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首發(fā))
徐寶貴
韶關學院文學院
【摘 要】甲骨文作
等形的字是豎寫的耕犁之“犁”的象形字。此字在甲骨刻辭中幾乎都用作“犁(黎)方”、“下犁(黎)”方國名及地名。在殷商時期有兩個犁(黎)國,所居地理位置偏下者為下犁(黎)。下犁(黎)是武丁時期被商王聯(lián)合望乘征伐的對象。下犁(黎)方國只見于第一期卜辭,證明下犁(黎)在武丁時期已經被消滅。犁(黎)方距離商王朝較近,武丁時期已服屬于商王朝,犁(黎)方見于各期卜辭。但在第三、第五期卜辭卻出現(xiàn)了用犁(黎)方首領來祭祀先祖的情況。說明廩辛、康丁以后商王朝和周邊的關系不太穩(wěn)定,出現(xiàn)對跟商王朝關系好者也要動武的現(xiàn)象。商王朝的這種做法無疑惡化了與周邊方國的關系。《史記·殷本紀》:“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笨赡苁巧掏醭苓叿絿P系惡化的必然結果。此時期犁(黎)方沒有“叛殷會周”的主要原因是他距離商王朝太近了。迫于商王朝的淫威,他不但不能叛商,為了安全反而他還要幫助商王朝做事,這無疑會得罪于周,所以,“西伯戡黎”。此字是“犁”的象形字,在商墓也出土了青銅犁,證明殷商時期已有耕犁這種農具和犁耕技術。
【關鍵詞】甲骨文;犁字;犁(黎)方;下犁(黎);古農具耕犁;古犁耕技術
“犁”字在甲骨刻辭中作為方國名出現(xiàn)頻率較高,此字的考釋,涉及到中國古代黎國與古代農業(yè)犁耕的問題,所以,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 “犁”字考釋
此字過去曾被釋為“臺”[1]、“勺”[2]、“旨”[3]、“椒”[4]、“由”[5]、“厃”[6]、“余”[7]、“弁”[8]、“玁”[9]、“古”[10]。現(xiàn)在,我也來談談自己對該字的看法。我認為此字是農具耕犁之“犁”的象形字,此字主要形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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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編》667頁)
這些字都是豎寫的,甲骨文中象形字幾乎都是豎寫的,如:
象:
、
;兕:
、
;虎:
、
;豹:
、
;豕:
、
;犬:
、![]()
甲骨刻辭文字是豎排的,豎排文字,對于象形字的字形來說如果橫寫會影響行款的整齊。所以,古文字的象形字受行款的影響幾乎都把本來應該橫寫的變成豎寫的。為了恢復其原來的形態(tài)與便于跟實物相比較,我們可以把它變成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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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字在金文中只見于商代金文,其形體如下:
(
卣,《金文編》1273頁附錄616號,《殷周金文集成》5285,王心怡《商周圖形文字編》767頁17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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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報》2008年第3期,第363-377頁)
《考古學報》發(fā)布的商代晚期銘文此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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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者為正常的寫法,跟甲骨文相同,其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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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者是避免重出者形體上的重復而進行的變形處理。
(犁)卣銘文只有兩個字,此字形沒有受到行款的影響,是橫寫的。從形體上看,甲骨文不如殷代金文
(犁)卣銘文象形程度高。為了便于跟后面所附耕犁之圖相比較,我們可以把它變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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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石犁、商周青銅犁、漢代鐵犁實物圖片如圖1-圖11,這些都是犁頭圖片,犁頭東北稱為“鏵”或“犁鏵”,它跟文中所舉殷商甲骨文、金文該字的三角形部分即犁頭完全相同。有犁頭、犁底和柄(這一部分也叫作犁身)的完整者才叫犁。犁底和柄是木質的,年代久遠,早已腐爛,后人所見都是金屬犁頭,即鏵。后面所附圖片牛拉的才是犁。甲骨文![]()
金文![]()
是有犁頭犁身的完整犁的象形字,完整的犁只能叫作犁,不能叫作鏵,更不能叫作犁鏵,它跟圖12-圖15耕牛所拉的犁形體十分相似(象形字來自于客觀存在的實物,研究這類字只能將字形跟實物進行比較,別無他法)。
通過字形跟實物相比較,可以看出,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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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金文![]()
跟后面所附圖片中的耕犁形狀是相同的,所以,本文認為此字可能是耕犁之“犁”的象形字。王靜如先生說:“ 中國耕犁的的發(fā)展,在殷、周、秦及西漢都是在古犁階段。到了東魏以前,或在東漢之末吧,才有正式犁出現(xiàn)?!?A title="" href="#_edn11" name=_ednref11>[11]殷商文字“犁”字和漢代畫象石可以證明王先生之說是可信的。殷商甲骨文、金文“犁”字與漢代畫象石犁所呈現(xiàn)的正是古犁階段的形制,它跟魏晉以后和現(xiàn)代的耕犁如圖16-圖17在形制和部件上都出現(xiàn)了很大變化,這個變化是由于對耕犁的不斷改進造成的。甲骨文“車”字形體跟殷墟發(fā)掘的實物在形制上是相吻合的,都是單轅,這種形制一直延續(xù)到秦代,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一號銅車馬、二號銅車馬就是證明。西漢中期以后已基本上變成雙轅的了[12],應該說這是對車的改進。耕犁的情況與之相同。
現(xiàn)在,犁的形制也有其地域性的差異,不同民族的也是有差異的。如果拿現(xiàn)在的犁跟甲骨文相比,差距太大了,無論如何也沒法把它跟甲骨文“犁”字聯(lián)系起來。多虧漢代畫象石及古畫保存下來的古犁形制,才使我們認識了殷商甲骨文、金文“犁”。可見有的漢代畫象石及古畫對研究古文字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甲骨文的“犁”是獨體象形字,在迄今為止的西周至春秋這段時間里出土的古文字中沒有見到“犁”的象形字。在戰(zhàn)國后期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秦律十八種》168號簡中有個
,跟《說文》篆文結構相同。《說文》:“
,耕也。從牛,黎聲”《段注》:“俗省作犁。”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耕謂之
,因名其器曰
?!钡睾営脼椤氨壤琛敝袄琛保ㄕ硇〗M說:一名“芘莉”、“芘籬”、“黎芘”。即籬笆)?!袄纭保瑵h流沙簡、張表碑、魯峻碑陰作“犂”,《玉篇》:“犂,耕具也。”“犂”當是秦簡、《說文》“
”字的簡化。
