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時期楚國后妃稱謂體系的變化
（首發(fā)）
付梅顰
華中師范大學楚學研究所
摘要：楚王后妃身份式稱謂中最為常見的是“夫人”“王后”。春秋時，“夫人”多稱楚王之妻，春秋、戰(zhàn)國之交，“夫人”稱謂的使用范圍發(fā)生了變化，逐漸發(fā)展為楚王姬妾、封君之妻和大夫級貴族之妻可稱“夫人”。楚王嫡配由稱“夫人”向“王后”轉(zhuǎn)變的具體時間大約為楚威王至楚懷王時期。楚王后妃身份式稱謂體系的變化，體現(xiàn)了稱名之禮的下移，這種變化以楚國內(nèi)在實力和外在“國際”政治秩序的變化為背景和契機。
關(guān)鍵詞：楚國；夫人；王后；稱謂；稱名之禮
隨著出土文獻的豐富和楚文化研究的發(fā)展，楚國后妃稱謂特別是楚王嫡配稱謂和“夫人”身份也引起了學界的諸多注意。有關(guān)楚王嫡配稱謂的研究，李學勤先生較早指出戰(zhàn)國時期楚王的夫人是他的嬪妃，這與春秋時期諸侯正配稱夫人有異。[1]羅運環(huán)先生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楚國后妃的稱謂及其身份進行了系統(tǒng)考定，并概括戰(zhàn)國中期楚王嫡配由稱“夫人”至“王后”的轉(zhuǎn)變。[2]楊華先生從稱名之禮的角度出發(fā)，認為周成王時，楚被封為子男之國，《左傳》稱其為“楚子”，楚武王開始僭越稱王，從嚴格意義上講，楚王正妻當名之以“夫人”而不是“王后”。[3]出土文獻中楚國“夫人”的身份，同樣引起了學界的關(guān)注，如劉彬徽、陳佩芬、鄒芙都先生先后對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晚期“君夫人鼎”銘文中的“君夫人”身份進行判定，其中劉先生認為“君夫人”可能為某位楚王或封君之妻，陳、鄒二位先生認為當是封君之妻。[4]晏昌貴先生論述楚卜筮簡中“夫人”身份時，引用《禮記·曲禮下》和《論語·季氏》對女性貴族稱謂的記載，認為戰(zhàn)國時期，楚王自比天子，封君相當于諸侯，其配偶則稱“夫人”。[5]
上述觀點啟發(fā)了我們對楚國后妃稱謂及其身份的進一步研究和探討，論文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chǔ)之上，根據(jù)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探討東周時期“夫人”稱謂使用范圍的變化，楚王嫡配由稱“夫人”向“王后”轉(zhuǎn)變的具體時間，以期有助于增進對戰(zhàn)國時期以“夫人”“王后”為代表的楚國后妃稱謂體系變化和出土文獻中貴族女性身份的認識和理解，敬祈方家批評指正。
一、“夫人”稱謂使用范圍的變化
楚王后妃的身份式稱謂中最為常見的是“夫人”“王后”。春秋、戰(zhàn)國之交的“夫人”身份出現(xiàn)了變化，以“王后”稱楚王之妻也經(jīng)歷了一個過程，因此對以“夫人”“王后”為主的楚王后妃稱謂體系的變化進行梳理很有必要。
“夫人”之稱最早見于西周金文，如西周晚期鄧公簋蓋（《殷周金文集成》4055，以下簡稱為“《集成》”）銘：
“唯鄧九月初吉，不故女夫人以乍（迮）鄧公，用為女夫人尊
?！?/span>[6]
鄧公簋蓋為西周晚期曼姓鄧國傳世器，郭沫若先生認為“不故”為薄姑，釋“乍”為“迮”，為出嫁之意。[7]鄧公簋蓋銘文記載的是為嫁與鄧公的薄姑之夫人作器，此夫人為諸侯國君妻子之稱?！抖Y記·曲禮下》記載了禮制規(guī)范下的后妃稱謂情況：“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8]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印證了《禮記》的記載，如《左傳》記載的楚王之妻有“夫人鄧曼（楚武王妻）”“文夫人（楚文王妻）”等。[9]春秋時期金文中的“夫人”也多對應諸侯國君之妻，如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M191銅鬲銘文中的“曾夫人漁”是曾公求夫人羋漁[10]，唐侯制隨夫人行鼎（壺）銘文中的“隨夫人”是曾侯寶夫人加羋[11]，現(xiàn)將兩件青銅器銘文的釋文錄寫如下：
曾夫人漁之
。[12]
唐侯作隨夫人行鼎，其永祜福。[13]
