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琳《圣教序》、《述三藏記》音義版本及文獻價值
趙家棟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摘要：慧琳《圣教序》及《述三藏記》音義所據(jù)的佛經(jīng)本子附有太宗、高宗對玄奘法師表謝的手敕報書文字，這與藏經(jīng)的記錄有所不同。今見《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與《圣教序》及《述三藏記》亦存在一定文本差異?；哿找袅x所據(jù)藏經(jīng)具有較高的版本文獻價值。
關鍵詞： 慧琳音義；圣教序；文獻價值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古漢語研究型語料庫”（08BYY054）；南京師范大學“211工程”三期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語言科技創(chuàng)新及工作平臺建設”之子課題“中古漢語詞匯與知識檢索系統(tǒng)”；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chuàng)新計劃資助項目：“敦煌文獻疑難字詞研究”（CX09B_080R）；南京師范大學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培養(yǎng)計劃資助項目“敦煌文獻疑難字詞研究”。
據(jù)筆者統(tǒng)計，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1]對佛教經(jīng)論88則序跋作了音義。慧琳佛教經(jīng)論序跋音義具有很高的文獻版本和文字訓詁價值。文獻版本方面，主要體現(xiàn)在慧琳音義所據(jù)藏經(jīng)的版本特點，通過音義內(nèi)容的考察分析，可以考訂佛經(jīng)序跋的作者和定名。文獻校勘價值方面，則可以考訂取舍異文語料，有利于《全唐文》及《中國佛教經(jīng)論序跋記集》的校補。文字訓詁方面體現(xiàn)在：音義訓釋有利于序跋的釋讀；提供訛俗字體，標示或體、古文；反映唐人寫經(jīng)的用字用詞情況。我們這里僅選取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卷一中對《大唐三藏圣教序》（以下簡稱《圣教序》）、《高宗皇帝在春宮述三藏記》（以下簡稱《述三藏記》）音義內(nèi)容，嘗試利用其音義收詞情況，同時結合《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以下簡稱《圣教序碑》）和相關佛經(jīng)文獻材料，指出《圣教序碑》與《圣教序》及《述三藏記》的文本差異，并進一步探討慧琳音義所據(jù)藏經(jīng)版本問題，揭示慧琳《圣教序》及《述三藏記》音義的文獻價值。管見陋識，祈望博達方家教正。
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卷一第一篇音義即是“音《三藏圣教序并般若經(jīng)》五十一卷”，其序音義包括兩部分：一是《圣教序》，太宗文皇帝制，共51條音義；二是《述三藏記》，高宗天皇大帝制，共19條音義?；哿找袅x《圣教序》及《述三藏記》的文本對象與今本各種藏經(jīng)所載《圣教序》及《述三藏記》不同，也不同于《圣教序碑》。藏經(jīng)所記《圣教序》共有781字，即始于“蓋聞，二儀有，顯覆載以含生”，終于“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而慧琳《圣教序》音義有51條，只有“二儀”至“卉木”的45條見于藏經(jīng)所記781字的《圣教序》中，其余“珪璋”、“翰墨”、“摽瓦礫”、“謬承”、“褒贊”、“循躬”等6則音義則不見。其實慧琳所稱的《圣教序》包括太宗皇帝對玄奘法師表謝的手敕報書，佛典中對其史實有記錄。元代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一（本文所引佛典文獻標注格式為“T”指《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X”指《卍新纂續(xù)藏經(jīng)》，“/”前后的數(shù)字分別表示冊數(shù)和頁數(shù), a,b,c分別表示上中下欄。下同。）：
（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公元648年），帝撰《大唐三藏圣教序》成。御慶福殿百官倍位。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座。勅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序?qū)θ撼夹x。霞煥錦舒極褒揚之美。其辭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庇谑怯P親書，綴于新經(jīng)之首。法師奉表，謝曰：“六爻探賾，局于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忽以微生親聞梵響，踴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感荷之極?！笔謩却鹪唬骸半薏胖x珪璋，言慚博達，至于內(nèi)典，尤所未聞。昨制序文深慚鄙拙，穢翰墨于金簡，標瓦礫于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贊，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虛勞致謝。”[4]T49/573b
