印刷。另一本是1951年出版的《白鶴吉金撰集》，精裝，也是珂羅版精印，從日本購得，所費不多，也附記於此。此外，白鶴美術(shù)館還出版了一本展覽圖錄《白鶴秋季展——古代中國青銅器展》（1958年），以及嘉納正治、田中敏雄所編的《白鶴美術(shù)館》（1981年）。

 

三、林巳奈夫（1925－2006）

先自揭己短。很長時間我一直以為林巳奈夫先生姓林巳、名奈夫。其實日本也有不少單字姓，林即其中之一，且是日本名門望族，如日本研究甲骨文的先驅(qū)林泰輔先生等。還有島邦男、森鹿三先生，也都是單字姓。

林巳奈夫先生1950年畢業(yè)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57年開始任教於京都大學，1975年升任教授。京都大學《東方學報》第62輯（1990年）載有林巳奈夫先生1990年之前的論著目錄，網(wǎng)絡(luò)可以蒐到（http://repository.kulib.kyoto- u.ac.jp/dspace/bitstream/2433/66700/1/jic062_679.pdf）。粗略統(tǒng)計，截至1990年，共有編、著、譯專著18 種，論文近百篇，著作等身。

林巳奈夫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首推《殷周青銅器綜覽》（吉川弘文館），共3盒6巨冊，只有一家日本舊書店有售，索價31萬日元。我考慮再三，才下決心購買，而且特別交待日本的同事，見到我的通知即刻落單。曾在“日本古本屋”網(wǎng)上看到一本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83年9月出版《古文字論學初集》，即第一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僅印600本，國內(nèi)極難蒐求。哪知日本的同事過了一周才落單，已經(jīng)被他人搶先購走，非?？上?。震後赴日本，到同事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封已經(jīng)到貨的《殷周青銅器綜覽》，喜悅之情，可以想像。

《綜覽》共分三卷。卷一為《殷周時代青銅器研究》（1984年），卷二為《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樣研究》（1986年），卷三為《春秋戰(zhàn)國時代青銅器研究》（1989年）。林巳奈夫先生研究商周銅器，是從銅器銘文與器影對照開始的?！度鹞拇嫫饔皡⒄漳垮h——附小校經(jīng)閣金文拓本目録》 1967年出版，是先生最早的一部著作之一，有臺灣學生書局翻印本（1971年）。《綜覽》彙集了先生集數(shù)十年之力蒐集的大量銅器圖片和銘文拓本，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國內(nèi)難得見到的外國藏品，資料之豐富，考證之詳密，印刷之精美，至今仍無出其右者。

林巳奈夫先生70年代初期撰寫的《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2年），以及1985年主編的《戰(zhàn)國時代出土文物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也是多被稱引的名著。這兩本書在多家日本舊書店都有出售。

日本學者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可以用 “樣式論”一詞來概括。林巳奈夫先生是“樣式論”研究的集大成者。其青銅器研究重在分析器形之時代變遷與銘文之時代變化標準，且運用了詳細的數(shù)字統(tǒng)計辦法，“結(jié)論多有他人所未及者”（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6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青銅器內(nèi)容最深入、規(guī)模最宏大的著作。

林巳奈夫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後一本專著《神與獸的紋樣學——中國古代諸神》（吉川弘文館，2004年；國內(nèi)有常棣華等譯本，三聯(lián)書店，2009年），專門研究青銅器紋飾的內(nèi)涵。其另外一部研究圖像紋樣的專著《刻在石頭上的世界——畫像石述說的古代中國的生活和思想》，最近也在國內(nèi)翻譯出版了（唐利國譯，商務(wù)印書館，2010年）。該書根據(jù)仔細的觀察和細膩的分類，分析探討從新石器時代到漢代中國古代思想的傳統(tǒng)，不論其結(jié)論是非與否，這種通過對“物 ”的分析討論古代社會深層現(xiàn)象的研究法，確有很多可資借鑒的地方。

80年代以來，林巳奈夫先生除了仍致力於中國青銅器的探索外，其精力逐漸轉(zhuǎn)向了中國古代玉器研究，代表著作有《中國古玉研究》（吉川弘文館，1991年）、《中國古玉總說》（2000年）等?！吨袊庞裱芯俊份嬩浟肆讼壬?SPAN lang=EN-US>1969到1989年間發(fā)表在京都大學《東方學報》等雜誌上的7篇論文，多為80年代以來的作品，有臺灣楊美莉譯本（臺北藝術(shù)圖書，1997年）。李學勤先生曾說，林巳奈夫的一系列中國古玉論文，對他的啟發(fā)很大，並認為紀念他的最好辦法，是把他研究中國青銅器、玉器的重要成果，翻譯刊印到國內(nèi)來。其中《綜覽》一書的翻譯，李學勤先生20年前就提議過，至今沒有實現(xiàn)（《懷念林巳奈夫先生》，李學勤《通向文明之路》639－640頁，商務(wù)印書館，2010年）。聽聞有日本學者正在從事《綜覽》的翻譯工作，希望能早日面世，但不知圖錄部分如何翻印。《綜覽》圖錄的資料性極為寶貴，千萬不要讓國內(nèi)的出版社印砸了。如果能找到林巳奈夫先生當年搜集的照片、拓本原件，那就再好不過了。

 

四、島邦男（1908－1977）

島邦男先生是日本甲骨學研究的先驅(qū)者之一，1933年畢業(yè)于東京大學中國哲學部中國文學科，畢業(yè)後即開始研究甲骨文，曾於1938至1942年在中國收集甲骨資料。1954年升任弘前大學文學部教授，直至退休。