可見西周和春秋時期的“夫人”多指諸侯之妻。戰(zhàn)國時期，楚國“夫人”之稱的使用范圍比《禮記》中記載的更為寬泛?！稇?zhàn)國策·楚策三·張儀之楚貧章》記載：“南后、鄭袖貴于楚……乃召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吳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14]鮑彪注“南后，懷王后”，“鄭袖，美人”。[15]可見，《戰(zhàn)國策》和鮑彪都認為南后、鄭袖為兩人，且具有明顯的身份差別?！妒酚洝こ兰摇诽岬健俺跣壹о嵭洹薄胺蛉肃嵭洹保?a href="#_edn16" name="_ednref16" title="">[16]《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稱“懷王之寵姬鄭袖”，[17]《史記·張儀列傳》稱“楚夫人鄭袖”，[18]《韓非子·內(nèi)儲說》云“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19]“姬”為姬妾之意，鄭袖多被稱為“幸姬”“寵姬”“愛妾”，可見她并非楚王嫡配。羅運環(huán)先生指出，稱鄭袖為“夫人”時，此時又有“南后”稱謂，鄭袖所稱“夫人”應如《禮記·曲禮》載“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妾”之夫人，鄭袖應為楚懷王姬妾，其身份是低于王后的。[20]雖然楚王稱“王”時，并未同時使用“天子”稱號，但羅運環(huán)先生的觀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戰(zhàn)國中期楚王嫡配稱謂和“夫人”身份在楚國后妃身份秩序中發(fā)生了變化的事實，說明戰(zhàn)國楚懷王以后，“夫人”“王后”稱謂區(qū)分明顯，“夫人”稱謂應用范圍出現(xiàn)了偏移，諸侯國君姬妾可稱“夫人”，而楚王之妻稱“王后”。
除楚王寵姬稱“夫人”外，還有封君之妻和大夫級貴族之妻或母稱“夫人”。其中，封君之妻稱“夫人”者有“封地名+夫人”“君夫人”和“謚號+夫人”三種形式。
新蔡葛陵楚簡出土于新蔡葛陵楚墓，有關(guān)新蔡葛陵楚墓、楚簡的年代下限，主要有戰(zhàn)國中期前后，即楚聲王以后，楚悼王末年或稍后，[21]公元前377年，[22]公元前398年，[23]公元前401至前395年[24]四種觀點。清華簡《楚居》的出土證實了新蔡葛陵楚墓、楚簡的年代下限為公元前398年，屬戰(zhàn)國早、中期之交。[25]新蔡葛陵楚簡中多處有祭祀“文夫人”的內(nèi)容，簡文如下：
以其古（故）敓（說）之。吝（文）君、吝（文）夫人歸。（葛陵甲三：176）[26]
鐘樂之；
禱子西君、文夫人各
牛饋，延鐘樂之。定占之曰：吉。氏（是）月之
。（甲三：200）[27]
戶、門。又（有）祱（祟）見于
（昭）王、蕙（惠）王、文君、文伕（夫人）、子西君。
（就）禱。（甲三：213）[28]
于吝（文）伕（夫人）
（三十）乘。（葛陵乙三46）[29]
楚國貴族女性的謚號多隨夫謚，如楚文王之妻息媯，又稱“文夫人”（《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葛陵楚簡中文夫人多與文君并列受祭，且二者謚號相同，文夫人應為文君之妻。文君，簡文又稱“坪夜文君”或“坪夜文君子良”，與曾侯乙墓竹簡中的“坪夜君”和包山簡中的“文坪夜君子良”為同一人，是楚昭王之子，楚惠王之弟，始封的坪夜君。[30]葛陵楚簡中的文夫人，作為始封坪夜君之夫人，稱謂為“謚號+夫人”的形式。
與平夜君夫人有關(guān)的還有平夜夫人戈，此戈援部窄長，中有脊，援根有一小穿，胡部有兩長穿，內(nèi)略長，此戈銘文的字體風格屬楚系金文特征。（見圖一銅戈拓本和摹本）戈上銘文，吳鎮(zhèn)烽先生釋為：“滕侯夫人妖之艁（造）”[31]。李春桃先生將戈銘中的前兩字比對楚簡（坪：
（包山200）、
（甲三115）；夜：
（《民之父母》3、4））、金文（坪：
（《集成》2305）；夜：
（《集成》2408））字形，改釋為“平（坪）夜”二字，發(fā)現(xiàn)此戈與新蔡葛陵楚墓所出多套戈戟的形制相似且都有“平夜”關(guān)鍵字樣，他推斷此戈屬于楚國平夜君成夫人妖之用戈，其說可從。[32]按此，平夜夫人戈是楚國平夜君成夫人妖生前所造之戈，屬物勒主名，“平夜夫人妖”為自稱，是“封地名+夫人+私名”的稱名形式。
圖 平夜夫人妖戈拓本和摹本，參李春桃先生《新見楚國平夜夫人戈研究》
戰(zhàn)國晚期的君夫人鼎（《集成》2106），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高32.9厘米，口徑25厘米，重7.7公斤，整體呈扁圓形，斂口設高蓋，蓋面飾三個蹲鋸形小龍，鼓腹圓底，腹兩側(cè)設附耳，蹄足細長，座兩側(cè)和足上端飾獸面紋，鼎的外壁和蓋內(nèi)各刻銘文“君夫人之鼎”。[33]劉彬徽先生根據(jù)其器型字體特征，認為君夫人鼎為楚系戰(zhàn)國晚期風格，可能為某個楚王或封君夫人之器。[34]陳佩芬先生據(jù)《論語·季氏》“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35]的記載，進一步指出“君夫人”是國邦中之臣民稱君之夫人，楚稱王，器銘中的“君夫人”當是某邦君之夫人。[36]鄒芙都先生認為目前所見楚國銅器銘文中的楚王，無論是自稱還是他稱，都稱公或王，尚未見稱君者，所以君夫人鼎銘文中的“君”可能為楚國某位封君，器主為該位封君之妻。[37]從鄭威先生匯總的楚國封君稱謂看，楚國封君部分稱侯，如陰侯、葉侯、州侯等，絕大部分稱為“某君”，封君制流行的戰(zhàn)國時期，“邑名+君”基本為對封君的專稱。[38]結(jié)合以上四位學者的論述，我們同意君夫人鼎銘文中的“君夫人”為封君之妻的觀點，戰(zhàn)國晚期的楚王之妻已稱“王后”（下文詳細論及），不可能同時再降一級稱“夫人”。