甲骨文中有很多象形字,有的字人們一直在使用,如“虎”“象”、“牛”、“鹿”等,從未間斷,其替嬗演變脈絡清晰。但是有一些字則不同,如“鳳”、“豹”、“雞”等獨體象形字,到了西周以后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都是形聲字,但除了西周早期金文中齍銘文以其象形字“鳳”為形旁外都以義近的別的象形字為形旁。“犁”字由殷商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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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
這樣的獨體象形字演變到秦簡
(
),漢簡、漢碑“犂”和后來的“犁”,就是由獨體象形字演變成為由形符、聲符組合而成的形聲字,它跟“鳳”、“豹”、“雞”等字的發(fā)展演變過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我們沒有找到西周、春秋兩個時期的演變環(huán)節(jié)。這只能寄托于未來的這方面的出土發(fā)現(xiàn)來彌補這個缺憾。我們可以說,“犁”字形體有其發(fā)展演變的序列,只是這個演變序列不夠完整罷了。
由于種種原因,有一些殷商文字,不見于西周、春秋、戰(zhàn)國文字,如:“鬥”、“暈”、“斝”、“輦”、“霾 ”、“蝠”、“蟬”等字,沒有形成其演變序列,但是該字確確實實就是那個字(請參看高明先生2008年8月增訂的《古文字類編》)。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殷商文字不見于西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文字,沒有形成演變序列就懷疑它。
我們可以說,古代特別是殷商西周(也可以包括春秋)的真正的歷史文獻和文字資料已經出現(xiàn)嚴重缺失,這是不容置疑的。我們現(xiàn)在見到的殷商西周文字,都是記載特殊內容的文字。甲骨文主要記載占卜內容的,青銅器銘文主要記載祭祀、頌揚先祖、賞賜冊命、征伐紀功、訓誥、契約等內容。象《商頌》、《商書》、《周書》等類更有價值的內容當時一定記載在竹簡上的。甲骨文有“典”、“冊”二字,《尚書·周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都是最好的證明??上У氖?,由于年代過于久遠,沒能象年代比較晚的部分秦簡、楚簡、漢簡出土面世,早已腐爛,我們無法見到了。這充分說明,殷商西周或者可以說更早的真正的更有研究價值的歷史文獻和記載它們的文字資料已經出現(xiàn)嚴重缺失。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老子》甲本卷后古佚書,乙本卷前古佚書、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失傳的《孫臏兵法》、張家山漢墓出土的佚書《蓋廬》等等,如果沒有出土,它們不跟殷商西周或更早的以竹簡書寫的典籍一樣了嗎?將成為永遠解不開的迷。如果殷商時期記載特殊內容的文字不是書刻在龜甲獸骨上、玉石上,鑄在青銅器上而沒有保存下來或沒有出土的話,后人不也會懷疑殷商時期能有文字,不也會懷疑殷商時期能有這么高度的文化嗎?這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如果商周或更早的以竹簡書寫的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典籍能夠保存到現(xiàn)在,它一定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太多的我們現(xiàn)在解決不了的疑難問題包括文字,“犁”字的考釋我們也會解決得更加圓滿周到一些??梢哉f,商周或更早的以竹簡書寫的典籍不可再現(xiàn),將成為永遠的遺憾。
“犁”字在殷商甲骨刻辭中沒有見到用其本義的例子,幾乎都用作方國名和地名(在迄今為止的戰(zhàn)國、秦、漢古文字中出現(xiàn)的“犁”字,也沒有見到用“犁”字本義的例子)。大家知道,甲骨刻辭中的“雞”[13]、“豹”等字就沒有用其本義的例子,它們在卜辭中用作地名、人名,甲骨文“犁”字的用字情況與其相似。
過去,郭沫若曾釋“勿”、“物”為“犁”。他在《甲骨文字研究》中說:
今案
、
實
(犂)之初文,
耕也,此字從刀,其點乃象起土之形。其從牛作
若
者亦即
字從牛之意,字稍后起?!?A title="" href="#_edn14" name=_ednref14>[14]
在《奴隸制時代》中說:
殷人已經發(fā)明了牛耕。卜辭中有很多‘犁’字,作
或
。
即象犁頭,一些小點象犁頭啟土,轡在牛上自然就是后來的犁字。[15]
事實上郭沫若所說的甲骨文
、
、
、
都不是“犁”字,對此,裘錫圭先生已進行過澄清:
“
”是一個從“刀”的字。它所從的
,與甲骨文中常見的‘刀’字和‘刀’旁毫無區(qū)別。有些信從郭說的學者們說它象耒形或犁形,是沒有根據(jù)的。刀不是起土工具,“
”字刀刃旁的小點不可能“象起土之形”,而應該與
(分)字‘刀’形兩側的筆畫相類,是代表刀所切割的東西的。所以從字形上看,‘
’字的本義應該是分割、切斷。在古書中,從‘刀’‘勿’聲的‘刎’字正好具有這種意義?!赌印し枪ハ隆罚骸瓌e物上下……。’‘別物上下’顯然就是分別上下的意思。這個‘物’字所代表的,應該是由‘刎’孳生的一個詞(編按:這個‘物’字也可能就應該讀為‘刎’?!┕艜羞€常用‘物’字表示‘物色’的意思。”[16]
可見過去把
、
釋成“
(犂)”是不正確的。過去雖然把
、
釋成“
(犂)”是不正確的,但是,認為殷商時期已有農具犁和犁耕技術這無疑是正確的。詳?shù)谌?jié)《古農具與犁耕研究》。
二 古犁(黎)國研究
1 犁(黎)方與下犁(黎)所居地理位置及其與殷都的距離
漢代張衡《西京賦》說:“殷人屢遷,前八而后五。居相屺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A title="" href="#_edn17" name=_ednref17>[17]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說:“到盤庚時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陽),是為五遷。從此,‘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故商又可稱為殷或殷商。”[18]所以說甲骨文是盤庚遷殷以后的東西。由于這一點非常明確,因此關于犁(黎)方與下犁(黎)所居地理位置及其與殷都的距離也就好說了。
甲骨文“犁”字基本都用作專有名詞方國“犁方”、“下犁”或地名“犁”的。據(jù)《尚書》、《史記》等古文獻記載殷商時期有黎國。既然古文獻上記載殷商時期有黎國,那么甲骨文中也應有黎國。顧頡剛、顧廷龍輯《尚書文字合編》[19]與今文《尚書》、《史記》等“西伯戡黎”之“黎”或作“
”、“
”、“犁”、“耆”、“饑”、“
”等形。
卜辭中的“犁方”和“下犁”是兩個方國名,很可能是傳世文獻中的“黎”?!跋吕纾ɡ瑁闭?,可能是因為所居地理位置偏下,而稱為“下犁(黎)”。正好,殷商時期有兩個方國“黎”?!袄琛惫呕蜃鳌袄纭保ā袄纭奔础盃馈钡慕褡郑盃馈弊忠姟渡袝淖趾暇帯返?SPAN lang=EN-US>1220頁),這也跟甲骨文字形相吻合,請參看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20]第12頁(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商時期中心區(qū)域圖》也有兩個方國黎)和本文圖18。從商代地圖可以看出殷商時期犁(黎)方與下犁(黎)所居地理位置。位于殷西南者當為犁(黎)方,位于殷右側偏下即殷東南者當為下犁(黎)。下犁(黎)之名一定根據(jù)與犁(黎)方相對地理位置來命名的。島邦男說:“
地亦稱為
方。根據(jù)前章中的推測,
地位于亳南、淮陰之間?!缟鲜鐾匚挥谫衲?,與
地同一地望。卜辭中只有望乘報告下
事,可知下
靠近望乘邑地,下
與亳南的
方為同一地?!?A title="" href="#_edn21" name=_ednref21>[21]王宇信說“下危(引者按:過去把“犁”釋為“危”,下同,不再說明)在殷東南?!?A title="" href="#_edn22" name=_ednref22>[22]朱歧祥說:“由危方活動的定點,如:望乘、興方、多