《殷墟卜辭研究》和《殷墟卜辭綜類》是島邦男先生甲骨學研究的代表作?！兑笮娌忿o研究》是甲骨學領(lǐng)域與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齊名的經(jīng)典著作。島邦男先生于1953年油印刊行《祭祀卜辭之研究》，在甲骨學領(lǐng)域第一次根據(jù)分期研究對卜辭進行全面整理，之後在此基礎(chǔ)上增加了《殷代社會》等多個專題，整理、合編為《殷墟卜辭研究》（弘前大學中國學研究會，1958年；汲古書院1975、2004年翻印），對於之前學者提出的各個重點問題都有新的創(chuàng)見，意義重大。該書有兩個中文譯本，一是臺灣鼎文書局1975年出版的溫天河、李壽林譯本，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濮茅左、顧良偉譯本。這兩個譯本我都有，也就沒有購買日文原版。我搜書買書，以實用為原則，不太講究版本。當然，看到好書好版本，特別是珂羅版精印的資料圖集，很難抑制擁有的衝動。

島邦男先生對甲骨文研究最大的貢獻，公推《殷墟卜辭綜類》（大安株式會社，1967年；增訂本，汲古書院，1977年；增訂本開本略小於初版）。兩個版本我都搜求到了?！毒C類》匯總了1967年以前初版的63種甲骨著錄，按甲骨字類及有關(guān)恒語、用辭排列辭例文句，書後有附錄“五期之稱謂”、“ 世系”、“先王先妣祀序”、“貞人署名版”、“通用·假借·同義用例”等。姚孝遂先生曾評價此書具有資料收錄完備、資料取捨謹慎、編排體例新穎和檢字索引方便等四大特點。（姚孝遂《〈殷虛卜辭綜類〉簡評》，《古文字研究》第 3輯，中華書局，1980年）

　　《綜類》突破了以往集成性甲骨文工具書按《說文》540部首進行編排的常套，另創(chuàng)據(jù)甲骨文自身的形體結(jié)構(gòu)特點分部別居原則，從而歸納出164個部首，較好地解決了甲骨文字因與《說文》小篆字體年代相隔久遠而形體差別大、難以以類相從的編排難題。這一體例影響很大，如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分149個部首，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分175個部首，無不受到島邦男的影響。同時該書並非簡單機械地逐條引錄原始資料，更能結(jié)合有關(guān)該字與其他字所組成的恒語、用詞而分立字條，“非常便於研究一個字的構(gòu)詞和整個甲骨文的辭彙系統(tǒng)，也便於比較熟悉辭例和比較一個字在卜辭中的具體用法”（劉釗執(zhí)筆《甲骨文工具書的編纂》，姚孝遂主編《中國文字學史》354－358頁，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年）。此外，《綜類》的檢索系統(tǒng)以部首摯領(lǐng)，以形體歸類，書前有部首目次檢字，書後有部首檢字索引、釋字（指形體隸定字）一覽索引、漢字筆劃索引，前後幾套，途徑多條，還採取了同字而分部重見互出的方法，繁而不瑣碎，總以檢索便捷而不失資料之齊全周詳為要，即使是初翻者，只要領(lǐng)略一二甲骨文形體，也能很快查到。這些都是島邦男先生獨創(chuàng)的編纂設(shè)計。

總之，《綜類》以其獨創(chuàng)性的編纂體例，完備而詳細的資料排列，綜合與分析相兼的內(nèi)涵，便捷而精細的檢索方法，在甲骨文字工具書編纂史上起有里程碑式的劃時代意義，出版以來即受到學界的熱烈追捧。如于省吾先生1973年為蒐求此書，與商承祚先生書信往來，引出一段“致貺”“索貺”佳話（參見王宇信《中國甲骨學》327－33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沈建華女士回憶，沈之瑜先生1969年冬從上海圖書館借到《綜類》，愛不釋手，在沒有複印機的年代，最好也是最笨的辦法就是手抄（《初學集——沈建華甲骨學論文選》自序，文物出版社，2008年）。

《綜類》增訂版出版於1977年，之後陸續(xù)出土和著錄了一些新的原始資料，同時研究水準也在不斷提高，尤其是《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原始資料相對集中，《綜類》無法與之匹配，於是有了《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的編撰與出版?！额愖搿穮R總《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國所藏甲骨集》、《懷特氏等收藏甲骨集》等幾部甲骨著錄書，體例與《綜類》基本相同，但增加了釋文和拼檢索等項目。另外在材料的豐富程度上，在字形的歸屬上，在辭條的劃分上，在文字的隸釋上，都進行了很大的改進和提高?！额愖搿烦霭驷?，《綜類》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例如，甲骨拓本往往見於多部著錄。在引用《類纂》時，如需多方核對原拓，目前只能按照《類纂》所引的編號，核對《甲骨文合集》等書的原拓，舊著錄就難以查尋了。但編輯《甲骨文合集》時，同時整理有對重表，可惜迄今未見整理出版，聽說有複印件的電子掃描版流傳?！都坠俏暮霞牧蟻碓幢怼芬矁H記錄了部分重見著錄。如需核對其他拓本，《綜類》所引舊著錄編號不失為一條途徑。這也許是島邦男先生編撰《綜類》時所未想到的。希望參加《甲骨文合集》編輯工作的學者們能儘早整理出版一部《甲骨著錄索引》。

   

五、貝塚茂樹（1904－1987）

日本近世漢學（中國學），以東京大學（關(guān)東）、京都大學（關(guān)西）為中心形成兩大重鎮(zhèn)，此即東京、京都學派；兩者在作風上實皆趨向?qū)嵶C主義史學，惟各有淵源、自成門戶。前者以白庫鳥吉為代表，服膺西洋學術(shù)方法，對中國文化多持近代式的批判態(tài)度；後者以內(nèi)藤虎次郎（號湖南）為代表，汲取清代考據(jù)學的優(yōu)長，對中國學人及學問多取親近態(tài)度。（參見胡文輝《現(xiàn)代學林點將録》524頁“內(nèi)藤湖南”章，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貝塚茂樹先生就讀和工作於京都大學，是現(xiàn)當代京都學派的領(lǐng)袖，與吉川幸次郎、桑原武夫並稱為京都大學“三傑”。

