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說明
(首發(fā))
裘錫圭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近來讀到李天虹教授《簡本〈晏子春秋〉與今本對讀札記》一文(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文章開頭部分說:
銀雀山漢簡《晏子春秋》,最早刊發(fā)于文物出版社1985年《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包括圖版、摹本、釋文、注釋(以下簡稱“整理本”),整理者是駢宇騫先生。
李天虹教授關于《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晏子春秋》的整理者是駢宇騫先生的說法,顯然是根據(jù)駢宇騫先生的《晏子春秋校釋》(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一書的序言。駢宇騫先生在該書序言中說:
銀雀山竹簡的出土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它引起了中外學術界人士的極大興趣和關注。筆者有幸參加了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整理工作,得以先讀。并在朱德熙、裘錫圭二位先生的指導下進行了簡本《晏子》的校注工作,撰為《晏子校注》(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精裝八開本第一函),受益非淺。
我參加了當時的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整理工作,駢宇騫先生作為見習的北大學生也參加了銀雀山漢墓竹簡的部分整理工作。但我親眼看到,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發(fā)表的《晏子春秋》的釋文和注釋主要是由朱德熙先生親筆撰寫的,所以銀雀山漢墓竹簡《晏子春秋》的主要整理者應該是朱德熙先生。
為尊重歷史,特此說明如上。
2010年7月16日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0年7月18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0年7月18日
點擊下載word版:
0708一則說明
《一則說明》的說明
駢宇騫
我作為見習的北大學生當時也參加了銀雀山漢墓竹簡的部分整理工作,并在朱德熙、裘錫圭二位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進行了簡本《晏子》的校注工作,撰寫成《晏子校注》(草稿),共收整、殘簡218枚,校注文字凡69頁。在我工作之前,故宮羅福頤先生曾做過一些工作,我們也參考了他的成果。可以說《晏子校注》(草稿)里凝聚著多位先生的辛勞和汗水,是大家努力的結果。大約在1975年6、7月間我完成草稿后,交由朱德熙、裘錫圭二位先生進行審閱。而我則回校參加畢業(yè)分配,朱德熙、裘錫圭二位先生繼續(xù)在整理組工作。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其中發(fā)表了《晏子》十六章的釋文和注釋。我曾拿《晏子校注》(草稿)和“《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發(fā)表的《晏子春秋》的釋文和注釋”進行了比勘,發(fā)現(xiàn)其中有很多很多相同之處,也有一些改動和增補之處。我當時比勘的目的主要是想從中了解有哪些改動,又增加了哪些殘簡,以便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業(yè)務水平和為后來做《晏子春秋校釋》打下基礎。至于“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發(fā)表的《晏子春秋》的釋文和注釋”和我寫的《晏子校注》(草稿)有哪些相同、改動、補充,或者改動有多大?兩書一對比就可一目了然。我在此先提供《晏子校注》(草稿)“第十六章”一篇(63-69頁),如果貴中心網(wǎng)站允許,我愿在此全部曬出。
封面
63頁
64頁
65頁
66頁
67頁
68頁
69頁
其中紅字是我當時拿《晏子校注》(草稿)和《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發(fā)表的《晏子》的釋文和注釋進行了比勘時的記錄。
2010.7.19
朱德熙、裘錫圭二先生是與鄙人有師承關系的前輩學者,但鄙人此處也是就事論事。
搞文史的學者幾乎無利可圖,那就非常重視“名”了,“知識產(chǎn)權”就是最起碼“名”的表現(xiàn)。高郵二王尚且用“家大人曰”標明父子之不同,這說明同一部著作標出諸家之觀點是可行的,也是一個典范。雖然師生之間在學術、生活諸多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鄙人以為“家大人曰”“引之謹案”之類還是有必要注明一下的。這樣王學奇《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的后記所描述的事情就不會發(fā)生了。
鄙人就事論事,請勿牽強附會,或許是鄙人多慮。
中國確實應該重視學生的成果權益問題。在導師指導下做工作,假如學生的工作確有創(chuàng)造性,不是老師手把手地教,應該承認其工作的成果所有權,這也考驗一個導師的能力和心量。
如果導師都是靠攫取學生的成果而生存,那是可憐的。
說句公道話,如果沒有創(chuàng)造性怎么辦?