、羌等,推斷其地應在殷的西南一帶?!?A title="" href="#_edn23" name=_ednref23>[23]我們認為王宇信、朱歧祥之說雖然把“犁”釋為“?!?,但是,二人所說犁(黎)方與下犁(黎)的地理位置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因此是正確的。
商代地圖顯示,犁(黎)方在殷之西南,距離殷都比較近,下犁(黎)在殷之東南,距離殷都比較遠。
2 犁(黎)方、下犁(黎)與商王朝之關系
根據(jù)以下卜辭的記載可以了解犁(黎)方、下犁(黎)與商王朝的關系。
1 乙卯卜,殻貞:王比望乘伐下
(犁),受
又。
2 乙卯卜,殻貞:王勿比望乘伐下
(犁),弗其受又。(《合集》32正)
3 癸丑卜,亙貞:王叀望乘比伐下
(犁)。(《合集》811正)
4 辛巳卜,
貞:今早(從陳劍說釋“早”)王比望乘伐下
(犁),受
又。十一月。(《合集》6413)
5 ……貞:今早王叀下
(犁)伐,受……(《合集》6427)
6 ……卜,殻貞:王比望乘伐下
(犁),受又。
7 ……貞:王勿比望乘伐下
(犁),不受又。(《合集》6498)
8 ……作比望乘伐下
(犁),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合集》6505正)
9 辛丑卜,
貞:令多
比望乘伐下
(犁),受
又。二月。(《合集》6525正)
10 丁巳卜,
貞:燎于王亥十
,卯十牛三豰,告其比望乘正下
(犁)。(《合集》6527正)
11 ……王比興方……下
(犁)……
12 貞:……比興方伐下
(犁)。(《合集》6530正)
13 ……
貞:
人伐下
(犁),受
又?!?。(《合集》10094正)
14 己未卜,亙貞:今早王作比望乘伐下
(犁),下上若,受我又。
15 貞:今早王勿作比望乘伐下
(犁),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英》587)
從以上所舉1-15(只舉具有代表性者,詳見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第1265-1266頁)這些卜辭可以了解到,卜辭中的“下犁(黎)”是商王朝征伐的對象。同時也可以了解到商王征伐下犁(黎)的時候多聯(lián)合望乘,較少聯(lián)合興方,征伐下犁(黎)成了望乘的專項任務。伐下犁(黎)之事僅見于第一期卜辭,不見于其他時期的卜辭。
“犁(黎)方”則跟“下犁(黎)”不同,他出現(xiàn)于第一期、第四期卜辭:
16 己酉卜:殻貞:
(犁)方其![]()
。
17 己酉卜:殻貞:
(犁)方亡其
。(《合集》8492,一期)
18 壬午卜貞:翼甲申![]()
(犁)……牛自
……
。(《合集》1198,一期)
19 乙酉卜,爭貞:![]()
(犁)方以牛自
。一月。(《合集》10084,一期)
20 癸未貞:甲申□
(犁)方以牛自
。(《合集》32026,四期)
21 癸亥貞:
(犁)方以牛其登于來甲申。(《合集》32896,四期)
22 丁未貞:王令卯![]()
(犁)方。(《合集》32897,四期)
23 庚辰貞:令乘望![]()
(犁)方。(《合集》32899,四期)
從16-17這兩條第一期卜辭可以了解到,商王很關心犁(黎)方的安危,所以他占卜犁(黎)方有無憂患。從18-21這些卜辭可以看到,商王經常用犁(黎)方所獻之牛來祭祀先祖。由此可見,犁(黎)方與商王朝的關系非同一般。這充分證明此時期的犁(黎)方已服屬于商王朝。
關于22-23諸條卜辭中的“![]()
(犁)方”,裘錫圭先生這樣解釋:
有些受到于省吾已放棄的讀‘途’為‘屠’的舊說影響的學者,也許會根據(jù)上引卜辭認為當時危方仍與商人為敵。其實卜辭中所見的‘途’的對象,往往是子
(參看《類纂》333頁)、子央(見《合》6051)等商王朝貴族,‘途’決不會含有屠殺、征伐一類意義。上引卜辭絲毫也不能證明危方跟商人有敵對關系。[24]
我認為裘先生所說是正確的。島邦男也說:“第一期時卜辭
方已隸屬殷,它與第一期卜辭中所征伐的![]()
非同地。![]()
、
方都以
稱,它們當是同一地域,以
(下)所稱的![]()
方相距
方甚遠。”[25]我認為他的“第一期時卜辭
方已隸屬殷,它與第一期卜辭中所征伐的![]()
非同地。以
(下)所稱的![]()
方相距
方甚遠”之說是正確的。
從甲骨刻辭看,伐下犁(黎)是第一期卜辭記載的情況,后來不見這些記載。根據(jù)這一點可以斷定下犁(黎)在這一時期已經被滅掉。在圖18商代地圖上可以看到的殷東南的黎(下犁),從圖19《中國史稿地圖集》的西周地圖上已經找不到了,已經消失了,也可以作為一個旁證。下犁(黎)在西周地圖上雖然已經消失,但是,犁(黎)方之犁(黎)或地名之犁(黎)還依然存在。這跟下犁(黎)只見于第一期卜辭,而犁(黎)方與地名犁(黎)不僅見于第一期卜辭,而且也見于第二、三、四、五期卜辭是相吻合的,由此可見,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是很符合實際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以上情況充分證明,下犁(黎)與犁(黎)方不在同一區(qū)域。犁(黎)方在殷都西南,距離殷都較近,他要想安全存在,必須跟商王朝親善。從有關甲骨刻辭可以看出,犁(黎)方在武丁時期已與商王朝親善,已服屬于商王朝。《尚書·商書·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薄犊讉鳌罚骸俺耍瑒僖??!薄俺恕睘榇~蒸部字,“勝”為書紐蒸部字,聲音極近,故可通假?!豆盼乃穆曧崱肪矶皠佟弊窒乱豆爬献印氛鞴盼摹俺恕?,引崔希裕《纂古》亦作 “乘”。楚墓竹簡“勝”字作“
”,從力乘聲,可證《孔傳》讀“乘”為“勝”,可從。西伯戡黎之黎當是犁(黎)方。這些都可以證明犁(黎)方在殷商時期確實已服屬于商王朝,并且助紂為虐(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說:“昔商紂為黎之蒐,則黎濟惡之國?!?A title="" href="#_edn26" name=_ednref26>[26],故西伯戡之。
卜辭也有以地名稱“犁”的:
24 ……其田亡災。才
(犁)。(《合集》24395,二期)
25 庚辰王卜,才
(犁)貞:今日步于
亡災。(《英》2562正,五期)
按:地名“犁(黎)”,當指犁(黎)方這個地方。第24條卜辭大意是:在犁(黎)卜問,商王將要田獵,是否無災。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說:“昔商紂為黎之蒐。”[27]從卜辭和文獻記載看,到黎地田獵,不止商紂王,紂王之前的商王也到這個地方田獵。這可證卜辭中的地名犁(黎)就是犁(黎)方這個地方。24、25兩條卜辭的“在犁(黎)”,說明不同時期里的商王都到過“犁(黎)”。商王認為在犁(黎)這個地方是安全的,所以才到這個地方,這都可以證明商王朝跟犁(黎)方的親善關系。
下犁(黎)跟犁(黎)方相比,距離殷都較遠,因此,下犁(黎)跟商王朝的關系不象犁(黎)方跟商王朝那樣親善,也就不愿服屬于商王朝。距離殷都較遠的土方、
方、盂方等方國都是這種情況。所以,武丁時期不斷聯(lián)合望乘對下犁(黎)進行攻伐,下犁(黎)抵擋不住商王與望乘連續(xù)不斷地攻伐,致使其在武丁時期被滅掉。下犁(黎)方國雖然被商王滅掉,但是,商王對下犁(黎)人不會趕盡殺絕,會對生存下來的下犁(黎)人進行處置,為其所用。
3 商王朝對服屬的犁(黎)方及下犁(黎)人的處置
有關處置“下犁人”、“犁人”的甲骨刻辭:
26 貞:今早……
下
(犁)人……乎盡伐……受
又。(《合集》7311,一期)
27 貞:
(犁)人率奠于……(《合集》7881,一期)
28 ……
(犁)白
于之及□望……(《合集》28091,三期)
29 王于
史人于
,于之及伐望,王受又又。
30
取
御事,于之及伐望,王受又又。隻用。
31
賈其呼取
御……(《合集》28089正,三期)
32 ……用
(犁)方甶于匕庚,王賓。(《合集》28092,三期)
33 其奠
(犁)方,其?!劣谔?,于之若。(《屯》3001,三期)
34
(犁)方奠于
蟺,其祝于……(《合集》27999,三期)
35 ……奠
(犁)方……(《屯》3289,三期)