貝塚茂樹先生專攻中國古代史，曾與西嶋定生、野村浩一共同主編10卷本的《中國歷史》（講談社，1974－1976年），影響很大。1968年退休後至1977年，整理、修訂舊作，編輯出版了10卷本的《貝塚茂樹著作集》，卷1《中國古代的國家》，卷2《中國古代的社會制度》，卷3《殷周古代史的再構(gòu)成》，卷4 《中國古代史學的發(fā)展》，卷5《中國古代的傳說》，卷6《中國古代的精神》，卷7《中國古代史學》，卷8《中國的歷史》，卷9《中國思想與日本》，卷10《孫文與毛澤東》。

貝塚先生將甲骨文、金文與歷史文獻結(jié)合起來研究殷周歷史，成績突出。1959年，貝塚先生出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分圖版、本文、索引三部分，卷佚浩繁。圖版部分分上、下兩冊，著錄甲骨3246片，是收錄日本所藏甲骨最多的一部著錄。本文部分除了釋文，還介紹了該批甲骨收藏、整理研究的經(jīng)過、甲骨文時代區(qū)分的基礎(chǔ)、關(guān)於貞人的意義、殷墟卜辭的分類、貞人無署名卜辭及甲骨文時代區(qū)分的標準等，集中了貝塚先生多年研究甲骨文的成果。該書的初版在日本舊書店已經(jīng)很難蒐全，我從幾家書店購買才配齊一套。1980年，日本同朋社出版了貝塚茂樹與伊藤道治先生合著的增補、訂正版，增補了西部日本諸機關(guān)及個人所藏甲骨中與祭祀有關(guān)的49 片以及內(nèi)藤湖南先生舊藏14 片，改名為《甲骨文字研究》

貝塚先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重要論文，首推與其助手伊藤道治先生合著的《甲骨文斷代研究法的再探討——以董氏文武丁時代為中心》。貝塚和伊藤先生在與陳夢家先生不通信息的情況下，大約同時推定董作賓所説的“文武丁卜辭”其實屬於武丁時代。這一見解近年已得到考古發(fā)掘的支持。這篇論文收入京都大學《東方學報》第23期《殷代青銅文化的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53年），我也購得一本。

附帶說一說，日本有兩個重要的東方學研究刊物。一個是東洋文庫的《東洋學報》，1889年創(chuàng)刊；一個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東方學報》，1931年創(chuàng)刊。日本學者不少重要的古文字學、商周秦漢史的研究論文都發(fā)表在這兩個刊物上。兩個《學報》從創(chuàng)刊到現(xiàn)在的成套刊物（當然有不少翻印本），都可以在“日本古本屋”網(wǎng)站上蒐到，每套索價 70－80萬日元，相當於6、7萬人民幣。相比中國的《文物》、《考古》等雜誌，如果要蒐全，每套沒有15萬元恐怕下不來吧。哪位有意購買，我愿免費效勞，條件是先借我瀏覽一月。

貝塚先生本姓小川。1945年因其岳父貝塚榮之助無嗣，入贅為貝塚的養(yǎng)子，遂改姓貝塚。其父小川琢治，是日本著名的地質(zhì)地理學家。其兄弟皆為大學教授。其弟湯川秀樹也因入贅改姓，194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

 

六、伊藤道治（1925－）

伊藤道治師從貝塚茂樹先生，1947年以勤工儉學的方式，為貝塚先生謄清文稿、整理資料，開始甲骨、金文和殷周歷史的學習與研究，1949年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退休前任日本關(guān)西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所長。

伊藤先生專攻中國古代史，其研究範圍不僅僅限於商周一段，從中國的舊石器時代一直到西漢帝國的滅亡，著述甚多。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經(jīng)嘗試由國內(nèi)學者與海外學者共同培養(yǎng)博士研究生，王震中即師從田昌五和伊藤道治，曾有兩篇文章介紹伊藤先生的商周史研究。一篇是《伊藤道治先生甲骨文與商史研究五十年》，發(fā)表於《殷都學刊》1997年第3期；另一篇是《伊藤道治的金文和西周史研究》，發(fā)表於《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97年第3期，可以參看。

伊藤先生的專著，國內(nèi)僅翻譯出版了《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一書（江藍生譯，中華書局，2002年），其他幾本重要專著未見翻譯。我在日本購得他的三本專著，一本是《中國古代國家的支配構(gòu)造——西周封建制度與金文》（中央公論社，1987年）；一本是他與貝塚茂樹先生合著的《甲骨文字研究》，前面已經(jīng)提及，其中釋文部分三分之二由伊藤先生承擔；一本是《人·物· 心》第1期第5卷（1987年），著錄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收藏的692片甲骨，其中650片是首次著錄的新資料。

 

七、大庭脩（1927－2002）

關(guān)西大學大庭脩教授，專治中日簡牘、中國法制史、中日關(guān)係史。早在1951年他就參加了森鹿三先生首創(chuàng)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簡研究班”。當時，日本從事簡牘研究者不過30餘人，皆處於艱苦摸索中，尚未看到過一枚簡牘的圖版照片，更不用說能親眼目睹簡牘實物了。大庭脩先生在短短幾年時間內(nèi)，利用勞幹釋文，發(fā)表了一系列研究漢代軍事、官僚制度的重量級論文，即已成為當時之佼佼者。

