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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安大簡《善而》中的人稱代詞“余”

（首發(fā)）

王鵬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安大簡第三輯收錄了兩篇“楚辭”類文獻，其中整理者命名為《善而》的篇目共28支簡，其中有26支簡的簡背有簡號，整理者將沒有簡號的兩支簡置於其後，編號27、28。簡帛網(wǎng)《安大簡〈善而〉初讀》第72樓chupu_指出簡27應該移到篇首。網(wǎng)友“桑多涅”根據(jù)網(wǎng)上的討論重作了《善而》的釋文[1]。根據(jù)桑多涅的釋文，我們認為該篇可以根據(jù)重複出現(xiàn)的“余幽勞人兮”分為三章，我們將其節(jié)引如下（標點和釋讀略有調整）：

余幽勞人兮！吾眊察吾爲私，吾唯葉之枝。吾德屈而不揚兮，吾潛善而莫吾知。吾溫恭柔忍兮，而或莫吾屑訾。……

余幽勞人兮，余子性不方。信善在下，鯫冥處上。不用恆德，仁彼冥梁。……

余幽勞人兮，余中心痛。請從義與信，不欲從寵。吾惡夫閽人，貴暱而不義兮，吾不以爲親?！?/span>

不難發(fā)現(xiàn)，這篇文章中第一人稱代詞的使用很有特點，只有每章的第一句使用“余”，其餘部分一律用“吾”或“我”（上面節(jié)引的部分沒有“我”，該篇中使用“我”的辭例如“豈我是然兮”（簡2）、“我命在天”（簡15）、“君子毋謂我不信”（簡20-21））。

如果從語法功能來看，似乎很難看出本篇中“余”和“吾”有什麼不同?！坝嘤膭谌速狻钡摹坝唷弊髋袛嗑渲髡Z，“吾唯葉之枝”的“吾”亦可作判斷句主語?！坝嘧有圆环健钡摹坝唷弊鞫ㄕZ，“亦非吾心之所式”（簡4-5）的“吾”亦作定語?！坝嘀行耐础钡摹坝唷弊髟掝}，“吾德屈而不揚兮”的“吾”亦作話題。

《善而》篇每一章都用同一句“余幽勞人兮”開頭，顯然是出於謀篇佈局的考慮。本篇中“余”的使用與其說是出於某種語法的因素，不如說是為了形成特定的語言風格，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學效果。

“余”是漢語中一個十分古老的人稱代詞，在商代甲骨文中即已大量使用。東周時期，隨著“吾”的出現(xiàn)，“余”逐漸式微。根據(jù)“中研院”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下列古書中人稱代詞“余”和“吾”的數(shù)量如下（“余”或寫作“予”，在檢索時不予區(qū)分；由於該數(shù)據(jù)庫不包含《楚辭》，下表中《楚辭》的數(shù)據(jù)源自袁梅《楚辭詞典》）：

《尚書》中唯一一例“吾”的用例見於《商書·微子》，不過該篇語言淺近，應該並非當時的作品[2]。從上表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春秋時期“吾”的使用頻率已經(jīng)超過“余”，到戰(zhàn)國時期該趨勢更為明顯，唯一的例外是《楚辭》，它雖然是戰(zhàn)國文獻，但“余”的使用數(shù)量卻顯著超過“吾”。但是，我們不能據(jù)此得出戰(zhàn)國時期楚地方言中第一人稱代詞“余”更為多見的結論，因為同樣是楚地文獻的《莊子》，其中“吾”的數(shù)量遠高於“余”，和同時代其他文獻保持一致。

《楚辭》中大量使用“余”，應該也是為了形成某種語言風格。上博簡的楚辭類文獻《有皇將起》和《鶹鷅》中使用“余”而不用“吾”，安大簡《善而》中每章開頭一句使用“余”，應該都是出於同樣的考慮?！俺o”作爲一種文學體裁，在語言上有獨特的風格，最為突出的是語氣詞“兮”的使用。從以上材料看，第一人稱代詞“余”的使用也可以看作這種文體的特點之一。

朱紅對殷商至戰(zhàn)國文獻中“余（予）”的使用情況作了考察[3]，他發(fā)現(xiàn)《左傳》表現(xiàn)夢中出現(xiàn)的故人、天使、鬼魂等說話時一定要使用“余（予）”自稱，他對該現(xiàn)象作出如下解釋：

我們認爲這種情況源于“余（予）”多用于古語，在實際口語中已經(jīng)較少使用，因此給人一種距離感。這種距離感將夢中非現(xiàn)實人物的自稱與記載于古書中的古人自稱聯(lián)繫起來，表現(xiàn)一種非現(xiàn)實的場景。其語用功能就是反映語境的非現(xiàn)實性，有莊重義。

我們認為將夢中的非現(xiàn)實人物和“余”聯(lián)繫起來，並非是由於“余”具有非現(xiàn)實性，而是因為這些非現(xiàn)實人物在當時人的觀念中亦屬於“古人”，因此說話時會帶有一些擬古的成分。例如：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倏。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保ā缎辍罚?/span>