戰(zhàn)國時期，“夫人”還用來稱呼大夫級貴族之妻。包山簡出土于包山M2，包山M2下葬的絕對年代為楚懷王時期的公元前316年，墓主為左尹昭
。[39]關(guān)于左尹昭
的爵級，整理小組根據(jù)包山2號墓中五塊小木牌上祭祀的“室、門、戶、行、灶”五神，并結(jié)合《禮制·祭法》“王為群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的記載，認為邵
生前僅次于王的七祀，可立五祀，其地位應在大夫之上，與封君接近。[40]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根據(jù)昭墓的用鼎、羊牲、槨分五室等實物遺存，發(fā)現(xiàn)昭墓五數(shù)常出，并根據(jù)墓中五塊小木牌上書寫祭祀的“室、門、戶、行、灶”五神，結(jié)合傳世文獻《禮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41]的記載，認為昭
墓為大夫階層，其說甚確。[42]且包山2號墓與封君級別的天星觀M1[43]、新蔡M1[44]相比，并無編鐘與編磬，說明包山M2墓主并非封君。包山簡的卜筮祭禱記錄中多次出現(xiàn)“夫人”稱謂，簡文舉例如下：
石被裳之
，
禱于邵王
牛饋之；禱文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
（蔡）公子
各
、酉飤；禱于夫人
。（包山簡200）[45]
禱于文坪
（夜）君、郚公子芚（春）、司馬子音、（蔡）公子
各、酉飤，夫人
、酉飤。（包山簡203、204）[46]
石被裳之
，至
（秋）三月，賽禱邵王牛，饋之；賽禱文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各，饋之。賽禱新母
，饋之。（包山簡214、215）[47]
以上簡文中的“夫人”身份，陳偉先生根據(jù)包山簡199-200記“石被裳之敓”稱“
禱于夫人”，簡212-215“迻石被裳之敓”又說“賽禱新母
”，認為“夫人”即新母，即是包山二號墓主左尹昭
的母親。[48]劉信芳先生對以上祭禱簡中的“夫人”身份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是“昭王至蔡公子家各自的夫人”。[49]晏昌貴先生表示，包山簡中的祭禱簡文凡涉及兩位以上神靈時，均在祭品前加“各”或“屯”字，凡涉及單個神靈時，則徑稱祭品名，根據(jù)包山簡“
禱于夫人，
”，“夫人”應指某位夫人，而不是多位夫人，為母世之屬。[50]我們贊成陳、晏二位先生的觀點，這表明非封君的大夫級別的左尹昭
祭祀已逝的母親時以“夫人”敬稱，但無謚號。
戰(zhàn)國時期大夫級貴族之妻或母稱“夫人”并不僅僅是其逝世后的敬稱，她們同時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這一稱謂。春秋、戰(zhàn)國之交，楚國日用青銅器銘文中已出現(xiàn)以“夫人”稱大夫級貴族之妻，淅川縣徐家?guī)XM11[51]出土了兩件帶有銘文“
夫人”的銅器，一件是浴缶，有七字銘文“
（蔿）夫人巠之
缶”，[52]為夫人巠自作之器。另一件是小口鼎，為春秋晚期器，是
（蔿）大尹嬴為夫人
所作之器，銘文為“隹（唯）正月初吉，
（歲）才（在）
（涒）
之（灘），孟屯（春）才（在）奎之
（際），夫人
擇亓（其）古 <吉> 金，乍（作）
（鑄）迅鼎，
（以）和御湯（湯），長贎（邁）亓（其）吉，永壽無彊（疆），大尹（君）嬴乍（作）之，後（后）民勿
（忘）”。[53]馮時先生指出“
”為邑名，即淅川下寺、徐家?guī)X一帶，其地廣出器，大尹為工官之長。[54]肖啟榮、黃錦前先生根據(jù)徐家?guī)XM11出土兩件私名不同的夫人之器，且隨葬兵器和車馬器，認為墓主是男性，為大尹嬴，是夫人
之夫，“大尹”是其職官。[55]而此前簡報認為徐家?guī)XM11位于徐家?guī)XM10[56]南側(cè)約6米，兩墓南北并列且年代相近，M11出土帶“夫人”銘文銅器，M11墓主應為“夫人”，與M10墓主有緊密聯(lián)系。[57]田成方先生贊成簡報和馮時先生的看法，指出徐家?guī)XM11（隨葬5件兵器和45件車馬器）出土兵器數(shù)量與徐家?guī)XM10（隨葬車馬器共309件，兵器共202件）相比，相差甚遠，且徐家?guī)XM10有配劍而M11墓主沒有，贊成徐家?guī)XM11墓主為女性的判斷，并稱
大尹嬴為地的地方官，而非楚中央官員，巠、
可能為同一人，巠是自稱，