大庭脩先生一生“以中國為第二故鄉(xiāng)，以中國為研究主題”，其自用印中有“木簡癖”和“意在蘭臺”兩方，濃縮了他對簡牘的終生探尋和學術(shù)旨趣。他的中國簡牘研究有三個特點：1、如其師森鹿三先生的研究風格，致力於考證、集成和復(fù)原簡冊，特別是在恢復(fù)漢代詔書簡冊方面成績蜚然；2、把主要精力集中於利用簡牘史料研究秦漢法制史方面； 3、重視對普通讀者和中青年的普及教育，在簡牘學領(lǐng)域涉獵極廣，知識淵博。（趙汝清《日本學者大庭脩簡牘研究述評》，《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大庭脩先生關(guān)於漢簡和秦漢法制史的研究專著，已經(jīng)有兩本翻譯成中文，一本是《漢簡研究》（徐世虹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一本是《秦漢法制史研究》（林劍鳴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還有多篇論文散見於國內(nèi)報刊，是國內(nèi)學者最熟悉的日本漢簡研究大家。我在日本購得大庭脩先生的三本論著，一是《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同朋舍，1990年），一本是《漢簡研究的現(xiàn)狀與展望》（關(guān)西大學出版部，1993年），一本是《居延漢簡索引》（關(guān)西大學出版部，1995年）?！毒友訚h簡索引》雖然不是逐字索引，但已包括地名索引、人名索引、官職索引、物品索引、詞句考釋索引等，基本涵蓋了居延漢簡的重要字詞，是迄今所見有關(guān)居延漢簡的第一部比較全面的索引。（參見劉樂賢《讀居延漢簡索引·人名索引》，載《簡牘學研究》第2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收入氏著《戰(zhàn)國秦漢簡帛叢考》，文物出版社2010年）

大庭脩先生的老師森鹿三先生（1906－1980），是京都學派史學大師內(nèi)藤湖南、羽田亨的弟子，專研中國歷史地理學。1947年11月，他在《東光》雜誌撰文，首次向日本學術(shù)界介紹了居延漢簡的整理研究情況。1961年，森鹿三以《居延漢簡古文書學的研究》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繼《東洋學研究——歴史地理編》（同朋社，1970年）之後，又出版了《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編》（同朋社，1975年），也都從日本購得。

森鹿三先生首創(chuàng)的“漢簡研究班”，培育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漢簡研究人才。當年與大庭脩同為研究班成員的魯惟一（劍橋大學教授）、永田英正（京都大學教授），在漢簡和漢代史、漢代法制史研究方面也都做出重要貢獻，如魯惟一的《漢代行政記錄》、永田英正的《居延漢簡集成》（《東方學報》46、47、51期，1974、1979年）、《居延漢簡研究》（《東洋史研究叢刊》41輯，同朋舍，1989年；有張學鋒譯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永田英正還著有《漢代石刻集成》（同朋社，1994年），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收錄漢代石刻176種，按年代先後排列，年代不明者附於最後，分圖版、釋文兩冊?！秷D版篇》乃精選善拓，精心拍照製版印製。排版左圖右文，便於參照對比?！段谋酒钒祟}、解說、本文、注釋及參考文獻五部分，頗受學界歡迎。（參見程章燦《作為文本的漢代石刻——讀〈漢代石刻集成〉》，《古典文獻研究》第11輯479－488頁）

 

八、松丸道雄（1934－）

松丸道雄先生畢業(yè)于東京大學，是仍然活躍在當今古文字學界的日本學者中的代表人物，對甲骨、金文都有精深研究。他非常重視甲骨資料的調(diào)查、蒐集、整理與刊佈，早在求學階段，就開始對日本的甲骨收藏情況做全面調(diào)查，在日本甲骨學會編的《甲骨學》油印刊物上連續(xù)發(fā)表《日本散見甲骨文字蒐彙》。在東京大學工作期間，還編印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藏甲骨文字·圖版篇》（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收錄甲骨1315片，每片甲骨皆標出圖版號、分期、甲或骨（龜甲用S表示、獸骨用B表示）、內(nèi)容及其編號；同時，該書每版甲骨均以拓本、照片相互對照印出；凡有背面施鑽鑿者，均以拓本與照片表示出來，以便於讀者使用?！都坠俏淖肿轴尵C覽》（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是松丸道雄與高嶋謙一先生合編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甲骨文工具書，收甲骨文字3395個，簡明賅要集錄 1989年以前中日諸國學者發(fā)表的甲骨文字釋，按《說文》分別部居，正文十四篇，合文一篇，未識字二篇，《文編》《綜類》所無字二篇，書後附文獻目錄、字釋索引及檢索表。正文先錄《文編》與《綜類》字型大小，次舉甲骨字形，次記諸家字釋，次記諸家字義簡說，末欄著錄出處。是書一改《甲骨文字集釋》“輯錄諸家著述力求詳盡，故多迻錄全文”的繁瑣編纂體例，僅錄諸家字釋結(jié)論，間記諸家有關(guān)該字的詞義用法作為參考，簡潔明瞭，特別是提供了不少海外甲骨學者的字釋見解，很受學界歡迎。展讀此書，不得不佩服日本學者。當今的中國學者誰會耗時費力去做這類為人之學？即使做了，哪有如此的細膩功夫？近來廣蒐金文研究論著，盼望哪天脫離職場苦海，做點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其中宏願之一就是編一本《商周銅器銘文字釋綜覽》。怕的是吹下大話，日後未竟，為學界所笑。不過轉(zhuǎn)眼一想，我本非學界中人，怕什麼丟人現(xiàn)眼呢？

松丸先生有關(guān)甲骨、金文和商周秦漢史的中文論文常見於各類書刊，國內(nèi)學者不陌生。其日文論文和專著，也屢見國內(nèi)學者稱引。甲骨方面如《殷墟卜辭中的田獵地名》（《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31冊，1963年），金文和殷周史方面如《殷周國家的構(gòu)造》（《巖波講座·世界歷史》第4卷，古代4，1970年），等等。專著則有《西周青銅器與西周》（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以及與其他日本學者合編的《殷周秦漢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汲古書院，2001年）。1999年，松丸先生從東京大學退休，受業(yè)弟子、學界友好編有紀念文集《中國古代文字與文化——松丸道雄先生退官記念論集》（汲古書院），附有松丸道雄先生著述目録。這幾本書，在日本古本屋網(wǎng)站上不難尋獲。