36 ……小臣墻比伐,禽
(犁)
……二十人四、馘一千五百七十、訊一百、……丙、車二丙、櫓一百八十三、圅五十、矢… …又白麟于大乙、用
白印……訊于且乙、用
于且丁。(《合集》36481正,五期)
從有關甲骨刻辭中可以了解到商王朝對下犁(黎)人、犁(黎)方、犁(黎)人等服屬者的處置情況,裘錫圭先生《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對其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卜辭中的“奠”,裘先生在該文中解釋為對服屬者的處置,我認為這是非常符合實際情況的。
第26條卜辭大意是說:征集下犁(黎)人為商王作戰(zhàn),是否能夠得到神祖的保佑。裘錫圭先生說:
下危是既是商王征伐的對象,下危人為什么還能為商王作戰(zhàn)呢?從下引的賓組卜辭可以明白其原因:貞:危人率奠于……(《合集》7881)。此辭卜問是否將危人奠于某地。這里所說的危人無疑是由于戰(zhàn)敗或其他原因而服屬于商,并被遷移到商王所控制的地區(qū)定居的危方之人。(12)(引者按:即本文所列第26條卜辭)的“下危人”應該就是指這種人,為商王作戰(zhàn)當是他們的一種義務。[28]
其說極是。這里的下犁(黎)人就是被商王朝消滅的下犁(黎)方國生存下來的人,也可以說是被商王朝俘獲的下犁(黎)人,他們被商王朝所奠之后,也要為商王朝作戰(zhàn)。
犁(黎)方被奠以后也要為商王朝役使??墒窃诘谌⒌谖迤诓忿o卻出現(xiàn)了用犁方首領來祭祀先祖的情況,如第 32、36條。第36條卜辭“禽犁(黎)
”之“犁(黎)
”,即“犁(黎)伯
”。在前面“犁(黎)方、下犁(黎)與商王朝之關系”一節(jié)中我們已經講了犁(黎)方與商王朝的關系是比較親善的,那為什么在第三期卜辭用犁(黎)方甶祭祀妣庚,在紂王的時候又把
擒住,用他來祭祀祖丁呢?望乘在武丁時期一直跟著武丁征伐下犁(黎),最后把下犁(黎)平定了,可以說望乘為商王朝攻伐下犁(黎)立下汗馬功勞,在當時也算有功之臣。可是在第三期卜辭卻出現(xiàn)了商王朝對望征伐的記錄,如本文所舉的第28-30諸條,犁(黎)方的情況跟望的情況有點相同??梢哉f第三期以后的卜辭記載了廩辛、康丁以后的商王朝和周邊關系不太穩(wěn)定,出現(xiàn)對跟商王朝關系好者有時也要動武的情況。商王朝的這種做法無疑惡化了與周邊方國的關系?!妒酚洝ひ蟊炯o》所記“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可能是商王朝跟周邊方國關系惡化的必然結果。此時期犁(黎)方沒有“叛殷會周”,其主要原因是他距離商王朝太近了。迫于商王朝的淫威,他不但不能叛殷,為了安全反而他還要幫助商王朝做事,這無疑會得罪于周,所以,才有“西伯戡黎”的情況出現(xiàn)。
4 關于西周楷侯壺之楷侯是否黎侯及其用字問題的討論
北京大學博雅論壇發(fā)表了題為《山西黎城縣被證實為古黎國》的文章:
新華網太原1月27日電(記者劉云伶)經過有關專家一年多的研究論證,山西黎城塔坡古墓群出土的十余件珍貴文物日前均被鑒定為商周文物,墓地為古代黎國墓地,這也證實了黎城縣在西周時期為古黎國的說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負責人表示,黎城塔坡古墓群的發(fā)掘證實了黎城在西周時期為古黎國的說法,出土文物上的銘文對研究長治商周時期的歷史以及古黎國具有重要意義。
網友們對此展開了熱烈討論,隨后高智、張崇寧也撰寫了題為《西伯戡黎——西周黎侯銅器的出土與黎國墓地的確認》的文章,發(fā)表在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第34期。文章說:
這個墓地中有三座帶斜坡墓道的大型墓葬(只發(fā)掘了兩座),根據(jù)以往發(fā)現(xiàn)的資料推斷,這種規(guī)格的墓葬應屬于諸侯級別,那么問題就是,既然有這樣規(guī)格的墓葬,也有“
”侯銘文的出現(xiàn),那么這里屬于西周時期的哪一個諸侯國,就成為困擾大家的主要問題。根據(jù)當?shù)氐目h志,這里即為《尚書》中說的“西伯戡黎”的古黎國,當?shù)匾恍╅偫锓蜃觽円矘O力主張他們的家鄉(xiāng)就是古黎國。
陳劍先生對此也在北京大學博雅論壇上談了自己的看法:
“楷”字怎么跟“黎”通呢?李零老師的意見是,文獻里面黎國的國名經常寫作“耆”或“饑”,楚簡里也是這種寫法,“耆”或“饑”的聲音跟“楷”是很近的,寫作“黎”可能是比較晚的事情。商末的黎國已經被周人給滅了,西周時期的黎國應該是分封到黎地的宗室,跟商代的黎國不是一系。李零先生之說可從。“饑”字古書還有寫作“
”的,皆從“幾”得聲,而金文“楷”字的基本聲符和甲骨金文作多種寫法的用為“皆”之字的聲符正都是“幾”,其相通實在是再自然正常不過了。
謂“楷”讀為“黎”,從音理上是完全講得通的,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以下疑點很難講通。
(1)殷商甲骨刻辭中沒有“楷”字。如果西周金文“黎侯”之“黎”確實作“楷”,那么在甲骨刻辭中也應寫作“楷”,也應當有“楷”字,因為殷商時期有黎國,而且西周去殷商未遠。傳世文獻中的黎國之“黎”有寫作“
”、“
”、“犁”、“耆”、“饑”、“
”等形的,從來沒有寫作“楷”的。甲骨刻辭中的羌、周、鬼方等,傳世文獻也作羌、周、鬼方。如《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可證。甲骨刻辭方國犁(黎),傳世文獻也作犁(黎),這跟甲骨刻辭中的羌、周、鬼方傳世文獻也作羌、周、鬼方的用字習慣是相同的,不存在矛盾的地方。而“楷侯 ”之“楷”在甲骨刻辭、傳世文獻中就找不到強有力的證明來證明它就是“黎”。
“西伯戡黎”之記載,最早見于《尚書》。《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分?!妒酚?SPAN lang=EN-US>·儒林傳》說:“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shù)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伏生講授時使用的是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的傳本,所以叫今文《尚書》。又因為這個隸書寫定本是伏生傳授的,也稱“伏生本”。另一個傳本是《古文尚書》[29]?!稘h書·藝文志》記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装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安國獻之。”《漢書·儒林傳》記載:“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引者按:當是給《古文尚書》所作的釋文,也可以說是隸古定),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茲多于是矣?!币驗檫@部《尚書》是用先秦六國古文書寫的,所以叫做古文《尚書》,又因為這個本子是在孔子墻壁中發(fā)現(xiàn)的,所以,也叫做孔壁本,或壁中本。我認為孔安國所在年代雖然比伏生稍晚,但是他們所見到的今、古文《尚書》都是秦以前的東西,只是傳本不同,字體不同而已。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就是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黎”字就出現(xiàn)在此傳本中。所以,我們認為《古文尚書》中的“西伯戡黎”之“黎”的字形一點也不比《史記·殷本紀》中的“饑”、《尚書大傳》與《周本紀》中的“耆”、《集解》中的“
”、《宋世家》中的“