晉侯夢大厲，被發(fā)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成公十年》）

“伯儵”和“大厲”雖然是傳說中的人物，但在當時人的觀念裡，他們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是很古老的祖先。所以時人在想象這些“古人”所說的話時，自然會添加一些擬古的成分。這種現(xiàn)象在《黃帝內經(jīng)》中更為明顯，該書雖然成書於戰(zhàn)國至西漢末年，但其中“吾”只出現(xiàn)了3次，而“余”則出現(xiàn)了70次，與同時代其他典籍表現(xiàn)迥異。這大概是因為該書托名黃帝所作，其中記載黃帝與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師、鬼臾區(qū)、少俞等大臣的談話，這些人物在戰(zhàn)國時人看來已然是古人，所以他們所說的話裡自然也會出現(xiàn)一些擬古的成分。

宮島和也指出，清華簡《赤鳩之集湯之屋》中“夏后”所說的話與其他人物所說的語言有所不同，其中或摻雜一些更古老的詞語[4]，例如：

夏后曰：“爾惟疇？”小臣曰：“我天巫”。（《赤鳩》簡10）

夏后乃訊小臣曰：“如爾天巫，而知朕疾？…朕疾如何？”（《赤鳩》簡10-11）

試比較：

湯怒曰：“孰調吾羹？”（《赤鳩》簡5）

在戰(zhàn)國時人的觀念裡，夏后是夏代的人物，小臣（伊尹）和湯是商代的人物，夏后所說的話中繫詞結構使用繫動詞“唯”，第一人稱代詞使用“朕”，都帶有很強的擬古色彩。與之相對的是，小臣說的話裡繫詞結構使用話題句，商湯說的話使用第一人稱代詞“吾”，其語言特點更接近戰(zhàn)國時代。宮島和也指出：

但上述現(xiàn)象也許表示著《赤鵠》的編寫者考慮其故事中說話者的角色而故意選擇一些詞語，讓夏后說比較古老、特殊的或者有特色的語言，以特意表現(xiàn)出他和其他人物──即湯、紝巟以及伊尹──地位、所屬不同的感覺，這似是利用語言層次的一種修辭方式?；蛘邚膭e的角度來講，這也有可能顯示出當時按照社會層級、出身不同，所用詞語也會有差異這種意識的存在。

宮島把這種古語詞的使用看作一種修辭方式，在我們看來有很大的合理性。楚辭類文獻中古語詞“余”的使用，其實也可以看作一種修辭。

古語詞在口語中使用頻率較低，而在典籍中較為多見，因此很容易帶上一種典雅、莊重的語言色彩。馮勝利說[5]：

交際關係需要不斷調節(jié)。調節(jié)關係很大程度上就是調節(jié)彼此之間的距離：使遠的變近，近的變遠。所謂正式與非正式，其實就是調節(jié)關係距離遠近的語體手段：“正式”是“推遠”距離、“非正式”是“拉近”距離?！绻嚯x是語體産生的內在機制，而正式是拉距的語體手段，那麼典雅呢？我們認爲，正式體的效應産生于共時的距離感（推遠或拉近自己與對象的距離），而典雅體的效應來源于歷時的距離感（抬高或拉平自己相對對象的位置）。前者是現(xiàn)時的，後者是歷時的。換言之，正式與非正式是通過當代語言表達出來的，而典雅和通俗則是通過古代的詞句來實現(xiàn)的。

正是由於古語詞在口語中不常用，因此使用古語詞可以使語言拉開與俗語的距離，產生典雅的效果。不過，除了馮勝利所謂的“歷時的距離感”之外，我們認為典籍和文教也是“典雅”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比如宋元明清時期的通俗文學作品，其用語與現(xiàn)在的口語有明顯的距離，但我們並不會覺得它們更“典雅”。從古到今，“典雅”語體總是與被奉為經(jīng)典的文化作品有關。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最初是爲大衆(zhòng)劇場創(chuàng)作的通俗娛樂，但隨著其文學價值被後世不斷闡釋、尊崇並納入教育體系，其語言風格便凝聚爲一種跨越時代的“典雅”象徵。因此，“典雅”之形成，除了歷時距離造成的語言差異外，還需要文化權威將特定文本奉爲典範，並使其承載的價值與美感得以傳承。尚書類文獻被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貴族階層奉為經(jīng)典，其中一些與當時口語存在差別的詞彙被賦予了典雅、莊重的語體風格，第一人稱代詞“余”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余”之外，《楚辭》中亦有七個使用第一人稱代詞“朕”的用例。黃盛璋說[6]：

楚方言情形特殊，《楚辭》裏有七個“朕”，四個見于《離騷》：“朕皇考曰伯庸”，“回朕車以復路兮”，“哀朕時之不當”，“懷朕情而不發(fā)兮”。兩個見于《九章》：“敖朕辭而不聽”（抽思），“固朕形之不服兮”（思美人），一個見于《招魂》：“朕幼淸心廉潔兮”?！峨x騷》爲屈原所作，其餘兩篇作者雖有問題，但爲楚人所作則無疑間。這七個用“朕”字的例子從其前後文字可以看出幷非仿古，“朕”在當時楚方言裏還是通用的詞，與中原地區(qū)情況迥不相同。