松丸先生為推動古文字學研究，與汲古書院合作，解題、翻印了幾部非常重要或稀見的著作。一是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燕京哈佛學社出版，是青銅器研究的經(jīng)典名著，可惜當時印數(shù)不多，又值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初版存世很少。70年代臺灣大通書局、文史哲出版社都曾翻印過，圖版部分效果不佳。1979年，松丸先生精心翻印這部名著，圖版部分比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本還要好。二是陳夢家先生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科學出版社1962年印行，至今已是珍稀難求?？拙W(wǎng)上曾經(jīng)賣過一本水浸殘缺本?，F(xiàn)在孔網(wǎng)上還有一本，八五品，索價3萬元。1977年，松丸先生將這部書改題為《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翻印出版。三是《謝氏瓠廬殷墟遺文》。瓠廬謝氏乃明清史專家謝國楨之弟謝國彥。1945年，胡厚宣先生在京津滬寧廣蒐甲骨資料，在北平富晉書社看到兩份《謝氏瓠廬殷墟遺文》，是戰(zhàn)後新出甲骨之拓本，先生用兩萬元（當時幣值）買下一份，另一份幾天內(nèi)就抬價到25萬元。（見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發(fā)現(xiàn)的總結(jié)》第50頁，商務(wù)印書館，1951年）1979年，松丸先生重印了這部稀見資料，收錄甲骨550片，全部為拓片影印，凡是與《京津》、《存》下重出者，均在重見片頁上注明兩書中的有關(guān)頁數(shù)、號碼等。

日本書籍、圖錄印刷精美，世所稱道，從松丸先生所編印的另一部考古圖錄可見一斑。李學勤先生主編的《中國美術(shù)全集·工藝美術(shù)編》青銅器卷上下兩冊，文物出版社1992年彩版印刷，在國內(nèi)所出圖錄中已經(jīng)是相當精美的了。松丸道雄、樋口隆康先生與李學勤先生合作，推出日文版，日本京都書院1996年刊行。兩套書用的是同樣的照片底板，印出來的效果有天壤之別。特別是細小紋飾，日本版清晰可見，中國版大多模模糊糊。在體例版式上也做了便於讀者的調(diào)整。例如，如果沒有參照物，從照片很難看出銅器的相對大小。日本版在照片下的銅器名後標注器物尺寸，而中文版則標注在後面黑白印刷的解說中。中國版解說部分的黑白照片大小不一，版式也不固定。日本版統(tǒng)一為每頁三器，左圖右文，疏朗清新。這些都可見松丸先生用心之細。

松丸先生非常重視目錄之學，編有《新編金石學録》（汲古書院，1979年），將《中國歴代金石家傳記集》、容媛女士《金石書錄目》與《補編》以及《金石書畫集》四書，按照姓名筆畫順重新排列，附字號索引、生卒年表。這本書是我在日本亞馬遜網(wǎng)站（www.amazon.co.jp）上購得的。松丸先生還與持井康孝合編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中國青銅器資料分類目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考古學研究室，1982年），未曾見到。

 

以上，以著者為綱，介紹了我通過網(wǎng)絡(luò)蒐求的日本學者有關(guān)古文字、商周秦漢歷史的圖錄與著作。日本研究古文字、商周秦漢歷史的重要學者遠不止上述諸家。早期學者如林泰輔、高田忠周，研究甲骨、金文的學者都很熟悉了。高田先生開始研究漢魏晉唐書法，進而研究文字學?！豆鹏ζ烦霭骒?SPAN lang=EN-US>1925年，乃其多年研究心血之結(jié)晶，曾榮獲日本學術(shù)界具有崇高地位的日本學士院獎。此外還有《漢字詳解》、《朝陽字鑒》等書，版本很多，日本舊書店多有出售?！冻栕骤b》經(jīng)中國學者汪仁壽增改後，更名為《金石大字典》，上海碧梧山莊1926年石印，翻印本很多?！豆鹏ζ泛汀冻栕骤b》都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籀文獻彙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古籀篇》廣為人知，《金文詁林》幾乎每個字條都引?！按藭酆细鞣N古文字加以考釋，內(nèi)容顯得有些龐雜，錯誤也較多，因此不為古文字學者所重。其實書中頗有一些很好的創(chuàng)見。例如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裏釋甲骨、金文的字為‘巫’(《導論》166～167頁)，此書早就如此釋了(《古籀篇》卷八·7下)。”（裘錫圭《中國大百科全書》“古文字學”詞條）其實《古籀篇》不僅說字，其卷首《考古發(fā)凡》8卷中的《經(jīng)》、《史》、《禮樂》等卷中利用甲骨、金文證、正、補經(jīng)、史的一些見解，還是值得重視的，至少可視為“新證派”學術(shù)史之片羽。我從日本買回一套臺灣宏業(yè)書局的翻印本，價錢不貴。高田先生還編有《永壽靈壺齋吉金文字》，錄殷周銘文共170器，拓本極精，臺灣藝文印書館有翻印，線裝三冊帶函套。再如赤塚忠（1913－1983），專研中國古代思想史，以《周代文化研究》獲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著作彙集為《赤塚忠著作集》7卷（研文社，1986－1989年），其中第7卷為甲骨、金文研究。先生對石鼓文也有研究，著有《石鼓文的新研究》（板澤書房，1971年）、《石鼓文》（明徳出版社，1986年）。中青年一代如池田久知先生（1942－），研究中國思想史，自然涉及新出戰(zhàn)國、秦漢簡帛，這方面的著作有：《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汲古書院，1993年)、《郭店楚簡老子研究》(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思想文化學研究室，1999年)、《郭店楚簡儒教研究》(監(jiān)修，汲古書院，2002年)。山東大學曹峰教授是池田先生的高足，編輯、翻譯了《池田久知簡帛研究論集》（中華書局，2006年）、《道家思想的新研究: 以〈莊子〉為中心》(與王啟發(fā)合譯，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池田先生主持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編印《郭店楚簡與思想史的研究》，已經(jīng)出版6卷，還出版了專書《楚地出土資料與中國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7年）。池田先生還主持了大東文化大學的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研究班，編印《郭店楚簡の研究》，已經(jīng)出版7期；《上海博楚簡の研究》，已經(jīng)出版3期。