又清紀蔭編纂《宗統(tǒng)編年》卷九：“丙午二十年，帝撰《大唐三藏圣教序》(書何？嘉信法也)。奘等譯經(jīng)，上表以聞。帝親揮翰制序，御慶福殿，詔奘坐。百官侍，令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宣讀序文，凡七百八十一字。奘表謝，帝復報手書?！?SUP>[4]X86/137a慧琳音義中不見《圣教序》的6則正是上文所引“手勅答曰：‘朕才謝珪璋……虛勞致謝’”中的語詞。這說明慧琳所見《圣教序》后面是附有太宗皇帝手敕報書文字。
今存《圣教序碑》有四種石刻[2]：（1）褚遂良正書。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建于長安（今陜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世稱“雁塔圣教”。碑分二石，序、記分刻。（2）王行滿正書。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建于偃師(今屬河南)。（3）褚遂良正書的臨本，一說是褚氏的別寫本。序、記同刻一石，款記“龍朔三年”(公元663年，時褚氏已歿五年)。建于馮翊(今陜西大荔)，世稱《同州圣教》。（4）懷仁集王羲之行書而成，又稱《懷仁集王圣教序》，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十二月建，行書，現(xiàn)藏西安碑林。
上揭這四種石刻本《圣教序碑》的碑文大致包括7個方面文字內(nèi)容：（1）《大唐圣教序》；（2）太宗皇帝手敕答玄奘謝表報書；（3）高宗皇帝《述三藏圣記》；（4）高宗皇帝手敕答玄奘謝表報書；（5）題記：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nèi)府；（6）玄奘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7）款記：潤色者、建造者、勒石鐫字者。
也就是說，慧琳《圣教序》音義所對應文本相當于《圣教序碑》的第1和第2兩部分，其中第1部分《大唐圣教序》碑文為871字，與藏經(jīng)記載吻合，第2部分與藏經(jīng)記錄文字也相同?；哿⒈尽⑨審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二十二年夏六月謝御制經(jīng)序并答”：“帝先許作新經(jīng)序，機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啟，方為染翰。少頃而成，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筆自寫，勅冠眾經(jīng)之首?！?SUP>[4]T50/256a另慧琳對《述三藏記》有19條音義，則沒有一條在高宗皇帝手敕答玄奘謝表報書中，這可能有兩種解釋：一是慧琳所據(jù)本《述三藏記》并未附高宗皇帝手敕答玄奘謝表報書；二是慧琳覺得高宗皇帝手敕答玄奘謝表報書沒有值得音義的詞條。我們傾向于后一種解釋，高宗皇帝手敕答玄奘謝表報書的文字據(jù)《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記載為：“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nèi)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贊述，撫躬自省，慚悚交并，勞師等遠臻，深以為愧。”[4]T50/257c我們將這段文字切分成每個詞，在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中搜索，都未見音義內(nèi)容，也就是說慧琳如果所本《述三藏記》未附高宗皇帝手敕答玄奘謝表報書的話，則這段文字部分語詞若在其它佛經(jīng)出現(xiàn)他極有可能對其進行音義，這只能說明慧琳認為這段文字沒有音義的必要。又《大唐西域記》卷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圣記》，凡五百七十九言?！?SUP>[4]T51/868b這也與今《圣教序碑》第3部分高宗皇帝《述三藏圣記》的文字相吻合。
另外敦煌寫本有P.2780號和P.3127號，皆有《圣教序》和《述三藏記》兩部分內(nèi)容[3]，雖前后兩三行有點殘缺，但還能看出沒有太宗、高宗皇帝的敕書文字。這也與藏經(jīng)記載吻合。
要之，慧琳對《圣教序》及《述三藏記》音義所據(jù)的本子附有太宗、高宗對玄奘法師表謝的手敕報書文字。這與藏經(jīng)的記錄有所不同，然與《圣教序碑》的前4部分內(nèi)容相同。
再者，慧琳《圣教序》和《述三藏記》音義是冠在玄奘法師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音義之首。《一切經(jīng)音義》卷一開篇題曰“音《三藏圣教序并般若經(jīng)》五十一卷”，說明慧琳所據(jù)藏經(jīng)版本就是《圣教序》和《述三藏記》（附有太宗、高宗皇帝的敕書）冠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前的，而今存《圣教序碑》是冠在玄奘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jīng)》前。宋代志盤撰《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九記載：
（貞觀）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既至，上曰：“朕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涼，憶見法師，故遣相屈，比日所翻何經(jīng)？”奘曰：“近譯彌勒《瑜伽師地論》?！钡坌撚H覽，謂侍臣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猶汀瀅方溟渤耳！(瀅，音瑩。汀瀅，小水也)世言三教齊致者，此妄談也。”因勅有司寫新譯經(jīng)論頒賜九道總管，(時分天下為九道)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以冠其首(今時石本行，其文首云“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即此序也)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jīng)后序》(二序具在藏經(jīng)之前)。[4]T49/366b