是大尹對她的尊稱。[58]我們贊成簡報和田成方先生對徐家?guī)XM11墓主為女性的判斷，綜合徐家?guī)XM11的出土文獻、伴出器物及與徐家?guī)XM10的位置關(guān)系各方面的因素判斷，徐家?guī)XM11墓主極有可能為徐家?guī)XM10墓主氏貴族薳子昃之妻。性別因素雖然對隨葬銅車馬器和兵器存在一定影響，[59]但并不能作為判斷墓主性別的絕對依據(jù)。而巠、
是否為同一人，從“
夫人巠”和“夫人
”的稱謂結(jié)構(gòu)看，巠和應都為私名，現(xiàn)有的楚國女性稱謂資料中，尚未發(fā)現(xiàn)同一女性有多個私名的現(xiàn)象，我們認為巠、可能是兩代夫人，夫人巠之器被夫人繼承并隨葬至墓中。
由于稱名之禮的下移，楚國“夫人”稱謂的應用范圍出現(xiàn)了變化，春秋時期，“夫人”多稱楚王之妻，而戰(zhàn)國時期稱“夫人”的有楚王姬妾、封君之妻和大夫級貴族之妻或母，說明戰(zhàn)國時期楚國貴族女性稱“夫人”的身份范圍是較寬泛的。同時，不同“夫人”稱謂間也有細微區(qū)別，有些封君之妻稱君夫人、“封地名+夫人”和“謚號+夫人”，其中的謚號為單字。身份低于封君的大夫級貴族之妻或母稱“夫人”的，一般直稱夫人，或使用“夫氏+夫人”的稱謂方式。
二、楚王嫡配由稱“夫人”到“王后”的變化時間考
戰(zhàn)國時期，“夫人”稱謂的應用范圍出現(xiàn)了偏移，經(jīng)歷了由稱諸侯國君之妻到大夫級及其以上貴族之妻都可稱“夫人”的變化，那么楚王嫡配是什么時候由稱“夫人”向“王后”轉(zhuǎn)變的呢？楚國國君雖于楚武王時（于前740—前690年在位）已正式僭越稱王，但鄧曼作為楚武王之妻，其稱謂并沒有相應變化，《左傳》記載其依舊稱“夫人”。羅運環(huán)先生較早注意到戰(zhàn)國中期楚王嫡配由稱“夫人”到“王后”的變化[60]，但未展開論述，以下試詳細考證楚王之妻稱謂的變化及其時間。
1932年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的兩件曾姬無恤壺（《集成》9710-9711），銘文一致，為劉體智舊藏，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銘文如下：
唯王廿又六年，圣桓之夫人曾姬無恤，
安茲漾陵，蒿間之無匹，用作宗彝尊壺，后嗣用之，職在王室。[61]
雖然學界對曾姬無恤壺銘文的個別字詞考釋、內(nèi)容解讀和作器者等還存在分歧，但劉節(jié)先生較早運用古文字資料，根據(jù)銘文內(nèi)容“圣
之夫人”“王二十又六年”等考證出曾姬無恤壺作于楚宣王二十六年，“圣
之夫人”是楚聲王夫人的觀點已被學界普遍認可。[62]說明直到楚宣王時期依舊尊稱楚聲王之妻為“夫謚+夫人”的稱謂模式，用的是雙字謚。
現(xiàn)有出土文獻中較早出現(xiàn)楚國“王后”的是鑄客為王后少府鼎（《集成》2393、2394）、鑄客缶（王后六室器，《集成》10003.1、10003.2），出現(xiàn)“太后”銘文的是戰(zhàn)國晚期的鑄客為大句脰官鼎（《集成》2395），三者銘文分別如下：
鑄客為王句（后）小
為之。[63]
鑄客為王句（后）六室為之。[64]
鑄客為大（太）句（后）脰（廚）官為之。[65]
“鑄客”為楚國專司鑄造的職官，[66]王后是楚幽王（公元前237-228年在位）之妻，[67]六室即六宮，[68]王后六室器是專司鑄造的職官為楚幽王后管理的六室（六宮）而鑄。鑄客為太后脰官鼎銘文中的“脰官”是楚國負責飲食的有關(guān)機構(gòu)，太后為楚幽王之母、考烈王后，鑄客為太后脰官鼎是楚幽王在世時，鑄客為太后的脰官所鑄之鼎。[69]以上金文材料說明楚宣王以后、楚幽王之前，楚王后妃稱謂體系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楚王之妻稱“王后”、楚王之母稱“太后”的變化。
楚王后妃稱謂體系變化特別是楚王之妻由稱夫人向王后轉(zhuǎn)變，極有可能出現(xiàn)在楚威王（前339-前329在位）和楚懷王（前328-前299年在位）之時。楚威王和楚懷王前期的內(nèi)在實力和外在“國際”環(huán)境的變化，是楚王后妃稱謂特別是嫡配由稱“夫人”向“王后”轉(zhuǎn)變的重要契機和背景。楚威王和楚懷王前期，國力強盛，“（楚懷王）十一年（前318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70]戰(zhàn)國時期的從長略相當于春秋時期的霸主。[71]同時，包山簡206、207、209、212號簡等多次提到“東周之客
致（歸）胙”這一重要事件。[72]整理者認為這一事件發(fā)生在公元前317年。[73]陳偉先生也推斷東周之客致胙于楚應在楚懷王十七年（前312年）之前并最終定在公元前317年，將且該事件的發(fā)生與懷王為從長相關(guān)，因為楚懷王十七年，楚國于丹陽、藍田接連被秦師重創(chuàng)，又被韓、魏兵襲，楚國從此在戰(zhàn)國七雄中喪失優(yōu)勢地位。[74]春秋、戰(zhàn)國時期周王室對諸侯國君致胙，是對一時霸主的禮遇，齊桓公、秦孝公、秦惠文君、楚成王都曾因國力強盛受周王室賜（致）胙。[75]東周之客致胙于楚，說明楚國在戰(zhàn)國七雄中的優(yōu)勢地位和軍事、政治、文化力量得到了周王室的認同。[76]楚懷王為六國從長，且得周王室致胙，是戰(zhàn)國中期后妃稱謂體系變化特別是楚王之妻由稱夫人向王后轉(zhuǎn)變的內(nèi)在基礎(chǔ)。