肖海華對黃盛璋的意見作出如下評論[7]：

出土戰(zhàn)國秦簡中完全不見｛朕｝的用例，在楚簡中出現(xiàn)的篇目也主要是《尹誥》《程寤》《保訓》《皇門》《祭公》《説命》《封許之命》《攝命》《廼命》《四告》等《書》類文獻，或者至少是《彭祖》《赤鳩之集湯之屋》《湯處於湯丘》這種講述商以前人物故事的篇目，與黃說相符。這些篇目即使是後人擬作，也說明他們很清楚地認識到{朕}是一個古語詞。而且，楚簡中{朕}的使用如此受限，似乎表明它在楚地也已經(jīng)成爲一個古語詞，《楚辭》中的用例未必就是楚地口語的反映，有可能和東周金文中的一樣，只是上層人士有意追求典雅的結果。

我們認為肖海華的意見更為可從。和“余”一樣，楚辭中“朕”的使用應該也是出於一種修辭方面的動因。

“朕”也是一個十分古老的人稱代詞，不過從使用頻率來看，甲骨文中“余”十分多見，而“朕”則相對少見。以往有學者推測“朕”*l?m和“余”*la可能原本是一個詞。但鑒於二者主元音並不相同，這種推測並不十分可靠。我們認為“朕”可能是一個時代更早的第一人稱代詞，殷商時期它已經(jīng)開始衰落，而第一人稱代詞“余”則處於興盛期。在東周時期，“余”逐漸衰落，“吾”則取而代之。由於“朕”比“余”更加古老，因此在戰(zhàn)國時人看來，“朕”應該比“余”更加莊重、更加典雅。東漢蔡邕在《獨斷》中說：“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睂O玉文在考察了先秦文獻中“朕”的有關用例後指出[8]：

《獨斷》說“朕”字“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就一般情況看，應該是指有身份、地位的人的自稱，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稱。

……

先秦古書中，第一人稱代詞“朕”一共使用了一百次左右，金文中也有一些用例，還沒有發(fā)現(xiàn)一般底層人使用“朕”來自稱的。這是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回過頭再看蔡邕所說的“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可以看得更清楚：蔡氏這種議論，決不能理解爲所有的人都能使用“朕”來自稱，他說“尊卑共之，貴賤不嫌”是就皇帝自稱來立論的，這話沒有錯，但是太籠統(tǒng)。

與“朕”不同的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余”雖然也已成為古語詞，但並非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會使用“余”，《左傳》中就有平民使用“余”的例子：

將戰(zhàn)，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zhàn)！”（《閔公二年》）

賊曰:“畀余而大璧?！保ā断骞吣辍罚?/span>

使圉人駕，寺人禦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保ā断骞吣辍罚?/span>

可見相對於“余”，“朕”的莊重色彩更為明顯。其背後的原因在於“朕”相對於“余”而言更加古老。

孫玉文指出，始皇帝選擇“朕”作爲皇帝專屬的第一人稱代詞，一方面是因為這個人稱代詞在口語中已經(jīng)不再常用，因此該規(guī)定不會改變人們日常的語言習慣；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個詞本來就是一個表示有身份、地位的人自稱的第一人稱代詞，能顯示皇帝的尊嚴。

秦以後得王朝大都沿用“朕”作爲皇帝自稱，但也有些許例外。例如在王莽篡漢之前，曾有意做出一些模仿周公的舉動，並在朝廷廣植黨羽，為其攝政造勢。當時他鼓動大臣向太后進言：

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群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jīng)Q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

在大臣們的建言中，王莽攝政期間稱“攝皇帝”，一切儀節(jié)都仿照皇帝制度，但因為他不是真的皇帝，所以在細節(jié)處又要存在一些差別。差別之一就是“自稱曰予”。肖海華說[9]：

這些無疑是在模仿秦始皇創(chuàng)制，逐項對標皇帝制度，其目的是突出王莽的尊崇地位。選擇｛余｝當然不是因爲它具有謙抑色彩，而是因爲｛余｝在漢代已經(jīng)消失，成爲了一個遠離民衆(zhòng)的古語詞。

“予”即“余”的異體寫法，大臣們選擇古語詞“余”作爲攝皇帝的自稱，自然是因為這個詞在漢代已經(jīng)退出了口語，肖海華之說可從。但可以補充的是，先秦漢語中除了“余”以外，還有“臺”“卬”等第一人稱代詞，在漢代口語中亦不常見。之所以選擇“余”而不選其他的詞，大概是因為“余”是時代更早，而且在被時人奉為經(jīng)典的典籍中更為常見，因此帶有更明顯的典雅、莊重色彩。

附記：

本文觀點最初產生於北京大學董珊老師組織的“出土文獻讀書會”，後曾與肖海華同學交流，獲得不少啟發(fā)。本文草成之後，蒙鄔可晶老師、肖海華同學、喻威同學指正，謹致謝忱。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5年12月10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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