日本有關(guān)中國古文字研究的協(xié)會、研究會很多。我所知道的有：1、甲骨學會，貝塚茂樹先生創(chuàng)辦，編有《甲骨學》刊物，前面已經(jīng)提及，我買到前10卷的合訂本。2、中國出土資料研究會，辦事機構(gòu)設(shè)於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編有《中國出土資料研究》雜誌（京都朋友書店），已經(jīng)出版了14期。3、戰(zhàn)國楚簡研究會，辦事機構(gòu)設(shè)於大阪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其核心成員是日本古文字研究的中青年一代，如淺野裕一、湯淺邦弘、福田哲之、竹田健二、菅本大二等，著作很多，也都基本買齊。下面列舉一些：《新出土資料與中國思想史》（《中國研究集刊》別冊，2003年）、《戦國楚系文字資料の研究》（科研報告書， 2004年）、《諸子百家〈再發(fā)現(xiàn)〉》（淺野裕一、湯淺邦弘編，巖波書店，2004年）、《古代思想史與郭店楚簡》（淺野裕一編，汲古書院，2005年）、《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國思想——上博楚簡研究》（淺野裕一編，汲古書院，2005年）、《上博楚簡研究》（湯淺邦弘編著，汲古書院， 2007年）、《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國思想（二）——上博楚簡研究》（淺野裕一編，汲古書院，2008年）。4、出土資料與漢字文化研究會，辦事機構(gòu)設(shè)日本女子大學，編有《出土資料與秦楚文化》，已經(jīng)出版 4期。5、早稻田大學簡帛研究會、秦簡研究會，由工藤元男教授主持。出版有專著《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與彭浩、陳偉共同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睡虎地秦簡よりみた秦代の國家と社會》（創(chuàng)文，1998年）。6、中國秦漢史學會，已經(jīng)出版《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9期，簡帛論壇有目錄（http://www.bsm.org.cn/bbs/simple/?t1989.html）。

說一段小故事。日本很多學術(shù)專著由研究機構(gòu)自印，分贈各處，不進入書店系統(tǒng)銷售。曾在復(fù)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上看到一則新書介紹，知道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 2009年11月出版了李力先生的《張家山247號墓?jié)h簡法律文獻研究及其述評（1985.1-2008.12）》。我當即托日本同事購買。日本同事很負責，到處尋找，一直找到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答覆說該書不對外出售，只對學界贈送，問是誰要這本書。我想我這樣的無名小卒，斷無受贈的待遇，讓日本同事假託我熟悉的一位國內(nèi)學者之名去要，對方說已經(jīng)送過這位學者了。不知李力先生看到這段小故事後，能否送我一本？

總之，現(xiàn)代日本的中國簡帛研究成果豐富，著作太多，蒐不勝蒐，這裏也就不把我所買的這類書籍全部列舉出來了。

   

我所買到的日本編印甲骨著錄和研究書籍，前面都介紹了。有關(guān)青銅器的圖錄和專著，除了上面介紹的，還有如下幾種，值得說一說。

日本機構(gòu)和個人所藏中國商周青銅器很多。機構(gòu)收藏者，除了上面提到的泉屋博古館和白鶴美術(shù)館，還有東京國立博物館（有段時間也稱日本帝室博物館）、奈良國立博物館、出光美術(shù)館、根津美術(shù)館、藤井有鄰館、書道博物館、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寜樂美術(shù)館等，都編有圖錄出版。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二十世紀初就編有幾本重要圖錄，例如《帝室博物館鑒賞錄·古銅器》(1906年)、《支那古銅》(《文様集成》第30卷，建築學會編，1910年)、《支那工藝圖鑑·金工篇》（帝國工藝會編，1932年）等，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蒐求了。1932年編印的《周漢遺寶》，有1981年國書刊行會的翻印本，我從日本購得一本。全書有圖版75版，收錄殷、周、漢代的銅器、陶器、銀器、鐵器、骨器、漆器等照片，以銅器為主。奈良國立博物館所藏，編有《阪本コレクション中國古代青銅器》（奈良國立博物館，2003年）。出光美術(shù)館所藏，由杉村勇造先生編爲《出光美術(shù)館選書·中國古銅器》一書（平凡社，1986年），《開館十五周年紀念圖錄》（出光美術(shù)館，1981年）也有不少著錄。根津美術(shù)館所藏，梅原末治先生編有《青山莊清賞》第6卷《古銅器篇》（根津美術(shù)館，1942年）、《新青山莊清賞》（根津美術(shù)館，1987年）和《殷周青銅器》（根津美術(shù)館，1962年）等書，都很難蒐求了。樋口隆康先生為根津美術(shù)館編有一本《商周銅器》（《根津美術(shù)館藏品叢書》之二，根津美術(shù)館，1975年），我購得一本?！肚嗌角f清賞》初版全套在日本舊書店仍有出售，索價94萬日元。還有一套不全本，含有《古銅器篇》，與店主商談單售，未允，殊為遺憾。藤井有鄰館編有《有鄰大觀》、《有鄰館精華》，也都價高難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藏，編有《中國古銅器展觀》（黑川古文化研究所，1962年）。天理參考館所藏文物編有多本圖錄，對館藏中國青銅器多有介紹和著錄，如《天理參考館圖録》（朝日新聞社編，1967年）等。我購得三本小冊子，一本是《殷周青銅器》（天理時報社，1971年），一本是《中國之青銅器》（1）殷周篇（天理參考館，1971年），一本是《殷周の文物ひとものこころ》（天理大學天理同友社，1987年）。寜樂美術(shù)館所藏，收入《寜樂譜》（寜樂美術(shù)館，1969年），我也購得一本。