戰(zhàn)國時期周朝政治體系下的秩序與制度的變化，是楚國后妃稱謂體系變化的外在環(huán)境背景。戰(zhàn)國中期，原周王朝政治體系內(nèi)各諸侯國君普遍稱王，代表商周以來王權(quán)思想的基本終結(jié)和周王朝的徹底沒落。[77]除魏惠王和齊威王在公元前334年稱王外，[78]其他諸侯國君稱王集中發(fā)生在楚懷王時期（前328-前299年在位）。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稱王；[79]公元前323年，魏、韓、趙、燕和中山國結(jié)成同盟，均稱王；[80]公元前318年，宋自立為王。[81]伴隨著諸侯紛紛稱王的是，此前諸侯國君嫡妻、嫡母統(tǒng)稱“夫人”到國君之妻稱“王后”、國君之母稱“太后”的后妃稱謂體系的變化，如《戰(zhàn)國策》記載的宣太后（秦昭襄王之母）、趙太后（趙惠文王后）、燕后（趙太后之女）等。[82]《史記》記載秦孝公去世，子惠文君立，秦惠文君四年，“魏夫人來”，秦惠文君稱王以后，“魏夫人”改稱“惠文后”。[83]秦惠文王之妻由稱“魏夫人”到稱“惠文后”的變化，反映了戰(zhàn)國中期諸侯國后妃稱謂隨著諸侯國君稱王發(fā)生變化的事實。楚懷王時期，正是原周王朝政治體系內(nèi)諸侯普遍稱王，以及其他諸侯國后妃稱謂普遍發(fā)生變化的時期，此時楚王嫡配由稱“夫人”到“王后”的變化應是與此相適應和同步的。
楚王雖然在楚武王時期已正式僭越稱王，但楚王后妃稱謂特別是楚王之妻由稱“夫人”至“王后”的變化較有可能發(fā)生于楚威王至楚懷王時期，且最遲應不晚于楚懷王前期，這種變化以楚國內(nèi)在實力和周朝政治體系內(nèi)秩序的變化為契機和背景，與各諸侯紛紛稱“王”、其他諸侯國君之妻稱“王后”的變化同步。
三、結(jié)語
楚國后妃稱謂體系，隨著社會變遷而發(fā)生變化。戰(zhàn)國時期，原周王朝統(tǒng)治秩序變化，周禮加速崩解，楚國內(nèi)在實力增強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楚國后妃稱謂體系的變化。楚國后妃稱謂體系的變化是稱名之禮下移的體現(xiàn)，具體表現(xiàn)就是“夫人”使用范圍的擴大，由多稱楚王之妻向楚國大夫級及其以上貴族之妻或母可稱“夫人”轉(zhuǎn)變，楚王之妻的稱謂也可能于楚威王至楚懷王時期由“夫人”向“王后”轉(zhuǎn)變。
[1] 李學勤：《楚國夫人璽與戰(zhàn)國時期的江陵》，《江漢考古》1982年第7期。
[2] 羅運環(huán)：《楚國后妃考》，《江漢考古》1985年第3期。
[3] 楊華：《楚國禮儀制度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8頁。
[4]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67頁。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 東周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74頁。鄒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217、218頁。
[5] 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shù)宗教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64頁。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227、2564頁。
[7] 郭沫若著，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79頁。
[8]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呂友仁整理：《十三經(jīng)注疏·禮記正義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5頁。
[9]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莊公四年、莊公二十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63、241頁。
[10] 郭長江、陳虎、李曉楊、宋有志、王龍明、張申銀：《湖北隨州市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