”等字形體晚。相反,用六國古文書寫的《尚書》傳本要比用隸書書寫的《尚書》傳本時代要早,字形更可靠。出土的《老子》有不同的傳本,郭店楚墓出土了戰(zhàn)國中期的竹書《老子》甲、乙、丙三種傳本,馬王堆漢墓出土了西漢初期的帛書《老子》甲、乙兩種傳本。前者是用六國古文書寫的,后者是用隸書書寫的。這些傳本按今、古文《尚書》標準來區(qū)分,郭店楚墓竹書《老子》就是古文《老子》,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就是今文《老子》。雖然它們都是《老子》,但是,傳本的年代是有早晚區(qū)別的,當然用六國古文書寫的傳本要早于用隸書書寫的傳本。這跟今、古文《尚書》的情況是完全相同的。況且《史記 ·周本紀》“敗耆國”,《正義》引鄒誕生已說“本或作‘黎’”。所以,我們認為甲骨文中的“犁”跟傳世文獻中的“黎”在字形、讀音等方面的關系最密切,最直接。而“楷 ”字讀為“黎”雖然在音理上能講得通,但顯得很迂曲,況且在甲骨刻辭等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也找不到可以證明它的有力證據(jù),其可靠性很難與“犁”字相比。
(2)楷侯銅器出土兩件,一件是楷侯簋蓋,為西周早期青銅器。一件是楷侯壺,為西周中晚期青銅器??铙w(《殷周金文集成》4139)傳出土保定,保定隸屬河北省??顗爻鐾劣谏轿魇±璩?。兩件楷侯銅器不在同一處出土,河北出土的楷侯簋蓋銘文的年代早于黎城出土的楷侯壺銘文的年代。這是不是可以說,楷侯最早在河北,黎城的楷侯是從別的地方遷封到黎城的。正如陳劍先生所引李零先生所說“商末的黎國已經被周人給滅了,西周時期的黎國應該是分封到黎地的宗室,跟商代的黎國不是一系。”此說非常有道理。若如此,楷侯還應稱楷侯,不應稱黎侯。這如同曾侯乙編鐘等器物出土于湖北隨縣,我們不能因此把曾侯說成是隨侯是同一個道理。
我認為釋甲骨文
為“犁”有以下理由:第一,字形與耕犁之形相似,殷商時期也出土了實物青銅犁。第二,正好殷商時期的方國“黎”傳世文獻也寫作“犁”。第三,殷商時期有兩個犁(黎)國(請參看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第12頁,本文后附圖18),甲骨文中正好有犁(黎)方與下犁(黎)。犁(黎)方與下犁(黎)是相對而言的,所居地理位置偏下者為下犁(黎)。第四,下犁(黎)只見于第一期卜辭,是商王武丁經常聯(lián)合望乘攻伐的對象。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期卜辭中不見了下犁(黎),可見在武丁時期已經把下犁(黎)消滅或平定。在殷商地圖中有兩個方國黎,在西周地圖中少了安陽(殷)右下側的黎(即下犁),也可以作為一個旁證??钽~器之“楷”,如果讀為“黎”就滿足不了這些條件。
三 古農具與犁耕研究
徐中舒先生《先秦史十講》說“牛耕開始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是緊接著鐵器興起之后的?!?A title="" href="#_edn30" name=_ednref30>[30]這是過去比較普遍的說法,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說法。其實殷商時代已有金屬鐵的發(fā)現(xiàn)和使用,1931年在河南??h辛村出土的一件鐵刃青銅鉞(圖24)和一件鐵援青銅戈(圖25),1972年在河北藳城臺西商代遺址中出土的鐵刃青銅鉞(圖23)就是最好的證明,[31]只是這種金屬在當時沒有被廣泛使用罷了。撇開較早的石器、銅器的使用不管,以春秋、戰(zhàn)國時期鐵器的使用來討論牛耕的起源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隨著地下實物的不斷出土和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研究歷史、考古、農業(yè)等方面的學者認為殷商時期已有犁耕技術,這是目前學術界的主流看法:
余扶危、葉萬松《試論我國犁耕農業(yè)的起源》說:
在當今史學、考古學界,一些同志就犁耕農業(yè)的起源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認為在龍山文化時期就已處于犁耕農業(yè)階段。我們認為這個觀點應該引起同志們的注意。我們也翻閱了部分考古資料,認為我國的犁耕農業(yè)應起源于我國中原的龍山文化早期以及與此相當?shù)哪戏今R家浜文化崧澤期。[32]
《文物》1991年第10期發(fā)表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縣博物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發(fā)覺報告》公布了在商墓出土的青銅犁。
李學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問題》說:
青銅農具的發(fā)現(xiàn),對我國科技史的影響是很大的。今天對于古代(至少是南方)曾較多地使用青銅農具,不應再有懷疑。1973年,從山東濟南東郊來的物品中曾揀選出一件銅犁鏵、兩件商代銅戈及錛、削等器。這件犁鏵肩寬14.5厘米,我仔細觀察過,并與于中航同志等討論,對其年代疑未敢定。現(xiàn)在與大洋洲的犁鏵比較,它很可能也屬于商代。這樣當時北方也應該有使用銅鏵的犁耕了。[33]
丁品等《發(fā)現(xiàn)良渚文化時期水稻田遺址,與布局和結構清晰完整的良渚文化聚落緊密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說:
居住區(qū)地層中出土不少石犁的殘件,其中一件3件套組合大石犁比較完整,器形少見?!趯儆趶V富林文化時期的稻田區(qū)農耕第I層發(fā)現(xiàn)有溝等遺跡,并在此層上發(fā)現(xiàn)了一組 30個清晰的大型偶蹄類動物(牛)腳印和零散的人腳印,這是國內首次在新石器時代農耕層上發(fā)現(xiàn)牛腳印。[34]
前人多從出土實物來論證殷商時代的犁耕問題,較少從文字資料來論證此問題,而且把
、
釋成“
(犂)”也不正確。我們在此既要利用出土實物,又要利用甲骨刻辭資料和傳世文獻資料來論證殷商時代的犁耕問題。
上文根據(jù)出土實物和漢代畫象石、古畫犁耕圖中的古耕犁的形制,認為甲骨文![]()
、金文![]()
應是“犁”的象形字。因此,認為甲骨文中的“犁”字和出土的青銅犁頭以及傳世文獻記載都可以證明殷商時期已經有了犁耕技術。
殷商時期,青銅禮器、樂器和交通工具車等這些工藝比較復雜的東西都能制造出來,如司母戊大方鼎、大禾方鼎、商代早期獸面紋鬲、婦好墓出土的三聯(lián)甗、商代晚期立鹿耳獸面紋甗、三羊尊、四羊方尊、商晚期象尊、商代晚期牛觥等在形制、結構、形式美學與裝飾、材料與工藝制作標準等等方面都是很有講究的,要求是很高的,制作起來也是非常繁難的,相對而言犁的形制、結構與制作太簡單了。還有商代的甲骨文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這么艱深復雜的東西都有,象犁這種簡單的農具就更不在話下了。
或懷疑殷商時期沒有使用牛拉犁。甲骨文“為”字作
形,從又從象,是會意字;“獸”字作
、
等形,從犬從單或從干,也是會意字。證明了殷商時期已經役象助勞,[35]役犬助獵。殷商時期能制造比較復雜的交通工具車,也同樣能制造比較簡單的耕田用的犁。當時能役象助勞,役馬拉車,役犬助獵,也同樣能役牛助耕。甲骨文“牢”作
、
、
等形(姚孝遂先生說:“‘牢’為專門圈養(yǎng)以供祭祀之牛?!?A title="" href="#_edn36" name=_ednref36>[36]此說可從),“王畜馬才(在)
(茲)
”(《合集》29415)之“
”作
形,“家”字作
形,證明殷商時期已經用圈飼養(yǎng)牲畜,出土實物也可以證明。[37]出土資料已經證明,早在母系氏族社會就已經用圈來飼養(yǎng)家畜了。[38]飼養(yǎng)出來的牛既然能夠供祭祀用,也能夠用它來拉犁耕田。更何況《世本》有“胲作服?!保?A title="" href="#_edn39" name=_ednref39>[39]《山海經·海內經》有“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40]的記載。在新石器時代農耕層上發(fā)現(xiàn)的牛蹄印,可以證明這個記載也是可信的。牛比大象、烈馬容易駕馭得多。我是農民,我敢扶牛犁耕田,我不敢駕馭步伐比較快的馬車載物,就是最好的證明。