前面幾次提到的樋口隆康（1919－）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國青銅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京都大學教授、泉屋博古館館長，編印了多本館藏圖錄，除上舉彩圖版《泉屋博古》，還有《食器》、《酒器》、《水器》等單冊（泉屋博古館，1983－1984年）。他還著有《中國銅器》（中央公論美術(shù)出版，1967年）、《銅器·玉》(《中國美術(shù)》第4卷，講談社，1973年)。當時任職於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水野清一先生，著有《殷周青銅器與玉》（日本經(jīng)濟新聞社，1959年），圖版168頁，也是一部經(jīng)常被稱引的重要論著。近年新出比較重要的青銅器圖錄，有木村盛彥先生的《古代中國青銅武器：系統(tǒng)圖録》（株式會社むげん出版，2004)，收錄殷周、秦漢兵器200 件，初版僅印500部，一直沒有搜到。木村先生是一位醫(yī)生，比較特別。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上舉青銅器著錄與研究專著，在李學勤先生《四海尋珍——流散文物的鑒定和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一書中已經(jīng)提到絕大部分。李先生名重海內(nèi)外，多有機會四海漫游，鑒定、考察海外博物館、美術(shù)館及私人收藏的中國文物，且有專論或介紹小文發(fā)表，並在文章注釋中提及國內(nèi)不常見到的海外書籍、資料。這正是李先生的用心細微之處。我還買到一本中村不折先生的《三代秦漢遺品上的銘刻》（美術(shù)懇話會，1934年），就是從李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得知這部書的。

日本有關(guān)中國青銅器的著錄，還散見於不少美術(shù)史、藝術(shù)史圖錄，比較重要者，如大村西崖編《支那古美術(shù)圖譜》 2冊（藝苑社，1932年），以及講談社1962年出版的《世界美術(shù)大全》、小學館1997年出版的《世界美術(shù)全集·東洋篇》等，不是絕版難尋，就是大部頭、買不起。香港有一家專賣文博藝術(shù)類圖書的大業(yè)公司，在尖沙咀香港藝術(shù)中心二樓有分號，我在那裏買到不少好書，包括《中國歷代貨幣大系· 先秦貨幣》等。大業(yè)公司在中環(huán)擺花街也有一家分號，書比尖沙咀多。兩三年前，我在擺花街分號看到一套日本印的青銅器圖錄，厚厚幾大本，也是美術(shù)大全之類書籍中的一部分，彩印圖片乃是貼上去的，書名已經(jīng)記不起來了，索價大約 10萬港幣以上。一年後再去找這家書店，已經(jīng)搬走，不知去處。

商周金文著錄索引類的書籍，最新的當屬劉雨、沈丁、廬巖、王文亮先生編著的《商周金文總著錄表》（中華書局， 2008年）。對照該書所附引書目錄，發(fā)現(xiàn)上面提到的青銅器著錄書籍，包括我所買到的，好多都未引用。誠懇希望中日歐美的學者，齊心協(xié)力，共同編著一本更全的著錄索引。

中日邦交正?；?，特別是7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文物赴日展出日多，日方大多印有展品圖錄，有些圖錄收錄了當時國內(nèi)尚未公開發(fā)表和著錄的青銅器彩色圖片，而且拍照、印刷都很精美，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這類展品圖錄在日本舊書店的售價都不貴，我買回不少，也就不一一細說了。

最近讀《王冶秋傳》（王冶秋之子王可著，文物出版社2007年），才知道70年代文物出國展覽是打破當時中國外交僵局的重要策略，被稱為“文物外交”。前段時間曾憲通先生光臨寒舍，談及70年代沙灘紅樓整理簡帛的那段經(jīng)歷，也提到紅樓簡帛整理的歷史背景中不能忽略當時“文物外交”這一重要因素。

 

日本盛行書道，書法圖錄多而精，古文字資料也常見於這類書籍。大型者，如《書道全集》，就有平凡社（1965年）、河出書房（1956年）兩種，其殷周秦漢部分多收甲骨、金文拓本與簡帛照片，多精拓。二玄社是日本專印書法、繪畫類書刊的名社，國內(nèi)愛好書法繪畫的朋友不陌生。二玄社精印殷周秦漢書法名跡多種，編選者多是對古文字素有研究的大家，書法與學術(shù)幷重。我購得二玄社所刊《書跡名品叢刊》的《殷·甲骨文集》1冊、《金文集》4冊，白川靜先生選編，精選良拓，間附照片或器影，說解亦有學術(shù)價值?！督鹞募芬矝]有收入《總著錄目》。二玄社2009年還出版一套《簡牘名跡選》8冊，由西林昭一先生主編，收錄部分甘肅、湖南、湖北等地所出土戰(zhàn)國秦漢簡牘，彩版印刷，國內(nèi)也有出售。是書間有誤失，如張家山漢簡，仿製品亦羼入其中。西林昭一先生專攻書法理論與中國書法演變史，代表作《中國新出土之書》、《中國新發(fā)現(xiàn)之書》，在大陸和臺灣廣為流傳，有中譯本。兩書後來改編爲《新中國出土書跡》（西林昭一、陳松長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

日本漢簡研究及書法愛好者很多，印有多部簡牘方面的圖錄。我所購得的，除了前面已經(jīng)提到的《大英圖書館所藏敦煌漢簡》、《居延木簡》，還有高橋東次郎編《居延木簡選集　附釋文・類編》6冊（1975年），以及赤井清美所編《漢簡》12卷（東京堂，1975年）?！稘h簡》一書翻印收錄居延、武威、敦煌、樓蘭、馬王堆等地出土的漢代簡牘的照片，附有釋文，間附摹本，雖為翻印，但彙集資料，還是有點價值，故購得一套。