[11] 黃錦前：《加嬭編鐘及有關(guān)曾楚史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2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16頁。
[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隨州市博物館、曾都區(qū)考古隊：《湖北隨州市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
[13]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市公安局主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I》，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0、11頁。
[14] （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xié)校：《戰(zhàn)國策箋證》卷十六、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47、848頁。
[15] （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xié)校：《戰(zhàn)國策箋證》卷十六、卷十七，第848頁。
[16] 《史記》卷四十，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標點本，第1725頁。
[17] 《史記》卷八十四，第2484頁。
[18] 《史記》卷七十，第2288頁。
[19] 張覺撰： 《韓非子校疏·內(nèi)儲說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4頁。
[20] 羅運環(huán)：《楚國后妃考》，《江漢考古》1985年第3期。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81-184頁。
[22] 劉信芳：《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關(guān)問題》，《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李學勤：《論葛陵楚簡的年代》，《文物》2004年第7期。
[23] 劉彬徽：《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關(guān)問題的討論》，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七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377-379頁。
[24] 宋華強：《平夜君成的世系及新蔡簡年代下限的考訂》，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1-386頁；《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3-135頁。
[25] 李學勤：《清華簡<楚居>與楚徙鄩郢》，《江漢考古》2011年第2期；宋華強《清華簡〈楚居〉1-2號與楚人早期歷史傳說》，裘錫圭主編：《文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輯，第121- 133頁。
[2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第194頁。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第194頁。
[2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第195頁。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第205頁。
[3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第183頁。
[31] 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xù)編（第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162頁。
[32] 李春桃：《新見楚國平夜夫人戈研究》，《古文字研究》第33輯，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314-320頁。