交通工具車的實物在殷墟出土,甲骨文中也有車的象形字。犁也在商墓出土,同理,在甲骨文中有犁的象形字出現(xiàn),也是理所當然的。制造車的材料除了金屬其余都是木質的,犁也是如此。殷墟出土的車,除了金屬,其余的木質部分全部腐爛。殷墟出土的犁的情況與之相同。所以,目前我們看到的殷墟出土的實物只有青銅犁頭即鏵,卻無法看到木質的犁身。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古人是很聰明的,古人有很多出乎我們想象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譬如大家熟知的文字、歷法、八卦、周易等,我們不能低估古人的智慧。過去,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響,很多疑古派都喜歡把傳世的古代文獻說成是后人托古偽造的,后來出土文獻的不斷發(fā)現(xiàn),證明了疑古派的錯誤。疑古派所犯的錯誤,是他們不相信古人聰明,過低估計古人智慧的結果。
古人能創(chuàng)造文字、創(chuàng)造交通工具車、青銅禮器、樂器、武器[41]等,這些大家都不懷疑,為什么就不相信古人能制造工藝比較簡單的耕犁呢?復雜的東西能夠制造出來,非常簡單的東西反倒制造不出來,這不符合常理。美國農業(yè)史學家戈登W·休斯指出:“紀元前三千年前,伊拉克和埃及已使用牛拉的犁。用牛耕田?!?A title="" href="#_edn42" name=_ednref42>[42]我國是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國家(大家習慣說的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應該是一個保守的說法),在農業(yè)技術方面不會比伊拉克、埃及落后吧。
可以說古人還有一些發(fā)明創(chuàng)造,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無法知道,永遠被歷史淹沒。古代會有很多的生活、生産用具的,這些用具都會各有其象形字,由于社會不斷發(fā)展進步,使得有些生活、生産用具被改進或被淘汰。被改進的生活、生産用具有的可能與原先的相比已變得面目全非,這會使較早為原先實物所造的象形字成為后人無法辨認的文字了。那些為后來被淘汰的生活、生産用具而造的象形字就更成為后人永遠不能辨識的死字了,甲骨文中一些我們無法辨認的象形字應該屬于這類字。鬶,古代一種有足、柄、嘴的陶器,如圖20-22,是我國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代表器形之一。而新石器時代的陶器鼎、甗、鬲、豆、盉、壺、爵、斝等器物都被商周陶器、青銅器所繼承,而鬶這種器物在商周以后不見了,被淘汰了,這是典型的一例。其他沒有保存下來的東西一定還有。
耕犁的形制也會隨著歷史的發(fā)展進步而不斷變化改進,但是,從出土的實物犁鏵形態(tài)看,現(xiàn)代的犁鏵與古代相比并無太大變化,基本是有銎的三角形。從甲骨文“犁”字跟漢代畫象石的耕犁相比,可以看出漢代的耕犁跟殷商時期的耕犁也沒有太大的變化,始終保持古耕犁的形制。現(xiàn)代耕犁除了犁鏵以外已經出現(xiàn)了較大的變化,如果沒有漢代畫象石和古畫,我們很難知道古代耕犁的形制(曲木為犁身),及其跟現(xiàn)代耕犁的差異(主要是犁身即木質的部分)。甲骨文和漢代畫象石、古畫為我們了解古代耕犁的形制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資料??梢娪幸恍h代畫象石及古畫不僅具有藝術價值,而且具有史料價值。
根據(jù)以上論證,我們應該說殷商時期已經有了犁耕技術。我們還可以說,這種犁耕技術并非殷商時期發(fā)明的,而是殷商時期的人繼承了前人的犁耕技術,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石犁就是最好的證明。這跟殷商時期已經使用非常成熟的文字,但這成熟的文字并不是殷商時期才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殷商繼承了前人的文字是同一情況。
四 對“于
日迺
兄辛歲”之
與
的解釋
陳劍先生信說:
《合集》27627(無名類)“于
日迺
兄辛歲”,“
”無疑也應該是所謂“下黎”之“黎”字(《類纂》第259頁誤收入“
、
”字下),這大概是所謂“黎”字在卜辭中唯一的非作專名而有實在意義之用例。
我當時是這樣解釋的:如果此字是“犁”字的話,根據(jù)它所處的語法地位來看,它確實不是方國名、地名?!袄缛铡保赡苁恰坝美缰铡被颉袄缣镏铡?。這條卜辭大意是說:在用耕犁之日,對兄辛施以歲祭,以求豐收之年。《大戴禮記·夏小正》:“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弊C明古代有為求豐收之年在使用農具之先舉行祭祀儀式的習俗?,F(xiàn)在看來,我解釋得肯定不正確。
不久陳先生又發(fā)來信件說:
前所說《合集》27627“于
日乃
兄辛歲”,我的感覺是,“日”當指卜辭常見的“日祭”,全辭的焦點在于為“
兄辛歲”這一祭祀選擇舉行的時間,即其是否在“
日”之后。由此考慮,“
”應該是“臨近”、“到、至”或“終卒、完了”、“盡”這一類范疇的意思。相類的可以對比體會的卜辭,您可以翻閱裘先生講卜辭的“必(比)”(《古文字論集》27~29頁)和“卒”的兩篇文章,并參考其有關分析。
我認為陳先生的意見是極正確的。裘先生《釋
》說:“第3、4期卜辭里‘
’字常見,好像都是用作表示時間關系的介詞的。‘必’‘比’古音極近,‘
’似應讀為‘比’?!取际桥R到、臨近的意思?!?A title="" href="#_edn43" name=_ednref43>[43] “犂”有“比及”之義,如《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索隱》:“犂猶比也?!薄妒酚洝x世家》:“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薄端麟[》:“犂猶比也?!薄妒酚洝つ显搅袀鳌罚骸盃赖?。”《索隱》:“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即比義?!薄吨直媛浴罚骸盃?,比及之辭也。”“犂”、“黎”音同義通,不舉例。甲骨卜辭此“犁”字是修飾限制祭名“日”的,其用法跟所舉傳世文獻“犁”、“黎” 和卜辭“
(必)日”的“必”相同,也是表示臨到、臨近的意思。這段卜辭大意是說:在臨近日祭的時候對兄辛施以歲祭好不好。卜辭的 “惠比……”與“于犁……”結構相同。陳劍先生函告:“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第227頁說:‘卜辭近稱的紀時之前加虛字“叀”,遠稱者加虛字“于”?!惫省坝诶纭币部芍v通?!坝?/SPAN>
日乃
兄辛歲”乃屬孤辭,正如陳先生所言,不確定因素尚有許多,實難論定,然又不能置而不論,只能權作此解。
字見于《合集》8501反、《屯》264。此字當分析為從
犁聲,為形聲字。此字處于殘辭之中,其義難以臆測。
此字形體跟古代耕犁相似,故認為此字為“犁”的象形字的可能性比較大而草成此文,這只是談談個人的看法,是在同大家探討,不敢肯定是最終結論。在撰寫本文之初,曾草就了一個簡單的綱要式的東西,通過郵件先后請教了徐在國、劉釗、董珊、陳劍、沈培等先生。這主要是讓各位先生提一些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更重要的是讓各位先生看看此文有沒有繼續(xù)完成的必要,以免白白浪費時間。郵件發(fā)出后,很快收到各位先生的熱情回應。
各位先生給予我極大支持,并提出一些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使我受到巨大鼓舞和啟發(fā)。我根據(jù)大家的意見和建議完成了這篇小文。在寫作過程中李家浩先生告知《中國文物報》2010年3月12日第4版公布了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石犁,劉釗先生在百忙中將此資料掃描寄來。郭永秉先生也非常熱情地提供重要金文資料。本文在關鍵地方參考引用了裘錫圭先生《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及《釋
》兩篇重要文章,使我解決了一些自己難以解決的問題。裘先生在百忙中為我認真地審閱了全稿,提出很多寶貴意見和建議。各位先生熱情坦誠無私的幫助,著實讓我感動不已。在此,我向各位先生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附圖:

圖1 良渚文化組合石犁

圖2 良渚文化遺址牛腳?。▓D1、圖2取自《中國文物報》2010年3月12日第4版)

圖3 良渚文化石犁(取自《考古中國》)

圖4 新石器時代石犁,紹興義峰出土

圖5 商代,上海馬橋出土

圖6 商代銅犁鏵,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

圖7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銅犁拓片(圖4-6來自羅西章《古文物稱謂圖典》第251頁,圖7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第489頁)

圖8 西周銅犁正面拓本

圖9 西周銅犁反面拓本(圖8-9來自陸懋德《中國發(fā)現(xiàn)之上古銅犁考》,《燕京學報》1949年12月,第37期,第25-26頁)

圖10 西漢鐵犁鏵,《滿城漢墓發(fā)掘報告》圖版196

圖11 漢代鐵犁鏵,《山東文物選集》(圖5、6來自徐文生《中國古代生產工具圖集·秦漢時代》第23—24頁)

圖12 犁耕圖(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壁畫墓壁畫《文物》1977年第8期57頁圖二)

圖13 漢代犁耕圖(漢代畫象石,江蘇徐州出土,《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0期第77頁上圖)
以上是漢代畫象石(吳山《中國歷代裝飾紋樣2》第216頁,《中國古代生產工具圖集》第3冊第10-12頁)

圖14 此資料來自《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圖版2

圖15 此圖片來自網上《國畫精髓》,這是一幅很有史料價值的古畫,其價值在于把當時耕犁的形制保存了下來。

圖16 魏晉畫磚犁耕圖(嘉峪關,《文物》1977年第8期第59頁)

圖17 現(xiàn)代的犁(引自《漢語大字典》8卷本第1813頁,東北就使用這樣的犁,這是側面形,顯現(xiàn)不出犁鏵的三角形)

圖18 商代地圖(《中國史稿地圖集》第12頁)

圖19 西周地圖(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第14頁),西周時期下犁從地圖消失

圖20 大汶口文化白陶鬶(山東臨沂出土)

圖21 大汶口文化白陶鬶(山東寧陽出土)

圖22 龍山文化陶鬶(山東濰坊姚官莊出土)