這則記錄說明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冠于玄奘新譯經(jīng)論之首，并頒賜九道總管，到宋代志盤還見玄奘新譯經(jīng)論版本，即“今時石本行，其文首云‘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即此序也”。但是這個新譯經(jīng)論之首經(jīng)絕不是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因為在太宗朝玄奘還沒有開始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據(jù)元代覺岸集《釋氏稽古略》卷三記載：
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帝制法師新譯經(jīng)《大唐三藏圣教序》。時皇太子治覩圣序，遂撰《述圣記》。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jīng)后序》，八月帝賜法師百金磨衲并寶剃刀。法師奉表謝，略曰：‘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铦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wǎng)?！咦谟阑杖辏ü?/SPAN>652年），法師于慈恩寺將建大塔奉安西取經(jīng)論梵本。表奏，勅賜大內(nèi)及東宮掖庭等七宮亡人衣物助師營辦。法師授以西域制度，塔成高二百尺。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十月制以玉華宮為寺，追崇先帝詔法師居之。次年師于玉華譯《般若經(jīng)》。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法師命弟子大乘光抄錄所譯經(jīng)論凡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4]T49/814b
玄奘于高宗顯慶五年在玉華宮開始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顯然在帝制法師新譯經(jīng)《大唐三藏圣教序》及皇太子治覩圣序而撰《述圣記》之后。此外，唐代冥詳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云：“以顯慶五年正月一日，翻大般若，至龍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終訖，凡四處十六會說總六百卷。中間又翻成《唯識論》、《辨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命窺基赍表請圣上制《大般若經(jīng)序》?！?SUP>[4]T50/219a可知玄奘在顯慶五年正月一日翻大般若，共有六百卷，即是今見藏經(jīng)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當時玄奘也曾命窺基赍表請圣上（高宗）制《大般若經(jīng)序》，不知高宗應允與否，佛經(jīng)文獻記載不詳。
準此，我們可以推斷慧琳《圣教序》和《述三藏記》音義所據(jù)的佛經(jīng)版本既不是太宗時勅“有司”寫玄奘法師新譯經(jīng)論，頒賜九道總管的寫本（這個寫本在宋志盤撰《佛祖統(tǒng)紀》時有石本印行），也不是傳世今見的各種藏經(jīng)刻本，而是另外一個本子，這個本子《圣教序》和《述三藏記》是冠于《大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之首的，并附有太宗、高宗皇帝的敕書文字。這個佛經(jīng)版本極有可能是宋志盤撰《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九中記載“二序具在藏經(jīng)之前”的本子，然佛教文獻相關記載甚少，期待新材料的勾稽和發(fā)現(xiàn)，作進一步詳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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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昶.金石萃編[M].北京：中國書店，1985.
[3]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1-2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4] CBETA電子佛典集成.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1-55,85),卍新纂續(xù)藏(1-88)[M].臺灣：中華佛典協(xié)會及法鼓山佛院,2010.
本文原刊《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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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7慧琳《圣教序》、《述三藏記》音義版本及文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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