[3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二冊，第1114、1620頁。
[34]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第367頁。
[35] （魏）何晏注，（宋）刑昺疏，（清）阮元校刻，方向東點校：《論語注疏·季氏》卷16，（清）阮元、中華書局編輯部《十三經(jīng)注疏》第23冊，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第413頁。
[36]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 東周篇下》，第374頁。
[37] 鄒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第217、218頁。
[38] 鄭威：《楚國封君研究》（修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9、256-261頁。
[39]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30-333頁。
[40]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
[4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蹋较驏|點校：《禮記注疏 一》，北京：中華書局，第677頁。
[42]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第335、336頁。
[43] 湖北省荊州地區(qū)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
[4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第46-185頁。
[45]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2頁。
[46]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第33頁。
[47]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第34頁。
[48]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60、161頁。
[49] 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第216頁。
[50] 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數(shù)宗教考》，第164頁。
[51]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diào)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浙川縣徐家?guī)X11號楚墓》，《考古》2008年第5期。
[52] 劉新、劉小磊主編：《吉金墨影——南陽出土青銅器全形拓1》，鄭州：美術(shù)出版社，2016年，第174-175頁。
[53] 王長豐、喬保同：《河南南陽徐家?guī)XM11新出
夫人
鼎》，《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
[54] 馮時：《
夫人
鼎銘文及相關(guān)問題》，《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
[55] 肖啟榮、黃錦前：《淅川徐家?guī)XM11出土文字資料及相關(guān)問題》，《考古與文物》2019年第4期。
[5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淅川和尚嶺與徐家?guī)X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47-330頁。
[57]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diào)文物保護辦公室、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浙川縣徐家?guī)X11號楚墓》，《考古》2008年第5期。
[58] 田成方：《楚系家族墓葬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56、157頁。
[59] 據(jù)尚如春先生的研究，在性別確定的楚銅禮器墓中，大約70%左右的女性貴族墓不隨葬兵器，30%左右的女性貴族墓葬不隨葬車馬器。尚如春：《東周時期楚國社會變遷研究——以江漢淮地區(qū)墓葬為中心》，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第124頁。