日本機構(gòu)或個人所藏戰(zhàn)國璽陶、封泥甚多，清代、民國收藏大家的不少精品流入日本，有實物，也有拓本。二玄社所印《篆刻全集》由日本璽印研究名家小林斗盦先生所編，多有未見著錄之品。小林先生還編有《中國璽印類編》，國內(nèi)有翻印。小林先生因收藏戰(zhàn)國“襄平君” 白玉印、“信城侯”綠玉印等名品，齋號懷玉印室，國內(nèi)印有《懷玉印室藏印選》。菅原石廬先生師從小林斗盦，曾編有《中國古璽印集萃》、《鴨雄緣齋古璽印選》，後來續(xù)有所獲，遂合以先前舊藏再輯新篇，擇珍品近400件，成《鴨雄緣齋藏中國古璽印精選》，在國內(nèi)也廣為流傳。陶文方面，在日本購得中村伸夫所編《簠齋藏古陶文選》，精印陳介祺舊藏古陶文拓本。封泥方面，購得東京國立博物館編的《中國之封泥》（二玄社， 1999年），分四部分，前三部分爲中國封泥，主要是陳介祺、吳式芬舊藏。還有扶桑學社所印的《封泥大觀》，彙編《十鍾山房印舉》中的封泥材料、《齊魯封泥考存》、《澂秋館藏古封泥》、《臨淄封泥文字》爲一編，不少材料是第一次公開發(fā)表。近年陝西相家巷所出封泥不少流入日本，藝文書院印有《新出相家巷秦封泥》，收入封泥250件。綜合性的金石拓本書籍，有蒼文篆會刊行的《匋鉨室藏金石拓片選》，收錄甲骨、金文、璽陶、石刻拓片150多件，乃陳介祺、何紹基、潘祖蔭、吳大澂、黃濬、吳隱等名家所拓所有。

以上所舉，都是日本出版的日籍學者著作。當代中國學者在日本出版的古文字類著作，我所知的有三本，葛英會、彭浩先生編著的《楚簡帛文字編》（東方書店，1992年），張世超、張玉春先生撰集的《秦簡文字編》（中文出版社，1990年），以及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先生編撰的《金文形義通解》（中文出版社，1996年）。前兩本都從日本購得。1993年，我初次拜訪裘錫圭先生，看到先生書架上有《楚簡帛文字編》一書。我那時正在研讀楚簡帛資料，收集了很多資料，包括從商承祚老先生那裏借得當時尚未出版的《戰(zhàn)國楚竹簡滙編》一書的原始圖版，即剪貼排好的照片和摹本。我厚著臉皮向裘先生商借《楚簡帛文字編》複印，先生爽快答應(yīng)複印一套寄給我。這套複印本精裝兩冊，我珍藏至今。先生的盛情厚意，永志難忘。從商老那裏借來的原始圖版，我複印幾套分贈師友。前兩年在一位北京學者的家中，還看到我那套複印本的再複印本。當年商老已經(jīng)糊塗了，我如果心存不良，借而不還，商老的《戰(zhàn)國楚竹簡滙編》一書可能永遠無法面世了。前不久曾憲通先生光臨寒舍，笑談這段二十年前的趣事，多有誇獎。後學當年不過儘做人忠厚誠實的本份而已，豈敢受之。

 

古人說“禮失求諸野”，我則有一段 “書失求諸野”的有趣經(jīng)歷。2008年從廣州搬家到北京，丟了一箱書，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書，包括裘錫圭先生《古文字論集》、饒宗頤、曾憲通先生的《楚帛書》、《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雲(yún)夢秦簡日書研究》、《湖北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以及黃錫全先生《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等等。這些書大部分都在孔網(wǎng)上高價補購了。饒、曾兩位先生的四本大作，孔網(wǎng)上只有複印本。在“日本古本屋” 網(wǎng)上發(fā)現(xiàn)後，那種欣喜是無法用筆墨形容的，當即電話通知日本同事購買。其他一些國內(nèi)已經(jīng)賣斷的書，在日本也買回不少，其中最珍貴者，莫過於裘錫圭先生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的那本學術(shù)隨筆，600日元購得。

大陸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書，從日本也購回不少，如郭若愚、曾毅公、李學勤先生的《殷墟文字綴合》，15000日元購得，曾在北京中國書店見過一本，索價3000元。從日本購回民國時期的著作最值得說一說。一套《流沙墜簡》，上虞羅氏宸翰樓刊本，有“器堂藏書”印記，印文極工整。我懷疑此書是日本昭和前期東洋史學者市村瓚次郎（1864－1947）的遺物。市村先生字圭卿，號器堂、築波山人、月波散人，曾任東京大學教授，是日本東洋學會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胡厚宣先生的《戰(zhàn)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zhàn)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zhàn)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也都從日本購得來薰閣初版。

臺灣所出古文字類圖書，我在海外任職期間，得工作之便，多次赴臺搜求，去年又得顏世鉉先生介紹，認識臺北樂學書店的黃新新小姐，又搜購一部分。樂學書店專為世界各地圖書館購配臺版圖書，大陸學者去臺灣訪問，亦常造訪該書店。在日本購得不少臺灣早年出版的書，如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lián)合管理處1958年出版的《故宮銅器圖錄》等等。還有一套書也值得說幾句。臺灣在上世紀70、80年代曾出版《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共70餘冊，將大陸1949年以來至1980年前後出土的中華文物，別類分篇，翻印出版。其中《青銅器》9冊，《帛書》1冊，《簡牘》 3冊。後來又出版《海外遺珍》15冊，其中《銅器類》兩冊。我在香港大業(yè)公司擺花街分號購得大部分，這次也從日本購齊。孫稚雛和劉雨先生的兩本金文著錄索引都沒有收入《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青銅器》一書。該書雖然僅翻印《文物》、《考古》、《考古學報》所刊出土器物的圖片，價值不大，但亦有資料彙集之功，如果許可，還是收錄為好。

 

 

附記：本文是我在工作之餘陸陸續(xù)續(xù)寫的，本來準備在論壇上灌水用，永秉、少軒看過一部分後，覺得還有一點意思，發(fā)在論壇有點可惜。古人説“災(zāi)梨禍棗”，我這篇水貨，可能屬于“ 災(zāi)網(wǎng)禍屏”之類，還有炫耀之嫌，望讀者諸君寬宏待之，是爲盼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