就“*凷”是“坎”字古字這一條,恐怕就不是《校證》所能認識到的。能否把全部稿子貼出來,讓大家看看也好
綠肥紅瘦:《校注》第八章有“上無凷(諂)德⑨;上勿私眾”一句,已公布的第十六章校⑦也有“凷(諂)”的校注?!缎Wⅰ返诎苏?/SPAN>“上無凷(諂)德⑨”的原稿見下:

我個人認為樓上貼的這些東西根本不能說明什么。竹簡的拼綴、編連、釋文、與古書對比、寫??庇浀?,是最基礎而且最為重要的工作,這些工作是否駢先生所做,是完全無法從上面這些貼圖上看出來的。
順便貼一下裘錫圭先生《談談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1年6期)的幾句話吧:
《重要性》和現(xiàn)在這篇文章根據(jù)新出資料指出了王念孫在校勘上的個別失誤。其實證明王氏正確的新出資料要比證明王氏錯誤的新出資料多得多。朱德熙先生整理銀雀山簡本《晏子》時,就發(fā)現(xiàn)《讀書雜志》?!蛾套印返囊庖娡c簡本冥合。
這段回憶距離銀雀山簡整理結束不久(文章的寫成也許要更早些),這些話與《一則說明》的看法完全一致,想來不會是裘先生誤記。這些回憶和proudong 先生所貼駢宇騫先生的陳述,何者更近于真實情況,想必也是一目了然的吧。
傻帽跟班兒:從時間上看,《晏子校注》(草稿)撰成在1975年7月間。
proudong:
傻帽跟班兒:從時間上看,《晏子校注》(草稿)撰成在1975年7月間。
1974年5月,朱先生和我都被借調(diào)到文物出版社,參加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整理工作。聽說我是由王振鐸先生推薦的。這項工作一直延續(xù)到1977年初。(裘錫圭《我和古文字研究》,原載《學林春秋三編》,又見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ThreadID=237)
按照proudong先生(我不知道此id是否代表駢宇騫先生)的說法,敢情朱、裘兩位先生被借調(diào)文物出版社之后的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關于銀雀山簡啥事兒都沒有做,光在那里吃白食,然后就等著駢宇騫先生《晏子校注(草稿)》橫空出世,恬不知恥地掠人之美????古人說“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其言”,現(xiàn)在事件相關的人還沒有都死絕,便有人如此貪天之功,真是天大的悲哀!不過這也說明,參加紅樓整理的健在老先生們出來把相關歷史盡最大可能回憶出來的重要性。
傻帽跟班兒:《晏子校注》(草稿)撰成在1975年7月間。駢宇騫先生是1974年8月,后隨朱先生和裘先生到文物出版社的。你要搞清楚當時的情況再說。
proudong:
傻帽跟班兒:《晏子校注》(草稿)撰成在1975年7月間。駢宇騫先生是1974年8月,后隨朱先生和裘先生到文物出版社的。你要搞清楚當時的情況再說。
我希望proudong先生不要混淆視聽、避重就輕,駢先生是何時進入文物出版社跟隨整理的,不是我關心的重點。我昨天之貼是要說明,朱裘兩位先生1974年5月就被調(diào)進入文物參與銀雀山簡的整理工作。我要請問proudong先生的是,在1974年5月至1975年7月間,《晏子》簡的拼合編連、初步釋文、與古書比勘及注釋等工作,朱德熙先生是否并非首要的參與者,而是駢宇騫先生?請拿出證據(jù)來(所謂1975年的《晏子校注(草稿)》不說明任何問題,已如前貼述)!
按照雲(yún)間先生的說法,打個比方,如果某人抄襲了他人的東西,您以為這不過爾爾,若干年後誰也不曾記得,反正是“有功於學術”。首先,抄襲者名利皆得,您說這對被抄著公平嗎?其次,如果按照您這樣的邏輯為抄襲者正名,怎麼可能會“有功於學術”?愚意以為,在這個問題上千萬不能搗糨糊,如果將他人的辛勞掩爲己有,本來是一種極不誠實的做法,切不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這裡是打個比方,歡迎對號入座。
裘先生之嚴謹值得學習。
裘先生嚴謹!學術尚明辨!
Copyright 2008-2018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權所有 滬ICP備10035774號 地址: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27樓 郵編:200433
感謝上海屹超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提供技術支持
總訪問量:941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