[60] 羅運環(huán)：《楚國后妃考》，《江漢論壇》1985年第3期。
[6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六冊，第5095、5365頁。
[62] 劉節(jié)：《古史考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8-140頁。
[6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二冊，第1214、1641頁。
[6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六冊，第5261、5262、5387頁。
[6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二冊，第1215、1641頁。
[66] 鄒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第209頁。
[67]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第363頁。
[68] 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歷史研究》1954年創(chuàng)刊號。
[69]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第362頁。
[70] 《史記》卷四十，第1722頁。
[71]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第15頁。
[72]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3頁。
[73] 王紅星：《包山簡牘所反映的楚國歷法問題——兼論楚歷沿革》，《包山楚墓》，第521-532頁；劉彬徽：《從包山楚簡紀時材料論及楚國紀年與楚歷》，《包山楚墓》，第533-547頁。
[74]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第9-20頁。
[75] 《左傳》僖公九年記載“（齊桓公為癸丘之會）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326頁?！妒酚洝肪砦逵涊d“（秦孝公）二年，天子致胙”，“（秦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第203、205頁?！妒酚洝肪硭氖d“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jié)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zhèn)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谑浅厍Ю铩保?span>1697頁。
[76] 楊華：《楚國禮儀制度研究·前言》，2012年。
[77] 徐義華：《商周“稱王”與政治思想變化》，《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78] 《史記》卷五載“（秦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史記》卷十五載（公元前334年）“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齊宣王）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第205、727頁。
[79] 《史記》卷十五載“四月戊午，君（秦惠文君）為王”，第730頁。
[80] 《史記》卷十五載“（韓）君為王”“（燕）君為王”，《史記》卷四十三載“五國相王”，第730、1804頁。
[81] 《史記》卷三十八“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第1632頁。
[82] （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xié)校：《戰(zhàn)國策箋證》卷四、卷二十一，第280、1231、1232頁。
[83] 《史記》卷五、卷十五，第210、727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5年3月31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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