圖23 1972年河北藳城臺西商代遺址出土的鐵刃青銅鉞

圖24 1931年河南??h辛村出土的鐵刃青銅鉞

圖25 1931年河南??h辛村出土的鐵援青銅戈(圖30-圖32引自《藁城臺西商代遺址》第33、56頁)
[1]孫詒讓:《契文舉例》,上海蟫隱盧石印本,1927年。上第34頁。
[2]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卷,第240頁。
[3]林義光:《國學叢編》,第1期第2冊,北平中國大學,1931年。王襄:《王襄著作選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總第222頁。
[4]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大東書局石印本,1934年10月,4·11。
[5]丁山:《商周史料考證》,中華書局,1988年3月,第92-93頁。
[6]于省吾:《雙劍誃殷契駢枝、雙劍誃殷契駢枝續(xù)編、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中華書局,2009年4月,第53頁。
[7]平心:《甲骨文金石文雜記》,《華東師大學報》(人文科學)1958年第1期第10頁。
[8]趙平安:《釋甲骨文中的“
”和“
”》,《文物》2000年第8期。
[9]李圃:《甲骨文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67頁。
[10]鄭杰祥:《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第215頁。
[11]王靜如:《論中國古代耕犁和田畝的發(fā)展》(續(xù)完),《農業(yè)考古》1984年第2期。
[12]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第90頁。
[13] 《合集》17366反“……之夕![]()
(鳴)
?!毙熘惺妫骸都坠俏淖值洹返?SPAN lang=EN-US>395頁將“鳴”后之
,不但摹錯,還誤釋為“雞”。說:“疑用其本義?!笔庹`。甲骨文中無用“雞”本義之例。
[14]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第85頁。
[15]郭沫若:《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第21頁。
[16]裘錫圭:《釋“勿”“發(fā)”》,《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8月,第72-73頁。
[17]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421頁。
[18]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35頁。
[19]顧頡剛、顧廷龍:《尚書文字合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
[20]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5年1月,第12頁。
[21]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第748-749頁。
[22]王宇信:《甲骨學一百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9月,第499頁。
[23]朱歧祥《甲骨文研究——中國古文字與文化論稿》,里仁書局,2000年11月, 第429頁。
[24]裘錫圭:《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3分。(1993年)
[25]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749頁。
[26]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北岳文藝出版社,1991年1月,第3卷第31頁。
[27]同注26。
[28]裘錫圭:《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3分。(1993年)
[29]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認為《古文尚書》是漢代劉歆偽造的。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認為漢時孔安國的《古文尚書》是存在的,可信的。而東晉梅賾所上的《古文尚書》是偽書。崔述《古文尚書辨?zhèn)巍?、崔邁《讀〈偽古文尚書〉黏簽標記》認為現(xiàn)存《古文尚書》是晉、宋間宗王肅者偽造。今人劉建國《先秦偽書辨正》對其進行認真考證,舉出先秦、西漢古籍援引《古文尚書》外證137條和內證多條,證明《古文尚書》不是偽書。李學勤說清華簡“還有一些,過去知道是《古文尚書》中的篇目,古代典籍也引過其中幾句話,這次發(fā)現(xiàn)了全文。”更可證《古文尚書》不是偽書。
[30]徐中舒:《先秦史十講》,中華書局,2009年7月,第164頁。
[31]河北省博物館、文管處臺西考古隊、河北省藁城縣臺西大隊理論小組:《藳城臺西商代遺址》,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第32-33頁、53-55頁。郭沫若:《中國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196-197頁。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67頁。
[32]余扶危、葉萬松:《試論我國犁耕農業(yè)的起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
[33]李學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問題》,《文物》1991年第10期。
[34]丁品等《發(fā)現(xiàn)良渚文化時期水稻田遺址,與布局和結構清晰完整的良渚文化聚落緊密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中國文物報》2010年3月12日第4版。
[35] 《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奔坠俏淖仲Y料與傳世文獻資料是一致的,可以證明商人役象之事實。
[36]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5月,第1517頁。
[3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說:“在商代,畜牧業(yè)較發(fā)達。在早商的遺址中,有很多牛、豬、狗和羊的骨頭。最近,在殷墟洹北花園莊中商時期的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一批動物骨骼。其中屬家畜的動物有黃牛、水牛、綿羊、豬、犬和雞等?!币笊虝r期已經飼養(yǎng)各種家畜,這已得到出土實物和甲骨文資料的證實?!吨袊脊艑W》,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72頁。
[38]白壽彝在《中國通史綱要·仰韶文化所見母系氏族社會》中說:“家畜飼養(yǎng)也作為副業(yè)而產生了。從陜西省西安市半坡村遺址發(fā)現(xiàn)的圈欄和動物骨骼看來,當時飼養(yǎng)的主要家畜是豬和狗。牛、羊、馬、雞也可能處在馴養(yǎng)階段?!薄吨袊ㄊ肪V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5-36頁。
[39]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中華書局,2008年8月,孫馮翼輯本第7頁,陳其榮增訂本第4頁,張澍稡集補注本第19頁。
[40] 《山海經》所記載的東西是有根據(jù)的。如虹,《海外東經》記載:“虹虹在其北,各有兩首?!薄都坠俏暮霞返?SPAN lang=EN-US>10406片:“昃,亦有出虹自北飲于河?!薄昂纭弊肿?SPAN lang=EN-US>
,寫作兩首形。王亥,《大荒東經》記載:“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薄巴鹾ァ保坠遣忿o稱“高祖王亥” ,“亥”甲骨文作
、
、
、
等形,從隹或從鳥形字。又如甲骨文四方及四方風名(如《合集》14294、14295),也見于《山海經》??梢姟渡胶=洝返挠涊d跟甲骨卜辭的記載和字形是一致的,證明《山海經》中即使是怪誕的記載,也是記載前人流傳下來的東西,不能說成是后人或該書作者的杜撰,更何況“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這樣的記載也不怪誕,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石犁與牛蹄印可以證明。
[41]特別是弓箭,在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已有打制石鏃和磨制骨鏃、石鏃出土,證明殷商時期使用的弓箭是從前人繼承下來的。出土的沒有一件是完整的矢,都是鏃,是因為矢桿部分是竹的,容易腐爛,所以,后人只能見到不容易腐爛的鏃,卻見不到完整的矢。這跟后人只能見到出土的犁鏵,卻見不到完整的犁是相同的原因。完整的矢、犁見不到出土的實物,但它們完整的形象卻見于殷商古文字的象形字。我們可以把這類象形字看作古人留在龜甲獸骨等載體上的活化石,以其研究古代的歷史文化,它們確實具有文字生物學的價值。
[42]王星光:《中國傳統(tǒng)耕犁的發(fā)生、發(fā)展及演變》,《農業(yè)考古》1989年第1期,第219-220頁。
[43]裘錫圭《釋
》,《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8月,第27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0年4月1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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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7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開頭所引該字諸釋中,缺了最常見的釋「?!挂约敖鼇硇箩尅肛础?,供您參考。
注腳1-10不見了。又徐先生文中已提到有釋危的說法【注6】,垂天之雲(yún)兄可否說說新釋「卮」的出處。
多謝提醒!
已經更正。
在犁的發(fā)明初期,是以人拉犁,而不是以牛拉犁,以牛拉犁是較晚的事。
愚以為徐先生此釋最大的問題是卜辭尚無犁之本義用例來證實。另,陳劍先生所說《合集》27627之字與所釋之字不類,可能是“止”的空廓字,此字又見于《合集》19812,凡二見。
文中說“楷侯銅器出土兩件,一件是楷侯簋蓋,為西周早期青銅器。一件是楷侯壺,為西周中晚期青銅器??铙w(《殷周金文集成》4139)傳出土保定,保定隸屬河北省??顗爻鐾劣谏轿魇±璩?。兩件楷侯銅器不在同一處出土,河北出土的楷侯簋蓋銘文的年代早于黎城出土的楷侯壺銘文的年代。這是不是可以說,楷侯最早在河北,黎城的楷侯是從別的地方遷封到黎城的?!?/FONT>
之前李先生曾經根據(jù)傳出保安將楷國定在延安一代。
據(jù)傳出的地點來論證,可能并不可靠。延安一代很少見有西周時期的遺存,李先生定在這里大概是認為戎狄是在北方。
從周王朝的在太行山兩麓的分封的情勢來看,西周早期的楷國在晉東南是十分合適的。
(《殷周金文集成》4139)是書道博物院藏簋,其傳出地點是保安。
獻簋《集成》4205的傳出地點才是保定。
很想知道郭沫若、譚其驤確定商代的兩個黎國的依據(jù)是什么。
| ee 在 2010-4-9 7:47:54 評價道: 在犁的發(fā)明初期,是以人拉犁,而不是以牛拉犁,以牛拉犁是較晚的事。 |
相土乘馬,王亥服牛,且商周皆有馬車出土,為什么犁耕要用人呢,請教一下???呵呵
最初用梨,的確是人
訓牛來耕地,是需要經驗和時間的。
但在商朝的時候,是否已經用牛梨地,這個就不知道了。
但是考慮到甲骨文中已經有“沈牛”一詞 ,被釋為水牛的古稱 ,若能馴化水牛,貌似黃牛耕地亦可
考古人
(《殷周金文集成》4139)是書道博物院藏簋,其傳出地點是保安。
獻簋《集成》4205的傳出地點才是保定。
“保安”、“保定”的位置正好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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